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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红军西征与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第一节  西征红军在曲子、环县

一、西方野战军的组建与西征战役的发起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方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不断升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形势变化，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代表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统战工作的力度。同时，对南京方面也在探寻合作渠道。然而，蒋介石集团仍然不放弃“剿共”政策，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周围部署重兵，企图消灭转移到西北的革命力量。面对这种局势，根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陕甘根据地的军事任务，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征。东征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因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顽固阻挠，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于5月5日结束。东征扩大了红军力量，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

东征中，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4岁。刘志丹是陕甘边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西北红军的缔造者。他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革命意志和摧毁黑暗旧世界的信念无比坚定，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才能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异常险恶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尤其在“左”倾错误的排挤、打击，以至迫害下，他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矢志不渝地维护和捍卫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建立丰功伟绩，深得西北党的干部、红军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的牺牲是西北革命斗争事业的巨大损失，他的英名和功迹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永远活在陕甘人民的心中。

东征红军回师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反动集团仍坚持“剿共”政策，拒绝议和，调集16个师、3个旅的兵力，继续“进剿”陕甘革命根据地，以其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的1个师2个旅、阎锡山晋绥军1个师又1个旅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协同高桂滋部、井岳秀部的2个师进攻陕甘根据地东北部地区；以东北军的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和西北军的三十八军从西南部进犯；以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驻陕甘边界的定边、惠安堡、环县、庆阳一线，防止红军西进。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巩固和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联系，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5月14日至l≯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的党中央负责人及红一、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上，决定发起西征战役。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战役命令，决定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同时要求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随后，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为主组成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5月19日和20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出发西进。红一军团(左权任军团长兼参谋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为左路军，辖第一师、第二师、第四师及骑兵第二团；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为右路军，辖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八师、骑兵第三团及警卫团。左路军经蟠龙、安塞到吴起镇集结，准备攻占陇东地区的环县、曲子。右路军经蟠龙到靖边新城堡集结，准备攻安边、定边。

5月27至28日，右路军从新城堡出发，继续向西北前进，用佯攻宁夏之态势，迫使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慌忙将三十五师由庆阳、环县抽调回援宁夏，除留下少量兵力布防外，所遗防地暂交东北军接管。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一面电告东北军不要妨碍红军占领环县、曲子和洪德，一面电告西方野战军，令左路军红一军团从吴起镇向西南进至甘肃华池元城，派一部分兵力向庆阳游击，阻击东北军由庆阳北上，但只坚决打击马鸿宾部，不与东北军作战。

二、曲子镇战斗

按照西征总体战略目标，1936年5月底，彭德怀率领的西征军从陕北出发到达环县八珠塬，指挥部设在八珠塬农民李凤存家里，并在此召开了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西征第一仗是夺取曲子镇。5月28日，红一军团以红二师为前卫部队秘密向曲子镇方向运动。为了隐蔽行动，红军采取夜行军和强行军，宿营地和具体任务均不交待明确，每天下午4时出发，第二天9时以前宿营。在发现红军的动向后，国民党西安“围剿”司令部立即调马鸿宾的一。五、一。三旅在元城、庆阳、曲子一带堵截，阻拦红军西进。但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

一〇五、一〇三旅属于西北马家军，张学良难以调动，马鸿宾又不在师部，布防之事拖延两天，给红军接近曲子一个有利机会。

6月1日，红二师在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的率领下，从庆阳三十里铺、环县八珠塬、胡家南塬向曲子镇进发，构成了对曲子镇的包围态势。曲子镇是庆阳通向宁夏的咽喉要地，国民党环县政府驻地。曲子镇建有土城，方圆不过1公里，城墙高2丈，墙厚6尺许，墙四周有碉堡，还有护城沟深达丈余，易守难攻。国民党驻守曲子镇的部队除马家军三十一师骑兵团外，还有一。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及旅部。

