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党在庆阳革命活动的开端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庆阳社会
一、近代社会民主思想在庆阳的传播
庆阳位于陇山以东,习称“陇东”,地处陕、甘、宁三省区的交汇处,距西安、兰州、银川等中心城市较远,交通较为闭塞。这里山塬交错,沟壑纵横,与子午岭浑然相接,成为天然屏障,古书称其“联络关陇,襟带邻岐,山谷高深,地形险固”、“襟带秦凉,拥卫幽辅,关中安定,系于此也”。险要的地形,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庆阳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庆阳为义渠戎国都城所在地;秦灭义渠后,在这里设北地郡,并修筑了秦长城和秦直道;汉唐时期,庆阳是都城长安的屏障;宋代庆阳是宋夏、宋金、夏金交兵的战场;元朝及明清两代,庆阳战事频繁;到了近代,列强的疯狂入侵和封建官僚腐朽统治的加剧,把庆阳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为了维持其没落统治,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
侵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权力和财政空虚的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和奢靡消耗,疯狂增加赋税徭役,加重对农民的剥削。19世纪末,西北战事连年,天灾人祸频繁发生,大部分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四处流浪,不少村庄十室九空,田园荒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民心思变,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第二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陕甘支部,甘肃留日学生张赞元任事务员。此后,同盟会在甘肃开始了活动。1907年,留日学生阎士磷、范振绪在东京创办《秦陇》报(后改为《关陇》《复声》),反对立宪,指斥时弊,号召推翻清政府。1908年,江南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同盟会会员王之佐、黎兆杖等受到清政府的通缉,纷纷来到甘肃宣传革命。与此同时,秦州(今天水市)人陈养源在上海开办“竞今书局”,和革命党人联系密切,托人将宣传革命的《民报》等刊物捎到秦州,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影响很大。在革命党人和进步志士的宣传影响下,民主革命思想开始在庆阳传播。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后,民主革新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席卷全国,在陇原大地得到广泛推进。1912年3月15日,甘肃省临时议会成立,推选李镜清为议长,“甘肃国民党领袖”慕寿祺(镇原县人)为副议长。11月,慕寿祺被选为甘肃临时议长。随之,宁县临时议会成立。1913年春,镇原县临时议会成立,议长、议员依法选举产生。1913年3月,庆阳各县临时议会相继成立,并推选镇原人张宸枢为代表,参加北京临时参议会的选举。临时议会在慕寿祺等人的领导下,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为宗旨,捐资邮购京、津、沪、汉等地出版的各种民主报刊杂志,在兰州庄严寺(今兰州晚报社)设立阅报社,同时还传播同盟会《民报》《革命军》等进步读物,交流文化,宣传国是,为新文化以及民主革命思想在庆阳的广泛传播开启了先河。
二、黑暗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
辛亥革命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第一编中国共产党在庆阳的早期活动强大,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3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1913年2月,甘肃开始实行军、政分治,撤销清朝府、厅、州等建制,庆阳撤销府制。是年冬天,袁世凯任命张广建为甘肃督军。张广建任甘肃督军期间,政治腐败,横征暴敛,甘肃人民对其强烈反对。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甘肃陷入军阀互争军政大权的混乱局面。地方势力乘机以“甘人治甘”为由向北京政府极力举荐陇东镇守使陆洪涛任甘肃督军,而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也企图以武力赴兰任督军,致使甘肃的争督风潮愈演愈烈。为平息事态,1920年底,北洋政府任命马福祥为绥远都统,陆洪涛为甘肃督军,帮统张兆钾为陇东镇守使。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推动和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在这种形势影响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并将所属部队改为国民军。1925年10月,冯玉祥指派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带领国民军进驻兰州,收编了陆洪涛部,代行甘肃督军,办理军务。1926年初,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京、津地区的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运动不断高涨,威胁到了帝国主义及其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帝国主义的撮合下,奉系、直系军阀联合,在北方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进攻。在这种形势下,甘肃地方军阀特别是野心勃勃的张兆钾,与直系、奉系军阀勾结,准备夺权。1926年5月,张兆钾接受吴佩孚的命令,派黄得贵、韩有禄为前方正、副总司令,带兵会同各路军阀进攻兰州,欲将刘郁芬赶出甘肃。7月,国民军发动反攻,黄、韩部和国民党部对垒于隆德、静宁两县境二十余日。后国民军援兵从西南夹击而至,黄、韩部大败。8月28日,张兆钾仓皇逃出平凉,经过华亭退到陕西。北洋政府在陇东的统治结束,从此庆阳进入20世纪最混乱的时期。
