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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它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从而实现了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的北移;也体现在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八路军挺进抗日的出发点，实现了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的;更重要的是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大本营。同时陕甘边根据地在其艰难创建过程中涌现出的以刘志丹、谢子长为突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干部、共产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和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从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百折不挠，顽强不屈，勇于献身，大爱无私，艰苦奋斗的高尚品德、党性原则和牺牲精神，是南梁精神也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永远光照千秋，令后人敬佩和学习，这同样体现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作用。本文追寻历史的踪迹，从记述刘志丹和刘林圃的革命友谊人手来探寻先烈的人格魅力、大无畏精神和高尚品德，认真学习从他们身上体现出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才是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纪念革命历史的意义所在。

刘志丹

　　刘志丹将军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那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顾全大局勇于牺牲的高尚品德，善于团结、机敏睿智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可以说，刘志丹将军是一位集忠诚与智慧、豪情与胆识、刚毅与柔情于一身的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他所以深受人们爱戴，除了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更多的是从他身上体现出的那种感人至深的对祖国、对人民、对战友、对同志和亲人的无私大爱、深厚情谊和侠骨柔情。这里所记述的是刘志丹与刘林圃两位革命先烈之间的一段战友情谊，所要反映的则是他们为祖国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正因为有这种精神，才有了革命队伍的不断壮大，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刘志丹将军为纪念刘林圃烈士牺牲一周年而亲笔题写在三块白布上的两幅挽幛。展柜里两幅挽幛并排陈列。第一幅：上联书“英雄志向实伟大”，下联书“勇气流血最光荣”;上款题：刘林圃同志永垂不朽;下款落：一九三三年刘志丹敬挽。第二幅，即中幅，书“英勇就义”;中幅上款题：刘林圃同志一周纪念;下款落：渭北武字区全体刘志丹敬挽。

　　虽然白布陈旧，有的字迹已经不是那么清晰，但将军那饱蘸墨汁、刚劲有力又显峻秀的笔迹，既显出历史的苍凉更映出作者饱含真情的内心，使参观者心中为之感动。这是目前发现的由刘志丹同时题写的唯一的两幅挽幛，也是他留字最多的墨宝。它既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物，也是两位烈士真挚友情的见证。

　　刘志丹与刘林圃之间有着怎样的过往?

　　又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写下的这两幅挽联呢?

　　这要从刘林圃的革命经历和陕西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1932年说起。

刘林圃

　　刘林圃是陕西耀县刘家河人，1909年出生，1932年9月牺牲，年仅23岁。他16岁参加国民军，北伐期间考入黄埔军校湖南分校，在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刘林圃辗转于唐山、平津一带秘密进行兵运工作。在天津时认识了谢子长，并曾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工作。1930年，在平津地区组织群众斗争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敌人的刊讯逼供无果，他被关押11个月后释放。1931年春夏，刘林圃回到家乡，在老同学张仲良、杨再泉的介绍下，又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遂在耀县活动。这时刘林圃不仅学习了军事，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学会了英、俄两种语言。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刘林圃愤恨不已，奋笔写下了《满洲问题与中国》一文，倾吐爱国之心，探寻救国之路。

　　1931年，正是刘志丹积极组织兵运之时，并于秋季在合水县太白镇倒水湾，建立起陕甘边地区由中共组织独立领导的第一支红色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

合水县太白镇倒水湾

　　同年底，陕北游击支队到达合水县林锦庙(今属华池县)一带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初，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刘志丹任副总指挥。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这时暂时离开，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就在西北反帝同盟军组建不久，1932年1月问，刘林圃通过一位同学的关系，曾到正宁县三嘉塬同盟军驻地住了几天，认识了刘志丹等人。刘林圃是一个正直且爱动脑子思考问题的人，他敏锐地发现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从三嘉塬回到耀县后，他给陕西省委写了一份《意见书》，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建议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他将《意见书》交给耀县特支书记张仲良，张仲良看了后认为很有价值，遂转交渭北特委，请特委转中共陕西省委。1932年农历三十，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到耀县石人小学见到张仲良时说，刘林圃的意见书写的很好，并与刘林圃见面交谈。此后，刘林圃被调到陕西省委任军委常委。

