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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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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始终把党的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深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被毛泽东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习仲勋认为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自然地追随共产党闹革命,就必须深入人民群众之中,站在群众的观点和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习仲勋经常深入农村,走街串户,访贫问苦,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体察人民群众的疾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1934年6月,习仲勋带领游击队没收华池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500余石粮食,100多头牛,2000多只羊,1000多块银元,大部分都分给了贫苦农民。秋季,又领导庆阳游击队打开了庆阳大地主“恒义和”在华池悦乐上堡子的粮仓,开仓三日,给贫苦农民分配粮食2000余石。他还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先后深入到二将川、南梁堡、豹子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小河沟、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贫苦农民中,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分粮食、分牛羊、分财产,逐步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并且,红军吃群众的饭后,要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并给群众留下纸条子。

  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他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强调要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如在土地政策方面,规定给农民分配土地时,不能只分田,不分苗,影响农民的生产,降低农民的情绪,而且还将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配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牛羊的中农;边区政府还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设立了集贸市场,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并发行苏区货币,建立苏区金融体系,每逢集日,习仲勋都要到集市上去看交易情况,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探讨活跃市场的办法,保证了边区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

  习仲勋非常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能够发挥每个知识分子的作用。张景文是一名从繁华的西安来边区的女知识青年,性格开朗,毛笔字写得好,且左右两手能同时挥毫。习仲勋非常重视发挥她的作用,分配其搞宣传,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派她到列宁小学当教员,张景文后来担任了边区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为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习仲勋经常组织边区干部识字、学习文化知识。他亲自发动群众在荔园堡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学校----列宁小学。同时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先后培养部队和地方干部200余人。习仲勋还指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红色西北》刊物,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使根据地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南梁地区的人口由根据地创建前的600多户2400余人,很快增加到1000多户6000余人。

  始终不脱离人民群众

  1943年2月,毛泽东主席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是对他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的褒奖。

  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问题上,习仲勋与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他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作了认真分析,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对一时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习仲勋也首先尊重他们,向他们讲道理,当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力量就越来越大,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1934年,国民党政府调集西北军阀对南梁根据地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围剿”,每次投入兵力都在万人以上,人数也是陕甘边区正规红军和游击队的数倍,在此期间,习仲勋组织群众,将根据地的粮食、农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隐蔽,实行坚壁清野,袭扰敌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的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先后解放了边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成百个据点,陕甘边区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到1934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正规红军四十二师已由成立时的两个团的500多人,发展到5个团1000余人,各地的游击队亦有1500余人,仅南梁地区赤卫军发展到18个大队。

  一段时期,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地区传染病流行,日渐严重和蔓延,时任关中分委书记的习仲勋得知情况后,意识到少数民族亲兄弟生命安危是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一方稳定团结全局的大事,他即指派专人赴延安光华药厂买药,并安排分区有关部门请来医生进行治疗和预防,从而迅速控制了疫情,治愈了染病的回民群众。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人民群众负担很重。为渡过难关,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为了减轻群众负担,边区政府在向敌人夺取的同时,号召党政军机关经营红军公田、兴办小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头执行党的号召,带头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他有空就帮群众种地、推碾子,战时带头抬担架,用给自己配备的马匹运送伤员、驮行李。有一次他看到一位老人病倒在路上,就背起送到医疗所。而且他记性很好,和群众见一面就能记下,过多年再见,他还能叫出其名字。同时,习仲勋等政府领导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带头执行南梁政府实施的军事政策《暂行条令十八条》规定,党政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被杜绝。边区上下,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各区、乡的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

  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习仲勋始终以做群众工作为己任,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群众冷暖挂在心间,始终从群众中汲取智慧。1942年10月,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对他做的鉴定中这样写到:“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联系。”其中提到了他在关中时期“平时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和蔼的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总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的为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 “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做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最后写到:“由于这一切,使得习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群众领袖。”

  正因为习仲勋坚持为人民群众着想,群众总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掩护他。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撤离照金革命根据地后,习仲勋仍留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那段时间,他得到一个王姓农民老大娘的掩护和悉心照料。白天,他藏入密林,半夜里老大娘把他从山林中叫回来,给他做米饭、做猪耳朵肉吃,有时还给他送白糖吃。后来,他突患严重的伤寒病,难以继续行军,遂转至宜君县小石崖村养病一个月,病未痊愈,又随同南梁保安队长郭锡山一起到达合水县太白镇莲花寺,住在豹子沟李老五家里,因这一带也有敌人活动,李老五白天把习仲勋送到山林里,晚上再接回来吃饭。

  1936年6月,他随红军西征,负责地方建党建政工作,先后成立并担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当时, 红军一开走,国民党军和当地土匪就伺机袭击和抓捕我工作人员,县委和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随时迁移,因此在环县曾被用作县委、县政府办公的地方就有洪德街、河连湾杏儿铺和南街等多处。一次,习仲勋连夜赶往魏前掌,九、十月的天气己很冷了,加上夜黑路陡,习仲勋在途中跑丢了鞋,到魏前掌时,已是鸡叫时分,冻坏了双脚,房东魏老汉用被子包住习书记的双腿,经过一个多时辰,才使他的双脚恢复知觉。据当时在环县妇女工作部工作的郝明珠回忆,由于环县县委被哥老会包围过好几次,所以习仲勋和县委的工作人员白天在洪德城工作,晚上就钻进梢林,县委领导同志住的窑洞,群众常常自觉为其站岗放哨。

  正是由于习仲勋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将群众的利益看成党的最高利益,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最终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刘秉政 庆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

  参考资料:

  [1]贾巨川执笔:《习仲勋传》,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习仲勋:《陕甘高原 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

  [4]曲涛主编:《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编辑:张述锋责任编辑:张述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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