红军攻打曲子的部署是：梁兴初的红二团担任主攻，曾国华的红五团担任助攻。战斗从下午开始，经过半小时的激战，红军从东南城角攻人城内，同敌展开巷战。由于红军没有巷战经验和攻人城内的红军兵力有限，在敌人强大的攻势下，红军退出城外。当红军再次发起攻击时，左权和聂荣臻来到阵前，调整部署。红二团首先攻进去一个连，接着后续部队和红五团也攻入城内，将守军残部压缩在几孔石窑内。冶成章身负重伤被活捉，曲子战斗结束，西征红军解放曲子县后，立即组建了曲环工委，习仲勋任工委书记。

曲子镇战斗消灭一〇五旅旅部及骑兵团大部，毙100余人，俘旅长以下15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余支，迫击炮两门，骡马数十匹，骆驼10余峰，汽车5辆。冶成章等被俘虏后，红军按照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给予特殊优待，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电示左权、聂荣臻等，要求特别优待冶成章，治好伤后送到后方，谈话后即送其回宁夏。对俘获官兵也送回去了二三十人，对回民给以优待。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对冶成章影响很大，他被释放回宁夏后，便脱离了马家军，并对党之后在回民军队中的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马岭、阜城战斗

在红二师攻打曲子镇的同时，马鸿宾部骑兵一〇五旅二〇九团第三营由营长马彦章带领，从庆阳出发北上增援冶成章，行至离庆阳县城30多公里的马岭附近，下马休息，埋锅造饭。此时，红一军团四师在师长陈光、政委黄克诚率领下进至附近的东山。在山上，他们发现山下村庄烟雾弥漫，侦察兵报告有敌骑兵活动。红四师令部队利用山地沟壑作掩护，迅速接近村庄。这时马部正准备吃饭，红军对其发起突然袭击，马彦章丢下部队，翻身上马独自逃命。马部乱作一团，有的抛下武器、行李，有的丢下马匹，钻山逃跑。红军俘虏副连长以下40余人，缴获枪炮30余支(门)，还有8峰骆驼。

红二师曲子首战告捷，继续向庆阳县城挺进。庆阳县城是陇东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红军西征也把庆阳作为重要目标。在红军宿营阜城时，马家军三十五师一〇三旅就在附近的孙家湾子、倪家园子宿营。在阜城发生了一场富有戏剧性的战斗。一方面是红军对打不打一〇三旅意见不一致，聂荣臻认真分析了双方态势后认为要打，打对红军有利，接着便部署部队向倪家园子运动，准备构成包围。另一方面，马家军对打不打红军也犹豫不决。在一〇三旅旅长马玉麟尚未决定之时，一〇五旅二〇九团团长马绍武和一〇三旅二〇六团团长马文清就擅自带着各自的部队进攻红军，一头扎进了红军早已布好的口袋。6月3日，红军主力一、二、四师对进入包围圈的马家军发起攻击，很快将其打乱。敌二〇九、二〇六团向阜城西边的塬上溃退，红军乘胜追击，取得了阜城大捷。这次战斗，敌军除小部分逃脱外，大部被消灭。共俘虏敌官兵1400余名，活捉了敌旅团长；缴获步枪1000余支，轻机关枪10挺，迫击炮数门，骡马数百匹。

红一军团挺进陇东三战三捷，很快控制陇东南北大道，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为扩大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后，红一军团继续挥师西征，6月4日，解放了环县、洪德城等大片地区，接组织通知，6月10日，习仲勋赶赴洪德任环县县委书记。之后，西征野战军进至宁夏七营、清水河一线。右路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逐次解放了靖边、定边、安边、盐池等地区，完成了西征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即占领陇东。截至1936年7月初，经过两个月的作战，西征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战果辉煌。据统计，共消灭马鸿宾的主力3个团，缴获步枪1500余支，俘敌2000余人；俘虏敌旅长1人，缴获无线电报机2架；扩大抗日红军800余人；筹得抗日基金4.5万余元；新扩了纵横350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占领了定边、花马池、环县、曲子镇、宁条梁、豫旺、同心城、七营等重要城镇，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东西长达500公里，南北宽300余公里，辖县城30余座的陕甘宁苏区，基本上达到了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目标，为全部红军进入陕甘宁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与陇东新苏区的开辟

