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网首页

　　第五章 陕甘边区工农武装

　　割据斗争的艰辛探索

　　第一节 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

　　一、正宁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总指挥部根据陕西省委的预定方针，立即南下，向渭北地区运动，准备进入三原、富平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执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1932年2月15日，陕甘游击队在职田镇阳坡头伏击来犯之敌大获全胜。随后，游击队沿马栏河进入旬邑与淳化交界的土桥原一线，击溃照金民团，最后转战同官(今铜川)、宜君、中部(今黄陵)地区，3月中旬回师陇东。

　　当时，国民党陕甘两省军阀为争夺地盘展开激烈的混战，甘军暂编十三师师长陈畦璋在兰州被杀后，其陇东的残部变本加厉地向各地索粮派款，仅驻扎在正宁的残部百余人，就向四乡百姓索要款项达10万余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正宁南塬一带的农民组织起了多支“民团”抗粮抗捐。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在多次催粮无果后，扬言要“血洗南塬”。看到陇东出现高涨的革命形势，谢子长遂改变原定出击旬邑的计划，决定就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攻打正宁山河城，开辟革命根据地。

　　山河镇是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驻有陈硅璋部警卫团一个排，公安局所属警察三个班，包括县府公务人员共计不足百人。此处，还有暂编十三师一个骑兵营，由谢牛率领驻距山河镇40多公里的早胜镇，十三师警卫团团副刘明发带两个排驻守宁县平子镇。3月19日夜，陕甘游击队同张彦升、杜兴邦率领的寺村塬一带农民“民团”及群众分兵两路向山河城进攻，但因向导迷路，错失战机，内应被捕，第一次攻打山河城战斗失利。当晚，陕甘游击队撤退到正宁县西坡四疙瘩村，在这里召开队委会，制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作出五项决定：赴南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的破坏;将自发组织的农民“民团”改编为赤卫军，以配合红军的武装斗争;立即实现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城，拔除敌人的据点;成立革命委员会，创建陕甘边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

　　3月20日，陕甘游击队移驻正宁寺村塬，分驻寺村塬的新庄子、西城、碾庄子等村。寺村塬又叫永河塬或南塬，是正宁南部一条比较大的塬，由湫头塬、五顷塬等小塬组成。南接旬邑，东靠子午岭大梢山。陕甘游击队移驻寺村塬后，在苟仁村寺院召开会议，宣布将原来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随后又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少先队等组织。同时，陕甘游击队积极发动群众，立即投入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活动。谢子长、高岗、杨仲远等和其他队员一起，走村串户，张贴标语，访贫问苦，宣传红军的主张，向群众宣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大意义。

　　1932年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东至五顷塬，西至永和塬，北至四郎河川，南至正宁县与旬邑交界地以内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塬新庄子集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又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李杰夫任主席，张静元、唐贵荣任副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粮食4个委员会。各村也分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村由5名委员组成，小村由3名委员组成，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

　　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党在陕甘边区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权。尽管这个革命政权存在的时间短暂，但却是党在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它传播了革命思想，给人民带来了希望，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革命政权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提供了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党在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活动

　　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把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作为主要任务，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的粮食、牛羊及其它财产，镇压恶霸豪绅。游击队组织领导群众先后没收了西城村豪绅刘喜坤、于家庄豪绅赵元亨、琴宅豪绅赵秉义的土地、粮食和牲畜，分配给当地贫苦农民。游击队骑兵队还到正宁永和、彬县的永乐、北极和旬邑县的底庙等村镇抓捕土豪劣绅。陕甘游击队对豪绅区别对待。对一般豪绅讨保释放，对少数罪大恶极的严加惩办。3月底，游击队在苟仁村寺院召开了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豪绅赵元享和恶霸龚德功。长期受压迫的穷苦农民欢天喜地，拍手称快，用当地的地方小调唱道：“中华民国二十年，红军起首三嘉塬。谢浩如、刘志丹，领导穷人把身翻。东靠黄河西靠山，锦章、细咀子扎营盘。枪声一响震四方，好像猛虎追恶狼。打土豪，分田产，打开仓，把粮散。车子推，口袋掂，家家户户吃白面。都是红军来的好，世道翻了个底朝天。”

