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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庙湾之战，激怒了夏老么。不久，他率民团向根据地北部进犯，在香山一带，屠杀了六七十名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

　　2月，国民党调集3个正规团，气势汹汹地对我照金根据地进行“围剿”。夏老么民团也在北部与国民党“围剿”部队紧密呼应。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杜衡又一次自作聪明，强令红二团集中于芋园一带与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致使红二团在芋园地区被围，在危急时刻，渭北游击队及时接应，红二团才跳出合围转到外线作战。

　　敌人在芋园包围红二团时，李妙斋指挥游击队把我们伤员都转移到龙家寨。由于群众为我们保密，敌军尽管很多，到处搜查，也未发现我们。红二团转入外线后，敌军尾追而去。但民团还在反复“搜剿”。多亏群众的多方掩护，使我们这些伤员安然无恙。一天上午，土桥民团到焦家后川进行“清剿”，搜查出温治国同志，将他杀害。当时，我们住在阴坡小庙，距后川很近。敌人刚走，焦家的群众就乘天黑把我们几个伤员送到兔儿梁后边树林里的一个烧木炭的破窑中。从四川逃荒来的一家群众为我们送饭。过了几天，群众得知敌人要到兔儿梁搜查，又连夜将我们转移到黑田峪村。黑田峪的党和群众组织性都很强，我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一天早晨，雾很大，庙湾和柳林民团联合起来到黑田峪村“清剿”，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乘大雾将我们搀扶上山。敌人扑了空，就在群众身上出气。黑田峪村的群众任凭敌人打骂，没有一个人说出红军伤员隐藏的地方。当天晚，敌人撤走，群众又赶紧协助游击队用骡子把我们转移到兔儿梁隐蔽起来。在频繁的转移中，我们还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当时，有好几位伤势较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前胸、后背、嘴里不断往外流血、几度昏迷，生命垂危。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李妙斋在石门关附近找到一位兽医来为我们治病。这位兽医整天守护在伤员身边、精心医疗。他用土办法为我们治伤，有些方法简直不可思议。他查伤用的器械，是烧大烟的铁钎子，消毒用的是大烟水;取伤口里的碎骨是用嘴对着伤口，把脓血和碎骨一起吸出来，以致弄得满脸脓血。他还用自己配制的“八宝生肌散”中草药面，做成药捻子插入伤口，两三天换一次，竟使我们这些重伤号奇迹般地一天天好起来。

　　在反“围剿”的艰苦日子里，李妙斋率领照金、香山、旬邑、淳化等游击队与民团进行了机智顽强的斗争。游击队神出鬼没，处处袭击敌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时，游击队还深入民团老巢，给予痛击.搞得敌人坐卧不宁，互相猜忌、埋怨。不久，敌民团纷纷逃出照金根据地。敌人策划的“围剿”被我根据地军民胜利粉碎了。

　　3月，红二团在取得外线作战胜利后，返回照金。不几天，杜衡找借口离开苏区回省委。由汪锋代理政委。

　　反“围剿”斗争胜利后，照金苏区出现了巩固发展的形势。农会、妇女会普遍成立，农民游击队也纷纷建立;广大贫苦群众组织起来建设和保卫苏区。此时，陈克敏为形势所迫，跑来要求收编。自我军攻克龙家寨后，王子祥、陈克敏发生内讧，陈克敏将王子祥赶走。陈克敏见我苏区发展迅速，就又来投机革命。李妙斋将其部收编为三支队，驻防龙家寨。但陈匪性不改，时间不长又重操旧业。继而，又参加反动民团，与我军对峙抗衡。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适应苏区迅速巩固发展的需要，陕西省委提出了建立苏区各级党政军组织的紧迫任务，并先后派金理科、习仲勋等到照金具体筹备。1933年3月8日，在金理科主持下，陕甘边特委在兔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李妙斋、周冬至、王满堂为特委委员，师克寿为团特委书记。边区特委下辖旬邑、耀县照金苏区党组织。3月中旬，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根据省委指示，在兔儿梁建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又称耀西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指挥部下辖照金、耀县、旬邑、淳化、宜君等21支游击队。