一、中共陕甘宁省委的建立与陇东新苏区的开辟

开辟新苏区，建立革命政权，是西征的重要任务之一。193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配合红军西征，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行政区划作了重新调整，撤销陕甘省，设立陕甘宁省、陕北省，关中、神府特区。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组织部长罗梓铭，宣传部长李一氓，白区工作部长蔡畅，军事部长萧劲光，青年部长陈时夫，妇女部长李学蓉，秘书长左觉农。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五；副主席朱开铨，兼任裁判部长和土地部长；秘书长杨培源；财政部长杨玉亭，兼任粮食部长；内务部长王子易；教育部长王之匀；国民经济部长赵耀先；保卫局长郑自兴。陕甘宁省建立的同时，陕甘省被撤销，陇东境内的华池县划归陕甘宁省管辖，其余陕西境内的6个县归陕北省管辖。

1936年6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与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负担，亦限七月半完成初步赤化。”根据这一指示，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立即着手扩大根据地。到6月底，陕甘宁省的范围扩大到11个县，在曲子、环县、华池、赤安、赤庆、固北、豫旺、豫海、定边、安边、盐池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县级政权，其中陇东境内有7个县。陕甘宁省委相继在上述各县恢复和建立健全了县、区党的组织。

1936年7月，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党政机关从吴起镇刘家渠迁至甘肃省环县河连湾。1937年春，又先后在陇东统一战线区域成立了中共合水、庆阳、驿马关、镇原、宁县5个县委和西峰、固原两个工委，区乡级党的组织也相继建立。

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建立，适应和满足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在随主力红军西征过程中，广泛开辟根据地，建立基层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发展和壮大党员队伍，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陇东新苏区各县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陕甘宁省成立后，陇东地方干部即随同红军主力一道西征，积极配合西征红军开展地方工作。红军解放一处地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立即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先后建立了曲子县、环县、豫旺县、定环县、豫海县、赤安县、固北县和安边县等苏维埃政权和中共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其中曲子县、环县、定环县、赤安县、固北县在今庆阳市境内。

曲子县县委及苏维埃政府。1936年6月1日曲子解放，2日即宣布成立中共曲子县委，刘昌汉任县委书记，王国荃任组织部长，白彦博任宣传部长，朱子休任军事部长，白凤鸣任妇女部长。接着成立曲子县苏维埃政府，李培福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李生华任副主席，刘益山任内务部长，边廷任财政部长，高兆钧任保卫局长，李天华任粮食部长，徐晓达任土地部长。成立了县游击大队，方振邦任大队长。还建立了八珠、马岭、合道、木钵、土桥、天子、曲子、悦乐8个区基层苏维埃政府，42个乡苏维埃政权和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同时建立了曲子、马岭两支游击队，配合政府开展打土豪、分配土地和维持地方社会治安。

环县县委及苏维埃政府。1936年6月，红军西征解放环县，成立中共环县县委，习仲勋任县委书记，王琢章任组织部长，吴仕芳任宣传部长，王三才任军事部长，张又生任统战部长，郝明珠任妇女部长。同时成立县苏维埃政府，由刘占奎任主席，耿汉邦任副主席，慕士范任内务部长，郭项山任财政部长，拓鼎文任保卫局长。县委县政府机关初设洪德，后迁至杏儿铺。习仲勋在环县县委书记任上尽管只有两个月时间，但在动员群众、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很快建立了环城、洪德、虎家洞子、山城、黑城岔、郭家塬、马坊塬7个区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下设乡政府，环城区建立了8个乡政府，6个乡支部；洪德区建立了7个乡政府，3个乡支部；虎家洞子区建立了6个乡政府，6个乡支部；黑城岔区建立了6个乡政府，4个乡支部；马坊塬区建立了4个乡政府，1个乡支部；其他两个区也建立了乡政府和乡支部。

