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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7年4月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陇东地区第一张民众团体报纸——《庆阳人民》，在庆阳城(今庆城县城)创刊，由庆阳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办，四开二版，油印，不定期出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教导师政治宣传科长兼民运科长任质斌任主编，黄子文、田绍锡等兼任编辑、记者和缮写工作。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戎纪五题写了报名。《庆阳人民》的主要任务和内容是，紧密配合在红军教导师、中共庆阳县委领导下进行的庆阳城乡各界人民反对、清算劣绅冯翊清的斗争。从4月11日起连续出版刊载“反冯斗争”的控告信、控告书、意见书、布告、消息、通讯等“冯案特刊”达8期之多，充分报道和反映了这场斗争。5月7日，随着“反冯斗争”胜利结束，《庆阳人民》即告停刊，前后共出版12期，每期发行300余份。此后，《庆阳人民》改报名为《老百姓的话》继续出版，1937年8月终刊。

《庆阳人民》第五期

　　“反冯斗争”及《庆阳人民》创刊背景

　　庆阳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华夏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医学鼻祖岐伯的故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庆阳城，虽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但由于长期受地主阶级剥削统治，贫富分化极为严重。当时，在陇东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个匀和家”，其中，“八大家”指的就是庆阳城的恒义兴(李子良)、庆盛积(冯翊清)、永茂隆(韩振武)、复兴李(李庆龙)、永益元(胡廷奎)、泰盛昌(樊景泰)、世丰元(张维岳)、仁义重(任绍亭)“八大商号和八大富豪”。

　　据《庆阳通史》记载：“‘八大家’不仅在庆阳城开有商号，在农村占有数千顷良田剥削农民，而且和官府勾结，在政治上欺压老百姓。‘八大家’之首冯翊清作恶多端，百姓十分痛恨”。

　　冯翊清号称庆阳城首富，冯家在庆阳城有6处豪华大院，百十间青砖瓦房，占有附近四乡2000多亩田地，开设了许多商店铺面，并经营庆阳城的邮电业务。冯翊清兄弟子侄大都在政府任职，冯家在地方上极有势力。其弟冯翊翰(即冯老五)曾任国民党甘肃省驻北京参议员。冯翊清依仗权势，勾结土匪，包揽诉讼，贪污赈款。曾保举谭世麟为民团营长，并与之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群众十分痛恨。1929年，陇东遭受严重旱灾，时任庆阳县赈灾委员会主任的冯翊清，以修城补路、办火柴公司为名鲸吞甘肃省政府拨付的赈灾款4万元。红军进驻庆阳城后，冯翊清与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勾结，造谣惑众，诋毁共产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甚至扣押红军退还给群众的粮食。1933年至1935年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庇护，庆阳县农民虽然多次控告冯翊清的罪行，但均无果而终。

　　1936年7月，红军教导师(又称红大三科，亦称庆阳步兵学校) ，在师长周昆、政委袁国平的带领下，由陕北瓦窑堡迁驻环县木钵镇。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兵谏——“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驻陇东地区的国民党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奉命南撤，只留了一个团驻扎西峰。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条件，1936年12月27日，红军教导师由木钵移驻庆阳县城，接管了国民党东北军撤走后庆阳、合水、镇原、宁县等地的防区。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城后，蔡畅带领的陕甘宁省委50多人工作团也来到了上述地区开展工作。当时国民党的政权机关在上述地区还继续存在，被称为统战区。红军教导师和蔡畅带领的工作团会合后，在统战区相互配合，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初，在红军教导师的领导下，“庆阳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庆阳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成立，对内称中共庆阳县工作委员会，蔡畅任工委书记。同时，庆阳县各区乡贫民委员会、抗敌后援会和工青群众等组织相继建立，以庆阳城为中心遍及各处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红军教导师及工作团干部在发动群众抗日的同时，做了大量的社会民情调查，长期受苦受压的百姓把共产党比作大救星，纷纷控告恶霸冯翊清。

　　1937年4月，为紧密配合庆阳县城乡各界群众反对、清算劣绅冯翊清的斗争，由“庆阳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办的《庆阳人民》创刊。

