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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夏，我在陕北榆林井岳秀办的军官教育团学习。一天，接到陕北特委的命令，叫我以特派员的身份，到刘、谢的部队去协助开展兵运工作。

        几经辗转，最后在水泛台找见了谢子长。通过介绍，认识了刘志丹。

　　刘志丹原在苏雨生部搞兵运。1930年，苏雨生在宁夏失败，派刘志丹回陕北扩军。刘志丹趁机积极发展革命势力，他从保安县民团中抽出一部分人作基础，同时收编民间武装，迅速组成一支部队。在那风云突变、军阀混战的形势下，谭世麟也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号，做起独霸陇东的美梦。他久闻刘志丹这个“黄埔牌”的声望，就请他来为自己整编民团军。刘志丹、谢子长经与谭世麟谈判.即利用这个时机，将部队开进三道川。编为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直辖第三团，下辖3个营。谢子长任团长，团副是马云泽。一营原是被我们收编的，营长周维琪(周与阎红彦是兄弟关系，谢子长派阎红彦常和周维琪住在一起，做他的工作)。二营营长是刘志丹，营三是赵子实，暂编卢仲祥、刘约三两个连。三营营长张廷芝。

　　我到三道川不几天，就听到甘肃省主席刘毓芬委任谭世麟为甘肃省庆阳警备司令的消息，谭让所属部队都去庆阳参加庆祝大会。经过研究，决定刘志丹和我带第一营20个骑兵前去参加。谢子长领导三道川的部队积极进行训练，准备伺机发动兵变，建立革命武装。志丹带了二营连长卢仲祥和两个护兵，拿着介绍信去见谭世麟，受到谭世麟热烈欢迎，当面称赞志丹治军有方，才略过人。开会时，邀请刘志丹讲话，志丹的讲话激情豪放，博得了会场的热烈鼓掌。

　　会后，我们同返防地，行至半路，志丹对我说：“你同其他同志从原路回去，我和卢连长回保安看一看党的活动情况”。回到三道川的当晚，张廷芝用“美人计”收买了周维琪，把一营的枪收了，跑出来的一名战士给团部报告了情况。子长恐遭张廷芝袭击，决定迅速转移，离开团部。那晚，下着蒙蒙细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道路泥泞，行走艰难，我人地生疏，一出门就散了。不一会儿，就听见张廷芝带人袭击团部。因团部没人，他们就去袭击志丹的二营。我躲藏在一个水洞内，才幸免遇难。东、南、北都不能去就向西走，天明后，到山梁上辨清了方向，走到元城子又顺川而下。到了庆阳，我把被张廷芝袭击的情况汇报给谭世麟，谭大骂张廷芝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叹了一口气说：“刘志丹、谢子长两位多才能干，你能不能把他们请回来?”我想三道川兵变失败，我们正可再继续利用谭世麟发展革命武装，便答应帮他到保安请回刘、谢。谭世麟说：“路上土匪多，你一人不便行走，这里有合水太白二十四营的营副王凤珠，他们带着枪，和他们一起走，比较安全。”并当面给王营副和新归二十四营的人叮咛：“今后杨团副树荣(我从井岳秀的军官团出来后就改名杨树荣。第一次到庆阳时，刘志丹写的介绍信上，介绍我为中校团副)和刘营长到你处要好好招待。”

 合水县太白镇

　　到了二十四营驻地合水太白时，王营副向营长黄毓麟(绰号黄二子)传达了谭的指示。黄表示一定照办，并给我说了去永宁山的路径。到了永宁山，保安县民团团总曹力如说：“志丹早就盼望你回来哩!”见了志丹，我把分手后遭张廷芝袭击及谭的话全给他说了。谈到谭世麟的意图时，志丹说：“他想利用咱们给他打陈瑾璋，咱们还想利用他哩。”志丹从曹力如民团抽出10个人，各带一条枪，又召集他的旧部和营副赵子实、连长卢仲祥、刘约三及护兵王庭玉、王廷玺弟兄，还有新来的贺彦龙、常佩青等，共30余人，20多支枪，决定前去太白，开展活动，进一步扩大革命武装。出发前，志丹派我先去接头。他把赵子实骑的那匹大黑骡子让我骑上，并派常佩青随我同行。我俩骑在一个骡子身上，说说笑笑到了太白，告诉黄、王二营长，刘志丹部队随后就来，让他帮助筹备粮草。志丹到后，我们被安排在烧酒作坊住了下来。

