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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庆阳地方组织的建立

　　第一节 中共邻宁支部委员会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庆阳社会状况

　　国民军统一甘肃后，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政府。7月，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1931年，陕军杨虎城派孙蔚如率军进军甘肃，庆阳各县遂被陕军占领。1932年，蒋介石又命其亲信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甘肃落入蒋系军阀之手。1934年，蒋军嫡系六十一师三六一团进驻西峰。自此，蒋介石的势力控制了庆阳。

　　在全国军阀混战愈演愈烈之际，陇东地区也是大小各派军阀武装此去彼来，战火连年。先后有甘肃地方势力黄得贵部，冯玉祥军孙连仲部，陕军孙蔚如、杨子恒部，还有固原杨万青、毕梅轩等多股军阀武装驻扰庆阳，扩充势力，争夺地盘。同时，谭世麟、陈畦璋等地方武装也乘乱崛起，烧杀抢掠，残害无辜。1928年冬，赵文华、陈畦璋在子午岭聚众百余人，号称“甘肃义勇军混成团”，打家劫舍。次年2月，赵、陈率部击败前来进剿的宁县警队，于4月趁势南进宁县东原，部众发展到万人，又在庆阳驿马关击溃陇东民团谭世麟部，迫使谭退守西峰镇。此后，赵、陈部先后攻破正宁、宁县、合水、镇原县城，11月，移驻宁县早胜镇，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庆阳大部分地区被陈硅璋控制。在围攻合水县城时，首领赵文华身亡，陈畦璋即统其众，整编为“混成旅”，自任旅长。1930年，陈畦璋接受冯玉祥收编，4月，率部驻西峰镇。此后，又攻占平凉，率部移驻平凉。1931年6月，陈琏璋投靠蒋介石，任“甘肃讨逆军第三路司令”。至此，庆阳、平凉为陈琏璋独占。1932年2月，陈硅璋被孙蔚如、杨子恒杀于兰州，这股陇东地方军阀势力遂被瓦解。此后，陇东各地土匪迭起，有大小数十股，到处杀人放火，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肆虐乡里。土豪劣绅纷纷建立地方武装，对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兵匪交加的庆阳大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28年至1929年，甘肃发生严重旱灾，庆阳、镇原、宁县，环县、合水、正宁等县均属重灾区。这次大旱给庆阳各县农业生产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合水“旱已10个月，夏禾未收，秋禾未种”。环县从1928年5月到1929年4月旱灾持续1年，粮食绝收。华池县从1928年3月至1929年4月未曾落雨。镇原“人夏以来，骄阳肆虐，田禾干枯，秋后又未落雨，全无收成”。这次旱灾范围广，灾情严重，1929年春天粮价疯涨，饥民四处逃荒，人口、牲畜死亡严重。南京政府内政部视察甘肃灾情后，在报告中称：“甘肃有灾民二百四十余万人，陇东地区‘迭遭兵匪，庐舍荡然，釜罄如洗。草根树皮，挖掘殆尽。死亡之余，或卧疾不起，或赤身无衣，此种奇灾，历所未有’，面粉每百斤涨至银币二十五元。”这次大旱灾中，庆阳地区死亡人数不计其数，区内田庐荒芜，村落焚毁，甚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西峰街头巷尾，到处挤满了乞讨的灾民，每日死亡几十人，在南门外挖了一个万人坑掩埋尸体，来不及掩埋的，野狗争食，惨不忍睹。流行于庆阳的谚语“人吃人、狗吃狗，鸦雀老鸹啃石头”，是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严重旱灾、连年战乱以及封建官僚和军阀的任意摊派、敲诈勒索，庆阳经济社会遭到空前破坏，农民生活极端困难。“民遭饥馑，而官府不恤民情，索粮逼款，饥民走投无路，纷纷起来反抗。”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庆阳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准备了条件。

　　二、中共邰宁支部委员会的成立

　　1927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8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是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王孝锡与胡廷珍从西安回到甘肃宁县太昌镇，与共产党员王彦圣、王之经、任鼎昌等人会合，共同研究行动方针，决定胡廷珍回家乡导河开展武装斗争，王孝锡等在宁县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进行武装斗争。王孝锡等人在宁县太昌镇重新整顿了青年社，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壮大青年社。为了提高青年社成员对党的认识，王孝锡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等，并领导青年社开展反对当地反动统治的斗争。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在庆阳建立党组织的条件成熟了。1927年秋，中国共产党郐(陕西彬县)宁(甘肃宁县)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郐宁支部”)成立，王孝锡任支部书记，王彦圣任组织委员，任鼎昌任宣传委员(后被派往平凉)，王之经任青年委员。中共邻宁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建立的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宣传革命，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壮大党的组织。