张兆钾兵败后,其旧部“由平凉北原退至镇原,陆续开往西峰镇,溃军所过之处席卷一空,无业游民纷纷起而为匪,镇原农村遂破产矣。”而且国民军也给庆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1926年8月,国民军第二军姜宏谟部由陕西开往西峰镇,途径宁县太昌三不同一带,市镇村庄被抢掠一空。黄得贵、韩有禄盘踞庆阳期间,想渗入庆阳的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以及本地民团与黄、韩军队展开了争夺战,庆阳陷人战乱之中。1926年9月,黄得贵在肖金镇被刘郁芬部旅长佟麟阁率部击败,退入宁县境内,后与邵三纲农民军发生战斗,移驻早胜镇。不久,韩有禄也率溃军来到宁县驻盘克镇。黄、韩部驻宁县期间,表面上约束部队,严禁抢劫掠夺,可是他们不仅向地方摊派粮秣军饷,而且“下层私下串通,暗地改装,趁夜以出,伙劫百姓”,极大地骚扰祸害了当地民众的生活。12日,国民军韩复榘部进驻宁县政平。28日,两军相遇激战,黄得贵部溃败,退人子午岭。第二年夏,黄得贵率部复出和韩有禄部会合,与国民军马鸿宾部二十二师激战数日,马鸿宾大败,黄得贵部连夜追击。国民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得知二十二师失败的消息后,急派骑兵第三师驰援,将黄得贵、韩有禄部击败,韩有禄被国民军击毙,黄得贵逃往大连,部队被国民军收编,马鸿宾部退守庆阳。
1927年6月25日,国民党开封政治会议决定成立甘肃省政府,刘郁芬任主席,裁撤甘肃各道道尹,改设六区行政长,后又撤销区建制,改为省、县两级,庆阳各县直属省政府管理。第二年,县以下组织进行了改制。1929年8月,庆阳各县推行区村制。
这一时期,庆阳农村的土地兼并更为突出。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霸占着绝大部分土地和生产资料,90%以上的农民无地或缺少土地。庆阳、华池一带的土地,绝大部分被号称“八大家”的富豪霸占。大地主李子良一家占地7万余亩,牲畜1000多头,每年收租达四五千石(每石约200公斤),从庆阳到定边沿途农民大多都是他的佃户。华池县南梁一带有土地2.6万亩,被地主占去1.8万亩。正宁宫河镇大地主王宝珊家有数百顷良田,方圆十四五个村庄的农户几乎都是他的佃户,在兰州、陕西、宁夏有商号10余处。大量的土地兼并,使不少自耕农沦为佃农。
地主阶级在利用地租剥削农民的同时,还以雇工、高利贷等多种手段盘剥农民。难以度日的农民向地主借债l块银元月息达3至10分,并且要用土地或房屋作抵押,许多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加之连年灾荒,出现了夏秋绝收、赤地千里的惨状,农民只能以树皮、草根、野菜充饥,吃尽树皮草根就吃“观音土∽’,成千上万的饥民、灾民饿死荒野,惨不忍睹。
除了饥荒战乱,封建官僚和地方军阀还随意向农民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官府乡绅相互勾结,高摊浮收,敲诈勒索,广大人民苦不堪言。张兆钾任陇东镇守使期间,为巩固自己在陇东的地位,一面以扩军为名,强招兵丁数百人,加强军事训练,培植亲信和后备军官,一面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在平凉大修将军府,在原籍渭原修建宅院厅堂,整修祖坟。为了满足私欲,从1923年起在各县征收烟亩罚款,无论农民种烟与否,均按地摊派,按户征收,残酷盘剥农民。军阀部队此过彼到,摊粮派款,更加重了人民负担。
沉重的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盘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匪患的横行肆虐,军阀的连年混战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庆阳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失去了安定的生活环境,被迫背井离乡,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衰落,商业贸易受到冲击,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三、庆阳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庆阳人民在兵匪蹂躏、官绅压榨、地主盘剥的层层压迫下不堪其苦,走投无路,爆发新的反抗斗争势所必然。
