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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党在陕甘边区的发展壮大和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第一节   党在陕甘边区的发展壮大 

一、南梁根据地基层党组织的发展

陕甘边区党政组织在领导主力红军反“围剿”斗争的同时，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积极有效地开展党的基层组织建设。1932年春，刘志丹派共产党员黄德明到葫芦河一带宣传革命，筹建农会、赤卫队，发展党组织。6月，正式成立石马坪农会和葫芦河赤卫队。黄克秀任农会会长和赤卫队队长。1933年3月，在红二十六军和黄德明的具体帮助下，葫芦河赤卫队扩建为东华池赤卫军大队，黄克秀任大队长。同年6月，由黄德明单线发展黄克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发展共产党员15名，于合水县龚家沟门罗家洼小学正式建立了葫芦河党支部，黄克秀任支部书记。同年冬，刘志丹在连家砭老城发展党员4名。葫芦河党支部辖赤卫军大队、葫芦河、枣刺砭、安子坪、连家砭5个党小组，由黄克秀(兼)、雷步胜、何长汉、万进学、潘应乾分别担任党小组长。1933年冬，张策、习仲勋先后来到南梁，动员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白马庙党支部，张志德任支部书记。1934年5月，张秀山、惠子俊、强家珍、马仰西等开辟了庆北根据地后，帮助建立了庆北游击队，赵向魁任队长，任有升任指导员，先后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和庆北办事处，发展党员40多名，在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建立了3个党支部。这些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在巩固根据地和动员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照金苏区失守后，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赴西安寻找陕西省委恢复关系未果，其他委员分散活动，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陕甘边区特委职权，统一领导陕甘边红军和地方党的工作。随着苏区日益发展壮大，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苏区工作的领导，确保红四十二师党委集中精力加强军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区委员会，张秀山任书记，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等工作机构。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边苏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刘志丹任军委主席，王世泰等12人为军委委员。会议还决定杨森接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兼任参谋长。会后不久，又增补张邦英为特委组织部长，张静元为特委宣传部长。继张秀山之后，惠子俊任特委书记。这次会议对健全和加强陕甘边区党的领导，推动根据地政权建设和革命武装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阎洼子会议

1934年7月28日，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和陕北军政主要负责人在南梁附近的阎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秀山、杨森、龚逢春、郭洪涛、贺晋年、高岗、张邦英、张策、王世泰及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主要内容：总结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四十二师革命斗争工作；传达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北方代表的两封信；研究商讨陕甘边、陕北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

会议由谢子长主持。会上，杨森代表红二十六军党委汇报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扩大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谢子长对杨森代表陕甘边党和红军所作的关于党政军建设的汇报以及今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建议表示赞同。

谢子长以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信中对红二十六军的战略转移进行了莫须有的批评，指责红二十六军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错误。

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郭洪涛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批评红二十六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南下失败，说成是刘志丹“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在无端指责面前，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杨森等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严肃认真地总结了陕甘边区的工作，坚持了以南梁为中心逐步扩大根据地的正确方针。

这次会议决定：(一)由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去陕北，与陕北游击队配合作战，共同粉碎敌人对陕北游击区的第一次“围剿”，并调拨100支步枪和数百块银元支援陕北游击战争；(二)撤销高岗的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接任。

阎洼子会议是陕甘边和陕北党和红军领导人联合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深入讨论分析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形势，第一次使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游击区确立了互相配合和协调作战的正确方针，从而加强了陕甘边和陕北军事斗争的联系。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是重要的，会议所形成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对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无端指责是错误的。会上，刘志丹等人顶着压力，抵制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坚挂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了陕甘边党和红军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开展。

阎洼子会议结束后，陕甘边特委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决定由工人出身的惠子俊担任特委书记，张秀山任庆阳游击队政委。

三、《七月决议》

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特委部分领导人刘志丹、张秀山、高岗、杨森、习仲勋、张邦英等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讨论和制定党的工作计划，制定并发布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亦称《七月决议》。

《七月决议》强调把党的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党的思想建设上，决议针对“党的政治工作不够深入”、“一切工作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后面”的状况，强调加强思想建党，成立特委训练班和部队短期训练班，培养干部，指示领导方法；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决议强调党要加强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健全完善各级党组织，发展党员，使党真正成为群众的核心。为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决议强调提拔得力干部担任区委书记，并吸收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入党；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强调领导必须深入基层，深人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做好群众的工作，尤其是做好妇女同志的工作，鼓励广大妇女参加洗衣队、慰劳队、缝衣队，更好地为红军服务，不断密切党群关系。

《七月决议》强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目标任务是：“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正式苏维埃政权”。强调在抓好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设的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并强调要加强党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发展农联会、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要创造南梁中心苏区，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并在巩固老苏区的同时，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

《七月决议》对部队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加强军事训练和发展工作。首先，把扩大红军作为部队建设的中心工作。责成第二路游击队和第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各完成扩大一个团红军的任务，建议红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扩大一个师红军的任务，将红四十二师扩大为一个军。其次，决议重申扩大部队的关键是巩固部队。同时，决议还要求各级党组织抽调部分同志打人敌人内部，组织革命兵变，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再次，决议强调要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决议特别强调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要想方设法购置武器，开展对敌斗争，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

《七月决议》强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是陕甘边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要求除了分配苏区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去开展，在各游击队区域内，群众斗争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

《七月决议》提出了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原则和方法，还对开展游击战争、群众工作、肃清右派等问题作了规定。

《七月决议》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陕甘边区实际问题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初步提出了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人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七月决议》不仅明确了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也对推动陕甘边根据地加快发展作出了正确部署。《七月决议》标志着以刘志丹为核心的陕甘边党和红军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上的成熟，标志着陕甘边根据地建党建政建军工作的进一步成熟。1941年，《七月决议》作为党的重要文件被收入到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一书中。

第二节 陕甘边区党和

红军支援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一、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艰苦局面

在陕甘边红军的配合和支援下，陕北游击战争快速发展起来。1933年7月23日，陕北特委在佳县高祁家洼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建工农红军，巩固扩大陕北第一支队和延安、延川、安定、清涧等根据地；在清、绥地区组建第二支队，在神府地区组建第三支队；其他地区也要创造条件，尽快地组建游击队和根据地。

1934年1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回到陕北，任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协助陕北特委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恢复了陕北一支队，扩大了二、三支队。2月3日，郭洪涛、李铁轮等领导吴堡县抗日义勇军举行暴动，成立了陕北第四支队，活动于绥米佳吴边地区。3月18日，陕北第五支队在绥德成立，活动于绥德东南和吴堡南区。当时，陕北游击战争遍布11个县，逐渐形成了安清、绥米佳吴和神府三个小块游击根据地。1934年5月，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向陕北各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人以连、排为单位，进入各游击区进行烧杀抢劫和破坏村庄活动。为粉碎敌军的“围剿”，7月8日，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阳道峁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第一、二、五支队。一支队，谢绍安任队长；二支队，白雪山任队长，张毅忱任政委；五支队，崔正冉任队长，马万里任政委，王子文任副队长。全军共300余人。7月17日，在谢子长指挥下，陕北红军游击队一、二、五支队攻克安定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这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为了扑灭陕北的革命烈火，国民党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配合地方民团加紧对陕北游击区进行“同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仅凭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力量无法粉碎敌军的进攻。7月25日，谢子长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来到南梁，与红四十二师共同协调粉碎敌人“围剿”的行动。阎洼子会议结束后，谢子长率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返回陕北，8月15日，到达安定西区。这时敌人的“围剿”已经开始，总兵力约万余人。

