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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推动了政权建设，同时推动了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而经济建设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崭新局面又给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以雄厚的基础。

　　分配土地。1928年，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亲自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我们党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南梁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就是根据中央土地法，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特点进行的。当时，我们拟定了一些具体条例，大体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在一些人口少荒地多的地区，给地主分了些坏地，使其生活有出路);给富农留少量的土地，以够其吃用为限;团结中农进行土地分配，没收的土地按人口分给贫雇农及缺地少地农民，先分川地，后分山地。

　　土地改革

　　在分配土地问题上，曾发生过一点儿曲折。原任土地委员长张步清是横山县人，本来家庭出身贫困。但在分配土地时，他的经济地位已起了变化，贪图个人发家致富，自己开了许多荒地，并开始进行雇工剥削。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不积极，工作疲疲沓沓。当我们批评他为什么迟迟不抓运动的时候，他却说什么“白手起家，自食其力嘛!他们(指其他地主富农)和我一样，有什么可以分的。”志丹听了非常生气，对我们说：“关键在于这张老头了，他变了，怎能把运动搞下去呢!”后来经研究决定，撤销了张步清的土地委员长职务，以示处分和教育。任命李生华为土地委员长。这一组织措施，大家一致赞成。李生华原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来他开小差跑出来，参加了革命，年纪轻，工作热情很高，经常和我一起出去检查和安排分配土地的工作。有时天黑了，我们就在老百姓家留宿，或者住在破烂的窑洞里。到了吃饭时间就在老百姓家吃。就这样，走东村，串西村，工作有了较大开展。

　　分地时，我们紧紧依靠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由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分配土地的运动进行得相当顺利，象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自沙川、豹子川等几道大川的村子分配土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地富分子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在分配土地的同时，划了阶级成份。群众对自己的阶级成份很重视，以做贫雇农为荣耀。我们也有个别错定成份的现象，经群众提出，很快就纠正了。

　　土地革命使南梁地区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激发了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热情。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如梁占魁、贾德功等惯匪在当地盘踞几十年，把群众害苦了，他们甚至把老百姓炕上的条毡都卷走。那时，每当夜晚狗一叫，老百姓就惊慌四逃，不得过安宁日子。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

　　土地改革政策

　　⊙粮食政策。那时没有什么征粮任务。没收地富的粮食和羊，除了分配给群众外，给红军游击队留一部分做为公粮、公羊，保存在村里，以备红军吃用，因此红军走在哪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的负担，军民关系犹如鱼水。

　　⊙恢复集市贸易。过去这一带历来有集市贸易的传统，但自清朝同治年间就停止了集市，老百姓就找不到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场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活跃经济，我们在分配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恢复了集市贸易。首先在荔园堡恢复了集市，每隔3天一次(有说10天一集)。逢集有炸麻花的、卖蒸馍和荞麦面饸饹的，卖其他小吃的，还有卖余粮的。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主争相购买，一派生机繁荣的景象。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去转一转，群众每每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印制发行边区政府货币。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边区经济建设、市场稳定，我们废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印制发行了陕甘边区自己的货币，苏区内一律使用边区政府的票币，严禁使用国民党的货币。当时边区政府的票币印制很简单，在白洋布上盖上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之印，然后用桐油一油即成。印鉴是蓝色的，票面分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发行数量不大，价值很高，花一角钱能买到很多东西，商品和货币价格十分稳定，老百姓非常赞成和拥护。

　　⊙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办公所需笔墨纸张等一切用品都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如衣服，冬来发棉，夏来换单。那时候，没什么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形成一种艰苦为荣的风尚。在物质待遇面前，大家互相谦让，相互帮助，同志问的关系十分融洽。记得有一次我害了病，又值换季时节，天气寒冷，马锡五及时地给我送来了一套内装羊毛的新棉衣，同志间这种情同手足的感情，十分感人。

　　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不断胜利，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他们不仅从军事上对我们实行“围剿”，还千方百计从经济上封锁我们。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针锋相对，采取有效办法对付他们，从而不仅打破了敌人的阴谋，而且活跃了边区经济，保证了物质供给，支持革命战争。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办法是拉豪绅。我们经常组织小股精干力量，瞅机会打入白区，神出鬼没，抓住地主豪绅等便拉回根据地来。拉来后向他要钱，由他们的亲戚出面“议价”;或者是要物，特别是根据地奇缺的物资，如油印机等。他们出了钱或出了物之后，小一点儿的豪绅便放回去，民愤极大的有的杀掉，有的要实行劳动改造，叫他们背柴、挖窑洞。记得有一次杨森带领的骑兵曾在白区韩城、长武一带拉了许多豪绅，弄到不少钱财，解决了根据地当时经济方面许多迫切需要。这次行动很成功，在政治上也引起强烈反响，曾一时轰动了西安，震惊了敌人，城里立刻大哗：“红军真厉害，人多得很哪!”

