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网首页

　　第六章 以南梁为中心的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节 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方针的确定

　　一、红军在庆阳的战斗与陕甘边区军事形势的扭转

　　1933年10月中旬，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照金苏区的“围剿”，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领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和陕北一支队等部队300余人北上陇东，转入外线，寻机歼敌。为了务求必胜，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首战奔袭合水。10月12日，部队由照金出发，沿子午岭北上，行程150多公里，15日到达合水县的黑木原。17日晚在夜幕掩护下，急行军进至合水城(今老城镇)东门下。当时，合水城内驻有西北军杨子恒部赵文治团1个连和民团近300人。红军以骑兵团一连和陕北游击队一支队担任主攻，王世泰为攻城总指挥。18日拂晓开始攻城，守军自睡梦中惊起，一半被俘虏，一半随县长康麟逃跑。合水县公安局局长李彦率部投诚。红军打开监狱，救出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长杨培盛，释放在押农民80余人。是役，红军大获全胜，共击毙、俘虏敌人200余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银元上万余。战斗结束后，总指挥部命令开仓分粮，赈济群众，并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有不少俘虏参加了红军。同时，对俘虏中民愤较大的豪绅杜家传、盐税局局长李德胜等予以处决，其余教育释放。当晚，部队宿营于包家寨子。合水老城战斗，是陕甘边主力红军攻克的一个重要县城，大涨了红军的志气。合水战斗后，红四团继续北上，在庆阳一带打游击。

　　红军攻克合水县城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急忙调遣重兵“追剿”红军主力。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采取疲敌战术，牵着国民党军兜圈子，选择有利地形予以消灭。10月19日红军主力离开合水，在宁县盘克塬与陕甘边特委后方机关及游击队会合后继续南下。10月21日在宜君县杨家店歼敌一个连。此后，刘志丹又毅然挥师北上，返回陇东。10月26日下午，红军主力部队在庆阳三十里铺消灭谭世麟部朱寿民团40余人，缴枪30余支，镇压了联保主任孙元俊，分兵捣毁三十里铺和华池柳树河天主教堂，活捉葡萄牙传教士薛神甫等2人。这时赵文治团由庆阳尾追而来，谭世麟部也从悦乐、元城方向堵截。10月27日，刘志丹等挥戈东进，跨越上里塬到达华池毛沟门。由于连续奔波作战，部队极为疲劳，刘志丹等决定在毛沟门作短暂休整。毛沟门是元城川支流辛家沟沟口的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只有数十户人家，散居在沟畔和半山坡的窑洞里。红军到达后，分别驻扎在毛沟门附近各庄头。

　　10月28日拂晓，赵文治团800余人由毛沟门西辛家沟、南侧山岭两路袭来。担任警戒的红军战士发现敌骑兵后，迅速呜枪报警。这时，刚刚起床的红军战士听到警报后，迅速集结。刘志丹、王泰吉命令耀县三支队占据毛沟门西玉皇庙岗阻击敌人，陕北一支队掩护群众转移，红军指挥部、红四团迅速占领河对面墩梁山有利地形。为了达到以少胜多，在反击中消灭敌人的目的，刘志丹和王泰吉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到北山，抢占制高点，控制了有利地形。上午9时，红军已全部撤至陈家峁，赵文治看到红军撤退，误以为红军是怯战动摇，即令部队拼命攻山，配以炮火向红军阵地猛烈轰击。下午4时，刘志丹、王泰吉下达反击命令，300多名战士犹如猛虎下山，一口气把敌压下沟底。在红军战士凌厉的攻势面前，敌溃不成军、狼狈而逃。这次战斗，共毙俘敌200多名，缴枪200余支，弹药不计其数。赵文治团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团的建制。毛沟门战斗，是陕甘边红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打出了红军的威风。

　　由于红军接连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斗争信心，也震撼了陕甘边界的国民党驻军和民团，迫使他们暂时采取守势以求自保，从而扭转了陕甘边区的军事形势，客观上为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二、包家寨会议

　　据地失守后，陕甘边红军又面临无处立足的严重困难面。至哪里建立根据地，一直是陕甘边匡堇盒盐玺中没有得到解决的根本问题。刘志丹一贯主张在桥山山脉中段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照金根据地失陷后，刘志丹一面与王泰吉一起指挥反“围巢”斗争，一面再次认真地思考这个战略性决策问题。毛沟门战斗粉碎敌人“围剿”后，刘志丹认真总结三年来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及时建议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研究解决今后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问题，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

　　根据刘志丹的建议，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丁农民主政府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蒿嘴铺包家寨召开了联席会议。刘志丹、张秀山、高岗、王泰吉等党政军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以毛泽东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了照金根据地失败的教训。会议认为照金根据地失陷的教训是：第一，没有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和扩大以照金为中心区域的根据地;第二，照金离敌人统治中心太近，不宜建立根据地;第三，对建立根据地和发展红军力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认真总结照金根据地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会议讨论了主力红军改编、根据地重建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

