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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始终把党的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深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被毛泽东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习仲勋认为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自然地追随共产党闹革命，就必须深入人民群众之中，站在群众的观点和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习仲勋经常深入农村，走街串户，访贫问苦，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体察人民群众的疾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1934年6月，习仲勋带领游击队没收华池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500余石粮食，100多头牛，2000多只羊，1000多块银元，大部分都分给了贫苦农民。秋季，又领导庆阳游击队打开了庆阳大地主“恒义和”在华池悦乐上堡子的粮仓，开仓三日，给贫苦农民分配粮食2000余石。他还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先后深入到二将川、南梁堡、豹子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小河沟、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贫苦农民中，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分粮食、分牛羊、分财产，逐步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并且，红军吃群众的饭后，要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并给群众留下纸条子。

　　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他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强调要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如在土地政策方面，规定给农民分配土地时，不能只分田，不分苗，影响农民的生产，降低农民的情绪，而且还将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配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牛羊的中农；边区政府还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设立了集贸市场，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并发行苏区货币，建立苏区金融体系，每逢集日，习仲勋都要到集市上去看交易情况，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探讨活跃市场的办法，保证了边区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

　　习仲勋非常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能够发挥每个知识分子的作用。张景文是一名从繁华的西安来边区的女知识青年，性格开朗，毛笔字写得好，且左右两手能同时挥毫。习仲勋非常重视发挥她的作用，分配其搞宣传，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派她到列宁小学当教员，张景文后来担任了边区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为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习仲勋经常组织边区干部识字、学习文化知识。他亲自发动群众在荔园堡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学校----列宁小学。同时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先后培养部队和地方干部200余人。习仲勋还指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红色西北》刊物，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使根据地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南梁地区的人口由根据地创建前的600多户2400余人，很快增加到1000多户6000余人。

　　始终不脱离人民群众

　　1943年2月，毛泽东主席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是对他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的褒奖。

　　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问题上，习仲勋与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他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作了认真分析，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对一时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习仲勋也首先尊重他们，向他们讲道理，当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力量就越来越大，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1934年，国民党政府调集西北军阀对南梁根据地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围剿”，每次投入兵力都在万人以上，人数也是陕甘边区正规红军和游击队的数倍，在此期间，习仲勋组织群众，将根据地的粮食、农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隐蔽，实行坚壁清野，袭扰敌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的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先后解放了边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成百个据点，陕甘边区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到1934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正规红军四十二师已由成立时的两个团的500多人，发展到5个团1000余人，各地的游击队亦有1500余人，仅南梁地区赤卫军发展到18个大队。

　　一段时期，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地区传染病流行，日渐严重和蔓延，时任关中分委书记的习仲勋得知情况后，意识到少数民族亲兄弟生命安危是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一方稳定团结全局的大事，他即指派专人赴延安光华药厂买药，并安排分区有关部门请来医生进行治疗和预防，从而迅速控制了疫情，治愈了染病的回民群众。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人民群众负担很重。为渡过难关，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为了减轻群众负担，边区政府在向敌人夺取的同时，号召党政军机关经营红军公田、兴办小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头执行党的号召，带头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他有空就帮群众种地、推碾子，战时带头抬担架，用给自己配备的马匹运送伤员、驮行李。有一次他看到一位老人病倒在路上，就背起送到医疗所。而且他记性很好，和群众见一面就能记下，过多年再见，他还能叫出其名字。同时，习仲勋等政府领导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带头执行南梁政府实施的军事政策《暂行条令十八条》规定，党政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被杜绝。边区上下，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各区、乡的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

　　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习仲勋始终以做群众工作为己任，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群众冷暖挂在心间，始终从群众中汲取智慧。1942年10月，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对他做的鉴定中这样写到：“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联系。”其中提到了他在关中时期“平时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和蔼的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总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的为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 “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做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最后写到：“由于这一切，使得习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群众领袖。”

　　正因为习仲勋坚持为人民群众着想，群众总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掩护他。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撤离照金革命根据地后，习仲勋仍留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那段时间，他得到一个王姓农民老大娘的掩护和悉心照料。白天，他藏入密林，半夜里老大娘把他从山林中叫回来，给他做米饭、做猪耳朵肉吃，有时还给他送白糖吃。后来，他突患严重的伤寒病，难以继续行军，遂转至宜君县小石崖村养病一个月，病未痊愈，又随同南梁保安队长郭锡山一起到达合水县太白镇莲花寺，住在豹子沟李老五家里，因这一带也有敌人活动，李老五白天把习仲勋送到山林里，晚上再接回来吃饭。

　　1936年6月，他随红军西征，负责地方建党建政工作，先后成立并担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当时, 红军一开走，国民党军和当地土匪就伺机袭击和抓捕我工作人员，县委和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随时迁移，因此在环县曾被用作县委、县政府办公的地方就有洪德街、河连湾杏儿铺和南街等多处。一次，习仲勋连夜赶往魏前掌，九、十月的天气己很冷了，加上夜黑路陡，习仲勋在途中跑丢了鞋，到魏前掌时，已是鸡叫时分，冻坏了双脚，房东魏老汉用被子包住习书记的双腿，经过一个多时辰，才使他的双脚恢复知觉。据当时在环县妇女工作部工作的郝明珠回忆，由于环县县委被哥老会包围过好几次，所以习仲勋和县委的工作人员白天在洪德城工作，晚上就钻进梢林，县委领导同志住的窑洞，群众常常自觉为其站岗放哨。

　　正是由于习仲勋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将群众的利益看成党的最高利益，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最终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刘秉政 庆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

　　参考资料:

　　[1]贾巨川执笔:《习仲勋传》，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习仲勋:《陕甘高原 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

　　[4]曲涛主编：《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