　　第二种办法是和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以物换物。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和白区较开明进步的商人取得合作。我们把边区的羊子等廉价卖给他们，他们赚了钱很高兴，便愿意跟我们做买卖。我们就叫他们给搞布匹，或者弄些其他急需的物品，偷偷给我们送来。这样久而久之，有一些商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表现进步了，有时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我们送货。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地骂这些人是“通共”。那些进步的商人也很会想办法，设法把钱塞进国民党有关当局和人员的腰包里，便打通了与边区相互来往的通路。

　　此外，我们通过在西安的地下党购买物资，给根据地秘密送来。

　　第三种办法是发展边区生产，壮大经济力量。

　　四、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边区政府还办了军政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创办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

　　1934年，在陕甘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和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的形势下，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又称随营学校)光荣诞生了。这所干校的规模虽不算大，但在陕甘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贵在我们党自己创办的一所军政学校。干校设在南梁地区的豹子川。这里森林茂密，时常能见到狼和狐狸等野兽，各种鸟类争鸣不已。住房全部是土窑洞，有些是在干校成立后，学员们自己动手挖成的。门窗因陋就简，用木柴和木棍做成，室内盘土炕。当时，召开了成立大会，搞了个很简单的成立仪式。红军干校的主要负责人是：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兼任副校长并主持全校的日常工作，马文瑞和我都是教员。不论校长、政委以及教员都是兼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训练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军事素质和增加游击战争常识等。军事课由刘志丹担任。因为学员文化较低，文化课以扫盲为主。马文瑞、吴岱峰和我也不断在这里讲课。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于部。没有什么正规的教室和教材，给每人发根铅笔和一点儿麻纸，教员在台上讲或在黑板上写，学员们做笔记。干校的生活也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很少，但羊肉常常吃，大家叫它“黄米杠子烂羊肉”，生活得很愉快。干校每期学员百余人，我的印象中，大约共办了3期。

　　列宁小学

　　在文化工作方面，边区曾创办了列宁小学。第一个列宁小学在何家沟门办起来的，课堂是没收地主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教员只有两个，一个是张敬文(女，后来在“左”倾路线的“肃反”中牺牲了)，另一个是贺建德。教材通俗易懂，都是我们自己编写的，多采取诗歌的形式，朗朗上口，孩子们学习兴致很高。因为我是文化委员会的委员长，审编教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曾采用诗歌的语言编写过一些政治教材，记得有一首开头两句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后不久，很多村庄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此外，为了消灭文盲，我们还在一些村子里办起了成年人的识字班。

　　另外，陕甘边特委还办了党内刊物，叫《布尔塞维克的生活》，是特委的机关报。报纸的主要负责人是龚逢春。政府的公开刊物叫《红色西北》，是一个不定期刊物。发表的文章消息以红军战报和经济建设等最多，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的某些决议和其他号召性文件均在本刊发表。这个刊物版面不大，相当现在的8开纸，用的是质地较好的有光纸，因为条件所限，印刷是油印的，印油分为红、蓝、黑3色。刻蜡板的主要是席德仁，字迹工整漂亮。

  　五、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刘志丹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精细，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刚到陕甘边苏区的时候，刘志丹、习仲勋、杨森等几位负责同志正在阎家洼子老百姓的土炕上开会。志丹一见到我，马上亲热地说：欢迎，欢迎。他中等个子，眼睛机警有神，脸庞有个大黑痣，下颚上长了几根胡须。他身着坎肩，打着绑腿，腰里挎着盒子枪。志丹住过黄埔军校，参加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后，继而在陕甘边界搞武装斗争，带刘景范来到桥山山区。

　　阎家洼子会议旧址

　　刘志丹很会利用各种关系开展白区秘密工作。通过志丹的关系，安塞、保安县政府的不少人经常给我们送来关于敌人方面的情报。

　　对于土匪，我们采取了分化利用和改造的方针。能够争取改造的尽可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则下决心消灭之。当时，梁占魁和史老么是黄龙山区最大的土匪头子。梁占魁作恶多端，不可争取，把他打死了;史老么投靠了国民党，后又拉了出来，在路过二将川时，我们打算争取他，但史诡诈得很，怕红军力量大，会吃掉他，跑掉了。郭宝珊部，在我们反复说明利害和讲明政策的情况下.参加了革命。为了改造这支土匪队伍，我们派任浪花到郭部任政委，加强政治工作。对郭部那些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人，发给路费资遣回家，留下来的后来都成了真正革命的同志。

　　哥老会

　　团结改造哥老会，是我们进行统战工作的又一方面。陕甘边一带哥老会极多。哥老会的成员，大都是丧失土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这种封建团体内盛行一种作风，即内部等级森严。龙头大爷是哥老会的头目，他的话别人不敢不听。因此，只要把他们的头目争取团结过来，其整个组织便很容易投靠革命，正如毛主席在论述游民无产者的阶级特征时所说的：“如引导得法，可以成为一支革命力量。”鉴于南梁地区哥老会极多，团结他们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不少哥老会大都为我掩护过伤员，或帮助过其他革命工作。南梁堡有一个哥老会的郑大爷，由于我们不断教育和帮助，他逐步脱离了封建迷信团体，成了我赤卫队的指挥。

　　此外，对国民党的杂牌军，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尤其是刘志丹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有时甚至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宣传我党和红军的正确主张，做对方的工作。

　选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