        成立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是苏区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苏区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时，我的伤已好了许多，能够自己行走了。我养伤的地方在兔儿梁后山，距特委和指挥部较近，常常利用散步机会，到特委、指挥部走一走。特委机关和指挥部均设在兔儿梁群众家里，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精神饱满，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巩固、扩大农会、妇女会;培养、发展有觉悟的农民入党，组建党团基层组织;武装工农、普遍成立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域，为开展土地分配运动，成立红色革命政权做准备等等。这些工作，符合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因而获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不久，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迁到薛家寨。薛家寨高1500余米，在斧劈刀削般的千仞峰壁上，横向凹裂着5个天然岩洞，是被古人“叹其天险”的地方，游击队总指挥部利用天然险阻，把这里建成红军、游击队的总后方。指挥部在险要关隘因势设防，修筑了战壕、哨卡、暗堡、便道;岩洞之间筑起堞墙，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监狱就分别设在岩洞之内。洞内设施虽然简陋，但使红军、游击队有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照金薛家寨

　　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的医生、技师、工人都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奋斗精神。例如：修械所起初只有桂生芳、惠子俊等几个人，他们舍弃了西安兵工厂的城市生活，在偏僻险峻的山洞里，利用近乎原始的土设备修理武器、制造土炸弹、土地雷。被服厂的女工都是当地农村妇女，她们除每天起早贪黑地缝制部队行装外，还承担了浆洗纱布、照顾伤病员、站岗值勤等繁重任务。

　　游击队总指挥部迁驻薛家寨后，在红二十六军的协助下，对边区的21支游击队进行了整顿，遣散了那些成份不纯、纪律松弛的队员，重新整编为一、五、七、九、十一等游击队。在游击队内部，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规定了严格统一的纪律。经过整顿，游击队数量虽有下降，但质量明显提高，战斗力也更强了。根据工作需要，黄子文曾一度接替李妙斋任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黄调走后，仍由李妙斋任总指挥。

　　薛家寨建设期间，我的伤口已大体愈合，只是疼痛未能根除，行走不甚方便。特委、指挥部要我去西安把伤彻底治好。李妙斋还亲自送来路费，派人护送我到白区，转道西兰公路去西安。这样，我恋恋不舍地暂时离开了照金苏区，离开了患难与共的战友。

　　四、我走之后，照金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发展。

　　1933年4月5日，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边区的红色政权机关——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边区革命委员会内设经济、文化教育、土地、肃反、粮食等职能部门，分别由王满堂、王万亮、杨在泉、姬老六等人负责。在特委领导下，苏区的基层政权也普遍建立，例如：香山、照金、金盆、老爷岭、胡家巷、七里川等乡村，都经群众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

　　建政过程中，边区特委、革委会还发动群众开展土地分配运动。当时，金理科、习仲勋、周冬至、李妙斋、王满堂等党、政、军负责人深入山寨，组织群众，在苏区掀起了土地分配热潮。土地分配是按照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政策进行的。原则是按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贫雇农享有优先权，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土地分配运动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党和红军部队、红色政权与群众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经过建政工作和土地分配运动，照金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其幅员大体是：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至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迄断头川、伍房川，南到桃渠原、高尔原、老牛坡;方园数百里，跨越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

　　为阻止苏区发展，敌人调集4个团和几个县的民团，以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为总指挥，向照金苏区发动新的“围剿”。敌人的部署是：王泰吉骑兵团和部分民团寻找我红军与游击队决战;其他民团在陕甘两省的淳化、三原、同官、旬邑、中部、宜君、正宁、合水等县分路堵截;其中八十六师的一个团与十七路军的警卫团、特务团相机协助骑兵团进攻苏区。

　　边区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红二十六军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团转入外线寻机歼敌，金理科、习仲勋、李妙斋留在苏区，领导游击队、赤卫军开展游击战争。总的方针是内、外结合，在两条路线上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鉴于敌人来势凶猛，会议还指出，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准备迎接恶劣残酷环境的到来。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反“围剿”斗争进行得相当顺利。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根据地正确制定、执行了反“围剿”斗争的方针。反“围剿”斗争一开始，我红二团就绕到敌后，在旬邑、宁县、长武等敌军薄弱的地方，把敌人打得顾此失彼，乱了阵脚;根据地内的军民同仇敌忾，采取坚壁清野，突袭伏击等办法，搞得来犯之敌没吃没喝、惶惶不可终日;二是任总指挥的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围剿”中虚与应付，从内部加速了“围剿”的失败。王泰吉早年是共产党员，参加过著名的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被迫出关到十七路军暂时栖身。“华北事变”后，激起他对国民党对日不抵抗，对内拼命“围剿”的反动政策的愤恨。因此，在“围剿”红军和照金根据地中，他策军缓行，始终与红二团保持一定距离，虚张声势。一天，红二团转战淳化到小茨，骑兵团驻天王镇，两地相距5里，哨兵互相都能看见。但王泰吉佯装不知，双方相安无事。不久，红二团北上陇东，王泰吉尾随了两天，就率部队调头，返回耀县县城。国民党的这次“围剿”就这样应付过去了。后来王泰吉起义到照金后，我曾问他：“你离红军那么近，为什么不开火?”他幽默地说：“那是客气嘛!”他还说，他回西安向杨虎城交差时说：“这次把刘志丹的部队打败了，他们都跑到山里找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地形险要，工事坚固，没有炮兵打不下来”。杨虎城说：“算了吧!”　