　　(一)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把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和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归队的百余人与少年先锋队合编为红三团，把红四团逐步改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兵配合作战的需要。

　　(二)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三)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扩大根据地建设。

　　第一路游击区，以先前派出的强世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为基础逐步扩大。强世卿担任总指挥，魏武任政委，活动地区以安定县为中心，向周围发展，达到与南梁根据地相连接的目的。第二路游击区，以庆阳、合水、保安的三支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杨琪任总指挥，开始没任命政委。活动地区以南梁为中心。任务是建立南梁根据地。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总指挥先后为张明吾、王安民、陈国栋，政委张仲良。活动地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向南北发展，开辟和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包家寨会议作出的三项重大决策，其核心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将陕甘边武装斗争重点转移到陇东南梁地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认识到，在西北地区，由于敌强我弱，红军孤军奋战，要想保存革命力量，壮大红军，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地区作为红军活动的中心区域。包家寨会议根据刘志丹等的建议，决定将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放在南梁地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决定，因为南梁的地理环境和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非常适合开展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建设。这里沟壑纵横，森林茂密，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南梁地区的群众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南梁地处陕甘边境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薄弱地区。

　　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使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认识到，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必须在广大区域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才能成功。为此，包家寨会议作出了建立陕北、陇东三路游击区的策略方针，这样既可保证南梁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也使陕北、关中、陇东游击区的武装斗争在互相支援中发展壮大，从而达到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目的。毛泽东后来赞扬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这很高明。

　　包家寨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斗争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略，是陕甘边区枣望望塑丝至旦鲎摆脏二量翔醢逊量喧』酷赳如础壅壁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实际问题的结果，它为陕甘边区后来革金斗争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建立指明了光明前景，是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由挫折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

　　第二节 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一、莲花寺整编

　　包家寨会议之后，刘志丹、王泰吉率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陕北一支队等部队来到位于合水县葫芦河北岸的莲花寺。这里川道比较宽阔，两面山上灌木成林，十分隐蔽。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在莲花寺进行休整，并对部队进行整编。

　　1933年11月8日，在刘志丹、王泰吉的主持下，陕甘边红军全体军人大会在莲花寺召开。会上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师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供给处主任刘约三。下辖两个团，5个连，共500余人，战马200余匹。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和红四团少年先锋队合编为红三团，约280人，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一连连长赵国卿，二连连长陈学鼎，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由红四团一、二连编成骑兵团，约180人，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一连连长李志柏，二连连长高占胜。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师、团成立了党委，师党委书记杨森，委员有高岗、张秀山、黄罗斌、黄子文、高锦纯等。连队成立了党支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刘志丹对建党工作非常重视，他经常以过去多次起义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要求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由于陕北一支队在安定一带打过游击，地形较熟，包家寨会议决定派队长强世卿、政委魏武率领一支队作为第一路游击区的基本部队，回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因此，莲花寺整编时，该部100余人未编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红四十二师还抽调魏武、惠泽仁、康健民等干部加强了陕北一支队的领导力量。莲花寺整编后，红四十二师在东华池为陕北一支队举行欢送大会。杨森代表红四十二师党委在会上讲话，他勉励陕北一支队回到陕北后，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以安定为中心，开展第一路游击区的活动，逐步向四周发展，以达到与南梁根据地连成一片的目的。陕北一支队政委魏武在会上表示坚决执行包家寨会议决议，发挥陕甘边红军的优良传统，开展游击战争，以实际行动配合红军主力在南梁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莲花寺整编是陕甘边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整编了部队，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陕甘边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第二路游击指挥部及所属游击队的组建

　　莲花寺整编后，红四十二师立即兵分两路，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地主武装，以实现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东路由师部率红三团向东出击，进击咸榆公路，横扫沿线的地主武装。在甘泉县道佐铺一带消灭地主民团武装40余人，随后奔袭甘泉县城未克。部队转入洛河川，行至葡萄沟门时，遭到敌二五六旅一个营和地主民团武装200余人的联合进攻。刘志丹利用葡萄沟门庄子两侧的有利地形，命令红三团设伏待机，派一小部分部队佯装游击队，诱敌军进入埋伏圈。但敌军几次遭红军打击，进军慎重，行动缓慢。到了离村庄二三里的地方时，停止了前进，使红军的伏击计划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下令撤出战斗，返回南梁。

　　西路由骑兵团向西北出击，经柔远川、二将川直捣南梁地区的敌军据点，沿途横扫反动武装。当时，张延芝匪部营长梁邦栋率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新兵营在荔园堡、阎洼子一带为非作歹，随意派粮派款，敲诈勒索。南梁人民深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骑兵团决定拔掉这个楔在南梁中心地区的反动据点。骑兵团秘密运动到荔园堡的东、西两山，包围了梁邦栋营。接着，红军派出小股部队化装成老百姓，秘密进入荔园堡，突然向梁邦栋营发动袭击，敌猝不及防，仓促迎战。这时，红军骑兵团疾驰而来，梁邦栋带领残部拼命向山上逃窜，山上的红军也发起攻击。在骑兵团的两面夹击下，敌军被围困在老鸦沟的半山腰中，突围无望，全部当了俘虏。