　　4月1日，陕甘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群众配合下再次攻打山河城。他们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将陈畦璋部增援的一个骑兵营击溃。由于缺乏攻城经验，加之山河城守敌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顽固对抗，红军连攻两日未克，第二次攻打山河城失利。2日，驻西峰镇的国民党军暂编十三师一个营赶来增援，红军给予援军以重创，歼敌200余人后，撤离战场，转回寺村塬休整。4月13日，游击队接到旬邑地下党组织报告，敌旬邑县城驻有陕军警卫团一个营部两个连及少数民团，防守不严。队党委决定奔袭旬邑县城。当日夜，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从寺村塬出发，拂晓与敌接战，出敌不意，大获全胜，歼敌300余人，缴枪400余支，子弹2万余发。并处决了敌县长、警察局长、土豪劣绅数人。攻占旬邑县城是陕甘游击队建队以来攻克的第一座县城，影响很大。一时红军声威大振，很快发展到近千人。在建队仅仅70天时间里，陕甘游击队依托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积极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选择游击战争的战略方向，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标志着党在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已经从徘徊中迈出了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步，是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端。

　　第二节 陕甘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

　　一、“左”倾错误的干扰与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撤销

　　中共陕西省委认为桥山深处的各县，缺乏大革命的影响，党的工作没有基础;认为这里地处穷乡僻壤，人口稀到极点，人民贫穷到了极处，游击队经济上毫无出路，且政治影响不大。认为游击队只有在渭北、西路等广大平原地区攻占一些城镇，经济上才有出路，也易于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之游击队没有按照省委指示南进渭北地区，1932年4月中旬，推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亲自到陕甘游击队视察工作，时刘志丹在完成安置伤员和向省委汇报工作的任务后，亦随杜衡归队。杜衡传达了省委指示，批评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党不可饶恕的罪恶”，提出了彻底改造游击队的15条措施。这一时期，由于斗争环境极其艰苦，游击队发生了极端民主和破坏纪律的现象，战士没有薪饷、粮食和鞋袜，住宿发生严重困难，部队中出现了不服从命令、自由行动、不遵守群众纪律等问题，杜衡附和并诱导这种消极情绪。他认为第一次攻打山河城失利是“逃跑主义”，并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名”，撤销了谢子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派其到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命令游击队到旬邑县马家堡集结待命。4月18日，陕甘游击队进至马家堡，杜衡将陕甘游击队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分散活动。刘志丹任三支队队长，吴岱峰任参谋长;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委会即行消失，各支部党组织则直属省委。随后，三支队进入陕西永寿、礼泉、乾县、彬县一带游击;五支队进人渭北地区活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也因为游击队南下失去依靠而停止活动。

　　二、陕甘游击队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陕甘游击队进入渭北、西路地区后，强烈地刺激了敌人。为扑灭陕甘边燃烧起来的革命烈火，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调动数旅兵力，向陕甘游击队发动“围剿”。为了统一指挥，便于反“围剿”斗争，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命令两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原，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队委会也相继恢复，刘志丹任书记。队党委恢复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针。刘志丹认为，井(岳秀)军八十六师的一个团，分驻于富县、洛川、中部、宜君各县，兵力分散，且距其指挥中心(旅部)延安较远，增援困难，为敌军薄弱部位;同时这一地区又是山地，便于我军机动。因此部队应北进作战。队党委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出击宜(君)中(部)洛(川)地区。

　　5月15日，陕甘游击队夜袭马栏，首战告捷，全歼守敌五一一团两个连，缴枪200余支。17日，红军沿马栏河经转角向宜君前进，首歼凤凰山守敌两个连，再歼焦坪镇、五里镇两个民团，一日三捷，计俘获人枪各500余。五里镇战斗后，部队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红、筹款。当地贫苦群众革命热情极高，纷纷报名参军，部队迅速扩大到1500余人，而且装备精良，除人手一枪外，还有三四十驮备用枪械。陕甘游击队在五里镇稍事休整后，继续北进。5月22日，开始向南迂回，进入白水县，歼灭尧科民团。继而锋回遽转，北赴宜君。再歼宜君民团。然后沿咸(阳)榆(林)公路西侧山地疾驰北进。23日袭占中部县隆坊镇，全歼守镇民团。红军在这里停留数日，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做群众工作。

