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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长征红军到庆阳

第一节 红二十五军在庆阳

一、红二十五军途经庆阳的主要战斗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创建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11日，为了适应革命发展形势，避开国民党重兵“围剿”，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当时红二十五军直辖4个团，共2980余人，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维三。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率领下，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陕南，成立鄂豫陕省委，吴焕先任省委书记，程子华、徐海东任副书记，并创建了鄂豫陕苏区。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意向。7月15日，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川西并继续北上的确切消息。当天晚上，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陕西省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与二十六军会合，配合中央红军北上。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出发，又踏上长征的道路。这时，红二十五军辖二二三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包括军部直属队，全军近4000人。8月2日，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境内，先后在两当、天水、秦安、静宁、隆德、平凉等地打击国民党军队，切断西兰公路，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大量有生力量，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8月21日在平凉泾川四坡村的反击战中，年仅28岁的红军高级将领、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身负重伤壮烈牺牲。吴焕先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是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人。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重大损失。

红二十五军在隆德、平凉、泾川和灵台等地的活动对国民党震动很大。蒋介石命原驻防宁夏金积、灵武、中宁一带的国民党三十五师移防陇东，围堵北上的红军。1935年8月15日，宁夏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开始由宁夏进入陇东地区，步兵一。三旅和一。五旅先后取道预旺、环县，进驻庆阳(今庆城县)、合水、环县、宁县、正宁等县布置防务。根据国民党中央和甘肃省政府的部署，国民党庆阳当局和地方民团在红二十五军到达平凉一线后，也开始布防和堵截北上的红二十五军。8月16日，甘肃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胡抱一给镇原县县长邹介民发电报要求“防剿”红军。镇原县接到电报后，为堵防红军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一方面派出人员打探红军的消息，另一方面整理地方武装，修筑碉堡，以备阻击红军。8月25日，胡抱一又下令各县县长传知四乡村民将粮物移贮城镇，进行坚壁清野，并要求限期办理。8月26日，胡抱一训令建立封锁线，以阻止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合。

尽管国民党庆阳当局严密防范，红二十五军还是在8月30日晚从平凉四十里铺渡过泾河向镇原进发，先头部队当日到达镇原新城。8月31日，红二十五军经临泾镇到达新城。红二十五军在新城休整一天，镇压了正在这里视察碉堡的国民党镇原县警察局局长党效贤、南三镇特税卡长孟维铎等；从国民党新城乡乡长家收缴麦子5石，为部队补充给养和救济贫苦百姓；还刷写了标语，向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红二十五军到达新城时，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骑兵团受命驻防镇原县城。9月1日，红二十五军离开新城，三十五师骑兵团从县城出发尾追。红二十五军兵分两路，一路沿洪河东下，经桃园、张毛，翻过原郑，下茹河川，北上临泾塬，经毛家铺、唐家洼，过太平，绕西峰镇向合水板桥进发；一路翻过申家塬，下茹河川，经路家坡，西绕县城，继上临泾塬，越交河口，过孟坝到驿马关奔合水板桥东行。两路汇合后向庆阳县赤城进发。3日上午，红二十五军在赤城塬畔和国民党三十五师骑兵团马培清部遭遇，毙敌10余人，击退敌兵。当晚，红二十五军宿营板桥。

4日凌晨，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的战士们如数清点归还了老乡的东西，支付了合理报酬，将村头和院落打扫干净后，由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继续前进；参谋长戴季英带领军部及二二五团集合后，派出二二五团担任警戒任务。天亮时，马家军骑兵赶至，蹬过马莲河，冲击红军集结的板桥镇，但遭到锦坪塬头警戒的二二五团三营的猛烈阻击。马家军骑兵团长马培清命令其所属一、三两营顺川冲击，骑兵补充营向北进攻二二五团三营，步兵马维麟连向南进攻，骑兵二营作为机动兵力，相机行事。当时，戴季英正在给官兵讲话，军长程子华看军情紧迫，催促部队赶快出发。但由于马家军是骑兵，机动性强，进攻速度快，二二五团刚出发，就遭到大队马家军骑兵的突然袭击，部队一下子被冲散。在紧急时刻，戴季英指挥军部带领二二五团一营先行撤退，留二营打掩护。

