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陕甘边根据地创建75周年之际,我们深切怀念为创建红26军、陕甘边根据地而做出重要贡献的王泰吉烈士。
王泰吉,字仲祥,1906年生于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父亲是当地知名人士,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一直在军政和教育界任职。王泰吉自6岁起随父到西安生活,先后在东举院同志小学、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就读。“五·四”运动的狂飙席卷西安古城,王泰吉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1924年,共产党人魏野畴到陕西省立三中任教,在学生中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王泰吉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接受党的派遣,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在黄埔军校,他受到党的培养,努力钻研军事技术,潜心研读革命理论,确立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凌云壮志,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兵运工作成绩卓著 三次起义意义重大
1924年冬,王泰吉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受党派遣去开封,到国民军2军军长胡景翼主办的学兵营任排长,在著名共产党人刘天章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兵运工作,在连队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1926年,奉党指示,转入陕军甄寿珊部队政治部工作,后任教导团一营(学兵营)营长。所部驻防陕西麟游期间,于1928年春发动了起义,参加起义300余人,转移途中遭受国民党军队“围剿”而失败。麟游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说明王泰吉同志为党抓兵权的兵运工作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泰吉发动麟游起义失败后回到渭华,于1928年5月1日,参加了由唐澍、刘志丹等领导的渭华起义,任西北革命军参谋长。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队3个师苦战月余,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渭华起义,大大震撼了国民党在陕西乃至西北的统治。
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只身离开渭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开封,王泰吉开始寄居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以给一富户扛长工作为掩护,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解南京。因为得不到口供,也抓不着证据,经其父转托杨虎城将军具保,得以释放。场虎城深知王泰吉博学多才、骁勇善战,委任王泰吉为国民军17师补充2旅副旅长。1930年,王泰吉被调任新兵训练处处长。后新兵训练处改为骑兵团,王泰吉任团长。1932年秋,王泰吉率骑兵团驻防陕西三原。1933年夏移驻陕西耀县,“围剿”陕甘边红军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北,继尔又向华北进犯,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等合作,在张家口树起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大旗。早年与王泰吉熟悉的许权中、谢子长等同志,先后奔赴察绥前线,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守土保国。这对王泰吉影响很大,他企望奔赴抗日前线,为国家、民族效力。这时候,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指示在骑兵团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王振民(王英)等秘密组织起义。王泰吉也通过同学何寓础辗转与陕西省委接上关系,表示要发动骑兵团起义,参加抗日斗争。陕西省委对王泰吉的爱国热情给予充分肯定,表示积极支持,并派杨声(刘映胜)为省委代表,具体帮助王泰吉实施计划。经过近1个月的准备,于1933年7月21日中午12时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随即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起义部队解除了耀县城的反动武装;打开监狱,释放了关押的全部犯人;组织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打开国民党县政府和几家大地主的粮仓,发动贫苦农民群众开展分粮斗争;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在起义过程中,王泰吉支援耀县县委毛瑟枪19支,成立了耀县游击队;支援渭北武字区赤卫军步枪21支,成立了一个游击队,。起义部队发展到两千余人,后遭国民党17师孙友仁(即孙辅承、孙沧浪)特务团袭击被打散,王泰吉率百余人撤退到了照金根据地。
王泰吉从事兵运工作数年,成绩卓著。他亲自发动领导了麟游起义,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极大震动了国民党在陕西乃至西北的统治。特别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耀县起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当时陕甘边红军第26军在政委杜衡“左”倾错误指导下,南下渭华,几乎全军覆没。国民党调动大批武装,妄图一举荡平照金苏区;杜衡被捕叛变,使陕西省委受到严重破坏。耀县起义的重大意义正如习仲勋同志所说:在这种危难时刻,“耀县起义,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激励了处在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于后来加强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临危受命率红军南征北战 为创建根据地打开新局面