定环县县委及县苏维埃政府。1936年7月，豫旺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昌汉任县委书记兼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驻甜水堡，下辖8个区。12月，土匪赵老五偷袭了县苏维埃政府驻地，迫使县机关迁至河连湾。次年3月，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撤销豫旺县，成立定环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由原豫旺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人员组成，下辖耿湾、山城、姬原、罗儿崾岘4个区。1937年10月定环县撤销，辖区分别划归环县和陕西定边县。

赤安县县委及苏维埃政府。1936年10月成立赤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慕纯农任县委书记，王帮宁任组织部长，张志明任宣传部长，高文秀任军事部长。县苏维埃政府由陶贵耀任主席，李志明任副主席，张续堂任内务部长，赵文彩任财政部长，杨佐凤任土地部长，李生宾任保卫局长。赤安县地处华池、环县、定边的交界处，县机关设在元城子，下辖6个区。1937年7月赤安县撤销。

固北县县委及苏维埃政府。1936年9月，中共陕甘宁省委在西征红军地方工作团的协助下，于甘肃环县和宁夏固原交界处建立了固北县苏维埃政府。由于干部缺乏，中央组织部临时从中央党校调来陈德政任县委书记，张明珍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建立了毛井区、车道区、庙儿掌区3个苏维埃政府，还有草庙子和二龙山两个游击区，辖12个乡苏维埃政府。1938年春，中共庆环分区党委根据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便于加强领导和开展工作，决定撤销固北县。毛井、车道、庙儿掌三个巩固区并入环县；草庙子、二龙山两个统战区交给设在三岔的中共固原县委领导。

三、党在陇东新苏区的主要工作

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进驻河连湾后，新苏区得到不断发展和扩大。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在1936年8月中旬就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等给陕甘宁省委发出指示。关于发展党员，要求陕甘宁省委“大量的发展党团员，必须吸收群众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到党里来”。“目前陕甘宁新苏区发展党员的标准，不应苛求政治中表现积极的分子，就是介绍党员最好的对象。对于知识分子以及稍识字的分子，如果是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我们应不疑惧的吸收入党，因为在陕甘宁文化落后的地方，这些分子对我们尤为需要。”关于地方基层政权，由于陕宁交界的新苏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要求“区与乡的范围应当缩小，区、乡二级的领导机关的人员亦减少，以少而精为原则。乡的大小，一般的以10里至15里为标准，区的范围一般的以5个乡为宜”。关于如何开展新苏区的工作，首先，要发动新苏区的“积极分子”，使党的每一个组织“都落在群众中有信仰的积极分子的手里”；其次，既要依靠从老苏区来的干部，又要排斥老苏区干部的“自高自大，看不起当地干部的心理，相反地，要具有信任当地干部的信心，和耐心教育和帮助当地干部的精神”。再次，在新苏区开展工作，不能采取“搬家”式的“把老苏区的一套硬放在新苏区里去”，而是要从当地环境出发，“倾听当地干部意见”，才能把新苏区的工作做好。

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指示精神，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于8月下旬在河连湾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军事部长和保卫局长。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的影响，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二是做好打土豪、分田地，摧毁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工作；三是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到达苏区做好物资准备工作。这次会议是在西征战役结束、陕甘宁新苏区开辟和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背景下召开的，是陕甘宁省委、苏维埃政府驻河连湾期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推动新苏区的各项T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会议部署，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基层政权、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为红军筹粮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第一，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基层政权。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指示精神，陕甘宁省委在新苏区着力培养农村积极分子，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中共曲子县八珠区委建立后，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基础上，发展积极分子李凤存、李万林、刘成福、李生财、李万财等人人党。习仲勋担任环县县委书记后，立即在洪德、环城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党的组织。在斗争中涌现出耿荣昌、耿荣华、杨满洲、杨富川、陈汉平、张德仁、张德禄、张善人等8名积极分子，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中共合水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对外称民众抗日指导委员会)，赖传珠任书记；3月，改建为中共合水县委，邹群峰任书记，下辖城关、板桥、西华池、店子、太白5个区委，29个支部，407名党员。同年2月，红十五军团进驻庆阳驿马关后，建立了驿马关中心区委，5月，成立了中共驿马关县委(对外称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史梓铭任书记，下辖义门、马原、王原、桐川、什社、驿马关6个区委，有党员近百人。另外，还建立了豫旺县、定环县、豫海县、赤安县、固北县的基层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截至1937年5月，陕甘宁省有中共党员296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新苏区发展的农村党员。