徐海东带领二二三团在去包围国民党合水县城的路上，听到枪声越来越密，立即骑马返回到板桥附近北山梁察看军情。由于二二五团三营多半是陕南出发时编人的新兵，战斗经验不足，被马家军骑兵冲散。徐海东看到形势危急，忙叫警卫员传令二二三团停止前进，二二五团一营也折回来迎战。

锦坪塬全是开阔地带，二二五团二三营被马家军骑兵几面围攻，伤亡严重，团长方炳仁壮烈牺牲。为了阻击马家军的进攻，徐海东亲自指挥三挺重机枪和警卫人员一起还击。马家军骑兵看到火力凶猛，马上调转头逃命。但由于红二十五军战士一时难以撤退，火力一弱，马家军骑兵又快速冲上来。徐海东命令三营何教导员带部队战士守住塬边的一个墙圈，吸引马家军主力，掩护其他战士迅速转移。但马家军骑兵不去攻墙圈，却直奔徐海东而来。部队越打越少，马家军已经攻上了锦坪塬。在警卫人员的催促下，徐海东和二二五团政委张明先只好骑马突围。马培清见此情形，急令一股马家军骑兵去追，妄图活捉徐海东。在相距仅有四五十米的关头，二二五团一营政委刘震赶到，架起机枪向敌追兵猛烈扫射，徐海东终于脱离险境。

板桥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损失较大的一次战斗。副军长徐海东险些被俘，二二五团团长方炳仁壮烈牺牲，二营营长陈彦宾及坚守在锦坪塬上的部分战士受伤弹尽被俘，三营200余人或牺牲或失散。但红二十五军官兵在战斗中表现出了顽强拼搏的精神和英勇不屈、抗击强敌的气概，共歼敌300多人，成功实现突围，主力部队安全转移，保存了革命力量。

二、豹子川会议

红二十五军从板桥镇撤出以后，为了迅速摆脱马家军的追击，在庆(阳)延(安)公路两侧的山岭之间，一边与马家军骑兵周旋，一边快速翻山前进。9月4日晚，红二十五军在甘湫子川口宿营，后卫部队在山头燃起篝火，吹起军号，召唤失散的战士归队。5日，红二十五军继续沿着山岭前进，一面急行军，一面阻击马家军。行至合水县杨坪乡西北面的黄草崾岘时，红二十五军后卫部队又与马家军骑兵发生一次战斗。战斗中，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继任团长张成毅牺牲。红二十五军沿子午岭的黄毛岭继续东进，所经之地人烟稀少，无粮可筹，加之道路崎岖难行，部队体力消耗很大，最后全军断粮，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就在这极端困难之时，恰遇赶羊商贩路过，经协商，红二十五军将四五百只羊全部买下充饥，部队终于渡过难关。

9月6日，红二十五军穿越子午岭林区，终于摆脱马家军的追击，到达太白镇；接着翻越木瓜岭，途经东华池，于9月7日到达华池县豹子川。部队在此进行了休整，并在豹子川召开了中共鄂豫陕省委会议，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赵凌波、张照先、田守尧、张希才等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徐海东任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会议对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根据地与陕甘红军会师作了政治动员，要求部队整顿好军容，讲究礼节礼貌，遵守纪律，注意团结，注意向陕甘红军学习，向陕甘苏区人民学习。

豹子川会议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调整补充了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班子，加强了对部队的领导，明确了部队的行动方向，为实现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三、根据地军民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

1935年7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得知红二十五军北上的消息后，在下寺湾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红二十六军部分将士、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干部、政治保卫队以及延安、富县几个邻近区的赤卫队代表参加了大会。习仲勋在大会上指出，最近有一支兄弟部队要到陕甘苏区来，各个方面要积极做好迎接的一切准备工作。马锡五重点强调了粮食工作，明确提出根据地军民要十分重视粮食问题，保证兄弟部队来到后有足够的粮食供应。甘洛县第一区区委书记王英在会上表示要种好庄稼，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

9月，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根据地后，陕甘边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积极打探其行踪，广泛动员根据地群众进行支援。红二十五军刚开始进入根据地时，因为说话口音不同，有些群众不知道红二十五军是什么队伍，纷纷逃走。但当群众知道来的是红军时，都相继回来，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根据地群众像接待亲人一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分外亲切，到处洋溢着欢迎亲人的喜庆景象。