鸦片战争后,发生在陕甘大地历时15年之久的回民起义,以董福祥为首领的庆阳饥民暴动,四川哥老会会徒刘天贵在庆阳、合水一带领导的饥民起义,西峰佛教徒帅仁帮、李学宗组织的饥民暴动等农民自发的反抗义举,点燃了庆阳人民抗暴抗税的烈火。辛亥革命后,饱尝压迫的人民纷纷奋起响应,庆阳爆发了一系列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1911年11月,宁州哥老会首领彭四海(原籍四川)及汪兆黎等聚集数百人在宁县早胜镇起义。1915年7月,宁县知事征收禁烟罚款、验契等税,敲诈勒索,引起民愤。20日,盘克镇一带农民奋起打死县警备队队长刘朝俊,捣毁验契局,并联络各乡群众5000多人,围攻县城4天,抗议缴纳新税。抗税的消息一时传遍四方,宁县各乡镇群众立即仿效,“捣毁了所有的验契局,抄没地主绅士的家,肃清了新税机构”。庆阳、镇原、合水、泾川、灵台、华亭等16县农民用“鸡毛传贴”,相互联系,形成声势浩大的抗捐运动。8月上旬,宁县四乡农民在王仲元、韩廷献、李庚元等人的组织下,传贴陇东各县,筹划组织民团,推举团总,准备开展长期的抗捐税斗争。8月27日,环县南乡团总张九才等响应陕北起事农民军,率领3000多人攻克环县城,杀死县知事等6人。随后,庆阳、合水、镇原、保安、富县农民数万人前往响应,公推张九才为总司令,围攻庆阳县城,令陇东当局震惊。1924年4月,庆阳、合水、正宁等县农民组成的3000多人抗税大军在合水县店子村村民何永玺的领导下,包围合水县城一月有余,逼迫合水县知事减免税款。1925年,在陕西“红枪会”的影响下,正宁、宁县、合水、镇原等县“红枪会”相继建立。正宁县“红枪会”于1926年围攻县城,打败催粮要款的军阀黄得贵、韩有录残部。宁县“红枪会”在邵三纲的带领下,围攻县城,抗粮抗税。镇原“红枪会”首领陈彦明、张宗英等于1927年3月暴动,活动于太平、王寨塬、方山等地,与地方民团和反动当局对抗。在这些反抗斗争影响下,庆阳地区各县广大贫苦农民纷纷肩扛镢头、锄头,组织“镢头队”、“口袋队”,进行抗粮、抗捐斗争。华池南梁、乔河一带的“哥老会”、“扇子队”,葫芦河的“镢头队”等也四处活动,虽然未成气候,但却带动了抗捐、抗税及反封建斗争向周边地区迅猛发展。
这些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虽然由于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行动和先进阶级的政治引导,在反动军阀、封建官僚和地主的威逼利诱、分化瓦解和残酷镇压下都失败了,但它充分显示了庆阳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鼓舞了广大农民的斗志,有力打击了清王朝和封建军阀在庆阳的反动统治,为中国共产党在庆阳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群众基础。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庆阳的传播
一、五四运动对庆阳的影响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的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它使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发一场广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了起来,逐渐与民众结合,走向社会,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种新思想。五四运动期间,旅京求学的甘肃籍学生大都积极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北京大学庆阳籍学生王自治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和痛打张宗祥的斗争。在运动不断深人发展的同时,王自治等甘肃籍学生及时把介绍鼓动北京革命斗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七日刊》《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通过书信、邮寄、自带等方式传到陇原大地,积极向本省学校和亲友通报运动发展的情况,呼吁他们起来声援,使五四运动的洪流很快发展到了西北。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旅京甘肃进步学生为了更好地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以及他们对甘肃社会、教育、妇女等问题的见解和评论介绍到家乡,便开始筹商创办自己的刊物。在张明道、王自治等人的倡议下,1920年3月14日,甘肃旅京学生40余人在北京大学召开首次会议,“新陇杂志社”正式诞生。出席会议的都为杂志社社员,王自治被推选为编辑部主任,田炯锦担任杂志的编辑兼校对工作。4月4日,王自治等人又组织在北大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讨论通过了杂志的宗旨和投稿简章,将杂志定名为《新陇》,5月20日,第一期杂志出版发行。
《新陇》大力宣传五四运动的意义,介绍五四以后出现的各种新思想,对甘肃各地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妇女问题等发表见解和议论。王自治在《新陇》发刊词中大声疾呼:“甘肃的情况是暮气沉沉,大梦未醒”,“人家是一日千里,我们是固步自封,……这种情况如果不予改变,甘肃终将沦为野蛮”,“望陇人之觉悟奋发及污浊社会之改良。”为当时闭塞守旧的甘肃注入了一股清醒剂,开启了陇原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新陇》第一期刊登了田炯锦《两洋近代思想与形势变迁的梗概》一文,深刻分析了当时社会的弊病,提出了“现在工场制盛行,没有一件东西是不合许多人的才力出产的,所以现在的东西,是社会出产的,不是个人出产的,所以保守的钱,应归之公众,不是个人私有”,“所以马克斯主张土地、资本归国有,一切经济的活动,都要以社会共同的利益做前提,不应该以私人发财做前提”等许多进步观点,在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受王自治、田炯锦等进步青年的影响,当时在甘肃省立中山中学读书的西峰青年刘承尧也给《新陇》杂志撰写文章,结合手工业工人、农民群众生活和与统治阶级斗争的具体事例,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21年3月,西峰旅日进步青年刘养峰把《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和《唯物史观解说》等著作带回家乡。此后,庆阳旅京学生集体筹款购买进步书刊寄回家乡,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冲破了庆阳思想落后闭塞的局面。
