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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坚持正确独立自主的经济建设方针，制定和实施适合根据地实际的经济政策，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经济建设是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制定和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直接关系到革命斗争的兴衰。陕甘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紧紧依靠群众，制定和实施适合根据地实际的一系列正确经济方针政策。

　　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隆重召开，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审议和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灶地决议案》《财经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健全了苏维埃政府的下设机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范围内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开始;《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和法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的初步形成。土地政策方面，没收富农出租的部分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川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青苗一起分配，红军军属有分得好地的优先权。此外，“废除一切债务(不含农民之间的债务)和高利贷”。在土地分配中，按照人口与劳动力标准分配，不仅考虑雇农、贫农利益，也考虑到中农利益，维持地主、富农的基本生活，防止他们倒向革命的反面。财政方面，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证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食，也不“欢迎”粮食;靠收买军粮供应军队;财、粮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成立牧场，养猪养羊等措施。还组织互济会劳动互助会，依靠集体互助力量发展生产。在金融方面，南梁政府发行苏币，由于苏币与银元等值，币值稳定，在国民党钞票贬值的情况下，苏币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信誉，促进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商品流通，为繁荣边区的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商业方面，南梁政府保护中小商业者，保证商业自由。对于白区商人实行保护白区商人的安全和利益的政策，不向商人收税，鼓励允许白区商人来苏区做生意，并实行将南梁地区的山货、羊畜、皮革等土特产品低价卖给白区商人的优惠让利政策，鼓励他们将边区紧缺物资从白区贩运过来。同时，根据地也有人到白区去贩货。“久而久之，有一些商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表现进步了，有时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我们送货。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地骂这些人是‘通共’。那些进步的商人也很会想办法，设法把钱塞进国民党有关当局和人员的腰包里，便打通了与边区相互来往的通路”，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有效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边区群众的收入，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

　　这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为根据地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是陕甘边苏区领导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对革命根据地建设进行的探索，显示出社会主义本质的萌芽。其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乃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

　　四、贯彻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政策，维护边区内部各个阶级的团结。为边区的巩固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陕甘边区的统一战线建设是与革命战争、建立巩固的革命政权相联系的，是实行革命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开展“兵运”，建立和壮大革命武装力量。1929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上，通过了刘志丹提出的“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方针，刘志丹结合实际提出“白、灰、红”三种建立革命武装的形式，白是派党员到国民党部队中去工作，灰是做土匪工作，红是搞自己的武装力量，刘志丹、谢子长受党组织派遣到陕甘边界开展“兵运”工作。陕甘边的革命，走的是一条由“兵运”工作人手，而逐步建立起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曲折道路。在革命武装还很弱小的情况下，设法发展壮大，必须依靠统战工作，刘志丹说：“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陕甘边区地方杂牌部队多，民团、土匪多，他们既互相利用又互有矛盾。这一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多次强调要把加强白军中士兵工作作为目前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刘志丹、谢子长通过亲戚、同学、同乡等关系，派一些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某些军队挂牌建军，秘密建立党的组织，争取士兵群众和进步军官，时机成熟即举行武装起义，为红军和游击队补充了大量兵源。刘志丹、谢子长还与当地一些民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革命武装多次脱离险境。在陕甘边的统战工作中，以争取郭宝珊起义为最突出。郭宝珊原为黄龙山“山大王”，在惯匪梁占魁手下当营长。刘志丹多次写信捎话劝他弃暗投明。郭宝珊在被国民党收编的路上决心投身革命，加入红军，在庆阳的新堡宣布起义，被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直属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指挥，相当时期内军事行动、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独立。郭宝珊后来成为一名人民军队的卓越指战员，解放后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刘志丹还成功地说服保安县哥老会老大马锡五、马鸿逵部营长韩练成、民团团总马海旺等参加了革命。“三色革命”的实践立竿见影。

榆林 红石峡

　　针对知识分子单列一条政策，提出：“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以适当的工作。”例如，出身地主家庭的张景文受进步思想影响和丈夫徐国连越过层层封锁来到南梁参加革命，担任列宁小学教师，丈夫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夫妻俩都为革命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陕西党目前的主要任务》要求加强回民工作，扩大民族自决，反对民族歧视和不平等待遇。谢子长曾发动回民起来与汉族兄弟一起闹革命，打土豪，分财产。回民派代表参加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选举，享受与汉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回民游击队与其他游击队配合，为保卫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统战工作对民族团结的加强，巩固了根据地的内部团结，增强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因此，“兵运”工作、团结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促进民族团结等统战工作，是根据地内部团结的巩固和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为根据地的“硕果仅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未完待续.....

　　【选自】

　　《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共甘肃省委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

　　卫东刚：延安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