　　荔园堡战斗后，南梁地区的反动武装闻风而逃。骑兵团乘胜追击，在阎洼子、赵家沟一带肃清了地主民团，又全歼新堡民团。红四十二师的这次行动，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11月中旬，红三团、骑兵团会合南梁，驻扎在荔园堡至林锦庙一带，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趁战斗问隙，配合地方干部开展工作，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协同地方干部分别在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一带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建立第二路游击队。同时决定在南梁一带建立后方留守处，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休养。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游击战争的区域范罔，红四十二师还抽出刘约三、吴岱峰等人员，带领伤病员及后方机关，来到平定川一带，一面照顾伤病员，一面着手组建游击队。在刘约三、吴岱峰等领导下，第二路游击区各地游击队纷纷建立。以南梁为巾心的二路游击区先后建立了20多支游击队，比较有影响的有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等4支游击队。

　　庆阳游击队，杨培盛任队长，习仲勋任政委。这支队伍于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小河沟成立，活动于华池县二将川、柔远川一带。到1934年夏，庆阳游击队发展到200多人，扩编为两个支队和一个骑兵队。一支队队长张志孝，二支队队长邵怀德，骑兵队队长马福吉。

　　合水游击队，张振东任队长，孙铭章任政委。这支队伍于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豹子川王街成立，活动于东华池、太白一带。到1934年夏，合水游击队发展到180余人，下辖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朱虎虎，二中队队长赵生，三中队队长夏松柏。

　　保安游击队，刘约三任队长，王英任政委。这支队伍于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成立，初建时只有10余人，在游击活动中，保安游击队很快发展成一支100余人的地方红军武装。

　　安塞游击队，曹满栋任队长，王士贵任政委。这支队伍于1933年12月在南梁成立，刚组建时仅有七八人。此后，安塞游击队进入安塞境内活动，不久发展到50多人。

　　随着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南梁地区还陆续成立了庆北游击队、定边游击队、华池游击队、环县游击队、庆华游击队、柔远游击队等。这些游击队同主力红军互相呼应，互相支援，同时，又为主力红军输送了几百名战士，在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3年12月，红四十二师党委在林锦庙的梁沟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军事斗争的方针和南梁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杨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庆阳游击队、合水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安塞游击队，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红四十二师主力南下支援关中第三路游击区的斗争，帮助建立第三路游击区的各游击队，成立第i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推动正宁、宁县、淳化、耀县、旬邑等地的游击活动。

　　1934年1月上旬，刘志丹、王泰吉率领红四十二师挥师南下，沿途取得了歼敌合水固城民团，正宁王郎坡民团、南邑堡民团等战斗的胜利。这时，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开展兵运工作，师党委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决定刘志丹接任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任政委。后王泰吉被时任淳化县第四区民团团总马云从出卖，遭敌逮捕，惨遭酷刑折磨，但威武不屈，1934年2月12日被敌杀害于西安。王泰吉的英勇就义，使陕甘边党和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员，给陕甘边的武装斗争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三、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及所属陇东各游击队的组建

　　在开辟第二路游击区的同时，红四十二师南下第三路游击区，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和整编游击队，扩大地方红军武装，使第三路游击区的革命形势又高涨起来。1934年2月，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帮助下，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正式成立，第一任总指挥张明吾，上任不久，被叛徒杀害，由王安民担任第二任总指挥，后在老爷岭战斗中，王安民英勇牺牲，总指挥由陈国栋接任，政委先后由黄子文、张仲良、张邦英担任。

　　第三路游击区主要地方武装有平子游击队、回民支队和宁县两支游击队。

　　平子游击队(又称正宁四支队)，成立于1933年11月，何炳正任队长，殷云山任政委。有队员50余人，分为两个分队。至此，这支农民武装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1934年2月，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平子游击队发展到100余人，被改编为三路游击区第四支队，通常称为正宁四支队。不久，何炳正、殷云山调离，刘玉才继任队长，郭秉坤任政委。红二十六军组建第一团时，这支游击队被编为一团一连。

　　回民支队(又称回民游击队)，成立于1933年秋季，王世平(回族)任队长，王世英(回族)任政委。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回民支队编为三路游击区第十六支队，又称“正宁十六支队”。回民游击队组建后与其他游击队协同作战，取得了许多辉煌战绩，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

　　宁县三支队，成立于1934年秋季，王德宽、鲁生治、卜凤鸣、杨兴才财先后任队长，李士新、刘永培、刘玉才先后任政委。1936年1月编人新宁独立营。

　　宁县一支队，组建于1934年冬，杨德民任队长，乔占才任政委。不久宁县一支队与宁县二支队合编，仍称宁县一支队。杨德民患病离队后，队长先后由张占荣、樊登甲、王得胜、崔瑞山、王秉祥担任，乔占才任政委。宁县一支队后扩编为新宁独立营。