第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哥老会。哥老会是陕甘宁地区群体最大的民间群众组织，因此，团结哥老会是在陕甘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为了争取哥老会，1936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宣言，不仅向哥老会阐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和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峻形势，而且认为“哥老会素以兴汉灭清、打富济贫为宗旨，在辛亥反满的革命运动中，哥老会曾积极参加过，陕北革命亦得到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这种革命的精神，光荣的事绩，现在更应大大的发挥起来，为了救中国、救自己而奋斗。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因此，在国难当头的严峻局势下，“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般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次日，中共中央又指出“目前我们对于哥老会的策略，是在争取哥老会”，“西北地区是哥老会组织比较普遍的地区。因此，在创建西北大联合中，党特别严重的提出争取哥老会的问题”。

党的号召得到根据地哥老会的积极响应。8月26日，陕甘宁省委在环县洪德河连湾召开了庆阳、环县等地的哥老会大爷会议，得到陇东各地哥老会的大力支持，到会的哥老会大爷、兄弟伙80多人，其中有来自西峰、镇原、三岔等白区的代表20余人。马锡五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哥老会的宣言，省委代表报告了目前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对哥老会的政策。哥老会大爷代表李荣、西峰镇徐大爷等发言，表明了哥老会的宗旨，以及今后在苏维埃领导下进行抗日工作、发扬过去参加辛亥革命光荣传统的决心。这次会议贯彻了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团结了哥老会，使哥老会对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有了更多的了解。华池县的哥老会热烈接受了苏维埃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召开了哥老会大会，并组织了抗日救国会。

第三，组织地方群众，为红军筹粮筹款。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后继续北上。为了保证红军的粮食供应，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向陕甘宁省下达了筹集粮食3．3万石(其中1.6万石由军队筹集)的任务。为确保完成任务，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发出了《关于筹集粮食的指示信》，给各县分配任务，定边、盐池5000石，赤安、安边3600石，庆阳3200石，环县2700石，豫旺700石，并要求11月15日完成。陕甘宁省还成立了“动员委员会”，制定了粮食保管、运输及供给制度，以减少浪费。朱开铨亲自率团在豫旺、下马关发动群众，筹集了大批粮食、蔬菜、麦草和门板等物资，保证了这一任务按期完成，为三个方面军进入苏区和山城堡战役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应。

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环县期问，通过李富春、蔡畅、萧劲光、马锡五、赖传珠等艰苦卓绝的工作和斗争，为扩大和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和革命武装，迎接红二、四方面军进入苏区，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作出了巨大贡献。山城堡战役后，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迁到华池元城子，西安事变后迁到曲子镇。1937年9月，根据抗战需要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随之撤销，其所辖地区划分为三边分区和庆环分区。定边、安边、盐池属三边分区；华池、曲子、环县、固北、定环属庆环分区。至此，陕甘宁省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进驻环县

1936年，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处在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重要关头。在这革命转变的关键时刻，加强学习教育和干部训练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1936年4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抗日军政干部，党中央决定将1933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国红军大学”继续办下去(“中国红军大学”在长征时为陈赓、宋任穷同志率领的干部团；长征到达陕北后，改为红军学校)。

6月1日，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中梁山上闾家大院创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随即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教育长。下设3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红军团以上干部；第二科主要训练营连级干部；第三科主要训练排班级干部。校部设在瓦窑堡，一、二科驻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又称一校；三科驻环县木钵，又称二校，对外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中央教导师。