　　中共郐宁支部的成立，是庆阳近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庆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庆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它使灾难深重的庆阳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中共邻宁支部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根据庆阳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的指示建立起来的。中共邻宁支部一成立，就根据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行动纲领，结合庆阳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实际，确定了主要任务和行动方针，成为庆阳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坚强的组织者和强有力的领导者。

　　中共郐宁支部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组织动员庆阳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进步力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自身的解放而努力奋斗。作为一切受压迫、受剥削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它注重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深人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疾苦，向群众阐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目的和意义，使人民群众在觉醒的基础上自觉地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之中，促使庆阳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中共邰宁支部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庆阳人民革命斗争前进的步伐。中国共产党庆阳地方组织的成立，不仅揭开了庆阳人民革命斗争历史新的一页，也如星星之火，照亮了庆阳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路，加快了庆阳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进程。

　　三、“逐杨驱索”斗争的胜利

　　中共邻宁支部成立后，以宁县为工作中心，向彬县等周边地区发展。在发展党组织力量的同时，王孝锡又恢复和发展了早在1925年暑假时就在家乡建立起来的青年社，以读书会为掩护，以太昌镇为中心，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主义浅说》和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革命理论，并结合实际进行讨论，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教青年学唱《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使广大青年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在邻宁支部的领导下，宁县太昌镇的学生首先组建起学生会，附近各镇学校学生会也相继成立。在此基础上，王孝锡将和盛、焦村、新庄等地学校联合起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利用集日上街演说，宣传革命，领导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当时，宁县农村一带经常有外国传教士以宗教为幌子，进行蛊惑麻痹人民思想的宣传。王孝锡组织学生当面和他们辩论，揭穿他们的文化侵略行径。太昌小学校长杨蕃昌顽固守旧，反对进行革命活动。王孝锡鼓动学生掀起“逐杨运动”，提出“打倒烂脏校长杨蕃昌”的口号，揭露杨蕃昌的贪污丑行，终于把杨蕃昌赶下台，由青年社成员赵灵洲担任校长。宁县县长索呈祥是一个贪官污吏，他在宁县任县长期间，贪赃枉法，向农民任意摊派捐税、粮款，农民不堪重负。为了给老百姓除害，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郐宁支部提出抗粮、抗款、抗捐和驱逐索呈祥的口号。王孝锡等组织进步青年及学生，深入开展社会调查，归纳了索呈祥罪状24条，并以“宁县绅民联合会”的名义，写信向甘肃省政府告状。平凉镇守使陈毓耀企图采取高压手段平息此事，追查写信人，更加激起了宁县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义愤，在王孝锡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迫使当局撤去索呈祥的职务，追回赃款充作教育经费。

　　“逐杨驱索”斗争是中共郐宁支部成立后组织开展的较大规模和声势的反抗黑暗统治的斗争，不仅推动了庆阳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使刚刚成立的庆阳地方党组织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受到了锻炼。

　　第二节 中共太昌临时区委员会

　　一、王孝锡参与发动旬邑起义

　　192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的《陕西工作决议》指出，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要求陕西省委就此工作作出安排。5月，中共陕西党组织在旬邑发动武装起义。旬邑地处陕西、甘肃交界，国民党反动势力比较薄弱。这里紧靠子午岭林区，地形复杂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这里的贫苦农民与统治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经常组织“红枪会”捣官府、杀豪绅，与地主土豪斗争。早在1927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就派吕佑乾在淳化、旬邑一带开展社会调查，随后又派徐经霖(徐铭勋)、吕凤岐、王浪波、蒲允升等到旬邑与王孝锡、许才升秘密联系，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共同策划武装起义。许才升是当时旬邑高等小学校长，西安中山学院农民班毕业，早期共产党员，又是旬邑人，熟悉旬邑的各种情况。吕凤岐是旬邑高等小学教员，共产党员。

