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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陕甘边根据地创建75周年之际，我们深切怀念为创建红26军、陕甘边根据地而做出重要贡献的王泰吉烈士。

　　王泰吉，字仲祥，1906年生于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父亲是当地知名人士，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一直在军政和教育界任职。王泰吉自6岁起随父到西安生活，先后在东举院同志小学、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就读。“五·四”运动的狂飙席卷西安古城，王泰吉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1924年，共产党人魏野畴到陕西省立三中任教，在学生中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王泰吉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接受党的派遣，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在黄埔军校，他受到党的培养，努力钻研军事技术，潜心研读革命理论，确立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凌云壮志，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兵运工作成绩卓著 三次起义意义重大

　　1924年冬，王泰吉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受党派遣去开封，到国民军2军军长胡景翼主办的学兵营任排长，在著名共产党人刘天章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兵运工作，在连队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1926年，奉党指示，转入陕军甄寿珊部队政治部工作，后任教导团一营（学兵营）营长。所部驻防陕西麟游期间，于1928年春发动了起义，参加起义300余人，转移途中遭受国民党军队“围剿”而失败。麟游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说明王泰吉同志为党抓兵权的兵运工作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泰吉发动麟游起义失败后回到渭华，于1928年5月1日，参加了由唐澍、刘志丹等领导的渭华起义，任西北革命军参谋长。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队3个师苦战月余，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渭华起义，大大震撼了国民党在陕西乃至西北的统治。

　　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只身离开渭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开封，王泰吉开始寄居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以给一富户扛长工作为掩护，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解南京。因为得不到口供，也抓不着证据，经其父转托杨虎城将军具保，得以释放。场虎城深知王泰吉博学多才、骁勇善战，委任王泰吉为国民军17师补充2旅副旅长。1930年，王泰吉被调任新兵训练处处长。后新兵训练处改为骑兵团，王泰吉任团长。1932年秋，王泰吉率骑兵团驻防陕西三原。1933年夏移驻陕西耀县，“围剿”陕甘边红军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北，继尔又向华北进犯，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等合作，在张家口树起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大旗。早年与王泰吉熟悉的许权中、谢子长等同志，先后奔赴察绥前线，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守土保国。这对王泰吉影响很大，他企望奔赴抗日前线，为国家、民族效力。这时候，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指示在骑兵团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王振民（王英）等秘密组织起义。王泰吉也通过同学何寓础辗转与陕西省委接上关系，表示要发动骑兵团起义，参加抗日斗争。陕西省委对王泰吉的爱国热情给予充分肯定，表示积极支持，并派杨声（刘映胜）为省委代表，具体帮助王泰吉实施计划。经过近1个月的准备，于1933年7月21日中午12时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随即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起义部队解除了耀县城的反动武装；打开监狱，释放了关押的全部犯人；组织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打开国民党县政府和几家大地主的粮仓，发动贫苦农民群众开展分粮斗争；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在起义过程中，王泰吉支援耀县县委毛瑟枪19支，成立了耀县游击队；支援渭北武字区赤卫军步枪21支，成立了一个游击队，。起义部队发展到两千余人，后遭国民党17师孙友仁（即孙辅承、孙沧浪）特务团袭击被打散，王泰吉率百余人撤退到了照金根据地。

　　王泰吉从事兵运工作数年，成绩卓著。他亲自发动领导了麟游起义，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极大震动了国民党在陕西乃至西北的统治。特别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耀县起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当时陕甘边红军第26军在政委杜衡“左”倾错误指导下，南下渭华，几乎全军覆没。国民党调动大批武装，妄图一举荡平照金苏区；杜衡被捕叛变，使陕西省委受到严重破坏。耀县起义的重大意义正如习仲勋同志所说：在这种危难时刻，“耀县起义，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激励了处在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于后来加强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临危受命率红军南征北战 为创建根据地打开新局面

　　耀县起义后，国民党当局在对起义部队进行“围剿”的过程中，也对红四团（同年7月24日由渭北游击队改编成立）、耀县游击队进行攻击，迫于形势，这两支部队也先后撤退到了照金苏区。