敌人的作战部署是：北线，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刘润明部“围剿”神府区，其主要兵力部署在神木东南沙峁、盘塘、万镇一线，其目的在于隔断神府与佳米之问的联系。南线为敌之主攻方向，由高双成二五六旅和二五八旅各一部，追随大量豪绅武装，沿大理河、无定河，在青阳岔、石湾、双湖峪、绥德、薛家峁、清涧一线，对安绥清地区构成一个马蹄形包围圈。在战术上采取分散配置，以连排为单位驻点，逐村蚕食，逐块推进，向中心压缩。在兵力使用上，以班排为单位出击，又分为“驻剿”、“追剿”两个蚕食方式。其“驻剿”部队企图以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摧毁红军的群众基础。其“追剿”部队主要是捕剿苏区武装力量。敌人的主要进攻目标是苏区中心区域安定地区。在这一主要作战地区上，敌人又选了两个突击方向：一是由绥德沿淮宁河大道经田庄西进安定东区，一是由石湾沿大理河支流川道，向安定西区窜犯。敌军这一部署，是“撒豆战术”。井岳秀把他的全部兵力像“撒豆”一样，散开于广大地区的数百个城镇据点。这样便形成敌人的致命弱点：兵力分散，且无后备力量。针对敌军这一部署，谢子长确定了集中使用兵力对敌之分散配置的反“围剿”对策。在攻击方向上，决定消灭由田庄、石湾向苏区腹地推进的两路敌军，并向绥德方向佯动，威胁敌人的军事重地。

二、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在陕北的作战

8月17日，红军集中红三团，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全部，突然包围了由石湾方向进至安定县金武塌的敌军两个连，担任主攻的红三团奋勇冲杀，一举将该敌全歼，缴枪近百支，首战告捷。金武塌获捷后，红军挥戈东进，向白区深人，经南沟岔、老君殿，向绥德地区接近。当红军进至薛家峁一线时，敌人立即派兵拦截，红军与敌战于张家圪台，痛歼敌军两个排。歼敌40多人，并击溃增援之敌一个连。张家圪台一战，牵一发动全局。绥德是此次“围剿”敌军的大本营，田庄、薛家峁则是绥德的两扇大门。红军向薛家峁地区接近，恰是刺向敌人心脏的一枪。在敌情不利的情势下，谢子长率军转锋南下，直取清涧县河口镇。8月26日的河口镇战斗中，红军击溃敌军一个连，拔除了这个对根据地威胁很大的据点。不幸的是，战斗中谢子长身负重伤。河口战斗后，红军挥师北上，在横山的董家寺击溃敌军一个营。红三团到陕北战场后，四战四捷，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推动了陕北根据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反“围剿”胜利后，红三团掩护谢子长到安定、延川根据地养伤。9月中旬，红三团凯旋回到南梁。

在红二十六军的有力支援下，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重大胜利，陕北的革命形势也随之迅速发展，游击队发展到20余支，1000余人，赤卫军达2000余人。1934年8月28日，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惠塥里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9月18日，第一支队和第八支队在安塞会合，编为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全团共200余人。由此，陕北的第一支正规红军诞生了。

为了配合和支援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斗争，10月初，杨森、王世泰、黄罗斌等再次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转战陕北。10月5日，红三团与陕北九支队一道，在清涧县折家坪全歼敌军一个连。10月10日，红三团与陕北红军独立一团协同作战，击溃敌军驻安定县长蛇湾的一个连，歼其大半。随后，红三团与独立一团挺进安定县玉家湾，敌高双城部一个炮兵营闻风而逃，红三团返回南梁根据地。

在红二十六军的有力支援下，陕北红军队伍不断壮大。1934年9月18日，陕北三支队在神木王家庄改编为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漠，参谋长刘鸿飞，辖3个步兵连，200余人。红三团成立后，井岳秀视这支红军为眼中钉，以八十六师为主力，连续进行了多次“围剿”。红三团在成立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进行了5次反“围剿”的战斗。11月4日，陕北二支队在大冯家山改编为陕北独立师第二团，团长郭育仁，政委马万里，参谋长惠世良，全团共300余人。1934年11月中旬，陕甘边特委派杨琪到陕北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协助开展陕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经过陕北军民的英勇战斗，逐渐使被敌分割的苏区连成一片。1935年1月25日，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了陕北苏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马明方任主席，霍维德、崔田民任副主席。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1935年1月30日，陕北红军独立师在安定县白庙岔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修任参谋长，下辖第一、二、三团。

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密切配合，协调作战，使国民党反动派陷于被动，处于固守据点的境地。西北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则在更大更广的区域内猛烈地燃烧起来。

第三节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扩大

一、庆北苏区的开辟

庆北，指原庆阳县北部今华池县中西部的温台、悦乐、城壕、柔远等地。1934年以后，党在庆北地区逐渐打开了局面。1934年2月，张秀山率游击队在华池柔远一带发动群众，揭露土豪劣绅勾结民团欺压群众的罪行，宣传革命道理，先后在柔远、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川一带成立了3个农民联合会和10余个农民联合会小组。6月，在杜家河召开群众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庆北办事处。办事处下设土地、劳动、经济、肃反、文化等委员会，马仰西任办事处秘书长兼文化委员长，主持办事处的日常工作。办事处兼有党政二重职能，机关先后驻温台田家河、定汉龙门庄。不久，庆北办事处改为庆北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边金山任主席。庆北办事处成立后，领导庆阳以北今华池县中、西部地区的广大人民，组织赤卫军、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了许多农民联合会，庆北苏区开始形成。庆北苏区东与南梁中心区相接，成为南梁中心苏区西部的重要屏障。1934年12月，在庆北办事处主持下，在柳湾沟柏树掌村正式成立了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强家珍任主席，高世清任副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肃反、文化委员会，政府秘书长马仰西，办公地点在龙门庄。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下辖田家河、柔远、城壕j个区。1935年4月，国民党军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同剿”，庆北县失陷，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陕西甘泉洛河川一带，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935年10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庆北办事处再次成立，李培福任主任。办事处开始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随着情况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随时转移，先后由杏泥沟转移到杨寺岔和麻子崾岘。1936年初，又转移到了刘家沟刘懋功家里。这时候机构逐步健全，设立了粮食部、财政部、肃反部等，还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一些干部。庆北办事处成立后，一面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庆北游击队，李培福兼任总指挥，很快由最初成立的12人发展到200余人。一面恢复苏维埃政权，相继恢复了柔远、温台、城壕、悦乐等区政府和群众组织。1935年11月，陕甘省委成立后，为了恢复老苏区，提出“以华池为中心，向陇东发展”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省委派原庆北苏区创始人马仰西为巡视员，到华池战区指导工作，并加强同庆北的联系。1936年春庆北办事处遭袭后，与华池战区合并成立庆华县。不久陕甘省委决定撤销庆华县，仍恢复华池县，马仰西任县委书记，高生荣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辖白马、林镇、柔远、温台、城壕5个区政府。

