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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发生在山城堡战役期间的一个真实故事。

　　1936年11月15日，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的红一方面军指挥部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正在研究山城堡战役前的敌我态势。他们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红军三大主力刚刚会师，必须统一指挥、形成合力，才能战胜和粉碎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了加强对山城堡战役的领导，排除一切干扰，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中央军委决定派周恩来到前线去，一则作为中央代表，欢迎和慰问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二则协调各个方面军，凝聚力量，握紧拳头，准备痛击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

　　11月18日，周恩来一行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来到陕甘宁省委所在地环县河连湾。他不顾旅途的疲劳，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战前动员和部署工作中去。他和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一起研究了如何发动地方群众，积极支援山城堡战役的一系列办法，并做了周密地部署；他还利用一切时间热情慰问了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部分部队，把中央的关怀及时送到兄弟部队中去；他见到了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彭德怀、聂荣臻、左权等前线的红军将领，与他们共同研究和制定了山城堡战役的具体实施方案。除此之外，周恩来还一路走，一路不停地在打听几个人。什么人值得周恩来如此惦念呢？原来，他所打听的这几个人都是被张国焘打成“反革命”的共产党人，其中就有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廖承志。

　　廖承志（1908年－1983年），广东惠阳市陈江镇幸福村人。1908年9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通晓5种外语，擅长书画、诗词、戏剧。青少年时期的廖承志在孙中山、宋庆龄和他的父母廖仲恺、何香凝的教育、影响下，积极投身于大革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赴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1928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至1932年，在荷兰、比利时、德国汉堡等地组织领导海员运动。1933年在上海被捕，经何香凝、宋庆龄等人营救获释。1934年由于去中央苏区的交通中断，中央遂决定派改名为何柳华的廖承志去川陕苏区工作，并让他随身带去了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册《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中央在指示信中严厉批评了张国焘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张国焘看完信后就对廖承志有了疑心，认为廖承志知道信的内容并受命来监视自己的；加之此后廖承志在根据地土改问题上、在对待地方军阀的“会剿”问题上不同意或者说反对张国焘的意见，便招来了这位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专横跋扈、独揽大权的“山大王”的迫害。

　　张国焘先是不给他实权，让他在党校里担任教员；接着诬陷他是从白区来的，带有大量活动经费，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随后张国焘亲自审问，并召开工农革命法庭大会进行审判。被保卫局关押起来的还有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朱光等数位同志。1935年12月的一天，张国焘召开大会公开宣布：“廖承志是反革命，永远开除党籍！”从此，廖承志脚戴镣铐，被保卫局的干部荷枪实弹的押着，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消磨。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他用这样的诗句表达了当时的真实情景。从16岁参加革命、曾在国内外7次坐牢的廖承志又一次被同一营垒中的人逮捕，成为“囚犯”，而且随时都会被张国焘砍掉脑袋。

　　廖承志、罗世文等人被张国焘非法关押后，曾引起党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的高度关注。1936年2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特请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批评他“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和扩大化……”同时明确指出：“廖承志、曾钟圣[即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侍，此为代表团所切嘱。”但张国焘我行我素，将此电文当作耳旁风，对廖承志等人没有平反和释放的任何迹象，继续羁押着向西北行进。1936年6月下旬，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任弼时曾看到被押解着的廖承志，也质问过张国焘：“这是怎么回事？”并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廖承志同志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张国焘十分尴尬、狼狈，支支吾吾一番，虽没有释放被押解的廖承志和其他人员，但却恢复了局部自由。就是说只受保卫局目光的监视，而再不用戴枷了。廖承志等人就这样被看押着一直走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走到山城堡战役即将拉开帷幕。

　　廖承志曾撰文回忆到：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宁夏，到了黄河边，周恩来同志一路打听一些同志和我的消息。最后，在往豫旺堡的路上，周恩来碰到了我。我看到周恩来同志，心情万分激动。自广州一别，十年未和他见过面。十年前我见到周恩来同志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十年后再见面时，我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但那时却是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周恩来同志，不知该怎么办。我心想，是躲开呢，还是不躲开？旁边还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只同我紧紧地握手。当天晚上，周恩来派通信员把我叫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他明知周恩来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恩来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最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与廖承志同一命运的罗世文曾说：“廖承志的生命，在当时，比一根悬着千钧之重的头发还要危险。如果没有周恩来的营救，那他的生命是很难说的。”

　　时过不久，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傅钟代表中央宣布解除对廖承志、朱光、罗世文等人的监禁,撤消处分,恢复党籍。至此,他们三年多被迫害、遭拘禁的囚徒生活宣告结束。到达陕北后，廖承志在红色通讯社（新华社前身）负责外电编译。此后，他除了担负筹备、出版党的政治理论刊物和党的宣传工作外，毕生致力于巩固和发展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祖国的统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83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这就是周恩来于山城堡战役期间留在豫旺堡的一段感人故事。周恩来不仅救出了革命同志，同时也拯救了革命的希望和未来。

　　（作者马彦武为原陇东学院“两课”教研室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