《庆阳人民》第七期

　　“反冯斗争”经过及《庆阳人民》之“冯案特刊”

　　红军教导师和“庆阳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根据群众揭发冯翊清的罪行，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组织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冯斗争”。

　　1937年4月12日，《庆阳人民》刊发任质斌采写的题为《冯翊清父子被拘之经过》的稿件：

　　冯翊清及其子侄，于本月七日被红军教导师与第三区公署将其拘捕。记者得讯后，当即往访有关人员，探得实情。

　　被拘原因

　　谁都知道，“庆盛积”冯家是本县(注：庆阳县)最有钱有势的一家，但是他们虽然有钱有势，而近几年冯翊清本人和他的子侄冯榘、冯檗、冯棨等，却在地面上做了许多使人看不上眼的事情。这在上期本报所登载的许多民众的控告书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当红军教导师初开入本城(注：庆阳城)后，就有人告他，但当时在教导师方面，还以为这也许是少数人挟怨报仇，而且因为都是些民事案件，所以不便而且也不愿承受。谁料其后控告竟越来越多，甚至连前任区长孙广玉、本城绅士王家彦也来控告，而且在控告书中还有些和教导师有关的事实(如造谣惑众、破坏军誉等)。所以教导师政治部便决定与专员公署驻庆办事处及第三区公署协同，彻底追查这些案件。同时因为案情重大，当然，需要首先拘传冯家父子到案。

　　被拘经过

　　本月七日晨六时，教导师政治部和专员公署驻庆办事处代表兼第三区区长王开先协商后，立即派队伍到了冯家。这时，冯翊清本人及其亲子冯榘、冯棻，侄儿冯棠、冯棨、冯果，都刚刚起床，突然就被派去的武装弟兄一一捆起(至于冯翊清的二儿子冯檠，则因为没在家中，所以能够闻风潜逃)。这个消息立刻就传遍了全城。因为事前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人控告了他们，所以当时很有些人表示惊讶，但是教导师政治部马上就派人到街上来向民众解释，说明他们的被捕是因为有人控告了他们。于是大部分民众反倒欢天喜地起来。虽然有些人那时仍然怕着冯家的势力，但是在心里却暗暗地想：告得好!捉得好!

　　六大罪状

　　不久，教导师政治部又贴出了布告，除说明拘捕的原因以外，公布了王家彦、孙广玉等控告冯翊清父子的六大罪状。这六大罪状是： (一)造谣惑众，离间红军与中央军的团结，企图破坏国家统一;(二)鲸吞赈款，饿毙灾民万余人;(三)勾结陈珪璋部攻陷庆阳，抢掠绅商;(四)依势欺人，惨杀无辜;(五)剥削乡民，害人利己; (六)破坏红军军誉，私藏军火。——看了这些罪状以后，便有许多人记起了民国二十二年、二十四年的李敬堂等控告冯翊清时，被他向各方面用钱运动，结果只落了个不了而了。于是，便都互相私语： “好!只看这一次了。这一次如果还不能把这个恶霸打倒，以后便永没有希望了。”虽然短短的数语，却显然表达出了对教导师与区公署寄托着莫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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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冯案检查委员会

　　红军教导师政治部和第三区公署，为使地方人士明了事实真相和讨论此事应如何具体地尊重民众意见起见，于当天下午五时发起召开地方各机关团体联席会议，出席者计有公款会张心安、盐局吕基舞、救联会陆为公、商界救国支会任绍亭、农界救国支会陈元绪、工商救国支会赵安庆、贫民界救国支会伍生信、江湖界救国支会田绍锡、教导师政治部任质斌、区公署王开先、政界救国支会李森洁、城关联保处贺有德、学界救国支会张云亭、西街初级小学麻伟、北街初级小学杨季熊、南街初级小学侯耀堂。主席任质斌首先报告冯氏父子被捕真相，略词：“政治部和区公署此次拘捕冯氏父子，完全为了尊重广大群众之意见。……

