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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党在庆阳的早期兵运和武装斗争

　　第一节 党在国民党陇东民团军的兵运斗争

　　一、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陇东民团军的兵运工作

　　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在中国革命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提出了领导工人、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加强军队和士兵工作的要求。

　　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9月26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文件，强调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确定了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的兵变目标任务。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夏，中共陕西省委组织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失败，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武装力量基本损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用兵运斗争方式创建西北红军就成为共产党人面临的急迫任务。刘志丹是党在西北从事兵运工作的杰出领导者之一，其兵运工作对西北红军的创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保安(今志丹)县金汤镇。1922年考入榆林中学，受革命思想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进人黄浦军校第四期炮兵科学习。同年秋毕业，随军东征。是年冬，刘志丹奉命前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开展兵运工作，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

　　1928年5月，刘志丹领导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刘志丹继续在陕甘地区领导开展兵运工作。1929年2月，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指出：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4月，陕北特委又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武装斗争的问题。提出了“变敌人武装为革命武装”的主要观点，通过了开展武装斗争的三种形式：白色——派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军队及民团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力量，红色——发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会议决定刘志丹接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会后，刘志丹、谢子长借助陕甘军阀扩充实力的机会，组织党团员和革命骨干打入军阀部队，准备再次起义，创建红军。

　　1930年初，刘志丹赴南梁一带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哥老会和民间武装的情况。不久，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打人宁夏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开展兵运工作。当时，苏雨生正在扩充实力，委派谢子长为第十旅旅长，刘志丹为第八旅十六团中校副团长。后来，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又派张秀山、高鹏飞、李树林、贺晋年、郝怀仁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苏雨生部。他们在刘志丹、谢子长的带领下，在苏雨生部利用公开身份安插了由陕北地方党组织选送的以党员为主的学生兵近300名，在共产党员张东皎任团长的八旅十五团成立了“学兵队”，扩大了革命力量，培养了大批革命军事干部，在以后的靖远起义和西华池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打人苏雨生部不久，浏志丹、谢子长组织召开了曹又参、张东皎、牛化东、高岗、刘约三等33人参加的党员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苏雨生与马鸿逵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决定苏、马一旦开战，他们便带领受共产党控制的各部队回转陕北和庆阳一带，以扩兵为名，发展壮大革命武装。不久，苏雨生在宁夏兵败，投靠了陕西的杨虎城，刘志丹离开了宁夏。

　　二、三道川事件

　　刘志丹离开宁夏后，谢子长脱离苏雨生部，带第十旅部属数十人转移到陕北保安金汤镇，与刘志丹共谋前往庆阳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部开展兵运工作。同时，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收拢逃避敌人追捕的党团员和革命者，争取民团、哥老会和民间武装，开展革命活动。

　　1930年7月，谢子长派去宜川县后湫天山寨杨庚武部活动的阎红彦、雷恩均，带领他们拉出的周维祺营抵达金汤镇附近，与谢子长部以及脱离了军阀苏雨生、投靠谭世麟的张廷芝、张廷祥部会合。随后，谢子长、刘志丹带领这几支部队，一同开赴与陕西吴起交界处的甘肃庆阳三道川，欲在谭世麟部“挂名建军”。

　　会聚三道川后，谢子长出任谭世麟陇东民团军“清乡”司令部直属第三团团长，刘志丹任三团第一营营长，周维祺营改编为直属三团第二营，周维祺任营长，张廷芝担任由其部属改编的直属第二团团长。

　　部队整编后，应谭世麟邀请，刘志丹带杨树荣等几名共产党员，前往庆阳城的陇东民团军司令部，“帮助”谭世麟整训民团军，借机迷惑敌人。谢子长则率领新组建的部队在三道川加紧整训，准备发动起义，建立工农红军。

　　张廷芝见周维祺营人多枪好，便起了吞并这支武装的企图。8月，周维祺不顾对张廷芝父子吞并周部的险恶阴谋有所察觉的谢子长等人的反对，执意带领部属和阎红彦等人，跟随张廷芝去宁夏下马关帮其收罗旧部。折返途经三边安边堡时，张氏父子以庆功洗尘为名，合谋上演“鸿门宴”，缴了阎红彦及其所带骑兵的枪械，并予扣押，将周维祺营70多人全部缴械。随即，张氏父子派百余骑兵直扑三道川，突袭了猝不及防的谢子长团部和刘志丹的第一营，使刚组建起来的队伍，遭到严重损失，部队被打散，谢子长脱险回到保安后，与从庆阳返回的刘志丹结伴前往绥德、米脂一带，寻找中共陕北特委。