庆北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庆阳县北部地区建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的创建，拓宽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在陇东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根据《七月决议》关于恢复陕甘边南区红色政权的要求，第三路游击区大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扩建和新建了二支队、三支队、正宁四支队、八支队、正宁五支队、十七支队、回民支队、特务队、宁县一支队等游击部队，共达1000余人。各游击队打击地主豪绅，为民除害，如剪除长乐原的恶霸任茂祥，月明原的劣绅李自来、马五娃等，这些活动对于发动群众，恢复和巩固南区红色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第三路游击区游击队武装迅速壮大，1934年9月，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决定，以正宁四支队、特务队为基础，并从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抽调部分人员，在正宁湫头组成红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红一团组建后，配合第三路游击区各游击队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消灭了大量的地方民团反动武装，相继以湫头、照金、小石崖为中心，在正宁、宁县、淳化、耀县、中部、宜君、同官等县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使南区的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由此，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在更广大的区域发展起来。1934年11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在中部县的小石崖同时成立，陕甘边特委派组织部部长张邦英任南区党委书记兼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随着形势的发展，1935年7月，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移驻正宁县三嘉塬，后又移至正宁南邑，唐洪澄继任南区党委书记，张邦英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南区革命根据地南与渭北游击区相呼应，北与南梁中心区相连，它所辖的赤水、淳耀、永红等县的红色政权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陇东红色政权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新正县党组织建设。1934年2月，张仲良带领第三路游击队到湫头孟家河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着手湫头地区党组织的筹建工作。不久，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和指示，中共早期党员、渭南中学教师杜宛和杜林治、李尚勤等3人来到正宁五顷塬开展革命活动。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培养教育，先后发展郭廷藩、郭存信、左怀玉、郭自发4人为正宁地区首批中共党员。7月下旬，成立了正宁县第一个党小组。10月，陕甘边南区党委成立，加快了党组织建设，湫头地区又发展了李进荣等15人为中共党员，并在南邑西头村成立了正宁县第一个党支部，郭存信任党支部书记，秦善秀为组织委员，郭廷藩为统战委员。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先后又在南邑、湫头、龙嘴子、孟家河、巩家斜、西城秦家店、西沟、石家湾子、三嘉、上官庄等地发展党员70多名。1935年7月，建立了三个区委：一区湫头，书记李四娃；二区三嘉，书记路俊德；三区长舌头(现属陕西旬邑)，书记张树壮。8月，在湫头岘子村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新正县委员会，卢永财任书记，李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赵澄璧任宣传部长兼县委秘书，郭廷藩任统战部长，田德发任妇女部长。在县委领导下，不久又成立了三个区委，四区湫坡头(现属陕西旬邑)，书记李树荣；五区长乐，书记秦天绪；六区底庙(现属陕西旬邑)，书记赵清保。1935年下半年，新正县委又在山河镇秘密发展屈则声、阎春风、李文玉等5人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了山河城关地下党支部，屈则声任党支部书记，受中共新正县委统战部领导。

永红县党组织建设。1935年11月，在正宁县下南坡头西村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永红县委，赵红军任书记，赵清宝任副书记。1936年初，因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永红县委工作人员转入地下斗争，永红县委解散。

新宁县党组织建设。1933年秋开始，平子游击队、宁县三支队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35年初成立了党支部，有党员10多人，卜凤呜任支部书记。这是王孝锡建立的中共邻宁支部被破坏后中国共产党在宁县恢复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随着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宁县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1935年10月，在九岘南嘴子栗文述家，由李德录主持，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米世英任党支部书记。关中特委成立后，派焦怀兴到宁县帮助筹建县委，建党工作进展很快，先后在西坡、贾邑川、寺沟洼(现均属正宁县)、九龙川、九岘原、平道川、金村原等地发展党员40多人，建立起7个支部。1935年11月，在杨家原子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共新宁县委，焦怀兴任县委书记，李德录任组织部长，王秉祥任宣传部长(后与李德录调换)。

第四节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的成立和县区苏维埃政权建设

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1934年秋，根据《七月决议》关于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转变为正式的工农民主政府的精神，陕甘边特委着手筹备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蔡子伟等起草了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及其他文件。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是：雇农5人选一名代表，贫农10人选一名代表，中农20人选一名代表，地主、富农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选举方法体现了很强的阶级性，保证了贫雇农在工农民主政权中的政治和组织优势。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4年11月1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到会的工农兵代表100多人。在历时7天的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讨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会上，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向代表们介绍了全国革命斗争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介绍了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基本情况，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政工作的经验，并分别作了关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的报告和讲话。大会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正式成立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并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任副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李生华任土地委员长，张钦贤任劳动委员长，杨玉亭任财政委员长，呼志禄任粮食委员长，郝文明任肃反委员长，惠子俊任工农监察委员长，蔡子伟任文化委员长，张文华任政府秘书长。会上还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任副总指挥，梅生贵兼任参谋长。在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的基础上，还组建了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郭锡山任大队长，宋飞任副大队长，辖三个中队，共100余人。

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荔园堡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还有南梁地区的群众、红军、游击队员、赤卫军共计3000余人。主席台悬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巨幅红色会标，整个会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呈现出一派节日的热烈景象。会上，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先后讲话。刘志丹郑重地向习仲勋颁发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大印。大会之后，在荔园堡马洼子台上举行了阅兵仪式，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全副武装，接受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的检阅。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指导陕甘边革命斗争实践中取得的最伟大成果之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最早的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西北地区根据地建设和政权建设取得的最重要成就，它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条件，在中国革命政权建设史上有着独特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庆阳各县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县的革命委员会或办事处等临时红色政权相继转变为苏维埃政府。当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管辖着近20个县的部分地区的红色政权，其中在陇东的县级红色政权的情况是：

(一)华池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7日，华池县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河沟门宣告成立，贾生秀任主席，李彦任副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粮、肃反、青年等委员会。华池县苏维埃政府管辖着四个区：一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高生荣，管辖小河沟、豹子川、东华池、林锦庙一带；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崔生荣，管辖玉皇庙、郭峁畔一带；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白登贵，管辖荔园堡、河沟门、白马庙川、白沟门、郭峁湾一带；四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边海旺，管辖二将川、刘坪一带。1935年9月，华池县改为华池战区，原来的4个区合并为白马、林镇两个区。1936年春庆北办事处与华池战区合并成立庆华县。不久，陕甘省委决定撤销庆华县，仍恢复华池县，辖白马、林镇、温台、柔远、城壕5个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高生荣。

(二)庆北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12月，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在柳湾沟柏树掌村正式成立，强家珍任主席，高世清任副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委员会(委员长李培福)，劳动委员会(委员长党生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高登州)，肃反委员会(委员长朱培福)，文化委员会(委员长马仰西)，政府秘书长马仰西(兼)，县政府所在地为龙门庄。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下辖三个区：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田河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培福；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柔远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天孝；三区苏维埃政府(又称城壕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兴仁。1935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庆北县失陷，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陕西甘泉洛河川一带，苏维埃政府许多工作人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同年秋，在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庆北办事处再次成立，李培福、李树林先后任办事处主任，恢复了柔远、温台、城壕三个区，并逐步向五蛟、元城方向发展。1936年春，庆北办事处与华池战区合并成立庆华县，庆北县撤销。

(三)庆北县革命委员会。1935年春，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委派，王英等人在吴旗县三道川以南，华池县元城以北的地区成立了赤卫军、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并建立了临时红色政权——庆北县革命委员会。这个临时的红色政权大约存在了3个月左右时间，它和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之间是并列关系。

(四)合水县革命委员会。合水县太白镇一带属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1934年11月中旬，在连家砭老城成立了太白区苏维埃政府，潘应乾任主席，高清荣任副主席。1935年2月，在太白镇成立了合水县革命委员会，李彦任主席。同年4月，因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合水县革命委员会转移至陕西甘泉洛河川一带，太白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转入地下斗争。9月，合水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彦在错误“肃反”中被杀害，合水县革命委员会和太白区苏维埃政府均解散。