四、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

1935年9月8日，红二十五军从豹子川出发向陕北挺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等亲自前往永宁山迎接。在下寺湾一带休整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也派团长黄罗斌为代表，到刘家堡欢迎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9月9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见到了前来迎接的习仲勋等。习仲勋立即将这一喜讯报告中共西北工委。中共西北工委接到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的报告后，立即发出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动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会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镇，习仲勋主持举行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大会，中共西北工委指示陕甘红军回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刘志丹接到指示后，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召开干部会议，号召全体指战员向红二十五军学习，主动搞好团结，密切配合作战，争取更大胜利。

9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9月17日，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联席会议，会议主要解决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方针问题。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构，除代表团全面负责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各项工作的领导外，还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同时，改组军事领导机构，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为了统一指挥三支兄弟红军部队，三支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3400多人；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山，2500多人；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2500多人，全军8400余人。9月18日，红十五军团在永坪镇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宣布红十五军团成立。徐海东、刘志丹分别讲话，号召红军要兄弟般的团结，并肩战斗，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

红二十五军是红军长征进入甘肃途经庆阳的第一支队伍，也是第一支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的红军队伍。红二十五军8月30日进入庆阳，9月8日从豹子川出发进入陕北，在庆阳境内活动10天。期间，多次打退敌人的围追堵截，打乱敌人部署，胜利完成了战略性转移，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的西征北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积极主动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军主力战略行动，表现了很强的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有效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红一、四方面军的围追堵截，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庆阳

一、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定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瑞金，开始了长征。中央红军经过浴血奋战，行军将近一年，于1935年9月18日抵达哈达铺。哈达铺是陇南一个较为繁华的小镇，镇上有集市、邮政代办所等。红军在哈达铺宿营时获得了一张国民党的《晋阳日报》，从中获知陕北刘志丹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5万，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20万人。在邮政代办所缴获的《大公报》上也登载了一些关于刘志丹、徐海东等红军在陕甘活动的消息。根据这些消息，党中央判断：有一支红军队伍在陕甘地区活动，陕甘革命根据地依然存在。

9月20日晚，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博古、王稼祥、罗迈、李维汉、彭德怀、杨尚昆等出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组织工作和干部问题及部队整编。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毛泽东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号召全体指战员：“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会议决定把革命大本营安放在陕甘，并宣布将红一方面军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任(后为彭雪枫)，政委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9月23日，中央红军离开哈达铺，向陕北进发。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哈达铺作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前进的决定，改变了之前在川西北提出的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改变了俄界会议提出的经过甘东北和陕北在靠近苏联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为把长征的落脚点确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做了准备。9月27日晚，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一决策的实施，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力量，使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到了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实现了党的北上抗日的总目标，也使得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大本营，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中央红军长征在庆阳的主要战斗和活动

1935年10月初，中央红军到达静宁时，甘肃省第三区督察专员公署就开始布置防范红军的措施，以防止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并要求环县、镇原作好重点防范，进行坚壁清野。10月9日，中央红军进入镇原县孟庄村。在向当地地主刘杰家筹粮时，刘家开枪打伤了红军战士。红军攻克刘家堡子，没收了100多只羊，八九担面粉和大米。中央红军在孟庄村补充了给养，还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农民群众了解到红军是替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后，都愿意帮助红军，当向导，送粮食，抬子弹等。

中央红军到达镇原后，国民党庆阳当局再次给各县县长发电通报红军到达地点，并要求进行截击。由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不得不继续行军。9日晚，红军先头部队离开孟庄向三岔镇挺进。10日，主力部队跟进，行至唐家塬、塔儿洼一带时，与国民党三十五师骑兵部队发生战斗，毙伤敌300多人。当晚，红军在三岔镇宿营。三岔镇位于镇原县北部，距县城约50公里。这里北有马家河，西有米家川河，两河在此相汇为蒲河，故名三岔。镇上有10多家私人杂货店和一些零星住户，还有一座天主教堂。宿营时，毛泽东住天主教堂，周恩来、彭德怀等住教堂旁的窑洞，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住不远处的窑洞。

在三岔，红军摧毁了国民党保安队南山湾堡子，打了几家土豪劣绅，除补充部队给养外，粮食、牲畜都分给了当地穷苦农民。当时，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已得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即将到来的消息，徐海东、刘志丹等人派骑兵给毛泽东送来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的信件。毛泽东看完信后异常兴奋，向正在休息的红军指战员宣布：“同志们，我们就要到陕甘根据地了，咱们的陕甘红军派人来接我们了!”