　　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又相继组建了正宁二支队、正宁三支队、正宁五支队(队长张占英)、正宁八支队(队长刘富奎，政委赵德荣)、正宁十七支队、特务队、底庙游击队、耀县游击队、赤水游击队、鄜甘游击队、中宜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共计500余人。这些游击队在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时而集中作战，时而分散活动，经历了多次艰苦的战斗，锻炼了部队，打击了敌人，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为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一时期，第一路游击区遭受了挫折。1933年11月15日，陕北一支队由陇东到达安定县境内。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11月20日，游击队仓促向驻守枣树坪的井岳秀部一个连发动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未克敌据点，部队伤亡很大。惠泽仁等牺牲，总指挥强世卿身负重伤，离队养伤，后被叛徒出卖，惨遭敌人杀害。陕北一支队由政委魏武率领向北转移，途中遭敌袭击，魏武不幸牺牲。为了摆脱困境，陕北一支队分两路继续北上至安定北部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但因给养困难，被迫分散活动。陕北一支队虽然未能实现预定的任务，但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影响，其中有不少革命骨干坚持战斗，为后来恢复陕北一支队，扩大陕北红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红二十六军在庆阳的发展壮大

　　为了迅速开辟与发展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大力帮助发展地方游击队的过程中，又不断从地方游击队得到补充，使自身很快得到发展壮大。正规红军与地方武装互相支援、紧密配合、情同手足、共同发展。到1934年11月，红四十二师在原有两个团的基础上，又组建了红一团、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总兵力达1000余人。

　　红一团的组建。1934年9月，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决定以三路游击指挥部所属的平子游击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并从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抽调部分人员，计200余人，组建红四十二师第一团，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开始编为两个连，第一连连长寇金财，指导员郭秉坤;第二连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张嘉伯。红一团成立后，与宁县一支队配合，在宁县、正宁一带活动。瓦扇子战斗突围中，团长陈国栋负伤离队，政委张仲良也被调离，军委另派黄子文代团长，张文华任政委。经过一段发展，又新组建了一个骑兵连，后以正宁回民支队的大部为基础，编成第四连。红一团为巩固、发展和保卫陕甘边南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二团的组建。随着南梁根据地的创建，第二路游击队有了很大的发展。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以第二路游击队的保安、庆阳、合水、安塞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1934年10月10日，红二团在南梁阎家洼子成立，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委，孔令甫任副团长，王先荣任参谋长，朱奎任政治处主任。红二团下辖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少年先锋队，共计180余人。

　　郭宝珊起义与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河北南乐(今属河南)人，幼年随父逃荒来到陕西黄龙，在惯匪梁占奎手下当营长。在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教育影响下，郭宝珊表示愿意接受红军改编。1934年10月20日，郭宝珊在新堡正式宣布起义，率本营120余人来到南梁苏区，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华任政委。西北抗日义勇军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队长陶荣启，二大队队长王东来，三大队队长杨茂堂。直属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指挥。

　　1935年春，敌人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大规模“围剿”，西北抗日义勇军转外线作战，参加了粉碎敌人“围剿”的黄大原战斗和六寸原战斗。后来，与红三团奉命北上陕北，在刘志丹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大小战斗十余次，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933年11月中旬，红四十二师进人南梁地区，全面展开了创建南梁根据地的斗争。位于陕甘边界子午岭中段的南梁地区有着武装割据的优越条件。首先，这里的农民深受地主和土匪的压迫，生活极端艰苦。同时，南梁一带兵匪成灾，主要有土匪赵老五、薛大牛、陶玉山、张廷芝、宋占彪、韩俊卿、徐老幺，加上当地民团头子谭世麟等达50多股。农民深受其害，有革命的要求。其次，南梁位于华池县、合水县和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富县边界的桥山山脉中段，这里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以此为依托，进可直逼关中，瞰制咸榆大道，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向东可进军陕北，向西可开辟陇东。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了国民党军队优势装备的发挥，是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第三，南梁地区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一方面这里交通阻隔、消息闭塞，在由北洋军阀统治向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变迁过程中，新老军阀的政权更替造成了在一定时间内的权力“真空”;另一方面这里地域偏远、地广人稀，国民党当局在这一地区的行政和军事控制力相对薄弱。刘志丹决定利用当地暂时权力真空的时间因素和割据势力结合部的空间因素，积蓄革命力量，进行工农武装割据。

　　为了迅速打开根据地创建局面，红四十二师到达南梁之后，兵分两路，师部带领红三团向东活动，骑兵团向西活动。骑兵团在南梁周围积极展开军事活动，先在荔园堡、阎洼子、赵沟门一带肃清了小股敌人，后又全歼新堡民团与东路军会师于二将川，消灭了当地部分反动武装，拔掉了敌人一些据点，为建立南梁根据地创造了条件。红军在消灭了南梁及其周同一些民团武装后，积极开展地方建设。1933年冬，红四十二师党委派张策来南梁开展群众工作。1934年春节前夕，习仲勋也来到南梁。张策、习仲勋深入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小河沟等地的贫苦农民中，访贫问苦，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组织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并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和休养。地方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