(五)新正县苏维埃政府。正宁县南塬一带是陕甘边红军最早开辟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1934年‘7，f，l，五顷塬乡革命委员会成立，郭自发任主席，何正兴任副主席。同年冬，南邑、湫头、巩家斜、西城、西沟、石家湾子以及龙嘴子回民乡的临时革命政权相继成立。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湫头、三嘉、长舌头三个区的临时红色政权。1935年春，成立了新正办事处，郭延藩任主席，封振宝、杜宛协助工作，机关驻地先在槐树沟，后迁至两顷塬。新正办事处下辖湫头、三嘉、阳坡头(今属陕西)三个区革命委员会。三嘉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唐世英，机关驻南庄子村；湫头区革命委员会，主席赵思廉，机关驻湫头镇。

1935年8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决定在正宁、旬邑、彬县接壤地区重新设立新正县。在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邦英的主持下，新正县在湫头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新正县革命委员会，郭廷藩任主席，左怀玉、李进荣为副主席，下设财政部(部长高仰月)、粮食部(部长高学智)、军事部(部长张占英)、土地部(部长张崇林)、劳动部(部长左怀玉)、文教部(部长张化民)、公安部(部长张有本)等七个工作机构，不久又成立了湫坡头、长乐、底庙三个区革命委员会，加上原来的湫头、三嘉、阳坡头_二个区革命委员会，共辖六个区革命委员会，新正县革命委员会机关驻湫头镇。同年10月，新正县革命委员会正式转变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任职未有变动。全县辖6个区，人口3.7万。

(六)新宁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秋，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在黄陵县小石崖成立。11月，在子午岭的上畛子成立了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宁县办事处，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刘永培兼任宁县办事处主任，李尚勤任副主任，机关先驻九岘，后驻金村。1935年11月，新宁县在杨家塬子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新宁县苏维埃政府，杨有鹏任主席，胡金玉任副主席，下设粮食部(部长王立元)、财政部(部长杨万恒)、保卫部(部长王清殿)、教育部(部长屈纪军)、军事部(部长谭得智)、土地委员会(主任胡金玉)等工作机构。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先后驻杨园子、左家川、石鼓、下齐家等地。县苏维埃政府下辖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九岘区)，主席张荣德，副主席张恩元，机关先后驻马洼、南嘴子和月牛坡等地；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金村区)，主席杨玉山，机关先后驻金村、武洛等地；三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湘乐区)，主席朱正元，机关先后驻巴原、石鼓等地，管辖4个乡苏维埃政府；平子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永康，机关驻平子镇。新宁县政府成立后，荏掌办事处归属新宁县领导，在荏掌、宋家庄一带建立的乡政权归属第二区。新宁县所辖区域东至芦宝梁、西至石鼓的黑庄子、南至西坡、北到盘克的罗候堡，共有人口3万多。

(七)荏掌办事处。1935年春，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派遣，共产党人王占奎、吕兴财、许兴堂等来到宁县盘克塬的荏掌、潘村、罗候、武洛一带开始革命活动，秘密成立了宁县荏掌办事处，许兴堂任主任，王占奎、吕兴财任委员。荏掌办事处在合水游击队黄克秀部的帮助下，组建了游击队，队长张生才，指导员郭秀宁，并建立了农民联合会和赤卫军等群众组织。荏掌办事处管辖范围主要是盘克、荏掌、罗候、武洛一带，至1935年冬，荏掌办事处与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取得组织联系。

(八)永红县苏维埃政府。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南区革命委员会派赵红军在正宁的下南坡头、旬邑底庙一带秘密串联，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红色政权组织。在此基础上，于1935年11月，在正宁县下南坡头西村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永红县苏维埃政府，选举梁文汉为苏维埃县政府主席，李银清为副主席。永红县苏维埃政府管辖南坡头、罗沟圈、郭村、榆家庄、寺村、店子河、底庙、房家塬、牛家坡等十几个村庄。不久，因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永红县苏维埃政府人员转人地下斗争，永红县政权解散。

第五节 “十大政策”的实施与根据地建设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推动边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前线，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提出并施行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对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

一、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主要的经济政策。1931年中共中央提出的《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权限。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又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或分配土地后另行处理。”1933年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要求：“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祠堂庙宇及反革命富农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下，分得一份劳动土地。土地应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考虑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顾虑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愿意和帮助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与租税应立即废除。”按照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指示，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就已经开展了以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地主债权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边区政府发动根据地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地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这些政策、法令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二)分川地不分山地；(三)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边境区因苏区扩大而变成中心区时，仍进行分土地；(四)田、苗一齐分，农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的情绪；(五)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六)阶级划分是依该户的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七)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八)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九)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不分土地，等到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中心区域时再分土地。

为了使上述政策得到充分贯彻执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各县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认真履行土地革命法令、政策，组织、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工作由土地委员会领导，最初担任土地委员长的是张步清，由于他家境比较富裕，对土地革命不热心，刘志丹建议由贫农出身的李生华担任土地委员长，苏区的土地分配才得以展开。南梁中心区域的分配土地工作是从1934年春开始的，先后在华池县及庆北县的柔远、温台、城壕三个区进行了分配土地工作，像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几道大川的分配土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地富分子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在土地斗争中，首先由土地委员会调查掌握和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然后再定成分，进行分配。在分配时，首先照顾雇农和佃农，然后再按成分给其他缺地的农户分配。山地是采取拨块的分配方法，要多少就给分多少。对其他财产的分配，也是先照顾雇农佃农。给地主什么也没有分，组织他们进行“打生产”。给红军战士和家属优先分给一份土地，在给白军中当兵的暂时不分地，但留有公地，待他们回来后再分。1935年春，由于农户增多，又采取抽多补少的办法进行二次分地。

整个苏区分配土地工作是从1935年秋季全面展开的，中心是解决土地的所有制问题。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也进行了土地分配工作。新正县、宁县土地分配的具体做法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先行试办，在新正县南岭村开始，取得经验后，转到了一区三乡。随后又分成3个组，在三乡、八乡(回民乡)和宁县进行。分配的办法是，对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的余额土地征收。征收的标准是平地5亩以上，山坡地10亩以上，远避山地20亩至30亩以上。清查了农户人口及田地总亩数，踏勘了土地的远近肥瘦，在原耕地的基础上，核定土地和人口应分的亩数，讨论通过后宣布，确定分得田地的所有权，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在不巩固地区，只是宣布政策，暂不土改。由于方法对头，土改运动进行的比较顺利。截至1935年底，陕甘边苏区各县实行土改后，方圆五六百里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民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陕甘边区分配土地工作历时两年之久。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规定了豪绅、地主兼商人，游民无产者(习惯上叫做流氓)，宗教职业者，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分子，土地革命前去当白军团丁的分子及其家属，逃跑的群众、反革命分子等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领导广大群众正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1936年，依据农户经济状况，按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划分了阶级成分。

通过土地革命，极大地激发了陕甘边区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热情，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从事生产，粮食产量有了增加，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改善，进入根据地的农户也多起来。如南梁荔园堡一带原来只有农户5户，后逐渐增加到20余户，大都是根据地建立以后迁来的。这些都说明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的群众基础。

二、发展根据地经济

在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依照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精神，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其内容是：

成立集市，发展贸易，保护小商贩，允许和鼓励白区小商贩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边区货币，建立苏区金融体系。繁荣苏区经济，改善边区人民群众生活，解决红军的供给。