此时，国民党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也作出在洪德、悦乐以西地区消灭陕甘支队的部署，国民党马鸿宾的三十五师，毛炳文的第八师陶峙岳部、第二十四师李英部，何柱国的第三师郭希鹏部、第二师白凤翔部皆尾追而来，一时陇东大军云集。10月11日，敌八师、二十四师分三路星夜进至莫家塬，其骑兵部队进至马家塬，骑兵第六师由庆阳向环县开进。得知这一情报后，彭德怀、毛泽东给叶剑英、邓发、彭雪枫、李富春等发电通报敌情，并部署了以第一纵队为左路，以第二、第三纵队为右路的两路行军路线。

10月12日，左路第一纵队经肖家园子、殷家城、桑家洼进入环县，向小南沟方向急进；右路第二、第三纵队经演武、半个城、贾驿一线前进。13日，彭德怀发电报给毛泽东：“目前向陕北前进会合二十六军是唯一正确的行动方针，建议经耿家河、木瓜城向靖边、横山方向前进，决不宜向正北再走，过多迂回会给敌人先我占领木瓜城、环县、靖边，隔断支队与二十六军会合提供机会。”根据彭德怀的建议，红军到达环县车道、虎洞之后折向东行军。同时，毛泽东给彭德怀发报指示，洪德一线有敌，我军到达及通过洪德城、环县一线，须准备与可能到来的骑兵作战。敌小则消灭之，敌大则钳制之，而从其间隙乘夜通过该线。14日，陕甘支队到达环县河连湾、洪德城一带时，果然遭到守敌的阻击。第一纵队立即组织火力向河连湾守敌发起攻击，歼敌100多人。战斗中，曾经在突破乌江、攻占腊子口立过大功的战斗英雄毛振华壮烈牺牲。当晚，部队在洪德、河连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等住在洪德杏儿铺一群众家的窑洞里。

红军到达河连湾时，周围敌情十分严重。10月14日晚，毛泽东在给彭雪枫的电报中指出：“曲子镇十一日到骑兵，环县及二十里沟口本日有到骑兵可能，明日可能截击你们。二十里沟口有敌步兵一营。”要求二、三纵队必须乘夜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次日到达耿家湾以南地区宿营，然后与一纵队取平行路线东进。根据毛泽东指示，左路军乘夜通过环县洪德线，15日经万家湾、曹家湾直向耿家湾行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在15日从玄城沟出发，抄小路走捷径，经齐家塬、许家塬向兴隆山前进，叶剑英、邓发随行。15日晚分别宿营耿湾黑城岔和四合塬的兴隆山。兴隆山又名东老爷山，地处群山环抱之中，是陕甘宁三省交界处的一处道教胜地，有古庙20余座。当晚，叶剑英、邓发、蔡树藩、张经武等住宿在兴隆山的神庙内。红军尊重当地群众宗教信仰，严格遵守教观纪律，充分体现了红军的优良作风。

红军宿营黑城岔、兴隆山时，马家军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已追至河连湾。16日，陕甘支队左右两路军分别从宿营地出发，沿彭德怀建议的行军路线出环县，第一纵队到达定边县木瓜城附近，第二、第三纵队经陕甘苏区华池县的艾蒿掌、铁角城，向定边县白马崾岘前进。至此，陕甘支队已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行军到庆阳北部乔川(今华池境内)时，陕甘支队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仅陶村农民秦满库一人就捐献黄米、黑豆6石，牛4头，羊50多只。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时属甘肃庆阳县管辖)，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1月3日，驻在甘泉下寺湾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同日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

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在庆阳境内行军10天，行程约315公里，胜利到达吴起镇，结束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将革命大本营放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揭开了崭新一页。