　　三道川事件后，刘志丹、谢子长并未气馁，反而愈挫愈奋。他们在总结三道川事件深刻教训时，认识到搞武装斗争，不直接掌握军队是不行的。在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条件，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根本途径是要创造为我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因此，也更加坚定了刘志丹、谢子长独立建军的决心。

　　第二节 太白起义与南梁游击队的创建

　　一、太白起义

　　1930年9月中旬，刘志丹返回保安，同党支部成员曹力如、王子宜等一起研究兵运工作计划。这时，从三道川脱险的卢仲祥、刘约三、马福吉等陆续回到保安，贺彦龙、魏佑民等人也分别从延安、宜川、瓦窑堡等地来找刘志丹。杨树荣从庆阳回到保安，向刘志丹汇报说，原计划在三道川起义的事，谭世麟仍无觉察，还想让刘志丹继续担任其骑兵第六营营长。为此，谭世麟曾让驻合水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副营长王凤珠协助此事。根据这个情报，刘志丹等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奇袭太白镇，消灭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夺取武器，创建一支独立的工农武装。随后，刘志丹派杨树荣去合水太白镇告诉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骑兵第六营将开赴太白镇，让他们预先筹集粮草，借此稳住敌人，同时凋集人员，赶制民团军服装和旗帜。刘志丹从保安民团中抽出部分人员，加上原骑兵第六营从三道川零星回来的人员，共有29人，长短枪20余支，战马20余匹。刘志丹将队伍带到白沙川密林中，进行了必要的训练和动员。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9月28日，刘志丹率领队伍从白沙川出发，沿葫芦河前进，当天下午进驻太白镇。

　　太白镇地处陕甘交界，葫芦河与苗村河交汇于此。刘盔丹的队伍当天住在李绪增的烧酒作坊里。当晚，在敌第二十四营中当兵的赵连璧以喝酒为名，来到作坊，向刘志丹报告敌第二十四营内部的情况。第二十四营有3个连，第一连驻在镇内一个骡马店里，第二连驻在河东岸的黄家砭，第三连驻在离太白镇几十里外的林锦庙，兵力比较分散，便于各个击破。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麻痹、迷感敌人，刘志丹安排战士们连续两天分头与民团军官兵开展“交朋友”活动。30日晚，刘志丹与几个负责人详细分析了几天来掌握的敌情，认为敌众我寡，只有速战速决，智取敌人，才能战胜强敌。具体作战计划是，由刘志丹、杨树荣出面，以商筹粮草为由去找黄毓麟、王凤珠，伺机活捉，迫其令部队缴械，如若不成，就打死这两个反动军官;由卢仲祥负责带10余人与敌第一连官兵在烧酒坊“联欢”，伺机消灭敌人;刘约三和魏佑民在河边监视驻河东岸黄家砭敌第二连的动向。

　　10月1日早晨，刘志丹、杨树荣按照部署，来到敌副营长王凤珠的住处“商借粮草”，王凤珠派人请来黄毓麟商议此事。两名反动军官当即被刘志丹、杨树荣击毙。这时，在李绪增烧酒作坊里，敌第一连的官兵已酩酊大醉。听到枪声，卢仲祥一声令下，战士们把枪口一齐对准了敌人，除敌连长企图顽抗被击毙外，其余官兵全部缴枪投降。驻黄家砭的敌第二连听到枪声后，向山上逃跑，卢仲祥、刘约三、魏佑民率领20余名骑兵勇猛追击，打垮了敌第二连，又缴获了一些马匹和部分枪支弹药。中午时分，太白战斗胜利结束。刘志丹召集群众大会，宣布了黄毓麟、王凤珠及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的罪行。当晚，刘志丹率部在向林锦庙转移途中，巧妙抓获第三连连长马建有，然后迅速包围了林锦庙之敌，俘获了敌第三连的全部人员、枪支弹药和马匹。至此，作恶多端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被全部消灭。战斗中，击毙敌营长黄毓麟以下10余人，俘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50余支，骡马10余匹。

　　太白起义，打响了共产党人在甘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阀的第一枪，在西北建立了第一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开创了党在西北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先河，标志着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由兵运工作向开展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转变。

　　二、南梁游击队的成立及发展壮大

　　太白起义后，刘志丹利用缴获的武器，组建起一支100余人的游击队，因这支游击队经常活动在南梁一带，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南梁游击队”。南梁游击队的成立，揭开了党在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序幕。