　　这时，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特务团进人宜君，与八十六师五一一团会合，两敌于25日进抵中部(今黄陵)，沿洛河两岸向北搜索前进。27日，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富县吉子岘。此时，陕军警卫团已尾随而至，其便衣队已先机埋伏于庄内。正当红军忙于设营之际，敌先头分队与庄内便衣，突然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跃起反击，首战将庄内之敌驱逐，随即布阵拒敌。战斗愈演愈烈，敌军愈打愈多，后续梯队接踵而至。此时敌五一一团已绕于红军背后，并向两翼迂回，红军面临被包围的危险，且吉子岘东面背靠洛河，西、北两面为洛河支流环绕，南面沟壑交织，守则无依托，退则难机动，敌情与地形十分险恶。面对险情，刘志丹决计涉洛河向东突围，并放弃辎重，轻装疾进，出敌不意，安全突围。当红军踏上洛河左岸时，洪峰咆哮而下，将敌拒于右岸。是役红军虽然脱险，但舍弃了全部辎重，扔掉了三四十驮枪械，部队也散失300余人。

　　5月30日，陕甘游击队进至洛川、富县、宜川三县之交的牛武镇。这时，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三团陈卓武部一个营，由宜川县城西进至英旺镇，企图阻拦红军东进。刘志丹决定，趁敌立足未稳，求以全歼。5月31日凌晨，部队从驻地出发，强行军奔袭英旺，上午8时，与敌接战，出敌不备，一举将其全歼，俘获人枪300余，战马200余匹，弹药2万余发。至此，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之五一一、五一三两个团，均被红军歼灭一个营以上，被迫转取守势，十七路军警卫团亦退回原防。陕甘游击队自5月15日夜袭马栏，至5月31日英旺获捷，历时半个月，转战七个县，挺进700里，历经9次战斗，8胜1负，歼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四个整连、一个整营及大量民团，共计俘获人枪各1400余，粉碎了国民党部队的“围剿”。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

　　三、麻子掌、梁掌堡会议与南北分家错误的纠正

　　正当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之际，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却认为，陕甘游击队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命令陕甘游击队东进陕西韩城一带，在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6月23日，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二五。团，并山炮、骑兵各一个连，向红军发动进攻，韩城战斗打响，由于敌强我弱，韩城战斗失利，陕甘游击队人员损失过半，为避强敌，休整部队，游击队总指挥部决定向桥山转移。转移途中，部队再次遭受敌人重兵“围剿”，损失惨重，当总指挥部率第三支队退到宁县麻子掌时，只剩下200余人。由于韩城失败，部队出现思想混乱，领导之间在行动方向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为了统一思想认识，队委会在麻子掌召开会议。会上，政治委员李杰夫、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提出南下，主张到群众基础好的三原武字区打游击。刘志丹主张依托桥山，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其理由是：桥山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可东去陕西，西进陇东;能扩大骑兵，利用步骑配合作战。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作出了分开行动的决定。刘志丹一再表示：我们不要因为打了一两次败仗就闹情绪，还是要行动一致开到山区去整顿，以准备再战。但刘志丹的意见未被采纳。会后，南下北上的部队各住一村，准备分开行动。

　　正在这时，阎红彦带领五支队百余人到了距麻子掌5公里处的梁掌堡，从群众口中得知红军要分开行动的消息，即分别找刘志丹、李杰夫谈了个人意见。他表示同意刘志丹的意见，不能分裂，应就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时原来主张分家的同志也考虑到党的利益，认识到分开不利。于是，在梁掌堡再次召开队委会议。由于阎红彦会前分别作了工作，并且支持了刘志丹的正确意见，会议作出了以桥山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的正确决定。会议推选阎红彦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梁掌堡会议后，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工作。部队在盘克原经过短暂休整，将原来的三、五两个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