在王自治的倡导下,《新陇》杂志还刊登了《我们怎样创造新文化》《妇女解放中的阻碍及补救方法》等文章,提出要改变甘肃落后面貌,必须“毁弃偶像,解放思想”,“本科学的精神,用科学的方法,去治一切学术”的主张,强调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阻碍,在于没有同男子一样受到平等的教育”的原因。同时在初刊各期中,还连续发表了介绍国内各大学情况,积极鼓励甘肃青年去省外求学的文章,以期通过他们,输入新思潮于本省。针对陇东镇守使张兆钾,设陇东官银号,向陇东各县人民任意派款,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的现象,旅京陇东学生冯翰英、贺风梧、贾大均等20余人发起反对,王自治积极响应,在《新陇》杂志上刊登他们的《告陇东各县人民书》,深刻揭露了反动军阀为害甘肃人民的罪恶行径,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引起反动当局的重视。《新陇》还转载《新青年》杂志上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代表性文章,对当时庆阳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庆阳的影响
五四爱国运动,激起了中国人民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1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完全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促进了科学民主思想在陇原大地的广泛传播。庆阳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奔走于家乡和大城市之间,或著书立说,或办学启蒙,或于集镇街巷之间发表演说,大力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军阀割据和剥削压迫。1924年8月,西峰人刘立之、张孝友、刘鸣舞等人在《新陇》杂志上发表反对封建军阀、争取民众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争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等言论,并印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300多份,发动手工业者、农民、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开展宣传,散发传单。镇原、西峰、环县、合水、正宁等县先后创立了由青年学生、农民、手工业者、教师、旅外学子、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救国会、国民社、民众教育演讲团、新民文艺宣传队等社会团体,宣传新思想和救国救民真理,揭露封建官僚和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动员群众奋起反抗。
1926年3月,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创办《民声周刊》《醒社周刊》等刊物,庆阳早期共产党员王孝锡、任鼎昌、王彦圣等定期将刊物带回庆阳、华池、镇原、合水、宁县、正宁等县文化机关和学校。这些刊物对宣传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鼓舞群众斗争意志,打击反动势力,推动革命形势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同一时期,镇原、环县等县在原民众演讲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民众教育馆,开设阅报室,借阅新图书,介绍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在国内大环境的影响以及庆阳籍进步人士、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员的倡导下,庆阳工人阶级、进步学生、爱国商人反帝反封建运动不断兴起,新思想、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各种渠道在庆阳迅速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庆阳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王孝锡与青年社的活动
王孝锡(1903一1928),字遂五,甘肃宁县太昌镇人。8岁入太昌义学读书。1918年考入平凉省立第二中学学习。平凉位于陕甘交界地区,有甘肃?‘旱码头”之称,也是新思潮传人甘肃的主要通道。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各种新思潮新文化等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王孝锡有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开始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921年5月,平凉当局为封建遗老魏宝山举行“地方特别纪念会”,平凉二中组织学生参加纪念活动,王孝锡当场发表演说,公开反对封建礼教和学校的陈腐制度,引起校方不满,被学校以“唆乱秩序”的罪名开除。之后,他长途跋涉徒步到兰州学习,直到平凉二中校长被撤换,又返校学习,完成中学学业。