　　为了扩大南梁游击队，更好地开展武装斗争，刘志丹委派作战勇敢、活动和组织能力强的赵连璧携带一部分枪支弹药，去太白一带扩大队伍，壮大力量。不久，赵连璧动员了几十名贫苦农民加入了游击队，并收编了太白民团军的残部和当地民团三四十人，队伍扩大到100余人，赵连璧带着这支队伍在太白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同时，刘志丹又派同守孝带一部分人在南梁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刘志丹带领游击队转战于陕甘边界的合水、安塞、保安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除劣绅，扩充兵力，操练队伍，部队连续在真武洞、镰刀湾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了不少枪支。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前往参军，游击队很快扩充到200余人，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陕西军阀高双城率部分兵两路，直扑游击队在保安的驻地，妄图消灭游击队。

　　1931年2月15日，刘志丹接到延安地下党送来的敌军“进剿”游击队的情报后，决定转移合水，避开敌人“围剿”的锋芒，待机破敌。16日，游击队冒着漫天风雪向陇东转移，经过瓦子川、平定川、豹子川，18日到达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率领的队伍会合。这时，刘志丹在庆阳训练陇东民团军时结识的贾生财闻讯从陇东民团军中拉出40多人参加游击队，队伍增加到400余人。为了巩固革命武装，刘志丹将游击队带到合水县固城川麻峪村进行整编，共编为四个连，刘志丹任总指挥。第一连连长卢仲祥;第二连连长魏佑民;第三连连长赵连璧;第四连连长贾生财。在游击队中建立了党支部，杨树荣任书记。合水县民团团总唐青山闻讯率领40多人前来接受改编，刘志丹将精干人员插入各连，其余人员让唐青山带回继续扩充。

　　三、南梁游击队受挫

　　南梁游击队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向宁县转移。2月24日，游击队到达宁县盘克张皮原时突遭陇东军阀陈畦璋第五旅蒋云台部袭击。因游击队刚刚扩编，未经训练，战斗力不强，队伍在战斗中损失严重。一连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散，同守孝、赵连璧等又回到南梁、太白一带活动。刘志丹率100余人突出重围，到达宁县麻子掌一带。此时，大雪封山，弹尽粮绝，游击队处境极端艰难。刘志丹率领游击队转移至中部县(今陕西省黄陵县)小石崖一带坚持斗争，并与小石崖罗连城民团建立了统战关系，暂渡难关，使队伍得到休整和补充。3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刘志丹派人与苏雨生部再次谈判。经过谈判，游击队被编为苏雨生部的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杨树荣、陈鸿宾任副团长，驻防陕西省旬邑县职田镇。在驻防职田镇期间，刘志丹利用相对稳定的时机，率领补充团抓紧军事训练，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还派人进山与贾生财、赵连璧联络，召集旧部，发展队伍。同时，积极做驻地附近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刘志丹告诫干部战士多与国民党军队下层青年官兵接触，争取他们，以便保护革命武装。是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高岗来职田镇，向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利用补充团的名义，尽量扩大部队，积极准备打红旗”的指示。根据指示精神，刘志丹抓紧时间筹集粮款、武器，整训和扩大部队，3个月后队伍又扩充到200多人。由于当地豪绅的告密，苏雨生对补充团开始有了戒备。6月，在一次打土豪筹粮活动中，一名土豪抗粮自杀，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指使苏雨生惩办刘志丹。苏雨生也正欲借机消灭刘志丹的队伍，便以开会为名，将刘志丹骗至彬县扣押，并派骑兵包围了补充团，补充团除一小部分人员成功突围外，大部分被迫缴械，编为苏雨生的运输队。刘志丹领导的武装斗争再一次受挫。

　　刘志丹被扣押后，苏雨生百般威逼利诱无果后决定判处死刑。在此期问，党组织及时联络当时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的地下党员南汉宸，利用杨虎城高级参谋杜斌丞与刘志丹在榆林中学的师生关系，积极疏通渠道，开展营救工作，使刘志丹被扣押了20多天后获释。