三、陕甘边区迎接中央红军的活动

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在外有强敌进攻，内有“左”倾错误危害的严酷环境中，孤军奋战，忍辱负重，终于成功地保存了陕甘边区这个“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长征落脚点的地域条件。同时，刘志丹、习仲勋等在与上级党组织、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领导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积极扩大活动范围，形成一定声势，制造舆论氛围，为沟通与党中央的联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7月下旬，在收到甘泉、延安、都县教育局和高等学校转来上海中央局印发的“八一宣言”材料中得知中央红军准备北上的消息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积极开展了长征红军将要路过地区的群众工作。8月初，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在研究陕甘边区工作的同时，也专门研究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工作。在8月5日通过的《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中，对于长征红军行动方向的判断作出了正确的估计，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中央红军将要到达地区的工作。

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习仲勋、刘志丹等领导陕甘边区各级组织，积极开展根据地恢复工作，摧毁敌人的政权，为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扫清了道路。9月，在习仲勋等领导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恢复建立了庆北办事处。9月下旬，华池战区成立，崔凤鸣任党委书记，高生荣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华池战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南梁根据地人民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迅速消除战争创伤，各乡、村的红色政权都逐步恢复和建立，这对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起到了重大作用。在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人民甚至将陕甘红军的宣传材料散发到了甘肃南部一带，积极在甘肃敌占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陕甘根据地红军胜利的消息，为中央红军在甘肃顺利长征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当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境内，当地群众听说来的部队是红军，立即开门迎接，并热情地为红军腾出房屋，置办粮草。

中央红军在庆阳期间，除了在行军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外，还广泛地宣传党的政策和政治主张，使庆阳人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红军走时将住过的房子、院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吃了谁家的东西都留下了钱。红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深深影响和感动了广大人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完全信任和拥护。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后，当地群众将这一特大喜讯传遍了整个陕甘边区。赤源县委派了赤卫军大队长赶着牛、羊慰劳中央红军。陕甘晋省委也派人前去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苏区人民全体行动起来，为中央红军碾米磨面，赶制棉衣、棉鞋，保证了中央红军的物资供应。

四、党中央纠正陕甘苏区错误肃反

早在1935年6月，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的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甘革命根据地，执行“左”倾错误方针。7月15日，在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决定在根据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开展肃反。9月，中共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改组后，“陕北肃反”全面展开了。

在“肃反”中，“左”倾错误的执行者采取了“逼、供、信”的手段，造成乱供乱抓，株连无辜。他们先是拘捕在后方工作的西北军委和原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干部，接着将“肃反”扩大到前线。先后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张秀山、杨琪、张策、刘景范、马文瑞、郭宝珊、蔡子伟、黄罗斌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原陕甘边苏区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和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被逮捕，200多名党和红军干部惨遭杀害，一些干部被调离重要工作岗位，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削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地主、富农乘机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定边等苏区发生“反水”情况；加之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未完全粉碎，使陕甘苏区陷于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当天，中共党员、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景全就向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汇报了西北苏区错误“肃反”的有关情况。20日，毛泽东分别接见了定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玉海和保安县(今志丹县)独立营教导员龚逢春、赤安县游击队一支队队长张明科。他们向中央汇报了西北根据地“肃反”中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捕、被杀害的情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十分震惊，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①“一切候中央解决”。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前往下寺湾制止错误“肃反”的发展。

10月28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下寺湾后，召开工作会议，吸收地方党支部书记以上同志参加。会议决定撤销中央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撤销西北军委，成立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和中央民主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承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北苏维埃政府。同时决定：张闻天、李维汉、秦邦宪、王首道和董必武先行去瓦窑堡，接管被“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控制的西北军委保卫局，解决错误“肃反”问题。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10月30日，毛泽东等率领陕甘支队继续东进，抵达甘泉县道佐铺，听取了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的汇报。11月2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了欢迎大会，庆祝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3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原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负责人关于西北根据地“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中央决定成立党务委员会，由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王首道、郭洪涛等组成，负责审查陕北苏区的错误“肃反”问题。

11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着力解决错误“肃反”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过问，参与处理。先期到达的王首道等在瓦窑堡仔细审阅了案卷，经调查研究，证明刘志丹等同志的“罪状”纯属诬陷。中央抵达瓦窑堡的当天即将刘志丹、习仲勋等18名被捕同志先期释放。张闻天、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刘志丹等同志，并亲切地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同志感谢党中央的正确处理。他还一再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迫害的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勤恳工作，使西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兄弟般团结。