　　为了改变当时的困难局面，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苏区的陈家坡召开了扩大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把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耀县游击队到达照金后改称耀县三支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统一组织起来，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成立，使陕甘边红军得以整合，集中指挥，形成了主力部队，从而避免了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在王泰吉同志具体指挥下，南征北战，打了一系列胜仗。先后在庙湾、高山槐、让牛村、柳林等战斗中歼敌民团各一部。随后又绕道北上，在宁县金村庙消灭了部分地主武装，缴获了长短枪数十支及一批物资。9月中旬，红军主力部队挥戈南下。途中，在合水县固城川与强世卿领导的陕北游击一支队会合。9月21日，红四团在新民原与旬邑县保安团朱鸿章部遭遇，由于在朱部搞兵运工作的地下党员宋飞的宣传动员，未费吹灰之力，俘虏敌保安团50余人。王泰吉在了解到旬邑县城张洪镇的国民党军队兵力部署，决定智取张洪镇。红军部队换上了敌保安团的衣服，携带短枪，由刚从敌保安团回到红军部队的宋飞带路，赚开城门，打死敌保安团团总朱鸿章，缴了敌保安团的械；召开群众大会，王泰吉、杨森讲话，宣传红军的政策，镇压了国民党旬邑县县长谢骞、县党部书记长吴信诚等；没收土豪劣绅的烟土、银元、布匹25驮。智取张洪镇，是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攻克的第一个县城。张洪镇战斗后，红军又打退了敌对照金苏区的进攻。

　　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等从终南山化装回到照金，刘志丹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总指挥部决定主力红军长途奔袭合水县城（即今合水县城关镇）。鉴于红军缺乏攻坚武器，遂采用偷袭的办法。15日，红军部队到达合水黑木原，当即封锁消息，赶制云梯，做战前准备。10月18日拂晓，攻城突击队开始攻城，先是收缴了葫芦把驻敌一个班的枪，接着缴了城楼敌人一个排的械，打开城门放大部队入城，很快攻占县政府，消灭国民党军队杨子恒部赵文治团1个连和县民团，共毙、伤、俘敌1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半小时即结束战斗。红军打开监狱，解救了被关押的80多名犯人，其中有被敌折磨致残的原西北反帝同盟军大队长杨培盛。国民党合水县公安局长李彦率部起义，县长康磷等弃城逃跑。战斗结束后，红军部队开仓分粮，赈济群众，并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同时处决了民愤大的土豪杜家传、盐务局长李德胜。合水战斗，是陕甘边主力红军攻克的又一个县城。

　　主力红军北上以后，国民党当局大举进攻照金苏区，攻占了薛家寨， 10月19日，主力红军在南进途中，在宁县盘克原，与从照金薛家寨突围出来的红军游击队和后勤机关会合。

　　合水战斗，国民党丢了一座县城，大为震惊。于是派敌杨子恒部赵文治团800余人尾追不舍。红军主力部队在王泰吉、刘志丹的领导下，对尾追之敌采取疲劳战术，牵着敌人兜圈子，选择有利地形予以打击。10月26日下午，红军主力部队在庆阳三十里铺消灭谭世麟部民团40余人，缴枪30余支；打开天主教堂，没收了一批药品器材。然后东进。这时赵文治团由庆阳尾追而来，谭世麟部也从悦乐、元城方向堵截。27日，红军宿营于庆阳县毛家沟门村（今属华池县李良子乡）。红军因为连日奔波，极度疲劳，28日清晨尚未起床，即遭敌赵文治团突然袭击，面对优势之敌，王泰吉镇定自若、沉着指挥，命令红军向河东山上转移。骄横的敌人依仗人多势众，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半山腰。王泰吉命令停止撤退，准备反击，并作了战场动员。待敌靠近，一声令下，枪弹、手榴弹一齐开火，追敌顿时乱作一团。红军趁着有利时机，发起反冲锋，300多名战士犹如猛虎下山，一口气把敌压下沟底。在红军战士凌厉的攻势面前，敌溃不成军、狼狈而逃。这次战斗，共毙俘敌200多名，缴枪200余支，弹药不计其数。这时，正在东北面山上观望的谭世麟，见状只好悄然离去。赵文治团经此一战，一蹶不振，再未能恢复团的建制。毛沟门战斗，是陕甘边红军历史上以少胜多、反败为胜的典型战例，打出了红军的威风。

　　毛沟门战斗后，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即开赴合水县包家寨子进行短期休整。为解决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问题，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提议，研究决定：①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成立红42师；②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③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包家寨子会议是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在没有“左”倾错误思想束缚的情况下，根据当时当地实际独立自主做出的正确决定，从此根据地创建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

　　根据包家寨子会议决定，11月8日，王泰吉、刘志丹主持在合水县太白莲花寺整编了部队，正式宣布恢复红26军，成立红42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红三团、骑兵团（红四团改称）两个团。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合编而成，200余人，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骑兵团100余人，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全师共约人枪500余。师、团建立了党委，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健全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陕甘边红军经过多次战斗的洗礼，人员素质、战斗力都大大提高，变得空前壮大。