　　梁掌堡会议是陕甘游击队发展过程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明确了游击队今后的发展方向，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纠正了南北分家的错误思想，统一了思想认识，保证了部队的团结和统一，为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四、西华池起义

　　西华池位于庆阳通往宁县的交通要道上，是合水县重镇，现为合水县政府所在地。当时驻扎的是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特务营第一、二连，由营副潘立廷指挥。从1929年开始，我党在这支军队中的兵运工作一直没有间断，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秘密在该部工作，地下党员主要有李树林、高鹏飞、曹胜勇等。1932年春，谢子长在靖远兵暴失败后，指示杨林等人到庆阳国民党新十一旅组织兵运工作，自己去陕西省委汇报在甘肃的工作。按照谢子长的指示，杨林到西华池新十一旅特务营一连驻地，与时任国民党特务营第一连连长、特务营中共党支部书记高鹏飞取得了联系，准备在西华池举行起义。他们通过详细考察和讨论，认为在西华池举行起义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特务营的情况对兵变有利。二是西华池的地理位置对起义有利。另外，西华池距离红军游击队活动的盘克塬一带仅数十里，四周虽然有国民党军队驻防，起义成功后，可以从容地把部队拉到红军活动的游击区去。

　　为了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高鹏飞派人与刘志丹进行联络，汇报了情况。刘志丹赞成举行起义，指示：“欢迎举行起义，三天内红军不离开盘克塬，准备接应起义部队，如果条件不成熟，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暴露力量而遭不幸。”要求他们一定要谨慎行事，周密部署，保证万无一失。得到刘志丹的支持后，高鹏飞召开党支部会议，秘密商议起义事宜。一切部署好后，1932年7月9日，利用下午出操的机会，一连缴了二连的枪，高鹏飞集合全体官兵宣布特务营第一、二连全体官兵武装起义，揭露了国民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剥削人民以及反动军阀压迫士兵、克扣军饷、不顾士兵死活的黑暗统治，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和投奔红军闹革命的意义。当天晚上，起义部队开赴红军活动地区。10日，与前来迎接的红军游击队骑兵队在宁县盘克塬武洛村会合，当晚与主力会合。12日，红军在正宁县湫头原召开大会，欢迎起义军，庆祝西华池起义成功，将起义部队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阎润平任政委。

　　西华池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陇东仅有的一次成功的兵运活动。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瓦解了国民党驻庆阳新十一旅特务营，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武装斗争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这次起义的成功，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的紧密配合是分不开的。起义成功后，刘志丹率领起义部队顺利开赴游击区，与陕甘游击队一起进行了整编，壮大了西北红军的力量。

　　第三节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失陷

　　一、“左”倾错误对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危害

　　根据梁掌堡会议决定，陕甘游击队转入正宁一带就地开展游击活动。在行动方针上确定以正宁为军事后方，以此为依托向两翼展开。根据这一方针，第一大队和骑兵大队，北进庆阳游击;第二大队则去旬邑、耀县活动。与此同时，派出得力同志深入农村开展地方工作。这时，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由于陕甘游击队4月下旬的撤离已基本解体。但是，红色的种子已经撒播在群众之中。经过短期努力，五顷原、龙嘴子、南邑等村农会迅速恢复起来，还建立了乡级苏维埃政权，乡政权分别设有土地、军事、劳动、粮食、文化、青年、妇女等委员。