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审查肃反T作的决定》，指出中共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11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党务委员会作出决定，给在陕北错误“肃反”中犯错误的聂洪钧、戴季英以党纪处分。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召开平反大会，公开宣布刘志丹等无罪，并予以分配工作。

党中央及时制止和纠正“左”倾错误“肃反”，挽救了西北革命的危机，恢复了陕甘根据地的往日生机，这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站稳脚跟，进而保障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实现以陕甘根据地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方针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直罗镇战役与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中央红军离开下寺湾，沿洛河川南行。11月6日，到达甘泉以南的象鼻子湾，与刚刚结束张村驿战斗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在陕北苏区的红军，11月7日，西北军委正式宣布了11月3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恢复了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蒋介石极为不安，调集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合围，围歼红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灭。

11月2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先头部队第一。九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逐渐将敌诱人直罗镇红军预设的伏击圈。11月21日子夜，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迂回包围，并于拂晓时突然向敌发起进攻。第一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第十五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激战至14时，敌第一。九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人直罗镇东南土寨负隅顽抗。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为继续歼敌，红一方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第一。九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第一一七师，主力则向西迎击东援之敌第一。六、一一一师。该两师遭我阻击后，因害怕被歼，于23日纷纷沿葫芦河西撤。红一方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第一。六师1个团。被我军包围在直罗镇东南土寨的敌第一。九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24日上午被红军全歼，师长牛元峰被击毙。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直罗镇战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其战略部署，为红军积蓄和发展新的战斗力量，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第三节 中共陕甘省委和关中特委的成立

一、中共陕甘省委的成立

中共中央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在谋划和组织第三次反“围剿”争的同时，即着手开展巩同和恢复政权的工作。1935年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撤销陕甘晋省，将原来陕北和陕甘边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统一由西北办事处领导。同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两个省委和两个特委的工作。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行政区划调整后，原属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即由陕甘省领导。11月，中共陕甘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在甘泉县下寺湾正式成立，不久又移至鄣县(今富县)套洞塬。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富春，宣传部长李一氓，白区工作部长张策，秘书长曹力如，共青团书记白向银；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后李生华、朱开铨接任)，副主席朱开铨，军事部长肖劲光，裁判部长和土地部长朱开铨，工农检察部长任泽宜，财政部长张慕尧，内务部长马仰西，教育部长王之匀，粮食部长杨玉亭，国民经济部长马锡五，办公室主任杨培源。陕甘省下辖甘洛、郡县、宜川、红泉、肤施、中宜、华池、庆北8个县，其中位于庆阳的是华池、庆北两县，其余均在陕北。

华池、庆北原属南梁革命根据地，马鸿宾占领南梁后，这里成为游击区，红二十六军和部分干部北上陕北后，留下的同志继续在此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10月，华池战区工作委员会成立，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并恢复了两个区的苏维埃政权。在庆北苏区，李培福联络失散的游击队员开展游击战争，并于1935年10月恢复了庆北办事处，李培福任办事处主任。庆北办事处成立后，积极组织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庆北游击队，李培福兼任总指挥，队伍很快由最初成立的12人发展到200余人。同时，还相继恢复了柔远、温台、城壕、悦乐等区政府和群众组织。

1935年l 1月，陕甘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派原庆北苏区创始人马仰西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回到华池战区指导工作。为加强与庆北苏区的联系，华池战区党政机构先移至二将川的山庄，后迁至武家河，并召开了华池战区工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所有干部迅速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基层组织。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苏区的区、乡政权和党的组织基本得到恢复。1936年4月，陕甘省委决定撤销华池战区与庆北办事处，合并成立庆华县，后改为华池县；成立华池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马仰西任县委书记，高生荣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驻地刘坪，下辖白马、林镇、柔远、温台、城壕5个区政府。

二、中共陕甘省委在庆阳的工作

陕甘省委成立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当时的形势，决定把发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做好战勤保障工作作为中心任务。在直罗镇战役中，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隐藏部队，筹集粮草，还组织了数百人的游击队、担架队，及时护送、转运伤员和物资。

