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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利滕，今天的人们之所以记住这个名字，很大程度上是因1930年发生在德国柏林的埃登舞蹈宫案。该案是纳粹党冲锋队制造的一起刑事案件，案情本不复杂，但此时纳粹已如日中天，其重要激进组织冲锋队无恶不作，民众人心惶惶。1931年，冲锋队员已达26万人，及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数量更是超过国防军，且“冲动和无耻是他们的信条”。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暴力频繁，同时预感冲锋队对自身权力构成威胁，1934年，希特勒最终“血洗冲锋队”。

为了揭穿纳粹的暴力本性，1931年5月，27岁的律师汉斯·利滕将法西斯党魁、42岁的鲁道夫·希特勒逼上了证人席，并与他质证了3个小时，令希特勒当庭丑态百出。自那以后，希特勒不允许在面前提到汉斯·利滕的名字，他上台后，更是将利滕作为首批投入集中营的囚犯之一。1938年2月5日，在受尽党卫军5年的折磨后，利滕自杀离世。

同时代的德国著名律师和记者鲁道夫·奥尔登曾称赞利滕“是德国律师协会的一位‘英雄和殉道者’，他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受委托时获知的秘密”。“律师们的利滕”之说因此而来。

利滕与希特勒的法庭交锋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更非博一时之名。“利滕拥有特权的显赫出身”，父亲弗里茨是哥尼斯堡大学的校长。按照父亲的愿望，利滕放弃了深爱的文学而走上律师的道路。以其家族背景，利滕毕业后无论是选择从政还是从商都应该有着光明的前程，“或许不会受到纳粹的迫害”。一开始接手民事官司的利滕，业务常常忙不过来，收入方面也还可观。但他最终“选择成为一名犹太人”，“想要同受压迫者站在一起”。利滕的这一选择既出于他的职业道德，也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宗教信仰。这一选择也显然与日益强大的纳粹势力格格不入，从而也为利滕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作为“律师们的利滕”，除了敢于直面任何强权的勇敢外，法庭内外的利滕，充分展现了一位法律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希特勒之所以肯出庭作证，是因为正致力于取得国家领导权力的纳粹党，正大肆宣传将以合法手段赢得政权。而冲锋队因街头暴力频频引发流血冲突，4名冲锋队员致2名工人死亡的埃登舞蹈宫案只是其暴力的铁证之一。围绕这一案件，利滕并没有大打感情牌，而是基于当时的法律框架，“循循善诱”，引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印发鼓吹暴力的小册子，将希特勒逼到自相矛盾境地。虽然希特勒理屈词穷，但“帝国最高法院判决书”认为，利滕在法庭上的那些提问“与本案无关”。

法庭上的利滕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令后来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出了次丑，还在于利滕借助这起官司，通过法律途径揭露了纳粹党的真面目。利滕的行为，捍卫了当时律师界残存的尊严和荣誉:他既是那个时代律师的道德高点，也是捍卫法律底线的坚强战士。他并非察觉不出纳粹党迅速发展、未来不久可能掌权的大形势，也并非完全不知这样令希特勒出丑后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当各种后果接踵而至时，他就像一位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勇士，坚决拒绝接受家人和朋友关于逃离德国的劝导。

埃登舞蹈宫案成就了利滕的律师声誉，这也是他人生乃至他家族命运的巨大转折点。无论古今，越是巨大的荣誉，往往越是意味着难以想象的艰辛。此案过后，除了利滕本人后来身陷囹圄备受折磨，他的家人也饱受打压，父亲不得不提早退休，“这起案件(还)导致了父子之间的决裂”。更令人汗颜的是，战后当母亲伊姆加德回到联邦德国后，“对许多人来说，伊姆加德就是一个叛徒”，而“政府拒绝从她丈夫的大学养老金中为她发放遗属抚恤金”。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11年拍摄了一部电视电影《盘问希特勒的人》，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历史学教授、曾经的律师本杰明·卡特·黑特撰写的《质问希特勒把纳粹逼上法庭的律师》，均以埃登舞蹈宫案的审理为核心。

著名法学家江平曾认为律师应有三种境界，即有高度责任心，有社会良心，有历史使命感。倘以这三条标准去审视利滕，想必不难判断那3个小时法庭辩论所蕴含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