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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会审公廨审案情状。

1926年初夏，民国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因北方顺直水灾，赴上海募捐。但未曾想，寓沪期间，他被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警探强行带走，这就是民国震惊一时的前总理被拘传案。而会审公廨及其相关制度——这一近代中国非驴非马的司法怪象，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

会审公廨是清末列强瓜分中国、肆意践踏中国司法主权的产物，也是继领事裁判权之后，近代中国司法不完整、甚至耻辱的另一个象征。1868年，上海道与英美领事签订《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会审公廨自此出现。“会审”，顾名思义，是共同审理或者混合审理，即由上海道和外国领事双方委派相关人员，组成法庭，共同审理公共租界内以华人为被告(即“凡有华人控告华人◇及洋商控告华人”)的一切民刑事案件(“管理各国租地界内钱债、斗殴、盗窃、词讼各等案件”)。名义上是共同审理，外国领事人员或会审、或陪审、或观审，但在以列强为主导的租界内，特别是当涉及洋人在华利益时，“客人”往往摇身一变，成为“主人”或以主人自居，并用“客人”所谓的“标准”来断一切是非曲直，而不管“主人”是否同意或乐意，也不管什么入乡随俗。“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正好说明，若涉及洋人在华利益，会审公廨理所当然成为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若仅涉及华人利益，会审公廨则变相沦为西方列强强行向外输出价值观的平台，并以司法干预的方式体现。

于是，在会审公廨上演了一幕幕啼笑皆非的司法诉讼。

熊希龄在上海被拘传，缘于多年前的一起公司诉讼案。民国之初，熊希龄担任湖南华昌炼铁有限公司董事，该公司曾聘请美国商人怀德出任总经理，后公司因经营不善，被宣告破产。公司破产时，还长期拖欠怀德几年薪水。由于公司已经不存在，怀德为了索回欠款，以董事对公司债务负连带责任为由，向上海会审公廨起诉包括熊希龄在内的几名公司董事，要求他们替公司偿还债务。无疑，这也正是此案的荒唐之处，只是因为该案涉及到洋人，似乎一切荒唐都变得冠冕堂皇。华昌公司作为有限公司，既然已经破产，其董事就无所谓负连带责任，熊希龄就不能成为被起诉的对象;而且，华昌公司所在地是长沙，当事人熊希龄一直住在北平，从未在上海从事经营活动或居住，会审公廨不具有初审管辖权。吊诡的是，会审公廨竟然受理，并在初次审判中，判决熊希龄等董事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对西方列强而言，这早已习以为常。在会审公廨看来，洋人利益高于一切。

1904年，为镇压并遏制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应清政府请求，查封了传播进步言论的《苏报》，并先后拘捕了该报多名撰稿人，包括国学大师章太炎，年轻的革命者邹容等。同时，上海租界当局又拒绝将“苏报案”移交清廷处理，而交由会审公廨审判。如果仅就结果而言，会审公廨的判决，确实对被告人更有利:章太炎和邹容分别判处三年和两年监禁，其他人无罪释放;而同一时期，北方记者沈荩因宣扬进步言论，披露清政府与苏俄密约内幕，被清廷下令杖毙狱中。不过，应当清楚，这并不是西方列强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也不是对中国革命者的故意包庇和放纵。他们只是把自己认为所谓文明的事物或思维方式，包括司法制度，强加在“不文明”的国度或地域，而丝毫没有考虑和顾及这些地区和人民的感受——制度的畸形，时间久了，就会造成人民心理的畸形，即所谓的奴性。

而且，也不是像时下有些学者所言——至少是些不负责任的观点，认为以会审公廨为代表的西方法律制度，比当时的中国法律制度文明，对中国现代化法治进程起推动作用。尽管，会审公廨所引进的西方法律程序，比如允许律师参与辩护，被告人不用下跪、不再被“打板子”，由“升堂”变成“开庭”等，初看起来，确实比较文明，也确实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法律制度打开了一扇窗户。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而且是表象，因为任何一项制度可以优越，但不能凌驾一切。发生在中国地域的“苏报案”，最终不得不交由洋人主导下的会审公廨进行审判，而且把清廷作为原告，其统治下的国民作为被告，不相干的洋人却居中裁判，其荒谬程度不言而喻。而且，会审公廨也不代表、也不可能代表西方比较文明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沉淀，虽然某一个案可能产生比较好的结果，但只是偶然的少数，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制度的初衷和出发点。

这也正如熊希龄拘传被保释后，在公开声明中所言，“龄所当守者，为中华民国之法，而非该公廨之法;所当服从者，为中华民国之正式司法衙门，而非在沪领团管辖下非驴非马之司法机关”。的确，让中国人服从外国法律和洋人判决，肯定不会促进中国本土化的法治进步。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由于国人的觉醒，西方列强司法专断行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当局开始酝酿废除会审公廨。

1925年，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之际，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了列强操纵下的巡捕镇压爱国学生的“五卅惨案”。会审公廨开庭审理时，对全副武装的巡捕打死学生事件听之任之，不闻不问，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并由此发起声势浩大的废除会审公廨运动。两年后的1927年，中国政府最终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将其更名为上海临时法院。于是，在中国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这个畸形儿，终于黯然谢幕，成为历史。

如今，昔日的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已经成为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办公所在地，当年部分建筑被保留并被修葺一新。路过或凝视这些老建筑，偶尔会浮现近一百年前那些并不和谐的喧闹，其实这也是爱国教育的另一种形式——不经意和潜移默化。

晚年的熊希龄一度专注于慈善事业，曾创办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