　　在张策、习仲勋等领导下，首先在金岔沟成立了第一个农民联合会，白阳珍任主任，贺二任副主任。接着又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村建立了农民联合会，把农民、手工业者、妇女组织起来。还在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建立了5个赤卫军大队，约1000人。南梁、小河沟、豹子川为第一大队，队长郑德明，辖三个中队;玉皇庙、马莲岔一带为第二大队，队长高生贵，辖三个中队;白马庙川为第三大队，队长朱志清;二将川为第四大队，队长为杨生贵;葫芦河为第五大队。赤卫军主要用梭镖、大刀、猎枪和少量步枪武装自己，承担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豪恶霸、转移伤病员和保护群众的任务，巩固保卫南梁根据地。赤卫军在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和壮大根据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地还建立了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群众团体。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根据地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和土地革命均起到很大作用。

　　1934年2月，红四十二师主力在刘志丹率领下，由第三路游击区返回南梁地区。这时陕甘边地区的群众武装广泛建立起来，地方游击队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根据地武装力量。到1934年2月，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经过短短四个月的发展，已经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郫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宜君和中部等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为了统一领导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2月25日，陕甘边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恢复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会上选举习仲勋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张步清任土地委员长，张钦贤任劳动委员长，杨玉亭任财政委员长，呼志录任粮食委员长，贾生秀任肃反委员长，边金山任军事委员长。同时成立了保卫队，郭锡山任队长，直属革命委员会领导，负责革命委员会的安全保卫工作。革命委员会的恢复和建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第三节 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一、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与西华池大捷

　　从1934年2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部署了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军采取分片负责的划区“驻剿”和竭泽而渔的“进剿”、“堵剿”手段，对陕甘边红军实施反复“清剿”。这次“围剿”中，国民党调集8个团的正规军及各地方民团，总兵力达1万余人，兵分八路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心区梯次推进，以达到逐渐缩小红军主力的活动区域，限制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压迫红军主力于南梁地区，迫使红军在狭小区域与其作战，进而全歼陕甘边红军的企图。

　　国民党“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部队构成是：第一路，驻守耀县的干部团;第二路，驻守耀县小丘的孙友仁特务团;第三路，驻守正宁的国民党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四路，驻守庆阳的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五路，驻守旬邑的何高侯团;第六路，驻守合水的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七路，驻守洛川的冯钦哉部一个团;第八路，驻守保安的高双城部一个团。各地民团武装配合敌正规军的进攻行动。“围剿”的具体部署是：以驻守庆阳、合水一线的甘肃警备第二旅的两个团配以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分兵“进剿”;以驻守耀县、旬邑、洛川、正宁、保安等地的六个团陈兵堵截。敌人妄图实现其在中宜一带截击红军不能东进，封锁洛河一带阻止红军不能北退，南面大军压境使红军不能交锋，西部重兵扼守使红军不能突围，最后逼迫红军与其在南梁地区决战，达到聚而歼之目的。

　　当时陕甘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总共不过1300多人，而且武器装备极差，敌我力量悬殊。刘志丹针对敌人平分兵力和战线过长的弱点，决定集中主力红军，跳出外线，寻找战机，粉碎敌军“围剿”。在军事部署上，以第二路游击队一部坚持在南梁中心区内线开展斗争，第三路游击队各部牵制和袭击南线敌军，使其不敢冒进;以红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骑兵团和第二路游击队的一部跳出外线，采取机动灵活、声东击西、避敌主力、击其疲弱、各个击破的战术，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彻底粉碎敌军的“围剿”。

　　2月上旬，刘志丹率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骑兵团500余人由南梁秘密出发，经宁县、正宁南下，突然出现在照金以北地区。敌军误以为红军主力南进，慌忙调集南线“进剿”部队沿旬邑、耀县、淳化一带截击，防止红军南下关中。红军当即转首向北，挥师同官、宜君方向的成榆公路作战，在姚渠歼敌一个排，在石板歼敌民团一部，在五里镇歼敌一个连。不待敌人查明动向，红军又转兵西北，涉过沮水，在店头歼敌民团一个排。此后，红军经槐村庄、张村驿、黑水寺，过太白镇回到南梁根据地东华池一带，作短暂休整。3月下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主力和庆阳、合水两支游击队再次出击外线作战。红军主力由南梁北上，渡过洛河，扬言要向安塞、安定进军，虚张声势。当部队行至保安刘家砭，距保安尚有40公里时，突然调兵向西，经过小蒜川，奔袭蔺家砭，出其不意，歼灭了陕西警备骑兵旅张廷芝部的一个连。接着一举围歼了该部驻中河岔的一个营，又在崖窑歼敌一个辎重连，取得了歼敌4个连及民团一部的胜利。红军还攻取了张廷芝部的一个兵工厂，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修造枪炮的机器，而且有几名修械工人自愿参加红军，为后来开办南梁兵工厂打下了基础。当晚红军封锁向西的交通要道，隐蔽作战意图。翌日，红军主力继续西进，长途奔袭庆阳县元城镇，抓获元城川大豪绅、国民党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明山，歼灭元城民团30余人，包围了谭世麒老巢元城，然后迅速南下，在赵梁子打垮了谭世麟的儿子谭振武率领的骑兵连。