　　遵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旬邑地下党研究决定，待时机成熟，立即举行武装起义。5月7日，潜伏在旬邑县城内的起义队伍，先缴了警察局及守城警察的枪支，城外由农民组织起来的“红枪会”会员手持大刀、长矛、土枪越城而人，起义队伍很快攻占了旬邑县城，活捉旬邑县县长李克选和公安局长、粮秣委员及土豪劣神等7人，当日公判并予以处决。同时成立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路军。王孝锡担任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委员。为了扩大起义影响，王孝锡提前离开旬邑县城，前往彬县百子沟煤矿，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工人暴动，配合旬邑起义。旬邑起义惊动了国民党当局，他们一面派旬邑民团围攻起义队伍，一面分化瓦解起义队伍。5月30日，在敌人疯狂反扑下，旬邑起义失败。起义领导人许才升、吕佑乾等7人被活埋。王孝锡因在百子沟煤矿幸免于难，王彦圣也受到追捕，他们先后化装离开旬邑，返回宁县太昌镇。

　　旬邑起义，是继清涧起义之后西北又一次声势较大的农民武装斗争。起义虽然失败，但它为党在陕甘边区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旬邑起义的失败，并没有使王孝锡等共产党人灰心，而是从旬邑起义中看到了农村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决心继续在宁县、长武、彬县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为广大工农群众谋求解放。

　　二、中共太昌临时区委员会的成立

　　旬邑起义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回到宁县的王孝锡决定扩大党组织，组建革命武装，继续开展武装斗争。经过中共陕西省委批准，中共太昌临时区委员会随之建立，下设宁县、泾河川、长武3个支部，8个党小组，共有党员29名，隶属中共陕西省委。太昌临时区委以太昌小学为活动据点，在宁县和陕西的彬县、旬邑、长武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为加强大革命失败后党员的思想教育，王孝锡根据各支部党员的思想状况，制定出教育计划，提出青年社的任务是“宣传组织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提高社会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员，使党的队伍不断壮大。1928年，王孝锡在向上级党组织的汇报中，对太昌临时区委建立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

　　中共太昌临时区委成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庆阳组建扩大党组织、发展党员，不断壮大党的队伍，开展革命斗争坚强的领导核心，使党在庆阳的领导力量得到有力加强。

　　三、王孝锡在陕甘边界的社会调查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村社会状况，把更多的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把革命斗争推向更大更广的范围，1927年夏，王孝锡以行医为掩护在宁县、长武、泾川、正宁、庆阳、合水、镇原等县开展社会调查，写出了《农村阶级分析》一文。内容包括农村社会各阶级和农民生活的状况。王孝锡在对农村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后认为：地主，“其经济在这个社会上是占着最高地位，与绅士立于同等的地位，压迫贫农”;自耕农(中农)“可以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在经济上的外交很少，常取各扫门前雪的独立保守主义”，对于政治漠不关心，对于社会问题很难注意得到。半耕农(贫农)的“土地很少，常有食粮不足之虑，不得不乞求于地主的土地，常受地主的剥削，他们的经济是常不足的，不保险的”，所以，贫农是“有革命本质的”。佃农是农村社会中最没有地位的群体，是“社会上具有革命特质”的人。农村中的雇工“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工人也，他们无家庭可言，无幸福、娱乐之可言，只有出卖劳动力于人，维持其不死，社会上最痛苦难堪的，莫过于这一等人”。

　　通过调查分析，王孝锡认识到地主、豪绅是革命的敌人，自耕农、半耕农、佃农和雇工是革命的力量，从而分清了敌我，增强了革命的信心。他坚信即使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认清敌友，坚持斗争，革命就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王孝锡通过深入调查和认真分析中国农村各阶层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后，1927年10月，写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他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里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15条办法，主要包括：一切地主之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成苏维埃政府的劳动贫民所公有，实现“耕者有其田”;寺院教会的土地，皇族、族官公产的土地、祠田族产的土地、官荒、沙田、湖田等土地，“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乡村中的革命机关，一切森林、矿产完全归苏维埃国家所有;一切豪绅、反革命的财产完全没收，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改良农业，兴修水利，赞助农民的合作社运动，鼓励发展工业;颁布保护雇农、苦力的法律，保证无产而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废)的生活等。

　　王孝锡在宁县等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后所形成的《农村阶级分析》一文，从陕甘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特征出发，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他们的阶级本质特征，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深刻指出广大农村中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户和雇工是“社会上具有革命特质”的人，是党在农村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主要力量，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随后起草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提出了土地革命时期解决农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两份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当时在湖南湘潭地区开展的农村调查后所形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有很多共同之处。为党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四、中共太昌临时区委遭敌破坏