直罗镇战役后，陕甘省委召开了一次省委全体会议。针对党员数量很少，干部十分缺乏的实际情况，省委强调建党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大胆的，猛烈的发展党员，普遍建立支部”。要求在一个月内发展党员2000名，并将任务分配给各县。同时告诫各县、区在吸收党员时要纠正过去不深人群众、不相信群众、不在群众斗争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考察时间过长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积极在根据地群众中公开吸收党员，并号召各县创建模范党支部。陇东各级党组织根据陕甘省委的通知精神，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凡是有党员的乡村，都以党员为骨干，先建立党的支部或小组，再以此为核心迅速发展党的力量；在没有党员的乡村，则由县委或区委派出党员干部深入乡村，利用各种群众集会，宣传党的主张和党的纲领，从群众中吸收积极分子人党，壮大党的队伍。一些新苏区还派出游击队保护群众利益，铲除欺压群众的恶霸，扩大党的影响。在党组织发动下，陇东各地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纷纷要求加入党的组织，自愿为保卫红色政权而流血牺牲。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到1936年初基本达到了每个乡都有党支部的目标。华池县还举办了干部培训班，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政策教育，以提高干部工作能力。

陕甘省委还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为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提供了保障。1935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陕甘游击战争的决定》指出：“游击战争不但为着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而且它本身带有创造、巩固与扩大苏区的任务。因此，游击战争在这方面，同红军主力的作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陕甘省军事部对发展和扩大地方武装做出具体部署。在1935年12月工作计划中，要求全省各独立营总兵力要扩大到2000名(其中关中特区独立营扩大到400名)，并为红一方面军扩红320名；要求各县以区为单位建立一支游击队，以中心乡为单位建立游击小组。从1935年12月至1936年初，陕甘省所属陇东各县在原地方武装的基础上，逐步恢复或扩建了合水独立营、庆北游击队、庆阳游击队、华池保卫大

队等地方武装，并集中时间进行整训，提高了战斗力。地方武装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如庆北游击队深人到曲子八珠塬一带活动，扩大了红军影响。各县区还组建了许多游击小组，在苏区内发挥了惩处敌人、消灭土匪、保卫群众斗争果实的作用。在游击战争和地方武装大发展过程中，由于环境复杂，干部力量薄弱，游击队发展迅猛，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一些出身不好、思想不纯的人，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混入游击队，导致个别游击队组织不纯，发生了几起叛变事件。陕甘省委和省政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了对游击队的整顿和训练，清除了混入游击队的不良分子，进一步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增强了战斗力。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统一领导，1936年1月15日，陕甘省委作出决定：以后一切地方武装部队行动，改由县委决定，军事部执行。

根据中央有关土地政策的指示，陕甘省委对过去陕甘晋省委采取的一些“左”的土地政策进行了纠正和调整。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提出在苏区当土地革命深入时，应当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而且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的自由。对地主的政策，中央随后也作了调整：“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地主耕种份地之数量与质量，由当地农民群众多数的意见决定之。”②根据中央的土地政策精神，陕甘省委严格掌握政策界限，逐步调整了对地主、富农的政策，纠正了“将地主赶上山去吃草”的“左”倾做法，使富农也愿意发展生产并进行各种工商业活动，减少了工作中的盲目性和偏差的发生，使土地革命适应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华池、庆北苏区人民在陕甘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努力生产自救，迅速消除战争创伤，积极参军参战，大力支援前线，根据地又呈现出兴旺发展的景象。

三、中共关中特委的成立

1934年陕甘革命根据地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在1935年一年时间中，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兵力对陕甘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围剿”，华池一带几经“围剿”，斗争极为残酷。此时，陕甘边南区尚没有遭受敌人大规模军事进攻，为红色政权的发展提供了机遇。1935年10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转变为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并陆续建立起新正、新宁、永红、赤水、淳耀等5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共辖19个区的党政组织，还组建了新正、新宁、淳耀等县的独立营。在建党、建政和建立地方武装的基础上，南区根据地还在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南区党委还在1935年冬季举办了干部培训班，并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在新正、赤水、淳耀、新宁等县进行土改运动，打击乡村封建势力，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1935年11月，中央决定在陕甘边南区成立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并派贾拓夫、习仲勋负责关中特区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贾拓夫、习仲勋于1936年1月下旬来到陕甘边南区，主持召开了关中特区成立大会。大会宣布，陕甘边南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贾拓夫任关中特区党委书记，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仍由原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担任，并增补习仲勋为副主席，张德生为组织部长。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驻新正县南邑村。

