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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二十六军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组建红军主力兵团的产物。它的建立和发展大致经历了成立南梁游击队、建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建立红四十二师和编入红十五军团等四个阶段。与同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相联系，红二十六军的兴衰，决定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扩大或缩小。刘志丹、谢子长等对红二十六军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问题的认识，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开创与建设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为了打破沉寂的革命氛围，探寻新的革命道路，朱德、周恩来等人于8月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毛泽东于9月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吹响了向农村进军的嘹亮号角。同年10月和次年5月，唐澍、谢子长、刘志丹、吕佑乾等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在陕西负责领导发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以此展开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这些起义虽然先后失败，但在革命转入低潮、反动势力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斗争陷入严重困难时期，陕西党组织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表现了党和人民英勇无畏的气概，打击了敌人，锻炼了干部，为刘志丹、谢子长以后创建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昌起义

　　1931年9月，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红军晋西游击队改为陕北游击支队。并西渡黄河进入陕西。11月初，为了壮大队伍，有效地开展工作，陕北游击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将两支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按照中央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指示精神，红二团在刘志丹、王世泰等领导下，创建了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10月，照金苏区失守后，刘志丹等建立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了以甘肃华池县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1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地域扩大到18个县，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先后成立了1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1932年3月，红军延川游击队在中共陕北特委的正确领导下顺利成立。之后，这支游击队不仅数量发展迅速，而且红色区域也日益扩大，成为当地闻名遐迩的一支红色武装力量。1934年7月8日，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今子长县)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1935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将陕北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先后开辟了10多个县级苏维埃区域。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革命委员会临时政权向苏维埃政权的转变，同时这个转变也意味着陕甘地区由不是十分稳定的游击区向巩固的根据地的转变。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边区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解决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实行土地改革的问题。1934年在南梁根据地建立以后，刘志丹等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了土地革命工作。在当时，依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精神，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把重点放在消灭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上，没收地主的粮食、牲畜和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并酌情给地主留一些土地;对富农则以够吃用为原则，适当保留土地;一般不触及中农的利益。同时，提出分配土地应在革命政权巩固之区进行，因为在游击区内，土地革命成果无法巩固，不应立即分配土地。这些基本方针较好地适应了陕、甘两地革命的实际，因而激发了广大贫雇农的斗争热情，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为了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制订了合理的扶植农民生产的经济政策，采取了正确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

周家硷会议旧址

　　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与武装力量。谢子长牺牲后，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数万军队的“围剿”，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今志丹县)6座县城，使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

　　二、毛泽东把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的选择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全国90%以上的红色根据地都丧失殆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长征的艰难险途。早在长征开始之前，贾拓夫(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作为长征中唯一来自陕北的干部，就曾向党中央汇报过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但由于长征期间，党中央同西北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所以并没有把陕甘根据地作为一个安身立命的依托。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曾经多次调整进军路线，选择长征的落脚点。1935年9月9日，张国焘背离党中央的指令坚持南下，并且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此消息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一、红三方面军立即北上，脱离了险境。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俄界会议，会议决定坚持北上的战略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长征落脚点的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就永久打游击战争，我们不应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这时，毛泽东因不知道地域辽阔的陕甘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真实情况，作出了以游击战争方式打到苏联边界去的决策。

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迅疾占领哈达铺。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当地邮政代办所查获的天津《大公报》等报纸上得知“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余万人，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的消息，再加上根据之前贾拓夫曾经把刘志丹领导陕北红军开展活动的情况向他所作的汇报以及提出中共中央选择到陕北立足的建议，毛泽东改变了原来想在苏联边界创建根据地的打算，下决心要到陕北去。

《大公报》

　　9月20日，毛泽东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9月26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正式确定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战略决策。10月中旬，在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1935年10月下旬，刘志丹派出的人员在镇原三岔一带迎接到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长征胜利结束。11月，红军主力开始向陕甘根据地靠拢与集中。

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毛泽东之所以确定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因为这里确实具备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客观条件。从战略位置上来说，这里对革命的发展有着有利的地形条件。陕甘地处西北黄土高坡，东临黄河天险，西以子午岭为屏障，南望关中、陇南，北有沙漠遮蔽，境内沟壑纵横，有利于开展我方的游击战争，却不利于敌方的大部队规模作战。从对外关系上来说，它北通外蒙，易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曾在1929年，斯大林在帮助中共中央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的时候就提出了：将来红军如果能够向西发展，得到四川那样一块地方就好了。斯大林的话是考虑到，如果红军立足四川，接通西北，这样就可以得到苏联的援助了。这时候，毛泽东决定把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在陕甘也是出于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情与帮助这样的考虑的。

　　从政治条件上来说，陕甘地区远离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腹地带，是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所以毛泽东认为，“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另外，这里的人民生活极其贫困，阶级矛盾尖锐，不断举行自发的武装反抗斗争，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

　　1935年，国内外客观条件的急剧变化和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毛泽东充分意识到必须迅速结束红军的流动状态，到达北方前线抗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量，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陕北处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前沿位置，有陕甘这样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对于流动作战和没有一个稳固的大后方的红军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希望。对此，经过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朱开铨曾回忆说：“红军到哈达铺后，从当地邮局得到不少的报纸，我们在报纸中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在陕北有一块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这个消息使大家都非常高兴。……现在得知陕甘有一块红军的地盘，有一个落脚点，大家的高兴劲就别提啦!”他还回忆说：“我们在通渭城时，还亲眼看见以刘志丹的名义发出的布告，主要内容我记得是公布红军的主张，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当时我们都非常高兴，战略转移的任务就要胜利结束了，从万般艰难中走出来的中央红军面前出现了光明。我们自从离开中央苏区后，辗转征战，流离颠沛近一年，眼看就要到家了，我们怎么能不高兴呢?”

　　对于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个“硕果仅存”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毛泽东也曾经指出：“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可以说，正是这块“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为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领导人雕塑

　　选自：《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共甘肃省委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张俊国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