1924年3月,王孝锡考入西安国立西北大学。他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在中共陕甘特别区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下,陕西民主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国共两党合作在西北大学建立了中山学院,招收农民运动班、军事政治班、妇女运动班、地方行政人员暑期训练班等,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学生刘含初、魏野畴、李子洲等知名人士在西北大学任教。他们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是陕西早期共产党员。《新青年》《向导》《独秀文存》等进步刊物和书籍在学生中广泛流传。王孝锡在阅读了这些进步刊物后,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开始投身革命事业。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爆发,西北大学是西北地区运动的中心,受刘含初、魏野畴等人的影响,王孝锡参加了“五卅”爱国运动。由于他在“五卅”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被吸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暑假,王孝锡开始在家乡宁县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当时宁县在外地求学的学生回到家乡过暑假,他利用这个机会,与同学任鼎昌、王彦圣(又名王晓时)、王之经等在太昌镇建立了“青年社”,参加的人员主要是太昌小学的青年老师和平凉省立第七师范宁县籍学生,共30多名成员。“青年社”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生观”为口号,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良好影响。“青年社”也成为大革命时期甘肃省第一个农村进步青年团体。“青年社”成员走乡串户在农民中进行鼓动和宣传活动,把新的思想意识和进步观念带进了落后的农村,鼓动农民遗弃旧风俗,动员男子剪发,女子放足,并带来自己收集的反映新风尚的照片给农民看,对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宣传,使新思想、新观点在落后闭塞的家乡生根发芽,为党的地方组织建立,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暑假返校后,王孝锡更加积极参加各种进步组织和革命活动。当时,西北大学共产党员组织了平民学校,主要招收失学青年和劳苦群众。教学目的主要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对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从学校筹备、组织到成立,王孝锡始终是主要参加者之一。为了唤醒甘肃青年学生,王孝锡组织了有甘肃籍同学参加的“旅陕青年会”,陇东籍学生有10多人参加。并散发了《告陇东十七县父老兄弟书》,以此唤醒民众。经历一系列革命斗争的考验,王孝锡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1926年6月,经刘含初、吕佑乾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国民军刘郁芬部进入甘肃后,在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蜻泉等作为政治工作人员也来到甘肃。12月,甘肃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省特别支部成立。1927年3月,为了加强中共甘肃党组织的工作和推进国民革命,王孝锡以西北政治委员会国民党党务特派员的身份到兰州整顿甘肃党务。王孝锡和共产党员胡廷珍、马凌山、保至善等人先后来到兰州。王孝锡整顿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并担任青年部长,加强了省党部的进步力量。根据兰州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和中共陕甘区委的指示,针对甘肃特别支部组织不健全的实际,王孝锡和胡廷珍等决定对中共甘肃特别支部进行改组。1927年4月17日,中共兰州特别支部成立,胡廷珍任书记,王孝锡任组织委员,马凌山任宣传委员。王孝锡还担任了甘肃省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甘肃政治委员会会长及第二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等职务,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4月,王孝锡组织成立了兰州青年社,任社长。青年社以兰州女子师范、兰州一中为阵地,在青年学生中积极活动,动员进步青年加入。先后加入的有300多人。青年社举办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学习会,在兰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王孝锡的组织下,兰州女子师范创办了《妇女之声》,兰州一中创办了《醒狮》周刊,宣传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王孝锡在兰州的革命活动,有力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思想在甘肃的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