　　7月23日，李艮受陕西省委派遣，来到陕甘游击队任政委。他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建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已暴露出中共陕西省委“左”倾错误领导对陕甘游击队党委的严重不信任。李艮在正宁南邑连续召开六七天干部会议，批判所谓“机会主义领导”，指责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是“逃跑主义”、“上山路线”，空谈创建新苏区和二十六军问题，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限令20天内将五顷塬土地分配完毕;在队委会外又成立了一个秘密“队委会”，以向“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斗争。就在李艮整天泡在会议之中批判“机会主义领导”之时，敌人从容地完成了进攻游击队的部署。在敌发起进攻后，李艮又命令游击队硬攻和死守。8月13日，李艮命令陕甘游击队强攻王郎坡敌军据点，王郎坡是敌人进攻根据地的战术支点，易守难攻。红军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死打硬拼，围攻两天未能取胜，部队伤亡60余人，16日撤出战斗，转移到三嘉塬一带待命。此后，李艮又命令红军进至五顷塬据守。李艮要求红军以阵地战保卫根据地，布阵待敌，坐阵挨打。但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部署，就遭到尾追敌军的猛攻，部队仓促应战，伤亡30余人，阵地被敌军突破，部队又退到三嘉塬地区。8月19日早晨，敌人分兵三路，合击三嘉塬，红军奋力拼杀，巧借大雾突出重围。20日，部队转移到秦曲、狼牙洼一线。不料敌尾随而至，红军不得不继续转移到前马塬。21日，时值大雾弥漫，敌骑兵借大雾突人庄内，红军与敌展开巷战，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激烈，后分散突围，于24日转移到旬邑县马栏镇，陕甘游击队只剩下200余人。错误路线和错误指挥给陕甘游击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部队损失过半，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陷落。

　　二、陕甘游击队丧失根据地后的艰苦历程

　　寺村塬根据地陷落后，李艮在万般无奈之下回省委汇报工作，陕西省委对李艮本人作了严肃处理，但仍然强调改造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问题。为此，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重派谢子长回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部队稍事休整后，进入耀县照金一带活动。9月上旬，国民党陇东绥靖司令部两个团从正宁、宁县早胜等地自西向东，敌八十四师一个团以同官为中心由东向西，陕西警卫团和陕西保安第一游击队由彬县、旬邑向北，富平、同官、耀县三县的民团向西，再次前来进剿，企图将陕甘游击队包围在耀县照金消灭。陕甘游击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由杨柳坪向后山撤退，当敌军在照金扑空后，红军迅速回师，在北坟滩、柿坪等地大败敌军，生擒敌副总指挥党谢芳和耀县民团总指挥柴子发等300余人，缴枪400余支。不日，敌军又集结几个县的兵力反扑。红军为避敌锋芒，撤离照金。在离开照金时，刘志丹将特务队留下，交由两当兵变失败后回到照金进行革命活动的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斗争。9月25日，陕甘游击队奔袭保安县城，再次失利，部队损失很大，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阵亡，第三大队队长高鹏飞、骑兵队长强龙光负伤。为避免战斗损失，以求短期休整，部队决定向富县方向撤退，准备经葫芦河转入南梁地区。后部队转移至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又遭敌高双成重兵袭击，部队再次受挫。

　　陕甘游击队几经辗转，于10月上旬进至陕西省保安县与甘肃省合水县交界的白沙川。这时，虽然暂时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但部队过冬所需粮食、服装供给面临严重困难。此时，谢子长在合水莲花寺主持召开了队委会会议，决定带领游击队进入子午岭的梢山地带，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筹集军需、壮大力量。会后，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70余人，到合水的拓儿原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陕西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仲远带领骑兵大队，到耀县、宜君一带游击，与中共陕西省委联系;谢子长带吴岱峰、高鹏飞等30多名老战士、伤病员，留在豹子川、平定川、瓦子川、墩儿梁一带，指挥各路红军游击队，与中共陕北特委联系，护理调养伤病员。

　　骑兵队在照金、三原等地兜了一大圈，既未寻到战机，没有同陕西省委取得联系，也未筹集到任何军需。阎红彦、杨仲远等召开了领导小组会议，决定北去秦陇古道。10月中旬，在耀县北老爷岭缴获与官府有勾结的巨贾商运50驮，筹集了许多现洋、衣物、药品。于是游击队迅速北返，进入合水县葫芦河。在谢子长等亲自护理下，高鹏飞、强龙光等大部分伤病员病情好转。谢子长又带领骑兵大队到安塞真武洞东、西营一带打土豪，缴获30多匹骡马，筹集了大批经费，还扩充了80多名骑兵。解决陕甘游击队自身给养困难的同时，谢子长还派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等携带一大批现款，送交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央北方局，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后各部也陆续返回，全队集结于南梁二将川。经过几个月的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陕甘游击队筹集到大量粮款物资，部队恢复了战斗力。1932年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木塬会合。12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再出桥山，南下渭北，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第四节 红二十六军的建立与照金苏区的开辟