耀县起义后,国民党当局在对起义部队进行“围剿”的过程中,也对红四团(同年7月24日由渭北游击队改编成立)、耀县游击队进行攻击,迫于形势,这两支部队也先后撤退到了照金苏区。
为了改变当时的困难局面,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苏区的陈家坡召开了扩大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把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耀县游击队到达照金后改称耀县三支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统一组织起来,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成立,使陕甘边红军得以整合,集中指挥,形成了主力部队,从而避免了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在王泰吉同志具体指挥下,南征北战,打了一系列胜仗。先后在庙湾、高山槐、让牛村、柳林等战斗中歼敌民团各一部。随后又绕道北上,在宁县金村庙消灭了部分地主武装,缴获了长短枪数十支及一批物资。9月中旬,红军主力部队挥戈南下。途中,在合水县固城川与强世卿领导的陕北游击一支队会合。9月21日,红四团在新民原与旬邑县保安团朱鸿章部遭遇,由于在朱部搞兵运工作的地下党员宋飞的宣传动员,未费吹灰之力,俘虏敌保安团50余人。王泰吉在了解到旬邑县城张洪镇的国民党军队兵力部署,决定智取张洪镇。红军部队换上了敌保安团的衣服,携带短枪,由刚从敌保安团回到红军部队的宋飞带路,赚开城门,打死敌保安团团总朱鸿章,缴了敌保安团的械;召开群众大会,王泰吉、杨森讲话,宣传红军的政策,镇压了国民党旬邑县县长谢骞、县党部书记长吴信诚等;没收土豪劣绅的烟土、银元、布匹25驮。智取张洪镇,是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攻克的第一个县城。张洪镇战斗后,红军又打退了敌对照金苏区的进攻。
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等从终南山化装回到照金,刘志丹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总指挥部决定主力红军长途奔袭合水县城(即今合水县城关镇)。鉴于红军缺乏攻坚武器,遂采用偷袭的办法。15日,红军部队到达合水黑木原,当即封锁消息,赶制云梯,做战前准备。10月18日拂晓,攻城突击队开始攻城,先是收缴了葫芦把驻敌一个班的枪,接着缴了城楼敌人一个排的械,打开城门放大部队入城,很快攻占县政府,消灭国民党军队杨子恒部赵文治团1个连和县民团,共毙、伤、俘敌1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半小时即结束战斗。红军打开监狱,解救了被关押的80多名犯人,其中有被敌折磨致残的原西北反帝同盟军大队长杨培盛。国民党合水县公安局长李彦率部起义,县长康磷等弃城逃跑。战斗结束后,红军部队开仓分粮,赈济群众,并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同时处决了民愤大的土豪杜家传、盐务局长李德胜。合水战斗,是陕甘边主力红军攻克的又一个县城。
主力红军北上以后,国民党当局大举进攻照金苏区,攻占了薛家寨, 10月19日,主力红军在南进途中,在宁县盘克原,与从照金薛家寨突围出来的红军游击队和后勤机关会合。
合水战斗,国民党丢了一座县城,大为震惊。于是派敌杨子恒部赵文治团800余人尾追不舍。红军主力部队在王泰吉、刘志丹的领导下,对尾追之敌采取疲劳战术,牵着敌人兜圈子,选择有利地形予以打击。10月26日下午,红军主力部队在庆阳三十里铺消灭谭世麟部民团40余人,缴枪30余支;打开天主教堂,没收了一批药品器材。然后东进。这时赵文治团由庆阳尾追而来,谭世麟部也从悦乐、元城方向堵截。27日,红军宿营于庆阳县毛家沟门村(今属华池县李良子乡)。红军因为连日奔波,极度疲劳,28日清晨尚未起床,即遭敌赵文治团突然袭击,面对优势之敌,王泰吉镇定自若、沉着指挥,命令红军向河东山上转移。骄横的敌人依仗人多势众,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半山腰。王泰吉命令停止撤退,准备反击,并作了战场动员。待敌靠近,一声令下,枪弹、手榴弹一齐开火,追敌顿时乱作一团。红军趁着有利时机,发起反冲锋,300多名战士犹如猛虎下山,一口气把敌压下沟底。在红军战士凌厉的攻势面前,敌溃不成军、狼狈而逃。这次战斗,共毙俘敌200多名,缴枪200余支,弹药不计其数。这时,正在东北面山上观望的谭世麟,见状只好悄然离去。赵文治团经此一战,一蹶不振,再未能恢复团的建制。毛沟门战斗,是陕甘边红军历史上以少胜多、反败为胜的典型战例,打出了红军的威风。
毛沟门战斗后,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即开赴合水县包家寨子进行短期休整。为解决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问题,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提议,研究决定:①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成立红42师;②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③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包家寨子会议是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在没有“左”倾错误思想束缚的情况下,根据当时当地实际独立自主做出的正确决定,从此根据地创建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
根据包家寨子会议决定,11月8日,王泰吉、刘志丹主持在合水县太白莲花寺整编了部队,正式宣布恢复红26军,成立红42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红三团、骑兵团(红四团改称)两个团。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合编而成,200余人,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骑兵团100余人,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全师共约人枪500余。师、团建立了党委,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健全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陕甘边红军经过多次战斗的洗礼,人员素质、战斗力都大大提高,变得空前壮大。