张仲良

　　这时，也正是刘志丹到省委汇报工作的期间。刘林圃热情接待向省委和省军委汇报工作的刘志丹，十分关心陕甘游击队的建设，协助省委选派干部充实部队，多次派人给游击队送文件、情报及物资，帮助部队解决困难。刘志丹与刘林圃同为黄埔军校培养的革命军人，同样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洗礼和兵运工作的艰辛，他们由相识到相熟，结下了战友情谊。不久，刘林圃于3月下旬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赴陕西凤县与甘肃两当县，与隐蔽在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的习仲勋等同志汇合，准备发动革命兵变。

习仲勋

　　1932年4月1日，这支部队换防走到两当县。傍晚，中共营党委书记习仲勋秘密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于当天晚上12时发动兵变。在刘林圃、习仲勋指挥下，经过局部战斗，拂晓，兵变部队300多人沿广香河北上到达太阳寺休息。在这里，刘林圃宣布，兵变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继续北上要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同时宣布了干部任命。刘林圃任第五支队政委，习仲勋任队委书记，共产党员许天杰任支队长，吕剑人任一连连长。

两当兵变旧址

　　两当兵变是由中共组织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革命起义，也是甘肃兵运史上较早的一次武装行动，它震慑了陕甘两省的国民党当局，在两年多的兵运工作中宣传了群众，教育了士兵，锻炼出一批共产党员骨干力量，策应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开展，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量要的历史意义。

　　此时，刘志丹正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在陕西礼泉、乾县、永寿一带作战，并准备接应兵变部队。不幸的是由于敌人正规军和地方民团的尾追堵截，兵变部队在深山老林里经过十多次艰苦战斗，艰难行军数百里，行进到麟游县岳御史村时，遭到当地大土匪的围击，兵变部队被打散，受挫失败，没能与志丹的队伍会合。

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乾县、礼泉战斗旧址

　　1932年5月初，刘林圃与吕剑人辗转回到乾县西天堡吕剑人的老家。第二天，刘林圃换装后带上路费，即赶赴西安，到陕西省委汇报兵变情况。9月的一天，刘林圃在西安北大街被兵变部队的一个副班长马腾云认出出卖。敌人将他逮捕后关押到国民党陕西第一监狱，虽遭受到严刑折磨，但他始终英勇不屈，三天后，在西安习武园刑场英勇牺牲。在押往刑场的途中，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共产党员为真理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此时，吕剑人也被敌人关押在第一监狱，与刘林圃隔几间牢房。他们在狱中相见，相互鼓励。吕剑人亲眼目睹了刘林圃被押出牢房时大义凛然的形象：他神情自若，站起身，放下手中正在写的诗稿，向大家挥挥手，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走出监狱。狱中战友群情激愤，并在狱中为烈士举行了沉痛的悼念活动。

　　1933年6月下旬，在杜衡“左”倾路线的错误决定下，刘志丹、王世泰、汪峰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在强敌围剿下于蓝田流峪口遭受重大挫折。刘志丹等分别突围，在秦岭山中转战两月余。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刘志丹才与王世泰等人会合。8月，渭北地下党在箭峪后沟找到他们，这才走出大山，先到渭南休息，后绕道蒲城、洛川、保安、正宁、耀县等十县，于10月4日回到照金薛家寨。

红二十六军南下(油画)

　　就在这途中，经过耀县时，刘志丹一行专程来到刘林圃家中探望慰问，并写下上述挽幛，深切悼念这位相识不久就英勇牺牲的同志和战友。刘志丹高度赞扬刘林圃是有着伟大志向的人民英雄，他为民族为信仰勇于流血牺牲的大无畏气概，光照千秋，永垂不朽。刘志丹在挽幛上两次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深深表达了他的敬佩之意和怀念之情。

　　之后，刘志丹、谢子长等革命先辈又经历了照金根据地失守，后在包家寨会议的正确决策下，重建红二十六军，挺进陇东南梁地区，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比较稳固的陕甘边根据地，西北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而令人慨叹不已，倍感痛惜的是，经过艰难困苦刚迎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革命即将大发展的时候，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将军壮烈牺牲在东征抗日前线，为党、为人民、为中华民族慷慨捐躯，树立起人民英雄的又一座丰碑。

南梁革命纪念馆

　　刘志丹对刘林圃的深情厚谊，只是刘志丹战友情深的一个事例，他对同志、战友和亲人的无私大爱是感天动地说不尽的。刘志丹与刘林圃，同是牺牲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烈士，他们为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年青生命。他们是人民英雄，他们的历史攻绩永载史册，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德成为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应永远传承下去。

　　选自

　　《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共甘肃省委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

　　郭林，女，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继，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