　　一、红二十六军的诞生

　　早在1932年4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就明确指示：“在积极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并指出，为了实现这一任务，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的红军，红军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中共中央要求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根据中央的决议，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陕西省委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决定“成立红军一团”，“该部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独立团”。6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问题时，专门研究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命杜衡为红二十六军政委。8月25日，陕西省委又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定在陕甘边建立红二十六军。

　　1932年12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南下到达陕西淳化县境内时，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开赴宜君休整待命，准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随后，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来到部队。12月19日，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宜君县的杨家店子(今属旬邑)集结。20日，杜衡召集陕甘游击队党员会议，宣布省委改编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决定。会上，杜衡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稍山主义”等等。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同志的职务，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给予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到上海“受训”。杜衡还提出在改编中新任排级以上干部实行民主选举，候选人从战士和班长中产生，由政治委员任命。这一规定，实质上将陕甘游击队排以上干部集体撤职，把干部任免权抓在自己手中。

　　因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陕甘游击队由1500余人减少为200余人，无法实现中央有关组成一个师的要求，杜衡只好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12月22日，红二团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班长王世泰为红二团团长。12月24日，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王世泰任红二团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政治保卫队，全军共200余人，有长短枪150余支。

　　对于杜衡的这些做法，广大指战员是有疑惑的。刘志丹、谢子长以高度的党性服从省委的决定，谢子长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把刘志丹、杨仲远留下。刘志丹更是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他心地坦荡，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协助团长王世泰做好工作。他鼓励王世泰说：“边干边学嘛!你打了几年仗，总算是个老兵吧，我要不离开，会帮你的。”帮助王世泰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并协助团长、参谋长指挥战斗。由于刘志丹工作出色，干部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以后，肩负起了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重任。

　　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红二十六军诞生后，按照党中央关于在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部队在完成改编后，立即南下开赴照金地区。

　　照金位于陕西耀县、旬邑、淳化三县的交界，属耀县管辖。这里是子午岭的南端，山岳连绵纵横，地形崎岖不平，便于小规模红军开展游击战争。

　　照金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这里的群众大多是外来农民，生活十分贫困，他们不断进行抗捐、抗租和抗债斗争，有迫切的土地革命要求，有强烈的革命愿望。

　　照金又是红军的老游击区。1932年夏，党组织派习仲勋到照金开展工作。同年9月，刘志丹在率陕甘游击队撤离照金时，曾将特务队留下来交给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活动，传播革命火种。

　　由于照金具有良好的条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以后立即投入了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27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以声东击西的战术，首战焦家坪，全歼敌民团60余人，红军无一伤亡。焦家坪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创建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战后，红二团经衣食村进至香山寺。该寺位于照金北部的笔架山，寺庙中储存有大量的粮食。红军占领香山寺后，没收了寺庙储藏的二三千石粮食，一部分赈济了灾民，一部分作为红军的给养。杜衡提出：香山寺距离照金只有30余里，是照金的要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被敌人占据，会对根据地造成极大地威胁，建议焚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后又在万人饥民大会上征求意见，并举手通过焚寺的决定。当时，由红军具体负责烧寺，渭北游击队负责分粮。焚千年古寺，从军事角度讲，虽说对巩固根据地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从保护祖国文物来说，却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在此基础上，红二团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和赤卫军，开辟了香山和九保两个游击区。接着，红二团又消灭了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使红色区域扩大到照金薛家寨地区。红军的影响日益深人人心，青壮年农民和灾民纷纷自愿参军，红二团扩建了步兵二连，吴岱峰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全团迅速发展到300人，长短枪300余支。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军事干部，红二团正式成立随营学校。校长由李杰夫担任，汪锋任政委，学员30余人。

　　1933年1月中旬，红二团向西发展，协助地方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旬邑、照金、香山、宜君、芋园等5支游击队。2月上旬，刘志丹率领红二团北上正宁，在三嘉塬、湫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产，并在湫头塬与三嘉塬的交通要道石炭沟口设伏，全歼王郎坡民团，击毙敌团总赵世坤。3月下旬，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攻克同官金锁关，打开了根据地工作的局面。

