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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土地分配方案

　　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被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全盘负责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对于至关重要的土地改革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边区实际，习仲勋与其他同志共同制定、颁布了《土地法》，主要内容是：“依靠贫农，巩固的团结中农，区分富裕中农，不与富农混淆，反对富农，消灭地主(没收地主一切土地)，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分配土地”，“划分成分，先由贫农团通过，再经全体农民大会通过，再分土地”的土地革命原则。根据这些相关规定，边区政府按照各农户的主要生活资料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农民中划定阶级成分，没收地主财产，一部分充公，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富农则只没收出租的土地，在分配时优先照顾红军家属。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

　　针对“群众对于分土地并不感到多大兴趣，而对于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的实际情况，为完善土改政策，习仲勋等同志经过认真研究，还制定、颁布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改革的八项政策：(1)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2)分川地不分山地;(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4)田、苗一齐分;(5)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地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 (6)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7)阶级划分以生产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决定;(8)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这些政策从陕甘边区的实际出发，符合贫苦农民的需要，深得民心。土地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豪绅地主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当时，陕甘边区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苦。为巩固土改成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要实行了以下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证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食，也不“欢迎”粮食;靠收买军粮供应军队;财、粮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成立牧场，养猪养羊等措施。

　　根据南梁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分配方案，土改工作首先在华池县开始试行，年底又在赤安、甘泉、合水等县进行了土地分配试点，到1935年春(除游击区外)，大部分地区开展了土地分配工作。各区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各乡、村都有一名土地委员，土地委员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发动贫雇农，调查各村的土地占有情况，丈量核实土地面积，组织和领导群众分配土地和财产。那时候边区没有资本家，只有地主、富农，所以，当时主要就是没收地主及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的中农，同时给地主家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一定数量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红军家属有分好地的优先权，规定凡是家在苏区的红军战士，都保证分给土地。川台地按应得土地的农民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以其耕地能力按户划块。先分台地，后分山地，青苗随地一起分配。土地分配工作是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进行的，而在边沿区域仍然执行的是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通过调整地主的土地，有力的调动了广大贫苦群众生产的积极性，边区的粮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土地革命在陕甘边的华池、庆北、新正、新宁等县全面铺开，有力地动员了广大民众，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1934年12月中共关中特委派人到宁县领导土地分配工作(新宁、新正当时属陕甘边第三路游击区，归关中特委直辖)，在月明塬韩家窑成立了新宁县土地委员会，从1935年2月起，逐乡开展土地分配工作，在当时所辖9个乡中，仅有西坡、梁掌两个乡因马鸿逵部“围剿”未能完成土改工作。当时分配土地的办法基本是按南梁政府的方针进行，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均分，人均约20亩左右，分田时优先照顾贫雇农，并给地主一定土地，多余土地留作“公田”，由政府掌握。除了分田外，还分了地主的牛羊、农具和其他浮财。农民分到土地后，由县土地委员会颁发给土地证书，上面写明分给某某户土地塬地(或川地)若干亩，并注明土地的四界。到1936年底，陕甘根据地的合水、赤安(属陕西)、甘洛(属陕西)及正宁的大部地区也普遍地实行了土地分配，在革命政权较稳固区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尽管在分配土地中因各种因素制约，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各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使得农村的封建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广大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据1938年1月统计，在华池柔远区第三乡56户上升户中，有28户是在土改中分得田地的贫雇农。

　　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时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制定并发布了《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划分阶级的新标准，规定了豪绅、地主兼商人，游民无产者，宗教职业者，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分子，土地革命前去当白军团丁的分子及其家属，逃跑的群众、反革命分子等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领导广大群众正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1936年，依据农户经济状况，按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等分类重新划分了阶级成份。由于当时根据地新生政权坚强，加之民众发动充分，所以很快形成纵横三、四百里的陕甘边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高潮。

　　四、习仲勋领导的土改是扩大、巩固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保证

　　以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充分体现了革命的首创精神和边区政府无产阶级政权性质，初步消灭了农村中的剥削关系，解决了根据地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伟大目标，保证了边区的党政军的供给。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支持革命、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广大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上认识到红军、游击队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就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这是南梁革命根据地能够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大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启发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为了保卫根据地，同时也是保卫他们自己通过斗争所获得的革命成果，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于各种革命活动中去，筹款筹粮、出工出力支援红军去打击敌人，还把自己的亲人送去当红军。农民还组织起了游击队、赤卫军等自己的武装，同地方的反动民团进行斗争，阻止伪政权向当地派粮派款，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南梁一带的农户也多起来了。原来这一带人家少，地多得种不过来。以后横山、靖边、三边一带的农民相继迁来的很多，如荔园堡原来只有5户，以后就逐渐增加到20余户，大都是根据地建立以后迁来的。”“白马区刘家坪居民常元祥，原籍是榆林人，因生活不能维持，所以于1919年连家逃到该区，真是家贫如洗，每年男女老少帮助人家做工，但仍各人顾不住各人。自从革命后分配了土地牲畜等，所以到现在土地有百十垧，牛驴有5头，马一匹，羊80多只，粮食除吃以外并有储粮，他的儿子也人校读书。”当时苏区所到之处，是一派烧契约债据，斗地主，分土地的繁忙景象。“进行了土改工作的地区，满足了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十分高涨，许多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赤卫队，投入反围剿斗争，杀敌立功。杨家塬乡的李积发一次就带了七八名青年要求参加赤卫军，徐得福等许多青年农民主动报名参加了红二十六军。”

　　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改革，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使陕甘边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不但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出发点，还为以后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的土地革命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作者：温金童、闫庆生

　　温金童，陇东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闫庆生，陇东学院党委书记。

　　【选自】

　　《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共甘肃省委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

　　温金童，陇东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闫庆生，陇东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