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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现在自己“声讨”大会上亮了相，跟着喊了口号，主席却又加个“同志”！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无疑救了陈再道一命！

           陈再道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何立波、叶小青，原题：陈再道“文革”被落井下石：追随张国焘后又成邓小平黑干将，节选

    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陈再道受到了非人的待遇。

    （1967年）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林彪、江青等人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英雄”。当天晚上，由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了谢富治汇报。根据谢富治的汇报，林彪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即“揪军内一小撮”。所谓“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揪出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看来，百万雄师”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那是因为“百万雄师”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即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支持。

    7月23日凌晨3点，中央发电通知陈、钟等人到北京去“开会”。去“开会”的人员共15人，除了陈、钟以外，还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独立师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24日凌晨，陈再道等人抵京，被安排在京西宾馆。当天上午，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北京文艺界的“造反派”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几百人冲进了京西宾馆。奉周恩来之命保护陈再道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一见情况紧急，立即派人把陈再道他们藏进了电梯，而后把电梯开到两层之间停了下来。后来，有人问陈再道：电梯内滋味如何？”陈再道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像战争年代打地道战。”

    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的百万人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开会前2小时，原本不拟出席大会的林彪突然电话通知中央文革决定参加。大会所喊口号，重复最多、语气最激烈的有两句：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委一小撮走资派！”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向北京造反派头目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交了底，要他们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

    大会刚结束，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他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了“同志”两字。

    林彪也接到毛泽东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通知”上的批示，全文五条，其中第二条提到陈再道。看到毛泽东在陈再道名字后面加的“同志”二字，林彪一怔，他原以为陈再道必倒无疑，顺陈再道这条线，就可以解决原四方面军的“问题”。现在自己“声讨”大会上亮了相，跟着喊了口号，主席却又加个“同志”！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无疑救了陈再道一命！林彪脸色苍白，有一种不祥之感。“你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目的还没达到。”林彪一晚上只讲了这么一句“著名”的话。

    这次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召开。陈再道一走进这个会议室，就感到会场气氛紧张，出席者表情严肃，似乎正酝酿着一场风暴。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坐。所谓的“就坐”，却是不准坐下，只准站着，如同等待接受审判一样。陈再道首先听到一声厉喝：你们站着听！”谢富治开头炮定调：“‘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吴法宪大骂：“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他接着直取主帅：徐向前，早在2月你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徐向前气得两手发抖，写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愤然离开了会场。吴法宪一腔火气无处发泄，猛冲过去左右开弓掴了陈再道两个耳光。顿时会场哗然，陈毅和谭震林一声不响起身就走。周恩来立即呵斥吴法宪，江青却轻描淡写打圆场：“这个吴法宪就是造反派脾气。”斗争会开了7个小时，陈再道弯腰7小时。他见康生始终神情冷淡，以为是不满这种搞法，便大声向康生呼救。不料康生阴沉沉地说道：人可以变！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在这次会议上，陈再道据理进行了申辩。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不让陈再道喘口气。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由于受到了他们的煽动、驱使，也向陈再道冲了过来，继续对他进行拳打脚踢，场面十分混乱。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这在党的历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的。

    蒙冤6年的时间内，陈再道既有痛心之处，但也感到了人间的温暖。

    自1967年7月26日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被批斗后，陈再道便步入了一段极度艰难的时期。“三军造反派”在京西宾馆对陈再道展开了武斗，拳打脚踢，勒令他交代搞“兵变”的计划，交出“黑后台”。批斗会接二连三，成了家常便饭。

    毛泽东在上海呆了近两个月后，于9月23日上午回到北京。29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900多名成员。毛泽东朝台下张望，大声问道：陈再道来了吗？”陈再道满怀惊喜，高举右臂，我是陈再道，我来了！”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曾经打过陈再道两个耳光的吴法宪，望着面无表情的林彪，沮丧地垂下了头。

    不久，林彪、江青等人为把陈再道等彻底“批倒批臭”，又想出了新点子，将陈再道和钟汉华拉到三总部、空军、海军大院，去接受群众的批斗和“示众”。有一次，陈再道在一个军种大院挨批斗，有一个曾经与陈再道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冲着他大声呵斥起来，说早在红军时期，就发现陈再道是修正主义，追随张国焘、徐向前，以后又是邓小平的黑干将。陈再道的心像刀割一样疼痛。若是年轻人胡说几句，自己是可以谅解的，但这样的老同志也跟着落井下石，确实让人痛心疾首。