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障军粮供应，保证人民生活。苏区政府的财粮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或在市场购买。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备，对农民不征粮。争取“二流子”参加生产。

对红军家属、残废人员、孤寡者等实行救济。建立牧场，喂养猪羊，减轻人民负担。

为了繁荣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地的生产，满足群众的生活需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扶持农民发展生产。主要是不向农民征粮、派款，使其休养生息。党政军的开支，主要靠“打土豪”解决。在土地分配中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由村苏维埃政府经营。其收获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的家属和烈属，一部分用于帮助过往的红军游击队零散人员。政府办了一些小牧场，把打土豪没收的牛羊适当留出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耕牛用于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只主要供作军用。组织互助合作社，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兴办荔园堡互助合作社时，南梁苏维埃政府号召机关、部队捐款支持，红三团一次捐款50多元。党政军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从边区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通过这些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商业贸易工作，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集日，为当地农民提供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每逢集日，荔园堡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去赶集，买卖猪羊、牲畜、家具、山货、布匹、粮食、小吃及其他生活用品，生意兴隆。习仲勋、蔡子伟等政府领导经常到集市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对从白区来的商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采取各种办法，同白区比较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为了鼓励白区商贩到苏区做生意，在习仲勋的指示下，苏维埃政府将苏区的山货和羊畜廉价卖给白区的商贩，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白区的商贩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他物资想办法运进来。一些商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同情革命，千方百计给苏区输进货物。为了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商贩们或者昼伏夜出，或者买通敌人的稽查关卡人员，疏通了白区与苏区的物资流通渠道。红白区问的经济交流日益活跃，根据地的生产也得到较快发展。

为确保苏区经济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在南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苏币，群众称其为“苏票”。制币厂设在南梁的油坊沟，只有三名工人，完全靠手工刻版，印在布上后又刷上桐油。布币的票面精致，美观耐用，币值分为一角、二角、五角和一元四种。起初，有部分群众对使用“苏票”交易有疑虑。边区银行的工作人员每逢荔园堡集日，就背上银元去赶集，与部分对“苏票”有顾虑的群众进行兑换，一元布币兑换一块银元，边区的布币逐渐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良好信誉。

三、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政策，主要内容包括：

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即红校)，培养干部；兴办列宁小学，提高根据地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水平。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广泛地向根据地人民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的好处。信任政治上可靠的知识分子，分配适当工作，并注意予以培养。

当时，南梁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南梁地区没有一所学校。边区政府成立以后，习仲勋、蔡子伟等发动群众办学校，首先在荔园堡的转嘴子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霍建德、张景文(女)任教员，在校学生六七十名，校舍是没收地主的一所房子，教学条件十分简陋。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课桌，垒土台当凳子，用石板当黑板，扫锅黑当墨汁。教材是自编的油印或手抄本。文化委员长蔡子伟自己动手为学生编写课本。这些教材通俗易懂，完全是新的革命内容，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朗朗上口，好学易记，既是文化课，又是思想教育课。以后，苏维埃政府又在太白、荔园堡等地陆续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

苏维埃政府还十分重视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同时，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的活动，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法规，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条例，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为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陕甘边特委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塞维克》作为特委机关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创办了不定期的刊物《红色西北》。这两个油印小报，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随着南梁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部队和地方政权迫切需要大批党政军骨干。1934年10月，陕甘边特委在南梁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数地方干部。教学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问题。政治课包括“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六大决定”；军事课包括“制式教练”，“尖兵活动”、“游击战术”等，刘志丹亲自担任军事课教学；文化课因学员文化程度较低，基本以扫盲为主。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干部教育工作，将红军干部学校改为党政干部学校，培训对象除来自红军外，还有各级苏维埃政府选派的地方干部。党政干部学校办了两期培训班，前后共培训干部200多人。这些干部结业后，多数回到了原工作单位。党政干部学校的创办，提高了陕甘边区军政干部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方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吸取以往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对各种社会势力进行认真分析，区别对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加以改造利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坚决消灭，对一般土匪，则采取各种办法去争取改造。如对政治土匪张廷芝部和惯匪杨谋子部等，红军采取了坚决打击和消灭的方针、政策。而对郭宝珊率领的绿林武装，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促其率部起义，参加红军。

对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对同情、靠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则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互不侵犯。对既不反对，也不愿接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他们，使之转变对共产党、红军和红色政权的认识，并向苏维埃政府靠拢。

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建立长期的统战关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缠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的政策，逐步予以改造。对白军俘虏一般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

在肃清反革命工作中，分清主犯与从犯，区别对待。对属于敌探及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一般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若群众愿出面作保，且不杀也无损于革命的，可以保释予以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镇压的政策；一般豪绅地主只向其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处决人犯需经过群众大会，不搞秘密杀人。

在劳资政策上，最初规定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但个别雇农好吃懒做，于是政府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参加劳动；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老人、残废人员，均实行救济政策。为了打破旧的社会体系，根据地还成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如雇农工会、贫农团等。雇农工会由雇农组成，在中心苏区设总会，各县设分会，村设村会；贫农团在各区设区团，乡设乡团，村设村团。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是根据地乡村社会新建立的群众组织，受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其成员是根据地政权培养起来的新的乡村社会先进分子，他们在分配地主土地、组织动员民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为巩固根据地采取的上述政策和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推动根据地的革命事业取得很大进步，使南梁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成为贫苦农民向往的好地方。

第六节 陕甘边区第二、三次反“围剿”斗争

一、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方针的制定

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不仅使地方军阀慌了手脚，而且蒋介石焦躁不安。1935年春，蒋介石急调陕、甘、宁、豫、晋5省军阀，计4万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敌人的兵力部署是：北线，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3个团部署在保安、定边、靖边、横山、榆林、佳县、神木、府谷一带“剿防”；东线，晋军七十一师，集结在黄河东岸各要点驻防，并派遣第二。六旅2个团西渡黄河进驻吴堡和宋家川、辛家沟、绥德县的义合镇一带“剿防”；南线，敌杨虎城部第四十二师4个团摆在宜君、中部、洛川、鄢县、甘泉一线，固守咸(阳)榆(林)大道，作为战略警戒；西线，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3个旅，加上陇东警二旅，共7个团的兵力分别进驻曲子、庆阳、合水，布成新月形的战线，向南梁地区逐次推进；在西南面，胡宗南部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6个团分别进驻合水、宁县、正宁地区，楔人南梁、照金之间待机。为了割断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联系，蒋介石从河南洛阳地区调来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4个团进驻延安、安塞、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一带，并向陕北苏区进攻。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中调集了陕西、甘肃、山西、宁夏、河南五省军阀及嫡系部队6个师约30个团共4万余人的兵力。为了平息各军阀部队之间，尤其是井岳秀部与高桂滋部之问的矛盾，蒋介石还派出参谋团，进驻绥德，调解各军阀的关系，监督部队的行动。