　　在这一阶段反“围剿”作战中，陕甘边红军主力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迂回外线，转战千里，歼灭敌陕军第四十二师、陕西警备骑兵旅、甘肃警备二旅及民团各一部，达到了调动敌人，迷惑敌人的目的，为红军以后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战机。

　　红军在赵梁子取得歼敌一个骑兵连的胜利后，谭世麟向敌甘肃警备二旅驻合水的王子义团求援，王子义立刻令其团副率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赶往元城增援。当敌军赶到元城一带时，红军经五蛟、悦乐、城壕川进至合水县赵家原，摆出攻打合水的架势。合水敌军见红军主力兵临城下，连忙命令抵达元城的部队星夜兼程向合水回援。没等敌人赶回合水县城，红军于4月2日早晨，转兵合水南原，中午抵达西华池。敌军两次扑空，不顾疲备，紧追红军不放。

　　王子义团是1932年秋天红军歼灭敌赵文治团之后，新来换防的正规步兵团。他们骄横自负，不可一世，大有把红军一口吞掉的架势。在驰援合水时，王子义欺骗部下说：“红军都是土匪，身上有银元和大烟土，但是没有钢枪，尽是些大刀长矛，抓住后拿绳子一捆就行了。”因此，敌人骑兵的马鞍后都带着一捆绳子，叫嚣要捆红军。

　　就在敌人气势汹汹扑向合水县城之时，刘志丹却指挥红军离开赵家塬，于4月2日中午突然攻占合水县重镇西华池。恼羞成怒的敌人赶了四五十公里来到合水县城，又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地掉头向西华池追来。西华池是个古老的城镇，当时只有二三百户人家。城墙前有外壕，外壕前面是开阔地，地形对红军展开火力十分有利，刘志丹便决定在此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下午3时许，红军干部正在开会，突然接到二路游击队侦察员报告说，发现敌一个团的正规军正在赶来。刘志丹冷静分析，敌军有两个营和一个团部直属机炮连共7个连，约600余人，红军也有骑兵、步兵7个连，约500人，加上第二路游击队的武装，敌我兵力大体相等，敌军虽然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但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疲劳不堪，战斗力已大大减弱。红军士气高昂，取得胜利有较大把握，另外，西华池处于东西两侧临沟的南北狭长平原地段，中间夹着破旧的小城，地形对红军步兵骑兵协同作战十分有利。据此，刘志丹决定在西华池歼灭这股敌军。他当机立断，命令干部返回部队指挥作战。刘志丹登上西华池的城墙，看见敌军在一里以外，以两路纵队的行军队形向红军猛扑而来，当即命令红三团从正面狙击敌人，骑兵团从侧后投人战斗。王世泰指挥部队集合，命令红三团第一、二连隐蔽在北门外的一条横沟渠下待命，先锋连防守北城墙，掩护第一、二连的冲锋。

　　骄横的敌人在进至距红军阵地三四百米时，散开队形攻击前进。进入伏击圈后，红军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慌乱后退。一连一排排长李守成见敌后撤，忙率全排战士向敌展开追击。敌人困兽犹斗，顽强抵抗，李守成阵亡。敌人气焰更加嚣张，狂呼乱叫着反冲过来。王世泰急令三团战士集中火力射击，把敌人压了下去。顽固的敌人，以为红军人少，武器不如他们，接着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这时，骑兵团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已迂回到敌后，切断了敌人的退路，直捣敌人的临时指挥部和机炮连。

　　在红军的前后夹击下，敌人溃不成军。这时，二路游击队也在杨琪指挥下，从东沟畔包抄过来，将逃散的敌人又赶了回来。在北城墙上担任守城任务的先锋连战士，也奋不顾身，跳下城来，冲向逃敌。在红军的合围打击下，敌人无力抵抗，大部分缴械投降，少数逃到西沟畔后，又被张秀山带领的一队骑兵堵住，进退无路，只好当了俘虏。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除敌团副带领十几人侥幸逃脱外，其余全部被红军歼灭或俘虏。这次战斗，红军共毙伤敌200多人，俘虏约500人，缴获步枪600余支，八二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骡马50余匹，炮弹数十箱。红军只伤亡四五人。

