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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征战役的胜利推动了中国历史向着有利于中华民族、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方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西征打破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从西征开始至1936年10月，红军先后开辟的新苏区和恢复的老苏区有曲子县、环县、华池县、赤安县、赤庆县、固北县、豫旺县、豫海县、定安县、安边县、盐池县共11个县，人口10余万，打破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包围和进攻，而且开辟了东西长达1200余里、南北宽达800余里的新根据地，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到西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西征战役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征战役开始时，在陕甘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中，只有东北军和第17 路军与共产党秘密建立了初步的统战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西征开始后，西方野战军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各作战部队做到“使每个指战员深刻的认识，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曲子战斗中，通过对负隅顽抗的残敌喊话，晓以民族大义，使其终于全部放下武器。对敌第105旅旅长冶成章等被俘官兵，都经过抗日统一战线教育，除自愿参加红军的以外，其余发给路费，让其回家，并托他们带信给马鸿宾及其下属，进行了争取。对驻榆中、定西、静宁、靖远一带的邓宝珊新一旅也通过带信方式或派人接洽，做了大量工作。红军把东北军、西北军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特别是对东北军以政治争取为主，由最初的战场喊话发展到战场联欢，并与他们签订了停战协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张学良之间的统战关系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张、杨二位将军接受了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并积极推动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到1936年9月，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基本上实现了停战。所有这些，分化和瓦解了敌人营垒，争取和团结了东北军、西北军等广大官兵，使红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最顽固的敌人，对于后来西安事变的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毛泽东在作结论时指出：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

    第三，西征战役的胜利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一）西征战役中开辟的新区，缩短了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第二、第四方面军之间的距离，并提供了可靠的后方依托，使红一方面军在迎接二、四方面军时免除了后顾之忧，迅速西出南进，占领将台堡、打拉池等战略要地，与到达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到达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的红二方面军形成夹击西（安）兰（州）大道、南北呼应之势，顺利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二）西征战役中，西方野战军兵员增加，实力增强，战斗力提高。按照中央军委关于“要利用一切机会扩大红军”的要求，各部队普遍把扩大红军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使兵力从西征战役前的1.7万余人，增加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的3万余人。红军第1 师第3团至9月下旬，在4个月时间内扩红256人，还从俘虏兵中补人128人，共增员384人，占到全团875人的43.9％。陕甘宁省委也积极配合扩红工作，半月内动员700名贫苦农民青年参加红军，并组建起陕甘宁省独立师，辖4个团，有兵员1300多人，成为清剿土匪、保卫苏区安全的中坚力量，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精力与国民党主力部队作战。（三）征集了大量资财，保障了红军后勤供给。陕甘宁省委、省政府及各县委、县政府成立后，始终把筹集军粮、物资作为工作的重点。9月初，红一方面军向二、四方面军靠近时，省委向各县下达筹集军粮3.3万石的任务，要求一月内完成，以保证红军给养。经过军地共同努力，基本完成了任务。三军会师后，红一方面军为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每人操办了一件棉衣，并送去毛衣、毛袜、手套等大批慰问品；送给红二方面军大洋5万块，牛羊2000多头（只），粮食数万斤，棉衣1000套，羊皮数百张，羊毛2万斤，缝纫机3 台。如此丰盛的后勤补给，均取之于新苏区，供应之充足，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