莲花寺整编后,随红42师转战的陕北游击一支队急于回陕北扩大根据地,红42师党委在东华池举行了欢送大会。陕北游击一支队到陕甘边随红军主力部队经过两个月的战斗,人员由70余人发展到100多人,武器装备也补充更新了,战斗力得到锻炼提高。红42师还选派魏武、惠泽仁、康健民等加强了领导力量,为开辟第一路游击区奠定了基础。
11月中旬,红42师挥师南下,为创建第三路游击区作准备。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国民党军队86师256旅511团左协中部1个连企图偷袭红军,并占据了有利地形。王泰吉、刘志丹沉着指挥,采取迂回包剿的办法,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全歼敌120余人,并击毙敌连长。战后红42师即北上。王泰吉率红三团向东北出击,进击咸榆公路,在甘泉县道佐铺消灭敌民团40余人,攻打了甘泉县城(未克),在洛河川葡萄沟门伏击敌256旅一个营和敌民团(未遂)。骑兵团先后在荔园堡消灭了梁邦栋的新兵营,俘敌20余名;在城壕川口,击溃了谭世麟民团军四五百人,俘敌10余名,并缴获谭世麟的坐骑,狠狠打击了谭世麟积极配合国民党部队“围剿”红军的气焰。骑兵团还消灭了城壕、赵沟门、阎洼子的地主武装,拔掉了敌人一些据点。
11月下旬,红42师部队回到南梁,趁着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位,分别到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等地,配合地方干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红军部队的帮助下,二路游击区建立了保安、庆阳、合水、安塞4个游击队。12月,红42师党委在林锦庙梁沟门开会,决定成立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二路游击队。荔园堡、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等地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南梁还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
所有这些,都为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泰吉作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红26军42师师长,为整合红军部队,发展壮大红26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陕甘边红军取得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拔除了根据地及其周围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据点,为创建根据地扫清了障碍,奠定了的基础。王泰吉同志是陕甘边红军、根据地创建当之无愧的功臣。
以身许国矢志不渝 革命精神激励后人
1934年元月上旬,在合水县连家砭,王泰吉向师党委提出了他心中酝酿已久的请求:为了增强抗日武装力量,扩大革命势力,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说服率领山东人民武装近万人在豫陕边活动的刘桂堂(刘黑七)举旗抗日。他认为他有许多老同志、老部下,搞兵运工作比较有把握。师党委同意他辞去师长职务的请求,由刘志丹继任。部队护送王泰吉南下到达淳化县蒋家山、马家山一带,与王泰吉同志分手。王泰吉前往淳化县通润镇,被其“旧友”淳化县第四民团团总马云从出卖,押往西安关押。1934年3月3日,王泰吉在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英勇就义,时年28岁。
王泰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从学生时代起,他就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在那白色恐怖的年月,他毅然宣称自己的革命目的在于“求解放”“红旗飞”。他在兵运工作中屡遭挫折,屡败屡战,奋斗不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受尽折磨,坚贞不屈。麟游起义失败后,他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男以身贡献社会,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后来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以“不期大名垂宇宙”、“功名不必自我成”的诗句,表明自己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追求。恰恰相反,他乐于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开路,把一切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1929年,他在南京身陷囹圄,写有一首咏志诗,表达他极端蔑视国民党反动派的刑讯逼供,决心“翻身消灭尔丑类”。在西安被拘押时,著有《困顿漫语》一册,约万余言。其中一首诗为:“几经奋起几颠沛,愧无良策智量深,引颈辞世诚快事,瞑目庆祝红旗飞”。表现了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决不学杜衡之被捕自首,遭社会人士唾骂及遗父母羞。男革命目的在推翻国民党统治权,国民党杀男为意中事。”这钢铁意志,字字千斤。他在就义前的绝命诗中写道:“崤函振鼓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系念袍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寄愁容。”充满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王泰吉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王泰吉烈士是陕甘边区乃至全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
注:资料来源:习仲勋《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张秀山、张邦英《陈家坡会议是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张策《我的坎坷一生》,刘映胜《回忆耀县起义》,陈国栋《忆陕甘边游击战争》,王英《耀县起义》《毛家沟门战斗》、宋飞《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中的几次主要战斗》、《力挽狂澜 转败为胜》,赵晓红《王泰吉》等。 (任愚公 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