　　西华池战斗是陕甘边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这次战斗打出了红军的军威，是红四十二师成立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对于粉碎敌人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战斗结束后，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回到南梁革命根据地，部队驻扎在东华池一带进行休整补充。

　　二、高凤坡战斗与南梁中心区的艰苦斗争

　　经过短暂的休整，刘志丹、杨森又率领红军主力部队，再次南下关中，支援第三路游击区的反“围剿”斗争。5月10日，杨森率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在淳化县三里原，将敌陕西保安团两个连紧紧包围，敌盘踞村落负隅顽抗。骑兵团经过激烈拼杀，全歼敌军180余人。从战斗缴获的敌军机密文件中，刘志丹掌握了敌军新的“围剿”计划：以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的一个团和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为主攻部队，由庆阳、合水一带向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域长驱直入;冯钦哉部一个营配以几百名地方民团武装由郧县黑水寺一带向太白围堵;敌井岳秀部驻延安、保安的一个团从东、北两线进行战略配合，进击南梁，妄图一举将南梁中心区的红色政权摧毁。同时，为对付活动在照金地区的红军主力，增调马弘章骑兵团由南向北“追剿”红军，李贵清部在正宁山河一线负责堵击，何高侯部一个营和民团武装数百人在淳化、土桥一线负责堵击，冯钦哉部的两个营在杨家店、转角镇一线拦截，敌人企图切断第三路游击区与南梁中心区的联系，堵死红军回师通道，将红军主力围歼于照金地区。

　　面对新的敌情，红四十二师党委在照金召开会议，研究反“围剿”行动方针。鉴于红军主力在第三路游击区处境险恶，师党委和刘志丹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北上，跳出合击圈，回师南梁根据地，争取战场主动权。会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动员和部署。

　　5月中旬，红军四十二师主力离开第三路游击区北返。红军由耀县照金一带出发，经香山河、油房沟，准备从马栏一带跳出敌人的合。围圈。但部队在行军途中，经侦察得知沿马栏至刘家店一线都有敌重兵严密封锁。刘志丹当即召开干部会议，重新研究行军路线，决定以红三团为前卫，骑兵团为后卫，连夜急行军，天亮前赶到正宁五顷塬，绕道跳出敌军的包围圈。

　　次日早晨，红军到达五顷塬下面的岘子。不料，敌马弘章的骑兵团突然尾追而至，同红军后卫部队骑兵团展开混战。团长王世泰即带红三团一个连在五顷塬西侧山峁上阻击敌人，其余部队继续突围。红三团阻击部队撤退后，红三团先锋连奉命在五顷塬西侧高凤坡阻击敌军，掩护主力突围。先锋连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打得十分顽强，阻止了敌军的攻势，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红军主力转移至雕翎关时，又遇敌冯钦哉部一个营及200余民团的堵截，部队奋勇冲杀，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

　　高凤坡战斗，红军主力冲破了敌军的合围圈，赢得了反“围剿”斗争第二阶段的战场主动权，粉碎了敌军在照金地区消灭红军主力的企图。但是，战斗中红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部队牺牲30余人，另有20余名红军战士受伤被俘后，宁死不屈，被凶残的敌军拉到正宁县山河镇的老爷庙内活埋。战后，当地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将牺牲的红军战士安葬在五顷塬高凤坡上。地方党组织和当地人民还到五顷塬一带的梢林中四处寻找负伤后分散隐蔽的红军战士，待其伤口治愈后送回部队。1934年6月，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以寻找到的高凤坡战斗中失散的正宁三嘉籍10余名红军战士为骨干，建立了第五支队，习惯上称“正宁五支队”。1935年，该部编入新正独立二营。

　　因高凤坡战斗红军损失较大，刘志丹、杨森立即改变了回师南梁的计划，决定红三团、骑兵团兵分两路转移外线作战。与此同时，陕甘边特委和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南梁根据地的游击队、赤卫军立即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进山隐蔽，相机袭扰敌人。

　　三、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与陕甘边根据地的巩固

　　在主力红军转至外线后，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部和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1000余人于1934年5月上旬进人南梁中心区。仇良民和谭世麟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围民党反动军队还在马背上驮着铡刀，到处搜捕和杀害南梁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及革命群众。5月13日晚，敌军将李青山、张侯福、曹思聪等36名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干部和革命群众拉到阎洼子台地里活埋。穷凶恶极的仇良民、谭世麟匪军，还用铡刀将共产党员、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会——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席白阳珍等6名乡村干部杀害。