　　过了几天，传来了谭世麟和陈琏璋打起来的消息，志丹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我们怎么办。有的说，我们还是离开;有的说，我们还是把二十四营收拾了。志丹分析形势，认为二十四营长长枪多，地形熟，要解决这个部队，只宜斗智，不宜斗力;只宜速战，不宜持久。最后他作出决定：带我去见黄、王二营长，由营副赵子实和副官王廷玺作联络员，其余的人跟卢仲祥、刘约三留在烧坊招待二十四营其他官兵吃酒猜拳，见机行事。

　　行动方案确定之后，志丹和我来到王营副家中。志丹和我坐在炕边上，黄、王坐在对面的长凳上，我们以商供粮草为名，和他们交谈。不大一会儿，联络员赵子实从院子走到房门口使眼色，暗示我们动手。但院子里突然响动起来，黄、王听到响动，准备掏枪。时机紧迫，我掏出手枪打黄，志丹打王，2人当场毙命，从他两人身上各获手枪1支。我问联络员为啥要急于动手。赵子实说：“王营副的弟弟把马已备好，准备走，恐他一走，泄露了消息，对我们不利。再说他身背三八式步枪，子弹袋装得满满的，他走了，我们就得不到了。”出了前门，又听见东边也有枪声，一问才知道是卢仲祥连长带人过河追击敌人。因敌人人地两熟，加之枪多，追赶对我们不利，志丹即叫号兵发号，停止追击。来到烧坊，烧坊的同志说只收了七八条枪。

太白镇巧袭陇东名团第二十四营

　　收枪之后，志丹当即召集群众大会，历数了二十四营平时欺压人民的罪恶行为。由于为民除了害，受到了人民的拥护。会毕，我们即北上，向永宁山前进，由刘约三等组成尖兵队打先锋。行至山岔路口，忽听马叫声，跑去一看，原来是二十四营独立连连长马建有正在一个破鞋家里寻欢作乐。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支小折腰枪。马说还有20几支长枪在林锦庙(今华池县林镇)，志丹遂决定让我留在去永宁山的路口，他带人前往林锦庙让马建有喊话，把寨子上的20余支枪及子弹全部吊下来，即从原路返回。到了永宁山，曹力如等知道志丹胜利归来，欢欣鼓舞，异常高兴。

　　太白收枪后，我们回到永宁山。永宁山的国民党县长崔梦九(曾是共产党员)对志丹说：“现在你们人多风声大，离延安又近，不能在这里久住，还是到别处活动为好。”我们先到安塞一带活动，有四五十人。转了一圈后，向陇东活动，在固城川会合了赵二娃、一个姓唐的部队。人数达到300余人，枪100余支。一天，部队来到宁县盘客塬，尚未住定，陈珪璋的步兵就攻了上来，志丹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命卢仲祥连长率一部分部队奋勇阻击，将敌打退。志丹遂命号兵发号收队，不要追击。不幸，卢连长已中弹壮烈牺牲。这时敌骑兵已迂回到我部东边，向我进攻，志丹率领我和王世泰、贺彦龙等10多人抵抗，因敌众我寡，悬殊很大，只能且战且退。退到半沟时，敌仍紧追不放，我接过王廷玉的步枪，连发两枪，打死一人，随部队退到东边山梁上。时已天黑，志丹便召开临时会议，指出敌是胜者必骄，我们出奇不意，夜间派人去摸敌一下，是好机会。但一检查枪支弹药，有的有枪无弹，有的卡壳，有的拉不开栓，加之整日战斗，大家水米未进，又饥又渴，真是人困马乏。因此，夜袭的计划遂告作罢。