　　在主力红军的配合下，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武装也快速发展起来。3月，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后张秀山)任政委，统一领导各游击队。3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直辖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辖渭北、泾阳、富平三支游击队，共300余人，后又在渭北组建了十多支游击队，初步形成了以红二团为主力、以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相配合的革命武装力量，为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党的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强。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金理科(后为秦武山)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特委委员先后有李妙斋、周冬至、王满堂、张秀山，史克寿任青年团书记。特委成立后，领导照金人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发动群众支援红军。到4月底，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至沮河，西抵淳化塬畔，北至马栏川，南至爷台山，东西相距50余里，南北相距80余里的照金根据地初步形成，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又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基地。

　　在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斗争的基础上，4月初，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经过民主选举，再次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经济、粮食、文化教育、内务、土地和肃反委员及赤卫军总指挥部等机构，工作机构驻薛家寨。中心任务是：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粮食、牛羊等，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青年团等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清除敌探奸细，颁布各种法令，开展戒烟、禁赌、宣传妇女放足等工作。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又在桃渠河、照金、老爷岭、马栏、七界石等地相继建立了区、乡、村革命委员会。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初具规模。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彻底摧毁了地主豪绅的统治势力，从经济上铲除了封建剥削制度，贫苦农民从此翻身做了主人，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正当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照金根据地人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之际，杜衡却继续顽固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给根据地的建设又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当时红二十六军刚刚建立，力量弱小。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中间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刘志丹提出了“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的思想。据此，红军与一些民团建立了统战关系，中部县建庄何世兴民团，小石崖罗连城民团等，都与红军关系友好，他们或为红军掩护寄养伤员，或代购弹药物资等，对红军有一定的帮助。但身为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杜衡，却不要统一战线，主张打倒一切，对白军、民团、土匪不加区别，一律消灭。1933年1月，他命令红军攻打与红军有统战关系的庙湾夏玉山民团，结果战斗失利，部队受到很大伤亡，郑毅被撤销了参谋长职务，刘志丹继任参谋长。之后，夏玉山纠集附近民团，联合起来进攻照金苏区。1月27日，红二团骑兵连遭夏玉山袭击，马匹损失过半。2月4日，陕军骑兵团、特务团各一个营及夏玉山民团，三面包围红军芋园阵地，幸遇渭北游击队接应，红二团安全撤离后转人旬邑、正宁、宁县一带游击。红二团转战外线期间，照金根据地即被陕军占领，夏玉山民团在苏区进行疯狂报复，捕杀地方干部、伤病员和革命群众50余人。

　　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4个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等6个县的民团，分路进攻照金根据地。杜衡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结果连打败仗。这时，杜衡去省委汇报工作。杜衡离开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游击队在内线坚持斗争，红二团转人外线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此后，刘志丹率领红二团转人外线向西进击，在旬邑地区消灭了一些地方民团，后转兵北上，到宁县盘克塬一带开展游击活动。5月上旬，部队进入宜君地区休整，并与陕北一支队会合，加强了陕北一支队的力量。随后，红二团继续西进，到达宁县金村庙，消灭了一些民团，收编了国民党军一个连的兵变队伍，部队发展到近500人。6月17日，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红二团完成外线作战任务，返回照金。