　　莲花寺整编后，随红42师转战的陕北游击一支队急于回陕北扩大根据地，红42师党委在东华池举行了欢送大会。陕北游击一支队到陕甘边随红军主力部队经过两个月的战斗，人员由70余人发展到100多人，武器装备也补充更新了，战斗力得到锻炼提高。红42师还选派魏武、惠泽仁、康健民等加强了领导力量，为开辟第一路游击区奠定了基础。

　　11月中旬，红42师挥师南下，为创建第三路游击区作准备。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国民党军队86师256旅511团左协中部1个连企图偷袭红军，并占据了有利地形。王泰吉、刘志丹沉着指挥，采取迂回包剿的办法，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全歼敌120余人，并击毙敌连长。战后红42师即北上。王泰吉率红三团向东北出击，进击咸榆公路，在甘泉县道佐铺消灭敌民团40余人，攻打了甘泉县城（未克），在洛河川葡萄沟门伏击敌256旅一个营和敌民团（未遂）。骑兵团先后在荔园堡消灭了梁邦栋的新兵营，俘敌20余名；在城壕川口，击溃了谭世麟民团军四五百人，俘敌10余名，并缴获谭世麟的坐骑，狠狠打击了谭世麟积极配合国民党部队“围剿”红军的气焰。骑兵团还消灭了城壕、赵沟门、阎洼子的地主武装，拔掉了敌人一些据点。

　　11月下旬，红42师部队回到南梁，趁着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位，分别到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等地，配合地方干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红军部队的帮助下，二路游击区建立了保安、庆阳、合水、安塞4个游击队。12月，红42师党委在林锦庙梁沟门开会，决定成立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二路游击队。荔园堡、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等地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南梁还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

　　所有这些，都为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泰吉作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红26军42师师长，为整合红军部队，发展壮大红26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陕甘边红军取得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拔除了根据地及其周围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据点，为创建根据地扫清了障碍，奠定了的基础。王泰吉同志是陕甘边红军、根据地创建当之无愧的功臣。

　　以身许国矢志不渝 革命精神激励后人

　　1934年元月上旬，在合水县连家砭，王泰吉向师党委提出了他心中酝酿已久的请求：为了增强抗日武装力量，扩大革命势力，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说服率领山东人民武装近万人在豫陕边活动的刘桂堂（刘黑七）举旗抗日。他认为他有许多老同志、老部下，搞兵运工作比较有把握。师党委同意他辞去师长职务的请求，由刘志丹继任。部队护送王泰吉南下到达淳化县蒋家山、马家山一带，与王泰吉同志分手。王泰吉前往淳化县通润镇，被其“旧友”淳化县第四民团团总马云从出卖，押往西安关押。1934年3月3日，王泰吉在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英勇就义，时年28岁。

　　王泰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从学生时代起，他就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在那白色恐怖的年月，他毅然宣称自己的革命目的在于“求解放”“红旗飞”。他在兵运工作中屡遭挫折，屡败屡战，奋斗不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受尽折磨，坚贞不屈。麟游起义失败后，他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男以身贡献社会，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后来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以“不期大名垂宇宙”、“功名不必自我成”的诗句，表明自己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追求。恰恰相反，他乐于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开路，把一切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1929年，他在南京身陷囹圄，写有一首咏志诗，表达他极端蔑视国民党反动派的刑讯逼供，决心“翻身消灭尔丑类”。在西安被拘押时，著有《困顿漫语》一册，约万余言。其中一首诗为：“几经奋起几颠沛，愧无良策智量深，引颈辞世诚快事，瞑目庆祝红旗飞”。表现了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决不学杜衡之被捕自首，遭社会人士唾骂及遗父母羞。男革命目的在推翻国民党统治权，国民党杀男为意中事。”这钢铁意志，字字千斤。他在就义前的绝命诗中写道：“崤函振鼓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系念袍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寄愁容。”充满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王泰吉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王泰吉烈士是陕甘边区乃至全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

　　注：资料来源：习仲勋《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张秀山、张邦英《陈家坡会议是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张策《我的坎坷一生》，刘映胜《回忆耀县起义》，陈国栋《忆陕甘边游击战争》，王英《耀县起义》《毛家沟门战斗》、宋飞《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中的几次主要战斗》、《力挽狂澜 转败为胜》，赵晓红《王泰吉》等。 　　　　（任愚公 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