当时，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的红军主力部队不到4000人。为了将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实行统一指挥领导，共同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2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与在赤源县水晶沟灯盏湾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统一的机构反“围剿”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北赤源县周家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刘志丹主持，讨论了统一两地党政军的领导和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工委书记，习仲勋任工委委员，刘志丹为军委主席。不久，又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周家峻会议是西北红军发展时期一次重要会议，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和党的领导，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月18日，刘志丹发布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动员令》在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革命形势后，着重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这次“围剿”的规模虽然很大，但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敌人弱点很多。蒋介石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摆在第二线，驱使非嫡系为先锋，而各派系又各有自己的打算，都以保存实力和地盘为目的，只有高桂滋部冒险进犯。打败高桂滋部，就能打乱敌人的“围剿”计划。因此，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决定，红军反“围剿”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打破高桂滋部的防线，然后向南、向西发展，逐步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动员令》还详尽地部署了红军的作战计划。为有效地打击敌人，红四十二师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红一团进至耀县柳林地区钳制敌六十二师；红二团在完成阻击马鸿宾部三十五师的任务后，向环县、三边发展，开辟定边、环县新苏区；骑兵团相机东进宜川，积极向韩城一带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动员令》最后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必胜的信心，坚决服从命令，反对游击习气，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夺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就在反“围剿”部署刚刚下达，反“围剿”斗争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谢子长因伤势恶化，于1935年2月21日逝世。谢子长的逝世是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人民的巨大损失。

1935年2月初，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向陕甘边苏区发起了进攻。敌军由宁夏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中卫、环县、曲子进抵悦乐；一路经固原、西峰、庆阳进驻六寸塬。2月21日，敌占领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等地。敌人采取“堡垒”战术，在到达悦乐后，一面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建立“战略村”，企图割断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一面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修筑碉堡，仅在新堡、悦乐、五蛟、柔远等地就修筑碉堡30余座。

在敌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梅生贵率领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赤卫军用疑兵之计，迷惑打击敌人，他们在老爷岭的山头搭起许多毛毡帐蓬，在密林中升起了许多红旗。白天，游击队高举红旗到处游击。夜晚，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派出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敌军，造成主力红军在老爷岭一带据险抵抗的假象，迫使敌军在老爷岭以西地区滞留了一个多月，胜利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部队的战略行动。

二、南梁中心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按照既定的作战部署，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向东挺进，迎击由宜君、中部、郡县、甘泉地区向根据地进犯的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歼敌两个排。后因敌军密集，无法捕捉战机，遂回师陇东，迎击进犯陇东之敌。3月下旬，骑兵团经元城川南下奔袭，消灭了进犯五蛟的敌骑兵部队两个排，歼敌50余人。

在此前后，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发起了田崾岘战斗。当时，敌三十五师一。五旅马殿邦团占领了悦乐后，以一个营的兵力防守田崾岘。敌军进占后，一面强迫群众集中，建立“战略村”；一面选择有利地形，修工事筑碉堡，准备在摸清红军虚实后，向南梁发动进攻，在未摸清红军主力部署之前，固守悦乐。驻守在田崾岘的敌军以一个连的兵力控制附近的高地，并在上面修筑了大量工事。红军部队兵分三路进攻田崾岘据点：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南梁政府保卫大队担任主攻，从正面直插田崾岘高地，合水、庆阳游击队两翼夹击，对高地上的敌军实施迂回包围，并阻击来援之敌。拂晓，战斗打响，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向敌军发起猛攻，经半小时激战，红军将驻守高地的敌军一个连全部歼灭。赶去增援的敌营部和另外两个连又受到合水、庆阳游击队阻击，无法前进。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及政府保卫大队乘胜追击，与合水、庆阳游击队配合，从三面包围敌军。敌军见三面被围，处境孤立，惧遭全歼，逃回悦乐。这次战斗歼敌1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在红二团等部队取得田崾岘战斗胜利后，红三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又发起了六寸塬战斗。当时，红四十二师接到合水游击队报告，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〇五旅冶成章部的一个营进驻合水县六寸塬，修筑工事设营扎寨。杨森和张秀山(谢子长负伤后，张秀山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决定，趁敌立足未稳之机，将其歼灭。

4月3日凌晨，红军经长途行军到达六寸塬附近。拂晓前，西北抗日义勇军首先攻进村子，歼敌20余人。天亮后，开始向山梁上的敌军阵地发起进攻。由于敌占据有利地形，修筑了工事，火力狠猛，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多次冲锋未果，伤亡严重，加上敌一。五师赶到，形势不利，红三团主动撤退，六寸塬战斗失利。战斗中，骑兵团团长赵国卿负重伤，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受伤。

六寸塬战斗后，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由张秀山率领开赴陕北，参加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陕北地区的作战。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和各路游击队，由杨森指挥，坚持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4月14日，敌三十五师占领二将川、荔园堡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寨子湾，南梁苏区沦陷。敌500多人紧紧追击转移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4月16日，习仲勋等政府工作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的张岔岭被敌人包围，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指挥队伍阻击敌人，且战且退，掩护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转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待退到乔子川时，终于摆脱了敌人追击。战斗中梅生贵伤重被俘，壮烈牺牲。

此后，习仲勋率政府保卫大队、赤卫军和机关工作人员，经过连续拼杀，又突破敌军的三次包围，转移到陕甘边东区洛河川的石峁湾。20多天后，敌军尾追而来，习仲勋又率领陕甘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洛河川的阎家湾。6月上旬，陕甘边党政机关迁至洛河川下寺湾，从此以后，下寺湾成为陕甘边苏区的中心地区。

敌三十五师侵入南梁根据地后，根据地人民在游击队的带领下，坚壁清野，把粮食、灶具全部埋藏，把牛羊赶进山林隐蔽。敌人杀害干部，活埋群众，焚烧房屋，企图从群众口中得知红军、游击队及南梁政府工作人员的去向。根据地人民以生命掩护革命干部和军队，敌人一无所获。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敌人进行并村，实行保甲制度，将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区南梁堡、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房屋全部烧毁，村庄变成一片废墟。国民党军队还严刑拷打走出山林的群众，追问红军、游击队及政府工作人员去向。并张贴告示，悬赏捉拿习仲勋等陕甘边区政府领导成员。声称抓到习仲勋，赏洋2000块，马两匹；抓到贾生秀，赏洋1000块，马1匹。同时，国民党地方政府网罗地主“还乡团”对人民实行反攻倒算。“还乡团”熟悉地形和情况，仇视革命，他们四处搜捕残害共产党员和红军伤病员，加重了根据地的灾难。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继续纵横驰骋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广大地区，牵制了西线、南线、西南线三面敌军的行动。南梁根据地的游击队、赤卫军，除跟随主力红军转战陕北外，都转入地下活动，侦察敌情，打击敌人。

三、陕甘边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根据西北军委的指示，1935年5月中旬，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由下寺湾挺进宜川、甘泉一带活动。5月21日，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在宜川的屯石崾岘歼灭敌民团武装160余人后，北上临镇。此时，西北前敌总指挥部命令骑兵团开赴延长作战，当骑兵团到达延长时，战斗已经胜利结束，西北前敌总指挥部遂将缴获的170余匹战马补充给绮兵团，扩建了第四连。此时骑兵团已拥有兵力500余人，战马500余匹。此后，骑兵团配合红一团在宜川、鄢县、澄城、合阳、宜君、中部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扫荡了观音堂、芝川、甘井镇等50余个反动民团据点，打土豪，分粮食，摧毁反动政权，开辟了洛川、中部、宜君游击区，控制了咸榆大道，切断了敌军的交通运输线，牵制了南线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7月，骑兵团在完成任务后，回到下寺湾地区。

