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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创建

　　第一节 南梁游击队的恢复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一、倒水湾整编与南梁游击队的恢复

　　1929年至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陕甘地区组织的大大小小数十次兵变都失败了，这些失败引发了刘圭丹等思考了页丽人为：“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以刘志丹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单纯的士兵运动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发动农民，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

　　1931夏，刘志丹同马锡五一道来到南梁，深入考察当地经济、政治及群众生活状况。他们钻梢林，爬高山，食野果，饮山泉，踏遍数百里梢山，研究南梁的地理环境，从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沟、麻地台、井岔沟、荔园堡、南梁堡、东华池等地，一路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刘志丹还奔走于贾生财、赵连璧、杨培盛三支农民队伍中间，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使其坚定了革命信念。9月，刘志丹、马锡五来到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部驻地，商议整编三支农民武装，建立一支独立的工农军队，实行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事宜。决定作出后，刘志丹指示赵连璧、贾生财率部到合水县倒水湾与杨培盛部会合，将三支农民武装进行了整编，并分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赵连璧任大队长，刘景范任副大队长;第二大队杨培盛任大队长，白冠五任副大队长;第三大队贾生财任大队长，谷聚山任副大队长。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全军共400余人，200余支枪。至此，被苏雨生、高广仁等反动军阀扼杀了的南梁游击队再次恢复起来。这支游击队的核心力量是刘志丹从事兵运工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游击队员主要由陕甘地区破产的农民组成，尽管这支队伍成分复杂，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

　　倒水湾整编，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次重要尝试，是党在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从兵运向武装斗争过渡的重要标志。整编后的南梁游击队是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开创了陕甘边区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二、南梁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

　　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依托南梁一带子午岭山区开展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其影响迅速在陕甘两省传播开来，引起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恐慌，调集军队向南梁游击队发起进攻。10月，张廷芝的1个骑兵连由北向南直扑南梁二将川，与此相呼应，陇东军阀陈硅璋部的1个营及合水地方民团也乘机由南向北进犯南梁大风川。面对敌情，刘志丹决心利用南梁一带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予敌以狠狠打击。命令第一大队北上二将川抗击张廷芝的进攻;第二、三大队迎击南线进犯之敌陈硅璋部及合水地方民团，粉碎敌人对南梁游击队的“进剿”。

　　在刘志丹的周密部署下，赵连璧率领第一大队首战二将川，旗开得胜，一举消灭张廷芝部骑兵连，缴枪20余支，战马40余匹。接着，与奋战在南线的二、三大队协同作战，彻底打垮了合水民团的进攻，迫使陈畦璋部退出南梁地区。这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南梁游击队不仅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打开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使部队迅速扩大到400余人，而且在政治上扩大了党在陕甘边区的影响。从此，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第二节 红色武装的扩大与整矽

　　一、林锦庙会师

　　1931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派曹鸿弼、拓克芳、黄子文等与中共陕北特委派出的杨仲远、阎红彦等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在反动统治薄弱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山西吕梁山区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约20余人，随后在吕梁一带，宣传革命，进行游击战争。4月，驻汾阳永安镇国民党军1个排起义，参加游击队，部队扩大到100余人。同年夏，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拓克芳(后为阎红彦)，政治委员黄子文(后杨仲远)，副大队长先后为杨仲远、胡廷俊、白锡林，经济委员吴岱峰。8月上旬，国民党军1个师及1个炮兵团“进剿”晋西游击队。晋西游击队虽然予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严重，剩下30余人，70余支枪。9月，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到达陕西清涧县高杰村，后在陕北开展游击活动，并通过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陕北特委。陕北特委十分重视这支革命武装，派大批党团员和群众骨干参加游击队，使队伍恢复到近百人，活动于安定、靖边一带。

　　在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人陕北之后，曾经进入山西吕梁山区的师储杰、肖永胜、杨琪、杨鼎等率领的几支烟商保运武装，也因在山西无法立足返回陕北。这些武装当中有些人与陕北籍的共产党员阎红彦、杨仲远、强世卿、马云泽等有亲戚关系，受到过革命影响。刘志丹、谢子长也曾经派人到这些队伍中做争取和改造工作，使这些农民武装与游击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为了扩大革命武装，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晋西游击队与师储杰、肖永胜的烟商保运武装会合，10月初，合编为陕北游击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随后，杨琪、杨鼎等率领的烟商保运武装也加人陕北游击支队，队伍扩大到300余人。10月下旬，陕北游击支队转战陕甘边一带寻找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