　　主席报告后，到会者均即表示对教导师与区公署拘冯之举甚为同情。有人提议先组织一个冯案检查委员会，然后再组织一个冯案审判委员会，来处理此案。经议决通过并当场选出王开先等19人为冯案检查委员，推定任质斌为主任委员。

　　另外，决定于街头巷尾广置密告箱，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决定办公时间实行集体办公。

　　任质斌，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早期领导者之一。1915年生，山东即墨人。1931年9月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编辑、秘书长。长征抵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秘书长兼《红色中华》主编。1936年夏调任红军教导师政治部民运科长兼宣传科长，随军赴陇东根据地。

　　1937年夏之后，历任中共庆阳县委书记、陇东特委宣传部长、镇原中心县委书记等职。1938年8月调离陇东后，历任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五师代政委、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秘书长、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1977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80年调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曾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为了拘传冯家父子，查清案件之细节，经过周密部署，红军教导师政治部便决定与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庆办事处及第三区公署区长王开先协调妥当后，于1937年4月7日早6时，拘传了冯翊清父子。当时抓捕队伍到冯家之前切断了庆阳县城通往西峰的电话线。到了冯家之后，冯家父子刚刚起床，除冯翊清二儿子冯棨因为没有在家后来闻风潜逃外，其余全部被拘捕归案，并将这一消息通电国民党南京政府。

　　冯翊清等6人被逮捕后，红军教导师政治部在庆阳城大街上公布了冯家父子的六大罪状，并派出宣传队上街进行宣传演讲。庆城各界群众听到消息后，纷纷涌向城关，一时间庆阳城可谓万人空巷。

　　为了搜集冯家父子的犯罪证据，冯案检查委员会在庆阳城街头设立秘告箱，让老百姓能够无所顾忌地将冯家父子犯罪事实及时反映上来。4月9日，庆阳县各界民众在庆阳城体育场打戏楼前举行声讨大会，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在大会上声讨了冯家父子的罪行。通过这次大会，掀起了“反冯灭霸”斗争的高潮，一封封控告信像雪片一般飞到了冯案检查委员会，一个个人证大胆地站出来指控冯家的犯罪事实。通过20多天的努力，冯案检查委员会对冯家父子的罪行调查基本结束。

　　当时，冯翊清的儿子依仗自己的权势，上下打点，多方活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甘肃省政府同时向红军教导师发来电函，提出协商解决，随即又派代表到庆阳交涉，要求将冯翊清本人于案卷一并交国民党政府处理，企图再次包庇，释放冯家父子。在红军教导师政委袁国平与庆阳区公署区长蔡用之、国民党甘肃第三区专署专员戎纪五先后会谈、据理力争后，才迫使戎纪五同意“组织会审、就地结案”。

　　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及早在庆阳城审判冯家父子一案，庆阳城各届几千名群众于4月28日冒雨举行请愿游行，请愿群众手持请愿书，从红军教导师师部到区公署，人山人海。请愿群众还向国民党中央检查院西安行营、全国赈务总会、甘肃省政府、甘肃省第三专员公署及庆阳各地驻军、各报馆发出了《庆阳县民众为铲除冯翊清呼吁请愿专电》。在请愿没有促成审判的情况下，全城市民掀起了总罢工，当时庆阳城大街之上贴满反冯标语，商号关门、工厂停工、学生罢课。

　　为配合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冯斗争”，《庆阳人民》从1937年4月11日起，连续8期出版《冯案特刊》，刊载“反冯斗争”的控告信、控告书、意见书、布告、消息、通讯等，充分报道和反映了这场斗争。

　　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请愿罢工活动，迫使国民党庆阳区政府承认群众选举的“冯案检查委员会”为合法的原告机关，由红军教导师和国民党专员公署两方的代表组成审判委员会，救国会代表组织审讯，依法定罪。

　　1937年5月6日，在红军教导师的组织领导下，庆阳县各方代表齐聚庆阳城新街口，正式审判冯家父子。当天，会场上悬挂国共两党党旗，审判会由代区长蔡用之主持，“冯案检查委员会”主任任质斌宣读起诉书，一个个原告出庭作证，冯家父子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低下头认罪。“冯案检查委员会”于5月8日对其判决如下：