    当陈再道在北京遭受揪斗的时候，他的夫人张双群在武汉也被同时揪了出来，成了他在武汉的“替罪人”。五个子女受到了株连，和母亲一道被逐出军区大院。到了1969年10月，陈再道因林彪擅自发布的“一号命令”，被逐出北京，先来到福州军区，尔后到江西省高安县部队农场“劳动改造”。

    陈再道在高安县部队农场化名陈新，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重新操起了镰刀、锄头。大多数干部战士都很关心他的生活，处处照顾他。江西夏天酷热，连队的司务长就帮他到老乡家里买来竹床。这张竹床伴随陈再道在农场度过了两个夏季。后来陈再道到了福州和北京工作后，一直将它带在身边作为纪念。冬天，战士们给他端来暖烘烘的火盆，外出采购的同志经常帮他捎来水果、蔬菜及肉、蛋。陈再道与战士们接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干部战士和他保持书信联系达20多年之久，直到1993年将军去世为止。这让陈再道深切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复出后，陈再道先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和铁道兵司令员，兢兢业业地工作。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中国政局从此有了转机。1972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此后不长时间内，有175位将军相继得到平反。

    一天，周恩来找来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指示解决陈再道和钟汉华的问题。到此时为止，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陈再道与钟汉华，已蒙冤6年之久。

    陈再道被“解放”后，武汉军区司令员已另有其人，再回去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主，不太好办。最后田维新经请示周恩来，只好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安排他在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

    陈再道重新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同志们纷纷祝贺，但又都为他被降职使用而表示遗憾。陈再道自己心里很清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别说让自己当副司令员，就是真的让自己去农场拔草也愿去。

    1974年3月，陈再道到中央党校第3期学习班上海组参加学习。上海组的许多成员，是张春桥、王洪文等准备在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塞进中央机关工作的。为了提高这些人的“路线斗争觉悟”，他们把陈再道当“活靶子”和“反面教员”。但陈再道正气凛然，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多次面对面斗争。他有理有节，对方无计可施就到江青那里告状。江青便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斥责陈再道“翘尾巴”，但陈再道一如既往，毫不畏惧。学习班结束时，学员合影，有人在前排给陈再道摆了张椅子。陈再道却坚决不坐。他语意双关地说：我怎么能和他们坐到一块儿呢！”

    1975年8月，陈再道调任中央军委顾问。退居二线以后，陈再道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为加速我军全面建设，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1976年，周思来、朱德、毛泽东等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逝世，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陈再道旗帜鲜明地拥护党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采取的断然措施。同时他积极呼吁让邓小平重新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1977年2月，他给中央写报告，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尊重民意，尽快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9月，陈再道重返第一线，担任铁道兵司令员。1978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再道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82年，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铁道兵将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在铁道兵的兵改工大会上，陈再道一字一顿地说：“铁道兵撤销了，我们的队伍还在，我们的事业还在！铁道兵的历史功绩，永垂史册！铁道兵的创业精神，永放光芒！”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陈再道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5月，他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再道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比较有个性的一位，他晚年喜欢散步，常独自至阜成门立交桥下，遛马路，逛商店，观街景，有时挤进人堆里看别人下棋，为一子之得失，与素不相识者争得面红耳赤。某日，陈再道回乡，参加纪念黄麻起义大会。秘书为他准备了发言稿，他照稿读着读着，突然说：“我回家了，还念稿子干啥？”于是把稿子放到一边，想啥说啥，自由发挥。下面掌声不绝。1987年，陈再道来到湖南桑植考察。他虽已78岁高龄，仍不顾同志们的劝阻，踩着泥泞的山路，冒雨看望贫困山村的农户。当他看见一些农户家无存粮，屋漏衣破的情景时，动情地说：“老区人民还这么苦，我们有责任啊！”

    1988年7月，陈再道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4月6日，陈再道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人民网作者：何立波 叶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