　　这时，南梁游击队在取得保卫战的胜利后正在南梁地区休整。得知陕北游击支队开赴陇东的消息后，刘志丹派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刘景范前往迎接，并派马锡五动员群众，筹备粮草，做好迎接陕北游击支队的支前工作。随后，刘志丹率领南梁游击队抵达东华池，准备迎接陕北游击支队。

　　10月下旬，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与杨仲远、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在林锦庙胜利会师。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

　　二、新堡整训

　　林锦庙会师后，革命武装发展到700余人，并迅速占领华池的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地。11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一带，与刘志丹一起领导这支革命武装。谢子长向部队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整编部队、建立正式红军的指示，部队随即进行认真准备。为了摆脱游击队的给养困境，为组建陕甘红军创造条件，谢子长、刘志丹即率领部队移驻庆阳县新堡地区进行休整。谢子长率一支队驻扎悦乐川新堡一带。刘志丹率二支队驻扎城壕川张家沟门、王洼子一带。他们在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整训的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并积极着手解决部队面临的冬衣、供给等困难。这时，居于镇原毕梅轩部、固原杨万青部、静宁张应坤部、陕北三边张廷芝父子兵以及杨虎城、苏雨生军阀部队四面包围之中的陇东军阀陈琏璋，在平凉为谋其生存和扩大地盘，正在千方百计为自己拉拢势力，遂派人商谈收编南梁会师部队。经过认真讨论研究，队委会成员一致同意谢子长和刘志丹提出的“借水养鱼”的建议，决定利用军阀陈琏璋扩充实力之机，暂时接受陈畦璋收编，解决军需、生计问题。谢子长和刘志丹从麻痹敌人、利用矛盾、争取时机、休整部队的策略出发，即派出马云泽、刘约三前往平凉，在保持南梁会师部队独立自主的原则基础上，同陈畦璋进行了谈判，达成如下协议：南梁会师部队的番号定为陇东暂编十三师警备骑兵第二旅，暂住庆阳新堡一带;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杨仲远任参谋主任，马锡五任军需主任;拨给过冬军衣鞋帽1000余套，军饷3000余元;拨给修枪造枪工具15驮，修械工人20余名;拨给西药一驮，军医、护士两名;派陈部警卫团团长刘宝堂前往新堡检阅会师部队。

　　新堡整训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的，把会师部队原来的支队、大队、中队建制改成了团、营、连的编制，并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在团的中共支部之下，营设教导员，连设指导员，部队仍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持着坚强的政治工作体系。谢子长、刘志丹、杨仲远、马锡五等组成的旅部，形成了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第一团团长师储杰，党支部书记马云泽;第二团团长由刘志丹兼任，党支部书记刘约三。第一团所辖第一营营长阎红彦，教导员阎润平;第二营营长杨鼎，教导员胡廷俊;第三营营长雷恩钧，教导员程玉清;第四营营长白锡林，教导员党永亮。第二团所辖第一营营长赵连璧，教导员白冠五;第二营营长杨培盛，教导员杨龚叔;第三营营长唐青山;第四营营长贾生财，教导员邵德章。每营辖四个连。刘宝堂草草例行了一下检阅程序，即宣告整编结束，嘟队遂投入了紧张的训练。由于陈畦璋送来了40余大车军需物资，军装、军费缺乏等困难迎刃而解，士气更加高涨。

　　三、南梁会师部队的政治军事建设

　　新堡整训结束后，谢子长和刘志丹为了加强会师部队的内部团结，灵活运用党的联合一切反蒋力量的统战政策，借庆祝整编的机会，举行了“十八弟兄”拜把子香堂大会，参加换帖的有谢子长、刘志丹、杨仲远、阎红彦、刘约三、雷恩钧、白锡林、程玉清、师储杰、杨琪、杨培盛等18人。刘志丹亲笔写的“金兰谱”，以“我弟兄志投意洽，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若有中途背盟叛离等情，天诛地灭。”为誓言。这个“金兰谱”言简意赅，既包含个人感情，又有明确的政治内容和斗争方向。这次拜把子香堂大会对增强会师部队的团结是十分有利的，对团结改造率部投向革命的商贩队、民团和饥民武装首领人物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使会师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这18人中问，除个别人外，多数人实践了“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的誓言，有的为党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英勇捐躯，有的数十年为革命艰苦奋斗、屡建功勋。

