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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心全意，竭尽全力，奠定中国革命转折的战略依托

　　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后，正值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刘志丹率领主力红军北上陕北作战，陕甘边根据地南梁中心区大部失陷。时任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领导区内各级党政组织，摧毁敌人的政权，积极开展根据地的恢复工作，并相继恢复了庆北办事处、成立华池战区，南梁根据地人民在华池战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迅速消除战争创伤，各乡、村的红色政权都逐步恢复和建立，为迎接中央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防止国民党军追击创造条件。当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西北采访时客观地报道了陇东群众阻止敌人追击、掩护长征红军的种种活动。他说，国民党军追过环县后，民众均避而不见，使国民党军皆无法解决饮水粮秣，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两难的苦境中。彭德怀查觉此种情况后，乃集结数千饥疲之红军，于陕北边境猛烈反攻追击的国民党军，迫使其相继退下，未敢再行深入。

《大公报》

　　随着党中央和各路红军以及外来脱产人员陆续到达延安后，延安的粮食供不应求。1937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及援西军先后进驻陇东。1937年8月25日，根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达成的协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改编后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都是在陇东休整两个月之后，再至陕西的云阳、桥里和庄底镇整编，尔后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红军改编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从上可以看出，没有陕甘边根据地也就没有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抗日战争出发点，更不会有中国革命力量的空前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国革命转折的危机关头，为中共中央将革命大本营由南方奠基于西北，提供了战略依托，为扭转中国革命的危局，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由低谷走向了高潮，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英雄人民，无私奉献，树立中华民族的不朽丰碑

　　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都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总是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人手，因势利导，保证群众工作能够落到实处，取得明显成效。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亚东画)

　　正是因为边区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群众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根据地建设，并踊跃参加红军。如新正县当时人口只有1万，但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青年达到1000余人，占全县人口的10%以上。至1934年11月，红二十六军发展到5个团的编制，并建立起数十支地方游击队。每当党和政府及红军面临危险时，群众均以英勇的行动予以掩护和保护。

陕甘边区青年积极参加红军

　　1934年5月，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陕甘边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甘肃警备第二旅和陇东民团军共1000余人侵入陕甘根据地南梁中心区。敌人一路烧杀抢掠，当进入阎洼子村向群众逼问红军去向和埋藏物资时，村民武万有为保护深埋的枪支和经费，被敌人打得昏死过去，留下终身残疾。敌人将牛望台、九眼泉、金岔沟、二将川等村庄的干部、游击队员、农民群众集中在阎洼子村，进行逼问，但始终没有人开口，恼羞成怒的敌人用铡刀杀害和活埋了42名干部群众。赤卫军副总指挥梅生贵率领赤卫军掩护政府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时，不幸中弹被俘，敌人将他杀害并将其头颅悬挂在城门上示众。边区干部群众含着悲愤的泪水用木头仿雕了一颗英雄头像，为其安葬，时年仅33岁。在陕甘边区，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这充分证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为根据地建设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不惜牺牲生命的无私奉献。

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制定反围剿计划

　　毛泽东对陕甘边区的人民群众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侵犯陕甘宁边区，有人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毛泽东东渡黄河。毛泽东回答：“哪里群众拥护我们，哪里就最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是有保证的。”

　　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与发展中，涌现出众多从西北人民群众成长起来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坚强的红军战士，他们创建出的光辉业绩，必将水远铭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所表现出的勇于战斗、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为中华民族树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必将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作出不懈的努力。

　　【选自】

　　《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共甘肃省委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

　　严大鹏，国防大学原副教育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