中央教导师师长周昆，政委袁国平，教育长郭化若，政治部主任罗贵波，参谋长任质斌(当时对外身份是宣传科长兼民运科长)，训练部长苏进。下辖四个团：第一团团长杨伯征，政治委员廖海光；第二团团长皮定钧，政治委员黄骅；第三团团长黄彦斌，政治委员黄欧东；特务团团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陈仁麒。共有学员800多人，编为3个团。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二、四方面军的两个军事学校都合并到红大三科，遂改为4个团的编制。红大i科建校木钵时，红军西征刚解放了这里，地方政权尚未建立，股匪流窜乡里，木钵至庆阳还驻有东北军。因此，红大三科的任务是：一、学习、训练；二、维护社会治安，宣传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健全地方政权；三、防止南线东北军进犯，并与之逐步接触，开展统战工作。红大三科学员都是班排基层干部，“工农出身的占绝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其中还有不少文盲和半文盲”，因此，文化知识学习是三科的主要任务之一。毛泽东曾给红大校长林彪写信指出：“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12月，红大三科第一期学员如期完成学习任务毕业了。

西安事变后，驻庆阳城的东北军撤离了，红军中央教导师遂离开木钵迁往庆阳县城。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率工作团也到庆阳城。工作团的任务是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影响，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党的组织和民众武装，开展反霸斗争。教导师的任务是完成自身训练学习任务，配合工作团开展工作，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打击地方土豪劣绅，向国民党政府及其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红大三科在环县木钵办学校近半年时间，不仅锻炼提高了学员的综合素质，而且为消剿地方匪患、维护社会治安，开展统战工作，保护陕甘宁根据革命根据地西大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陕甘宁独立师的组建及主要战斗

陕甘宁省初建不久，新区工作刚刚开展，加之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敌情、社情都十分复杂。土匪张廷芝、赵老五、耿天海等在这一带活动多年，武器、马匹都相对较好，其手下的匪徒又多是一些亡命之徒。陇东新苏区创建以来，土匪武装及其他国民党地方武装经常对苏区进行袭扰。他们破坏乡村红色政权，残害人民，屠杀党员干部，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因此，组建一支坚强的地方武装，以配合和协助西方野战军西征作战，清剿土匪，保卫陇东新苏区的安全就成了一大紧迫任务。陕甘宁省在西征主力红军的协助下，于1936年7月17日在曲子县花旗镇，以原陕甘宁苏区地方红军武装为基础，正式组建了陕甘宁独立师，由姚酷任师长，黎林任政治委员。陕甘宁独立师归属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萧劲光，政委赖传珠)领导与指挥，下辖4个团，每个团3个连，全师共有1300多人。12月，独立师指挥机关撤销，各团统归省委军事部指挥，改名为陕甘宁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

陕甘宁独立师第一团由红二十九军二五七团改编，团长杨瑞森，政委刘禄昌。二五七团原是由富县独立一营和独立二营的一个连合编而成的。独立一营是1933年11月下旬红二十六军在南梁建立的保安游击队发展起来的。这个游击队有180余人，战斗力比较强。独立二营是原富县游击队、甘泉游击队合编的。这两个营合编为二五七团后驻守劳山一带，阻止东北军向瓦窑堡的进攻。中共中央迁驻保安后，该团又在保安一带担任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改编为陕甘宁独立师第一团后，主要随师部在陇东唐家台子、三岔、马岭一带活动，阻止东北军进犯，防范和剿灭地方股匪赵老五部。

陕甘宁独立师第二团是以中宜独立营为基础，并抽调洛川游击队、中宜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组建而成。团长朱日亮，政委刘英。第二团成立后，由中宜地区开赴甘肃环县、固北作战。该团当时是陕甘宁省委军事部的直属部队，归省委军事部直接指挥。在陕甘宁省委军事部副部长(兼政委)赖传珠的直接率领下，主要驻防三边一带。

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由关中独立三团改编而成，团长陈国栋，政委初定为张仲良，后由刘永培担任。1936年4月，新正独立营、新宁独立营、淳耀独立营等5个营合编为关中独立三团，4月开赴曲子，主要以游击的形式参加剿匪作战。7月，改编为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进驻三岔、马渠一带协助地方干部开辟新苏区。