        在西安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的伤口基本愈合了。省委决定我仍回红二十六军工作。省委书记袁岳栋约我谈话说：“红二十六军要坚决执行创造陕甘边根据地的任务，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敌军的“围剿”，他让我把省委这个意见转告杜衡。

　　1933年6月(农历端午节前后)，我先到三原县，与党的地下交通站——县教育局接上关系。之后，地下交通员带我到武字区，在太和堡找到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我准备随队行动几天，待二十六军转战到武字区再正式归队。三四天后，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来武字区检查渭北游击队的工作。因当时渭北游击队政委张短人闹情绪，赵伯平决定由我担任政委。不久，又任命黄子祥为总指挥。

　　6月下旬，渭北游击队接到红二十六军一封信，要我们速到心字区二台子与红二十六军会合。部队连夜赶往二台子，天亮时，红二团从照金根据地方向来了。我见到杜衡，向他转达了袁岳栋代表省委对红二十六军的指示。杜衡很不耐烦，不等我讲完，就说：“二团有新的任务南下渭华，创造新的根据地”。

　　原来，在红二团取得外线作战胜利，返回照金之际，杜衡情绪消沉，对巩固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完全丧失了信心。他采取强迫和欺骗手法，要红二团离开陕甘边，南下渭华建立根据地。6月17日，边区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衡、金理科、李妙斋、黄子文、王世泰、刘志丹、李杰夫、汪锋等人。会议的中心内容是二十六军如何发展，如何扩大根据地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三种意见：

　　三种意见

　　⊙ 李杰夫提出：红二十六军应向北发展，具体是离开陕甘边，到内蒙古去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

　　⊙ 刘志丹提出：应当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 杜衡提出：红二团应当南下渭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他认为那里党团组织力量强，群众觉悟高，又有秦岭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会议围绕这三种意见进行了讨论。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反对南下，赞成刘志丹的意见。习仲勋未参加会，但他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然而，由于杜衡凭借其军政委权力，强词夺理，北梁会议就由杜衡定了调：南下渭华。

　　由于红二团南下渭华的决定是在杜衡政治高压下产生的，所以，许多人思想不通，战士更是茫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又在二台子召开了红二团党委会议，继续讨论南下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杜衡、刘志丹、王世泰、汪锋、李杰夫、黄子文，还有高锦纯等几个连队指导员;我和黄子祥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杜衡又大讲了一套创造渭华根据地的意义和所谓优越条件，坚持红二团南下，接着，杜衡指名要刘志丹发言，实际上是逼刘志丹表态，承认错误。志丹只好说：“我是有错误的”。所谓错误，是他在北梁会议上提出的在桥山山脉地区继续开展陕甘边斗争的意见。纵观当时形势，刘志丹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也是以后革命斗争实践所证明了的。会上，我和黄子祥提出，红二团不应南下。理由是：红二团留下，可以帮助渭北游击队发展渭北苏区，壮大渭北革命力量。当时，我没有也不可能从路线的高度上认识南下的危害性，也预料不到南下会遭惨败，只是直觉地认为红二团留在渭北比南下更有利，更能把陕西的革命形势向前推进。但是，杜衡否定了我们的意见，继续强迫红二团南下，致使二台子会议未能取得任何积极成果。

红二团南下分散突围

　　二台子会后，红二团继续南下。中途，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任命汪锋为红二团政委。实际上，渭华地区当时正处革命低潮，白色恐怖严重。红二团渡河后，不但没有群众欢迎，地下党也找不到，一下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不久，国民党调集重兵“追剿”我军。我军虽然浴血奋战，仍然败在南山。这严酷的事实，宣告了杜衡机会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至于杜衡本人，则于1933年7月28日在西安被捕叛变，带着敌人疯狂地捉拿革命者，破坏了陕西省委。他还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自首书，供认他“在庙湾芋园战斗后，就动摇了，没有信心了”，彻底暴露了他卑劣的政治品质和丑恶灵魂。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照金根据地的处境十分困难。7月，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习仲勋在战斗中负伤。不久，杨森从西安来三原，带来省委指示，要我速返照金，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由杨森任渭北游击队政委。这样，我第2次来到照金。

　　未完待续......

选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