7月中旬，红二十六军第一团进军宜君、中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随后红一团退回陕甘边南区根据地，配合第三路游击区的各游击队，以正宁湫头塬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3月，国民党军驻底庙的一个骑兵连进犯下南坡头，新正四支队阻击失利。红一团闻讯将敌击退。4月，回民支队在正宁龙嘴子一带设伏袭击敌军一个骑兵连，俘敌连长以下7人，缴获步枪6支，机枪1挺。4月1日．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宁县三支队开赴宁县金村塬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当红一团由瓦扇子行军到金村庙附近时，得知金村庙已驻扎敌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红一团立即向湘乐川转移。敌三十五师骑兵团穷追不舍。红一团由湘乐川北上盘克塬，在半坡受到优势敌人前后夹击。危急时刻，红一团二连连长张治怀率领全连战士凭借有利地形阻击敌军，掩护主力突围。在二连的有力掩护下，团部及一连、先锋连、宁县三支队安全突围。这次战斗，红一团损失严重，团长陈国栋负重伤，二连长张怀治等30余人壮烈牺牲，20余人被俘。突围后，红一团转移到九岘塬桃树庄一带休整补充。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坚持在陕甘边苏区的西北部和东北部开展游

击活动。4月21日，红二团在杨青川伏击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警三团一个骑兵连，全歼敌军，并用缴获的战马扩建了一个骑兵排。5月20日，又在保安县顺宁川和安塞川的五城镇，全歼敌民团100余人。接着北上定边，深入敌八十六师的后方活动，摧毁了张廷祥匪部设在韩家集的一个修械所，扫荡了敌人的保甲政权，逼迫靖边、安边据点的张廷芝等匪部撤退。然后，红二团又挥师南下，奔袭驻守吴起镇(今吴起县)民团，解放了吴起镇。红二团在两个多月的游击活动中，粉碎了敌八十六师警三团对保安苏区的“围剿”，开辟了定边以东，靖边以西、以北的大片游击区。6月，红二团奉西北军委命令，加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作战序列，北上靖边作战。

在红二十六军部分主力部队坚持在陕甘边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南梁中心区的地方红军武装也积极开展对敌斗争。3月，庆阳游击队大部编人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随主力北上陕北，其余人员在元城进行整编，下辖环县、镇原、定边3个游击队。整编后，庆阳游击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灵活机动地开展斗争，部队得到很快发展，达到100余人。4月中旬，庆阳游击队突破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包围后，在麻地台又一次进行整编，正式成立庆北游击队，下辖2个大队，7个分队。庆北游击队成立后，奉命在保安、吴起、定边、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8月，李培福联络失散的老游击队员李树林、田生弟等10余人，以此为骨干，在二将川一带重新组织起庆华游击队，共60余人。庆华游击队在南梁地区打击敌人，发动群众，恢复红色政权。此时，红二十五军长征来到陇东泾川一带，敌三十五师前去阻击，南梁中心区一带敌人大部撤离，李培福、李树林等人加紧南梁根据地的恢复工作，先后恢复了温台区、柔远区、城壕区、白豹区的红色政权。9月，恢复建立了庆北办事处，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基本上得到了恢复。9月下旬，华池战区成立，崔凤鸣任党委书记，高生荣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驻地在南粱李沟门。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白马区苏维埃政府)由原二、三、四区部分地区合并组成，机关驻南梁阎洼子，辖玉皇庙、白马庙、刘坪三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李兴高；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林镇区苏维埃政府)，由原一、四区部分地区组成，机关驻林镇梁沟门，辖三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安仲成。在华池战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南梁根据地人民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迅速消除战争创伤，各乡、村的红色政权都逐步恢复和建立。

在陕甘边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的配合下，陕北主战场捷报频传。4月15日，张秀山、吴岱峰、黄罗斌率领红二十六军第三团，郭宝珊、任浪花率领西北抗日义勇军离开南梁，北上陕北。4月21日，红二团在杨清川伏击国民党警二旅二团骑兵连获胜。22日，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横山寺儿畔首战告捷，歼灭井岳秀部一个精锐连。

1935年5月1日，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安定(今子长县)白庙岔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此时，高桂滋的王牌郭子封营进入苏区杨家园子以及周围村庄，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乘敌立足未稳，集中力量消灭这个营”。5月7日至9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主力在吴家寨、马家坪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共歼灭高桂滋部7个连，俘虏1000余人，缴获捷克式步枪1000余支，捷克式轻机枪60余挺。5月10日，安定县城国民党军队弃城逃跑，红军占领安定县城。这次战斗，消灭-了高桂滋总兵力的l／4，给其以沉重打击。由于高桂滋是这次“围剿”红军的急先锋，对高部的打击，使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不敢轻举妄动，敌军被迫收缩战线，采取守势。

5月10日，西北军委在安定县玉家湾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郭洪涛、高岗、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高长久、张达志，主要研究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先打延长、安塞之敌，打通陕北、陕甘边两大苏区，使之连成一片，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5月下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摆出要攻打绥德、清涧的态势，高桂滋八十四师在准备拦截时，红军则秘密南下到延长县大连沟一带隐蔽待机攻打延长县城。驻守延长县的高桂滋八十四师直属骑兵连、民团、矿警等共计400余人，红军先引诱民团出城100余里后，于5月20日拂晓攻打县城，全歼国民党守军。民团在返回县城时也被红军消灭。此役生俘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和骑兵连连长，毙伤俘敌4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轻机枪15挺，无线电台1部，战马100余匹。延长被红军占领后，延川国民党军弃城逃往清涧，延川也被红军占领。6月4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延长县城出发，昼夜兼程南下，奔袭甘泉县城。甘泉守敌四十二师一个营已知悉红军解放延长、延川的消息，加紧戒备，严密防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赶到甘泉时，发现敌军戒备森严，偷袭计划无法实现。刘志丹立即改变计划，沿洛河川西进，到陕甘边中心苏区的下寺湾一带休整补充，待机破敌。

6月20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围攻敌安塞县城兴隆寨。战斗开始后，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担任主攻。红二十七军第二团挖地道爆破。当天红军炸开城墙，攻进城内，歼敌200余人，俘获敌新旧两任县长，缴获了全部敌公文档案和关防印信，解放了安塞县城。

6月22日，红军全歼李家塌寨子据点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和民团武装400余人。此后，安塞境内各据点的敌军闻风披靡，安塞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扫荡残敌，安塞全境解放，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组建时的21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全部装备了新式武器，并配备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火力较强的武器，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此后，北线之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继续向根据地进攻。前敌总指挥决定以敌八十六师作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阶段作战的打击目标。经过慎重分析，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决定攻克靖边县城，打击敌八十六师，解除陕甘根据地北线的威胁。

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方针，6月28日凌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进入进攻阵地，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发起强攻，在东南城角打开突破口，夺取东门。上午，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投入战斗，突破敌军的防御。夺取敌军城隍庙据点，与红二十六军部队形成夹攻态势。经过反复争夺，红二十六军部队攻占钟鼓楼，全歼敌军。此时，西北抗日义勇军也经过激战，歼灭西山寨守敌，控制制高点。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一部攻占北城门楼。城内大部敌军被歼灭。残敌退据祖师庙，负隅顽抗。红军各部向敌发起最后攻击，敌营长屈子鹏见大势已去，带领几个残兵逃窜中被红军击毙。红军歼敌600余人，靖边县城解放。

6月30日，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北线攻势下，保安县城守敌八十六师一部弃城而逃，红军兵不血刃解放了保安县城，保安境内仅剩下旦八寨土围子一个敌人据点。至此，北线敌八十六师的“围剿”行动被彻底粉碎，南线进攻敌军被迫撤退，西线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闻风而逃。蒋介石精心部署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