　　“被告冯翊清、冯榘、冯棨父子等鲸吞赈款，勾结土匪，鱼肉乡民，包揽词讼，诬良为盗等情尚有事实，构成渎职、伪造证据、诬告罪等。应以刑法及赈务条例之规定，将该冯翊清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公权10年。被陈珪璋截留之赈款6500元及手续不清之500元共7000元，该冯翊清未及力争收回，应责任赔偿并以一分五起年息，计6年应伸息6300元，共计本息13300元;赔偿勾结土匪陈珪璋从中渔利之款2000元;赔偿郭栓狗以强占妇女等词讼冯棨300元;赔偿李良栋控告冯翊清父子屡害良民200元，赔偿粮食11.2石;赔偿田培植控告冯翊清滩款鲸吞40元;王大贵控告冯榘依仗权势欺压良民赔偿32元。冯榘附和其父，勾结土匪蹂躏庆阳，迫害民众，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10年。冯棨以公务人员，滥用职权，故杀良民，霸人妻女，实属罪大恶及，现畏罪潜逃，应作缺席判决，处以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10年。准赔偿原告等词讼费200元，归被告等全部负担，本案限制原被告人无上诉权。本案判决执行在庆阳城。”

　　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冯斗争”，在红军教导师和庆阳县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斗争的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庆阳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反冯斗争”期间，《庆阳人民》每几天出版一次，向城区各界群众发行，还在请愿、游行的群众中散发，在城内大街小巷张贴。“反冯斗争”之后，庆阳县统战区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兴起，庆阳城的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最具活力的因素。

《庆阳人民》第六期

　　《庆阳人民》的停刊及归宿

　　1937年5月7日，随着“反冯斗争”胜利结束，《庆阳人民》即告停刊。2017年9月，笔者在搜集整理《陇东报》报史资料时，有幸翻阅到《庆阳人民》的复印件及《陇东报》的前身、1937年9月创刊的中共陇东特委机关报《救亡日报》社长兼主编张文华写给陇东报社的信件。张文华在信中提到《庆阳人民》，并说1988年他在参加《陇东报》创刊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再次故地重游来到庆阳城。期间，从一收藏爱好者手中发现几份《庆阳人民》原件，欣喜万分，劝说这位收藏爱好者将《庆阳人民》原件捐献给了陕西师范大学，《庆阳人民》原件现藏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笔者见到的《庆阳人民》第五至第十期“冯案特刊”复印件，正是张文华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复印。

　　张文华，1909年10月26日生于陕西渭南县青龙镇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固始县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等职。 1934年秋赴南梁根据地，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和中共陕甘边特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主要撰稿者之一。1936年12月调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教导师政治教员，亦为庆阳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创办的《庆阳人民》主要撰稿者之一。1937年9月，任中共陇东特委机关报《救亡日报》和“陇东通讯社”社长兼主编。1938年4月调任西峰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本年8月调延安工作。1939年3月调中央社会部，遂派赴西安从事地下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西安人民警政学校、西北局教育部社会教育处、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工作。1987年离休。

　　1937年5月7日出版的《庆阳人民》，刊载了张文华撰写的题为“轰动庆阳的冯案始末记”文章，文章采用章回体叙事手法，详细描述了“反冯斗争”的前前后后。原文收录于《陇东老解放区通讯选》。限于篇幅，笔者只将小标题呈现读者：

　　冯翊清恶迹难数 王家彦聚众兴讼;孙广玉给冯念藏经 王老将卷土又重来;教导师尊重区公署 两家子扭成一股绳;春眠不觉晓 老冯被绑了;王老将组织反冯会 众百姓不断大示威;一波未平一波起 你死我活请愿书;总罢市要求就地结冯案 教导师担保为民谋利益;蔡代表莅庆提冯案 袁师长电西说专员(注：“袁师长”即袁国平。周昆调离后，袁国平继任红军教导师师长兼政委。);会审公堂结冯案 群众原告喜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