　　南梁会师部队在新堡期间，谢子长、刘志丹领导部队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抗租，打土豪，给穷人分粮食、浮财，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样，就完全保持了这支革命武装的独立自主和革命性质，使陈琏璋企图将南梁会师部队变成军阀统治工具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在刘宝堂返回平凉后不久，陈硅璋即调集一个营的兵力，向新堡周围集结，妄图“围剿”瓦解这支革命武装。谢子长、刘志丹对陈琏璋的反革命阴谋早有警惕。他们当机立断，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乘敌没有完成包围部署之际，率部从新堡出发，在庆阳六寸塬敌两个连，彻底粉碎了陈硅璋先是“收编”继而“围剿”的阴谋。12月下旬，陕西省委派荣子卿来到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根据九一八事件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变化，会师部队应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南下关中地区，创建平原根据地。这时，部队经过月余的休整，军政素质得到了提高，遂离开新堡南下，迎接新的战斗。

　　第三节 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

　　一、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与三嘉塬整训

　　1931年12月底，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离开新堡、悦乐，沿子午岭西麓南下，途中击溃陈畦璋部两个连的阻击。1932年1月初，部队到达正宁县北柴桥子村。在这里，谢子长主持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会上，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成立，谢子长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任委员。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原陕北游击支队改编，支队长师储杰，编为3个大队和1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杨鼎，副队长吴岱峰;第三大队队长雷恩钧，副队长陈玉清;警卫队队长白锡林。第二支队由原南梁游击队改编，支队长刘志丹，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马锡五，亦编为3个大队和1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副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培盛，副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副队长谷聚山;警卫队队长刘丕杰。两个支队共约700余人。在两个支队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以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上，举行了授旗仪式，由中共旬邑县特支代表第五伯昌授军旗。谢子长、刘志丹、荣子卿在大会上讲话。会场群情振奋，掌声雷动。会后，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三嘉塬，整训待命。

　　部队到三嘉塬不久，阎红彦去西安汇报工作，带回《古田会议决议》《中央苏区情况》《红军制度》等小册子，指示部队要学习这个决议和其他有关游击战争的文件。刘志丹、谢子长经常讨论研究，并把《决议》精神多次向部队做了传达和解读。《古田会议决议》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指出了纠正的方法，给这支新成立的部队以思想上的武器和行动的指南。在驻三嘉塬期间，部队中晚上有人出去抢东西，刘志丹、谢子长知道后，决定整训部队，开办军事训练班，学习中央红军游击战争和部队政治工作经验。实行中央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根据部队情况，提出了十大纪律，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整训期间，谢子长、刘志丹经常深入到贫苦农民当中，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率领西北反帝同盟军开展打土豪斗争，将山河镇商会会长、大地主张占成在北柴桥子村开的酒坊没收，把100石粮食分给了穷苦农民。西北反帝同盟军给长期遭受兵匪扰害和地主恶霸压迫的正宁人民留下良好印象，播下了革命火种。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统一了部队思想，提高了认识，建立了制度，加强了部队的思想建设，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后来建立陕甘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二、三嘉塬事件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领导成员之间在建立根据地、部队行动方针、改造教育部队及津贴供给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争论激烈。刘志丹主张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保安、庆阳、合水一带，因为那里敌人势力薄弱，活动范围大，党在这里搞了几年武装斗争，群众很拥护。谢子长则认为关中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影响力大，号召力也大，群众、部队容易发展。争论的结果，刘志丹同意了谢子长的意见，带着队伍南下，准备在关中地区建立根据地。

　　西北反帝同盟军是刚刚组建起来的队伍，主要由分散在陕甘边界地区的农民武装组成，此前很少受到纪律教育，懒散等不良习气比较严重，甚至沾染了吸食大烟恶习。一支队中有部分地痞流氓，经常吸食大烟;二支队也有沾染了土匪习气的人员。这样一支队伍，急需整顿和教育，使其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在这个问题上，刘志丹、谢子长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如何整顿部队，在两位领导人之间也发生了分歧，谢子长提出，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人员，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刘志丹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刘志丹也对二支队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顿，在部队整编完成后，刘志丹召开了第二支队党支部和各大队领导会议，研究整顿工作，清除了混入部队的十几名地痞流氓。