第二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是一次空前伟大的胜利。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红军在5个月的反“围巢”斗争中，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迫击炮8门，解放了定边、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打通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联系，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根据地。这时，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北至长城，西到环江，南到淳耀，东到黄河，形成了南北1000余公里，东西500余公里，包括20多个县广大的红色区域。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的战术水平和战斗力有了较大提高，不仅学会了打游击战、运动战，而且初步积累了阵地攻坚战的经验，红军主力的正规化建设也有了较快发展。

四、陕甘边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开始

1935年7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陕甘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妄图消灭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次“围剿”规模更大，先后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部队，兵力达15万余人。为了统一指挥这次“围剿”，国民党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敌军的“围剿”兵力部署是：在东面，阎锡山的晋军主力沿黄河一线从陕甘革命根据地东线进攻；在西线，除原来的陕、甘、宁三省军阀部队外，又投入东北军8个师的兵力，沿环县、庆阳、合水至彬县、长武一线向根据地推进；在北线，敌八十六师和八十四师在清涧、绥德、米脂、横山、神府等地驻防；在南线，东北军主力第六十七军等部沿洛川一线向根据地大举进攻。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采取的作战方针是以东北军为进攻主力，以根据地南线为主攻方向，运用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术，企图聚歼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陕甘地区。

7月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到达杨家园，刘志丹召集团以上干部召开反“围剿”军事会议，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及军事部署。会议决定，集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趁敌之隙，各个击破，积小胜为大胜，粉碎敌人的“围剿”。在蒋介石的“围剿”部署完成前，首先打击深入东线一带根据地的晋军先头部队，挫败晋军西渡黄河的企图，然后挥师南下，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寻机歼灭深入根据地南线一带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部，粉碎敌人的“围剿”。为了保证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行动，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骑兵团仍在洛河以南和咸榆大道东西两侧的苏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迟滞南线敌军的行动。陕甘边各路游击队、赤卫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西线敌军的行动。

按照作战方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和游击队、根据地群众迅速作好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乘敌人整个“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先发制人，迎头痛击西渡黄河的晋军先头部队。8月11日，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突然挥师吴堡，向慕家塬晋军据点发动进攻，经过苦战，歼灭慕家塬据点敌军及增援部队，歼敌600余人。敌军误以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要北上神府，在黄河两岸增兵加强防御。根据敌情特点，刘志丹用声东击西战术，声言北上打通佳(县)、吴(堡)、神(木)、府(谷)苏区的联系，造成敌军部署上的失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则秘密南下，寻机再战。

8月中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延家畔打垮敌军一个营后，转进到绥德东南部的新庄一带待机。8月2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定仙墙歼李生达部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980余支，轻机枪69挺，“八二”迫击炮2门，骡马80余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定仙墉战斗打垮了东线之敌的攻势，东线战场形势得到扭转。

8月下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迅速向南运动，准备寻机歼灭南线的敌东北军。8月25日，红军抵达延川县文安驿一带。这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等人来到文安驿。8月27日。在文安驿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在反“围剿”作战方针上，西北代表团成员要求红军全线出击，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在作战形式上，要求红军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阵地战。在行动方向上，要求以洛川作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富平、泾阳发展。要主力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敌军的中心据点。

文安驿会议之后，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被迫进行攻击瓦窑堡的准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沿水坪川、青坪川两路向瓦窑堡城郊外同运动。同时，刘志丹命令红二十六军第i团到南线侦察敌情，了解东北军的作战规律和装备情况，以保证尔后红军主力南下作战的胜利。8月30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在团长黄罗斌、政委马佩勋的率领下，南下郎县地区。9月10日，红三团与鄣县游击队、甘泉游击队密切配合，诱出驻中部龙坊镇的敌东北军一一〇师两个营，并采用伏击战术，歼敌一个营，俘敌200余人。此时，从俘虏口中得知东北军进驻延安后，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红三团上报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命令红三团转移至洛河川的下寺湾一带集结待命。

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的率领下，进抵瓦窑堡郊外集结。在勘察敌人城防工事后，刘志丹认为在敌人坚固的防御体系下，依红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必遭失败。经过研究，刘志丹决定放弃强攻瓦窑堡，另寻战机歼灭敌人。

此后，刘志丹又对清涧县城守敌的布防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清涧县城的敌人兵力更多，防御工事更强，地形更险要，更不能硬攻。刘志丹决定奔袭北线的横山县城，趁敌不备，歼灭敌人。横山一旦得手，石湾镇守敌二五八旅高双城部可能不战自退，根据地能进一步巩固，还可以牵制敌八十六师对神府苏区的行动，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南线的东北军。

9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各部向横山县城发动偷袭行动，虽攻城未克，但还是达到了打击北线敌人，巩固苏区的战略目的。敌八十六师为了加强横山地区的防御，被迫撤回“围剿”神府苏区的部分兵力，减轻了红军独立三团和神府各游击队的压力，神府苏区的危急局面得到扭转。但陕甘根据地仍然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

五、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西北地区取得的重要成果，不仅在中共党史上而且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第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陕甘革命根据地重要现成部分，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创建的武装力量，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坚持武装斗争，在全国的广大农村先后开辟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占主导地位，导致苏区党的组织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丧失殆尽。“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中，各根据地红军被迫先后撤离，进行战略转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下，自觉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陕甘边区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带领广大军民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两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在鼎盛时期，陕甘根据地东临黄河，西接环江，南到淳耀，北达长城，南北1000余公里，东西500余公里，辖30余个县的广大红色区域。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这块革命根据地在党和红军最危急的时候，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由于有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一重要的战略依托点，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结束长征后，审时度势，作出了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这里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革命成功地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最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第二，陕甘边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1934年10，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这次战略行动的决策者事前心中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长征中，中央政治局曾几次召开会议讨论落脚点的问题，有的没有定论，有的虽然决定了方向和目标，但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未能实现。193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岷县的哈达铺，从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毛泽东等提出到陕北去。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红军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党中央决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选在陕北，“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长征以来，这个一直困扰中央的全局性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避免了国民党军接连不断的堵截追击，结束了一年来的长途跋涉。并在这里休养生息、整合力量、整编队伍，为新的发展做了政治、军事和物质上的准备。有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个落脚点，革命力量渡过了最低谷，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伟大转折，开始了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时期。

第三，陕甘边根据地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1935年6月，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在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中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西北办事处划陕甘根据地为陕甘省、陕北省和关中、神府特区。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为了实现这一策略，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积蓄力量，争取空间，在1936年春夏两季，红军发起东征和西征战役。尤其在西征战役中，解放了甘肃、宁夏的大片地区，使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36年11月，发生在环县境内的山城堡战役，客观上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山城堡战役后，红军主力部队陈兵于陇东地区。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在陇东一带驻扎的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援西军、中央红军教导师等部队陆续开赴抗日前线。红军主力部队是在陇东驻防期间完成了出征前的思想动员、军事训练、兵员补充、粮草及武器弹药准备等重要工作，保障了红军抗日部队的顺利出征，对“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抗战的发动，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党和国家培养造就了一批高级干部。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是和拥有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分不开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不但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而且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军事斗争思想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在陕甘边区局部执政的正确理念和成功实践，在中国革命斗争史和党的执政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陕甘边根据地锻炼、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优秀军事指挥员和革命干部，除了刘志丹、谢子长英年早逝外，大多成为陕甘宁边区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后各条战线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在党的七大会议上，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144名代表中，有50多人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工作过，从陕甘革命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党的七大代表中约占8％。一些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高岗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习仲勋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汪锋、马文瑞分别任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还有一批人担任省部级的领导干部和人民军队优秀的指挥员，在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