四、中共关中特委的主要工作

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积极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贾拓夫向特区的广大干部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纠正了过去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并结合消除错误“肃反”的影响教训，教育干部正确认识错误“肃反”的危害。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还创办了一份油印关中小报，及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特区工作情况和经验。在各项工作全面开展的基础上，各级党政组织积极培养并吸收了大批群众积极分子入党，新正、新宁、永红等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新正县由原来的3个区委发展到6个区委、28个乡党支部。新宁县在原来九岘、金村两个区委、11个乡党支部的基础上，又在湘乐、石鼓一带建立了3个区委、4个乡党支部，党员数量有了很大发展。

为加强主力红军建设，关中特区党委成立了关中军区司令部，江华任司令员，贾拓夫任政委，张邦英任政治部主任，将新宁、新正、淳耀三县的独立营依次改编为关中独立第一、二、三营，统一领导红一团和关中独立第一、二、三营。特区党委和政府还大力加强各县游击队建设，发展和整顿地方武装。新正县又组建了特务队、二支队、三支队、十七支队，新宁县新建了十八支队、二十支队、二十一支队。在地方武装支持下，新宁县苏区不断扩展，1936年3月又开辟了第三区，辖九龙川、石鼓、湘乐、鲁家塬等4个乡级政权。

关中特区在沟通苏区与白区党组织的联系工作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许多从白区到陕甘边根据地或由根据地去白区工作的党员干部，往往经过关中特区，由当地武装人员或秘密交通护送。1936年3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从瓦窑堡去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就是经由关中特区化装出去的。王世英等从上海进入陕甘根据地找党中央汇报工作，也是从关中特区进入苏区的。关中特区党委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想方设法，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艰巨任务。

关中特区党委和政府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富农政策的决定》，纠正了前一时期土地革命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做法。但在纠正过程中，又产生了右的偏差，将部分富农改为中农，将已没收的土地归还原主，使一些农民失去了土地，这种现象在新正、赤水等县比较严重。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发现问题后，派出工作组及时纠正了错误，调动了农民春耕生产的积极性。

1936年三、四月间，国民党趁红军主力东征之际，调集东北军6个师的兵力及地方保安队、反动民团，对关中特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红一团和关中独立第一、二、三营与郧县两个独立营奉命在郧县杨家塬、套洞塬阻击敌军进攻，掩护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机关安全转移。战斗中，关中独立三营营长卞德荣英勇牺牲。4月，中央决定将独立第一、二、三营合编为关中独立第三团，陈国栋任团长，刘永培任政委，黄超天任参谋长。此后，红一团和关中独立第1团开赴瓦窑堡，担负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光荣任务。

1936年5月，在敌人的重点进攻下，关中特区陷落。根据中央指示，关中特区党政机关决定留下习仲勋、汪锋、林凤岐等少数干部率领游击队依靠群众就地坚持斗争，贾拓夫率关中特区党政机关的大多数干部从新正县向北转移。后习仲勋奉命调离，汪锋等在赤水县的七界石坚持斗争，并组建了关中工作委员会，汪锋任书记。

1936年9月，在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派习仲勋、张策、郭秉坤返回关中特区领导苏区工作。9月下旬，习仲勋在淳耀县槐庄子主持召开会议，恢复了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特委书记，霍维德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习仲勋在赤水县七界石主持召开关中特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以县为单位整顿和扩大游击队；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郭秉坤任总指挥，习仲勋兼任政委，以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进行统战工作，争取进步和中间的民团、保甲，孤立和打击少数敌人；整顿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

七界石会议是关中特委恢复后一次重要的会议，为关中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使关中地区各项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仅一个月时间，全特区游击队发展到14支500余人。其间，国民党反动派又对关中特区发动了一次“进剿”，但迅速被地方武装击溃。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基本停止了对苏区的军事行动，关中特委决定以县为单位，组织力量全面出击，10多天时间收复全部苏区，并开辟了新的区域。

中共陕甘省委和中共关中特委是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为适应革命发展需要，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中共陕甘省委和中共关中特委成立后，恢复建立基层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吸收和发展党员，补充壮大地方武装，配合反“围剿”斗争，贯彻落实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对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加强苏区基层政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