　　5月20日，仇良民、谭世麟匪军窜进保安县芦子沟。刘志丹的父亲和妻子因及时转移脱险，但敌人杀害了刘志丹的其他亲属数十人，烧毁了其房屋，还掘开了刘家祖坟，焚骨扬灰，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这期间，转移至外线的两路红军主力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纵横驰骋，连战告捷。红三团在刘志丹、王世泰率领下，从正宁五顷塬向合水太白镇转移途中，于合水县和尚塬与敌冯钦哉部骑兵团一个营及廊县民团激战终日，将敌击溃。然后，红三团北上转战洛河川。6月20日，在保安县马子川，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红三团给井岳秀部的精锐部队高玉亭营和金鼎山民团以沉重打击。当时，刘志丹带领的红三团只有三个连200余人，而高玉亭营则是井岳秀的精锐部队，加上民团兵力达700余人，战斗一开始，高玉亭命令其“敢死队”抢占制高点，企图切断红军的退路。红军先发制人，夺取了制高点，连续5次击退敌军的集团冲锋，二连和先锋连在团长王世泰的率领下，以机枪为掩护，向敌人发起冲锋，将“敢死队”歼灭大半，其他敌人退回保安。此战红军歼敌4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接着，刘志丹、王世泰率红三团挥师南下，挺进大凤川，连夜与甘肃警备第二旅窜犯南梁根据地的一个营展开白刃搏斗，歼敌大半。此时，红军骑兵团在杨森、高锦纯、赵国卿的率领下，在进人中部小石崖休整之后，配合第三路游击队各部东出咸(阳)榆(林)大道，截获敌军汽车一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此后，骑兵团又转战延长、临镇一带，在交道塬取得歼敌一个连的胜利。

　　在主力红军的支援下，各路地方红军游击队也主动出击，接连获得重大胜利。庆阳游击队袭人保安柳村洼，直捣敌张廷芝部的后方;保安游击队连续袭击吴旗镇、宋家砭、金鼎山、王家桥等敌军据点，重创和消灭大批敌人;合水游击队继两次袭人合水县城之后，又在宁县盘克塬、合水固城川连续伏击敌军骑兵，歼敌100余人。

　　至此，陕甘边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经过大小30多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在中心区域，以南梁为中心，东起蔡家沟，西至五蛟堡，南到固城川，北抵吴旗镇，方圆200多平方公里内的敌据点都先后被拔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廊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

　　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甘边红军抓住有利战机，向敌人发起了新的攻势，捷报频传。1934年11月15日，刘志丹、习仲勋获悉敌环县县政府在曲子新城集中5个区的反动民团整训，决心拔掉这个隐患。他们命令骑兵团从南梁出发，到达悦乐附近与庆阳游击队汇合。当时，骑兵团三个连有200余人，庆阳游击队60余人，两部会合，共有步、骑兵战士300余人。当晚，骑兵团和游击队干部在悦乐镇召开军事会议，制定具体作战方案，会后部队连夜行军。途中消灭了庆阳孙家湾民团。按照预定方案，骑兵团一连一排作为先头部队，提前到达曲子新城，他们将马匹隐藏后化装进城。16日拂晓，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到达曲子，立即向敌发起猛攻，敌民团和保安队遭到突然袭击后，顿时乱作一团，稍作抵抗就四散逃命。环县民团团总李恒泰被红军堵在群众家中活捉，保安队长崇敬义率20余人逃到曲子北台，也被红军包围活捉。整个战斗仅用了半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此次战斗，红军击毙国民党区长朱文成，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十几匹，长短枪60余支，子弹及其他物资一批，红军无一伤亡。国民党环县县长化装脱逃。

　　战斗结束后，红军在曲子新城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李恒泰、崇敬义等反动分子3人，并将一部分缴获的粮食和衣物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在完成预定任务后，于当天晚上撤离曲子新城，回到南梁根据地。

　　接着，红军主力又发起了拔除反动据点五蛟堡和刘坪堡的战斗。五蛟堡和刘坪堡是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在庆北苏区边沿上的最后两个反动据点，经常对庆北苏区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枉杀无辜，奸淫妇女，干尽了坏事，庆北苏区人民深受其害。11月29日，红二团、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庆阳游击队，包围了盘踞在五蛟堡和刘坪堡据点的谭世麟匪军。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两个据点的敌军弃寨而逃。

　　1935年1月，在获得敌长武县城兵力空虚的情报后，红四十二师决定化装奇袭长武。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领骑兵团从南梁根据地出发，强行通过敌军三道封锁线后向长武县城发起猛烈进攻，敌守城自卫团100余人被歼。泾川县城守敌闻风弃城而逃。杨森率领骑兵团乘胜消灭了瑶店等据点的反动民团，胜利返回南梁根据地。

　　红军闪击长武和奔袭曲子新城的影响极大，各地的报纸都作了报道。这些报道，使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了解到陕甘边红军及根据地的消息。这几次战斗起了沟通中央红军与陕甘边红军联系的作用。

　　在西线作战取得一系列胜利后，陕甘边红军主力又转锋向东，对陕北延安、安塞一带的敌军发起猛烈攻势。1935年2月上旬，杨森率领红四十二师骑兵团挺进陕北。2月12日，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在延安高桥川口，向井岳秀部一个营及民团发动突然袭击，歼敌100余人。

　　这次反“围剿”斗争是对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第一次严峻考验。广大军民不仅经受住了这次考验，而且在斗争中壮大了红军，建立了革命政权，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