　　1928年，甘肃的宁县、泾川、庆阳、合水、镇原、正宁一带大旱，小麦减产过半，秋收无望，地主豪绅乘机囤粮，人心恐慌，迫使成群饥饿的农民自发拿起土制刀枪向地主抢粮。宁县南区农民王瑞珊、傅明玉、邵三纲组织的三支农民武装声势颇大，令地主豪绅和反动当局十分惶恐。王孝锡为建立革命武装，决定将这三支农民武装联合起来，统一组织领导，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作斗争。经过王孝锡多次说服和争取，三支农民武装终于联合起来，王瑞珊任总指挥，共有1000多人，分驻宁县早胜、石鼓乡和正宁山河镇一带。6月，王孝锡和王瑞珊商议攻打宁县县城。由于反动当局的挑拨离间和分化瓦解，傅明玉出走，邵三纲被杀，王瑞珊被捕牺牲，王孝锡组织农民革命武装的计划未能实现。

　　党组织在宁县一带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极大不安。11月，刘郁芬部军法处军官杨天枢携带密令来到宁县，与宁县县长密议逮捕王孝锡。26日，杨天枢利用和王孝锡是同学、旧友的关系，趁王孝锡不备将其逮捕。王孝锡被捕后被押送至兰州。在狱中，国民党军警多次对王孝锡严刑审讯，企图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的机密，但王孝锡始终坚贞不屈。对于王孝锡在狱中的表现，国民党甘肃当局向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汇报说：“近在宁县捕获在甘共匪首领一名……绝无悔改之心”。12月30日，王孝锡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于兰州安定门外萧家坪城隍庙(今西北民大西侧山坡上)。行刑时，王孝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精神不死!”等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5岁。王孝锡牺牲后，中共郐宁支部和太昌临时区委遭到破坏，党在庆阳的革命活动暂时处于低潮。

　　五、王孝锡的革命诗歌

　　王孝锡作为甘肃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他对于革命视死如归的精神，为无数前赴后继的革命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王孝锡创作的大量革命诗歌，成为他短暂革命生涯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远大革命理想和坚强革命意志的真实写照，是中国革命文学宝库中灿烂珍贵的一页，永远激励着革命后人。

　　王孝锡上学时，就开始革命诗文创作，抒发豪情壮志。其在《秋风歌》中写道：“志在振去从戎”，表现了他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1921年4月，王孝锡在平凉中学先后撰写了《自强不息》《慎终于始》《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约友人赴东南各省参观教育书》《新旧文学评议》等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1924年，王孝锡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阅读了许多进步刊物，忧国忧民思想更甚，写下了《牺牲者的悲哀》与《笼中的白燕》，均有独到精辟的见解。

　　王孝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深受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影响，诗文发生了质的飞跃，成为和敌人奋战的精神武器。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烈士英勇就义，王孝锡在兰州东教场参加追悼大会后，在《追悼北京死难烈士》中写道：“诸君的鲜血，深注在我们的脑中。应当怎样努力?前进!奋斗!杀贼!才能完成你们未竞之功……”表现了义愤填膺、慷慨悲壮、前赴后继的坚定意志。面对旬邑起义失败、战友被害、敌人四处抓捕等残酷斗争和血与火的考验，王孝锡不但没有退缩，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钢铁意志和坚强决心。他在一首题为《决心》的诗中这样表白心迹：“任何力量，不能移我之心。任何力量，不堪动我之情。我的主义，驱使我不能一刻留停。我的责任，策励我不能一刻安寝。一腔热血，要浇遍地球西东”。这是他发自肺腑的革命誓言。

　　王孝锡被抓后，尽管身陷囹圄，但他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希望。面对敌人的审问，王孝锡怒不可遏，严厉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反对中国革命的罪恶行径;面对酷刑拷打，他毫无惧色，极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对党的机密一字不吐，始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狱中毅然写下《铁窗朝霞》一诗：“静坐铁窗月影斜，献身革命不还家。朝阳翌日红光艳，胜利预兆出彩霞”。

　　王孝锡的革命诗歌，是他，也是无数为革命前赴后继共产党人和敌人战斗的精神武器，其意义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的诗歌，有对亲人和战友的眷眷不舍之情，也有慷慨赴死不怕牺牲的浩然正气，更有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向往。王孝锡烈士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工作、杰出的贡献、崇高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以及他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可歌可泣，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