　　第三节 党在国民党军陈硅璋部的兵运斗争

　　一、在陈硅璋部的兵运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兵运工作，开展对敌斗争，1931年7月，陕西省委派马志贞、高岗来到彬县，指示刘志丹去陇东军阀陈畦璋部继续开展兵运斗争。此时，陈畦璋占据陇东，其部被国民党改编为新编第十三师，陈畦璋任师长。陕西省委认为陈畦璋急欲扩充势力，正是开展兵运斗争的有利时机，决定在甘肃搞5个旅的兵变。刘志丹便以收编李培霄的饥民武装归属陈部为由，与陈畦璋谈判，顺利打人陈畦璋部，开展兵运斗争。陈部警卫团团长刘宝堂因受刘志丹革命思想的影响而倾向革命，通过刘宝堂引荐，陈畦璋委任刘志丹为其部第十一旅旅长，驻宁县、正宁一带。陈硅璋还派刘宝堂带一个步兵营与刘志丹一道前往宁县、正宁，协助改编李培霄的饥民武装。后因陈部蒋云台和谢绍安旅将李培霄部击散，刘志丹的收编计划落空。刘志丹到达陇东，打出第十一旅的旗帜后，很快集合了张皮原、职田镇失散的人员。党组织派到陈琏璋部搞兵运工作的张秀山也来到宁县，任第十一旅手枪队队长。彬县党组织还派来了一批干部，组成1个学兵队。队伍很快发展到200余人，刘志丹带领100余人驻早胜镇，其余人员驻宁县县城，开展整训工作。

　　二、早胜事件与兵运斗争受挫

　　刘志丹带领部队驻防早胜期间，河套土匪高广仁率部千余人投靠了陈畦璋，编为陈部第十三旅，高广仁为旅长，驻守宁县早胜镇。不久，驻守陕西彬县的苏雨生部背叛了杨虎城，欲经陇东，北窜宁夏。杨虎城命令陈硅璋部在陇东堵截。陈畦璋即下令刘志丹、刘宝堂率第十一旅协助高广仁的第十三旅共同阻击苏雨生部，但高广仁与苏雨生暗中早有勾结，准备联合进占宁夏。8月，高广仁在宁县早胜镇以“商谈要事”为名扣押刘志丹和刘宝堂，并向第十一旅发动突然袭击，将其全部缴械。这一事件使刘志丹的建军行动又一次受挫。

　　早胜事件后，高广仁押解着刘志丹、刘宝堂等人，经过合水向宁夏北窜。陈畦璋命令驻西峰的第五旅蒋云台率部追击，在合水城关击败高广仁部。刘志丹等人又被蒋云台部押到合水。蒋云台借口宁县失守，声言要将刘志丹押送平凉交陈畦璋严加治罪。刘宝堂闻讯后急派副官送信告诉刘志丹，刘志丹在夜色掩护下摆脱蒋云台骑兵追击，来到合水篙咀铺乡贾生财住地，后在贾生财的掩护下，又到罗家沟圈赵连璧住地。刘志丹留下马锡五帮助赵连璧整训部队，孤身回到保安，与党组织负责人曹力如、刘兆庆等联系，以取得党的指示，继续组织革命武装。

　　除了刘志丹等组织的一系列兵运活动外，陕甘地区其他共产党人也积极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4月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打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的共产党员习仲勋等借国民党军队换防之机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率领全营3个连200余名官兵起义。5月初，谢子长、焦唯炽在靖远组织甘肃警备第3旅举行起义。10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李艮、周志学在平凉领导了蒿店兵变。这些兵运工作虽然在国民党和地方民团的“围剿”下失败，但扩大了革命影响，推动了陕甘边区革命活动的发展。

　　以兵运方式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陕甘边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宝贵实践。这种实践为在陕甘边区进行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残酷的兵运斗争让他们认识到：夺取革命的胜利一定要有党绝对领导的武装力量;只有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方，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才能存在和发展;一定要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尽管共产党人开展的多次兵运工作遭到了挫折和失败，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领导的兵运工作及武装起义，是党创建红军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伟大斗争前奏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积极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首先，兵运工作及武装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振奋了革命群众的精神。一系列武装起义的爆发，一扫大革命失败后庆阳白色恐怖的沉寂局面，点燃了陇原的星星之火，吹响了开展武装斗争的号角。发生在国统区的多次武装起义，极大震慑了国民党在庆阳的势力，引起了敌人的恐慌，扩大了党的影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

　　其次，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准备了力量。这一时期，正是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时期，兵运工作和武装起义的爆发，不但为陕甘边区军事斗争不断发展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使更多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重要性，而且经过艰苦斗争的磨练，为革命培养和锻炼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王世泰、张秀山、贺晋年、马锡五等一大批优秀政治和军事干部，后来成长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将领和领导者。

　　最后，兵运工作和武装起义的领导者和参加者信念坚定、勇于探索、愈挫愈奋、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是革命前辈留给老区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永远激励后人奋发前进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