合水永宁山旧址

　　在夜幕掩护下，部队转移到芦宝梁一带。由于志丹和小石崖的罗连城有统战关系，便派人到小石崖找罗连城。罗连城民团连夜给我们送来了食物与弹药，接济我们。在芦宝梁的山林里，志丹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今后怎么办。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打党的旗帜尚有些太早，只能先找个站住脚的地方，保存力量，逐步发展。大家认为杨虎城嫌我们人少，肯定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陕北又不能去，只有驻彬县的苏雨生可以利用。苏的副旅长谷莲舫是志丹在榆林中学时的老师。志丹就亲笔给谷莲舫写了信，派马锡五和陈鸿宾前去彬县，其余人都原地待命，等待消息。过了几天，马锡五、陈鸿宾从彬县返回，说苏雨生同意让我们编为陕西省警备骑兵旅补充团，由刘志丹任团长，我任团副，马锡五任军需，陈鸿宾任少校团副。部队暂编2个连，由魏佑民任连长，刘约三任副连长，李锦儒、刘景范为排长，王世泰、郭紫贵、贺彦龙、马福吉为班长。指定驻防地点职田镇。　

榆林中学旧址

　　在职田镇住下后，召开了党员大会，选举了支部，由我、志丹、王世泰3人组成支部委员会，我担任支部书记，志丹搞宣传，世泰搞组织。部队共有党员十几名，记得名字的有：刘志丹、王世泰、刘约三、魏佑民、马福吉、王廷光、常佩青、李锦儒等。会上，志丹说：咱们以前一直由陕北特委领导，现在离西安近，可以直接找省委。大家一致同意，决定派我去联系。

　　我去西安与省委接上头。但过了几天听说志丹在彬县被入狱，部队被缴械，我就暂时没回部队去。

　　1933年6月间，红二十六军二团由照金南下渭华地区，部队行至高陵县东门外时，天快亮了，从远处可以看见城墙上有黑影子活动。部队向南走到渭河边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便收了民团十几条枪。在耿镇找到一只船，由少先队先渡过，控制河南。大部队由日出直渡到日偏西。我们的骑兵换了服装，穿着和敌人一样，都是灰粗布。部队在邵平店休息时，从东边来了辆汽车，我们收缴了车上的望远镜等物资。部队向东前进。此时，刘志丹用望远镜发现敌人的汽车追来了。我们叫少先队作先头部队，骑兵作后卫。当敌赶到秦岭山边时，骑兵分为3个班，一班击敌，轮换撤退，终于摆脱了敌人，我们上山后往南行进，到了厚子镇，这时天已黑了，就地宿营。当地民团截击我们，被我们解决。第二天凌晨出发，到了石谷山，听到前边的少先队打枪，与当地武装遭遇，我们把骑兵调上去，敌人一见那么多马，断定不是土匪，就顺山溜跑了。我们再向东南方向前进来到岱家梁。渭南民团蓝英杰企图阻击，发现我们骑兵后，翻过梁就跑了。

红二十六军南下

　　部队所到渭南青岗坪，住了一晚。第2天向南走了20多里时，与追赶的敌人遭遇，我军被冲成3部分，我和刘志丹在一块。我名义上在骑兵连，实际上在团部，没有参加战斗。上山时，刘志丹命令把不能上山的牲口用枪打了，因子弹很缺，士兵没有执行。行至柞水县时，刘志丹命令停止南进，说南有敌军堵截，北有敌人追兵，让向西北走。部队便向西北走，每天派人联络失散的部队。因我军无固定的地点，所以派出的同志没有一个找回来的。敌人也派搜索队在山里搜查红军，双方时有冲突发生。最初在张家坪分开时，部队有100多人，到蓝桥未减员，人员减少是逐步的。部队下山到蓝桥，再向北上山，推磨子样一转，转了20多天。有一天，刘志丹对仅有的二三十人说：“把枪埋了，人回陕北，重整旗鼓。”我和刘志丹是在箭峪西山上分开的。我领8个人顺山向西跑，由二郎山搭人梯上去，到了塔山。塔山对面有个介子村，我姐就住在这里。我们一行人在介子村住了一晚，又转到望同岭西我姑家住了一夜。天不明，我叫醒大家让顺西北沿游河川大路走，路上拉开距离。送走同志们后，我回到阳郭家里。回家后很不安生，地方势力经常寻事，经我父亲花了许多钱，又找人多方活动才算没事了。

　　选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