　　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如何扩大根据地，壮大红二十六军，在哪里建立根据地，成为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1933年6月17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在照金苏区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红二团行动计划。这时，杜衡也回到照金苏区，他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并提出4条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实际上，陕南的红二十九军在1933年5月已经失败，红二十六军南下只会陷于孤军深人的险地。杜衡的南下方针遭到了刘志丹等人的坚决反对。刘志丹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但杜衡对刘志丹等人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6月21日，在杜衡的专断命令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从北梁出发，离开照金南下。22日，红二团在三原二台子与渭北游击队会合。渭北游击队负责人再次对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提出异议，杜衡拒不接受意见，强令部队尽快南渡渭河。23日，杜衡借口有事要回陕西省委汇报，私自离开部队。杜衡离队后，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与刘志丹一道率领部队渡过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至灞桥五里店，歼灭敌一个地主民团，击毁杨虎城军车10辆，缴获许多物资。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离开灞桥进入骊山。在刘志丹等的指挥下，红军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强攻，胜利突围，进入了秦岭箭峪口。后在蓝田县张家坪遭到强敌围攻，红军分三路冲出包围，刘志丹带领180余人，在焦家坪一带游击，汪锋带领80余人到蓝田活动，王世泰带领100余人向北转移。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汪锋带领的队伍被打散。王世泰带领的队伍，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战斗两月余。后在敌人加强围攻、红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分散和化装突围。党在陕甘边地区历经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红二十六军，被杜衡的“左”倾错误断送了。刘志丹等人化装成货郎，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历尽艰险于1933年10月4日回到照金。幸存的红军官兵陆续分散返回照金，开始了新的战斗。

　　四、陈家坡会议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陷落

　　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陡然逆转。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敌人特务盯梢，杜衡等人被捕叛变。杜衡投敌后，出卖了知道的所有党组织和党员，使陕甘一带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杜衡还可耻地充当奸细，带领密探特务，冒充我地下工作人员，在西安大街上盯梢捕人，逮捕了前来西安汇报工作的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及中央交通员冯鸣玉、省委技术科长刘政远等重要干部。新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去西安寻找上级党组织，也遭敌逮捕。陕甘边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及中央失去了联系。

　　1933年7月，陕西省委在获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消息后，在三原县武字区将地方红军武装渭北游击队扩大后编为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共120余人。红四团成立后，担负起主力红军部队的职责，转战三原、富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向渭北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在强敌围攻下，红四团为避免受损，撤离了渭北游击根据地，于8月初转移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根据地遂告陷落。

　　7月21日，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陕军骑兵团在耀县举行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下辖六个大队，共1200余人。耀县起义后，敌军调两个团兵力向起义军发动进攻。由于连战失利，加之不断发生叛逃事件，耀县起义失败，余部100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退人照金苏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此后，耀县三支队也转移至照金苏区。

　　红二十六军南下后，照金苏区陷于危急之境。陕西省委派高岗来照金开展恢复红二十六军的工作。此时，陕甘边党和根据地的干部对革命形势的认识出现了分歧。一种是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主张“埋枪”搞秘密工作，把红四团带到渭北，分散游击，反对集中领导;另一种意见是继续坚持革命的主张。认为我们还有红军，根据地和红军也能够巩固和发展，因此，红军和游击队应集中领导，成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扩大和创造陕甘边根据地。为了统一思想，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人习仲勋、秦武山等在耀县陈家坡主持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正确分析形势，纠正了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

　　陈家坡会议是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区党政军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组建陕甘红军主力部队，提出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红军，深人陕甘边地区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正确方针。陈家坡会议统一了党、政、军的认识，保证了党对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统一领导，是在西北革命斗争重要转折关头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为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思想路线和组织基础。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主力在陕甘边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和临时总指挥部率领下，以崭新的阵容开展游击战争。

　　9月下旬，红军攻占旬邑县的张洪镇，缴枪200余支，并缴获大批物资。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从终南山脱险后辗转归来，刘志丹被任命为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刘志丹总结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教训，对习仲勋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给予了较高评价：“陈家坡会议总算纠正了错误观点，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就是光明的。”

　　由于红军集中指挥，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使形势有了好转。10月12日，敌急调四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六县民团共6000余人，发起了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刘志丹和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要粉碎敌军的进攻，必须转人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决定留下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陇东。

　　10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乘红军转入外线，后方兵力空虚之机，调集重兵进攻照金苏区的中心区薛家寨。陕甘边特委和红军领导人张秀山、吴岱峰、高锦纯、黄子文等率领留守薛家寨的照金红军游击队100余人同敌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挽救危局，薛家寨失陷。国民党军攻克薛家寨后，大肆抢劫破坏，对苏区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和野蛮洗劫。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和许多群众积极分子被敌人杀害，照金苏区陷落。

　　照金革命根据地虽然仅存在了6个多月时间，但它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直接威胁陕西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并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它点燃了西北民主革命的火种，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