　　在争论的过程中，部队南下到正宁县三嘉塬。春节临近，给养十分困难，部队决定通过打土豪来解决给养问题。1932年1月31日(腊月二十四日)，赵连璧部抢了永和集，还在双佛堂一带将老百姓准备过年的猪肉也强行提了回来。当地群众找谢子长告状，谢子长认为赵连璧抢永和集是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措施，解决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谢子长召集了一支队干部大会，参加的有荣子卿、杨仲远、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雷恩均等人，会议决定收缴二支队的枪，处决赵连璧。2月6日(农历正月初一)，以出发为名集合部队，在部队集合的过程中，一支队缴了二支队的枪械，打死了赵连璧、谷聚山等人，打伤了白冠五，解散了二支队，开除了二支队40多名干部战士，给刘景范和马锡五两人1头毛驴作为路费，劝其回家，造成了三嘉塬事件。就在二支队被缴械的当天晚上，第一支队队长师储杰带领100多人出走，投靠了杨虎城。西北反帝同盟军由’700余人锐减为200余人。事后，刘志丹去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三嘉塬事件给刚建立起来的陕甘工农武装造成了巨大损失，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三嘉塬事件”问题，在《关于西北红军战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中说：“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的现象是正常的，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节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

　　一、陕甘游击队的成立

　　由于三嘉塬事件削弱了部队的力量，三原县武字区和旬邑地下党组织动员了100余名青年贫苦农民前来参军，充实部队。为了加强对陕甘边革命武装的领导，更好地开展武装斗争，1932年1月，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来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传达省委新指示：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在改编完成后立即南下渭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锦章村隆重召开。细嘴子的麦场上搭起了一座高台，台上悬挂着巨幅横标，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几百名战士系着红色“牺牲带”，表示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正宁、旬邑一带的老百姓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庆贺，整个会场既壮观，又热烈。会上，李杰夫代表陕西省委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宣布了游击队的编制和主要干部名单。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杨仲远任参谋长。刘志丹因离开部队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未任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1个骑兵队，1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治委员杨仲远兼任;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高岗;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治委员胡廷俊;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全军共360余人。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在部队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在各大队也建立了党支部。并举行了授旗仪式，中共旬邑县特支代表第五伯昌将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授给了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人们向往已久的红军终于诞生了。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第一次在西北地区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了这支部队的性质和宗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领导的武装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二、陕甘游击队的革命活动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使正宁县三嘉塬、陕西旬邑县职田原上的老百姓，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穷人自己的队伍，他们喜笑颜开，奔走相告。当天大会后，职田镇附近的几十个农民就找谢子长，控诉他们村一个姓董的土豪的罪行，请求红军替他们伸冤报仇。谢子长根据群众要求，召集队委会研究，决定当晚攻占职田镇。

　　职田镇距离三嘉塬20多公里，是面积比较大的一个集镇，驻有敌人的区公所和数十人的民团。2日13日，谢子长命令骑兵大队出发包围职田镇，封锁各路口。当晚，大部队进占职田镇，国民党职田镇区长、团总全部就擒，还逮捕了唐碧武等8个恶霸地主。第二天职田镇逢集，游击队当场烧毁了区公所的文书、账本及逮捕的豪绅的账债契约，并开仓分粮。

　　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和红军占领职田镇的消息，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极为震惊，他们立即调动驻旬邑县境内的警卫团和附近民团共千余人，向职田镇扑来，妄图一举歼灭陕甘游击队。2月15日，国民党部队刚到阳坡头，就遭到谢子长率领的游击队的伏击，歼灭“围剿”之敌300多人，缴获枪支300多支，还有弹药及许多物资。

　　陕甘游击队接连取得旬邑县职田镇、阳坡头战斗胜利后，随即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南下陕西渭北的三原、富平、蒲城、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渭北转战月余，歼灭旬邑、彬县、长武、宜君、耀县等地民团武装共约1000余人，力量不断发展，影响迅速扩大。

　　陕甘游击队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所到之处，发动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可是，在分配财产时，群众只要粮食、牛羊，不要土地。究其原因，他们怕游击队走后没有保障。这就向红军游击队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建立革命根据地，使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有机结合。鉴于这种情况，谢子长在耀县香山组织召开队委会和指挥部会议，认真分析形势，总结陕甘游击队成立以后作战和发动群众斗争的情况，并讨论了陕西省委的指示。会议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但在什么地方建立，要具体分析。三原、富平地处渭北高原，交通便利，敌人统治力量强大，不利于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走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决定游击队转移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香山会议，确立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为游击队开展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从此，陕甘游击队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