陕甘宁独立师第四团由华池独立营及庆环、庆合游击队组成，团长黄克秀，政委任昌辉，下辖3个连。第四团组建后，进驻曲子一带开展剿匪斗争，主要任务是清剿散匪，警戒国民党军队向苏区的进攻。

陕甘宁独立师刚组建时，武器装备很差，弹药奇缺，条件十分艰苦。各团在装备上都差不多，每人一支步枪，五六十发子弹，两个手榴弹。连以上干部有驳壳枪，团以上干部有手枪。每连配备一挺机枪，部队统一军装。政治生活也比较正规，政治课主要讲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阶级斗争理论及党当前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等。军事课主要是军事技术。

陕甘宁独立师成立以后，各部分别在陇东的曲子、环县、固原(现属宁夏)一带活动。第一团主要驻防并活动于曲子、三岔一带，开展剿灭赵老五等土匪武装的活动。当时，环县、曲子境内共有十余股土匪，其中赵老五股匪约100余人，该匪投靠国民党环县政府，作恶多端，为害最烈，经常袭击曲子、环县等地的县、乡苏维埃政权，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936年11月，赵老五率匪徒百余名流窜至马岭一带抢劫。第一团接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报告后，立即赶往清剿。在红军的坚决打击下，赵匪仓皇逃窜。第一团紧追不舍，在追击中将赵匪歼灭大半。团政委刘禄昌在追击赵匪的战斗中牺牲，由张明科接任团政委，并将保安县独立营编人第一团。此后，第一团移住三岔一带，相机打击敌人；12月，第一团在三岔铁王山再次与赵老五土匪武装展开激战。因敌占据了有利地形，第一团几次强攻未克，遂改变战术，由团长杨瑞森指挥部队正面佯攻，由政委张明科带领骑兵分队迂回到敌人背后发起猛烈攻击。在第一团的前后夹击下，赵老五土匪溃散逃窜，战斗胜利结束。战斗中，团长杨瑞森牺牲，陕甘宁省委军事部派汪祖美接任团长。

陕甘宁独立师第二团在陕甘宁省委军事部副部长兼政委赖传珠的直接率领下，驻防于靖边、定边、安边一带，开展剿匪斗争。此处曾经是陕北军阀高双城长期盘踞的地方。红军解放这一地区后，这里仍然流窜着高双城的一个骑兵营及国民党保安队、地方民团1000余人的武装。这些反动武装经常袭扰苏区党政机关，蹂躏无辜百姓，气焰十分嚣张。8月，独立师第二团在安边、定边交界的韩家渠与敌展开激战，敌人凭借兵力众多，弹药充足的优势，向独立第二团发动疯狂进攻。独立第二团利用险要地形，沉着应战，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后因弹药告罄，只好沿山坡边打边撤。敌人见势愈加疯狂，穷追不舍。紧要关头，红三十军及时赶来增援，独立师第二团士气大振，立即向敌人发起冲锋，毙伤敌人400余人，残敌仓皇逃窜。这次战斗，独立第二团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100余人，团政委刘英负重伤，陕甘宁省委军事部派牛书申接替政委职务。完成这次歼敌任务后，独立师第二团返回环县，又参加了剿灭耿天海、赵老五匪部的战斗。

9 月上旬，独立师第二团在石家台歼灭耿天海匪帮，夺取了其据守的寨子；11月，又参加了山城堡战役。在此前后，独立师第二团在庆阳、环县、木钵地区积极与进攻苏区的东北军作战，阻止了东北军的推进。

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接受改编后，在环县、曲子一带开展剿匪斗争。1936年秋，独立师第三团开赴镇原马渠和三岔一带，协助地方政府开辟新根据地。当时马渠的沈家寨据点是一个硬钉子，驻有敌民团武装50余人，团总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对新苏区威胁极大。9月，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姚酷亲自来到第三团驻地，指挥部队作战。第三团包围沈家寨后，敌负隅顽抗。第三团围攻三昼夜，最后用架云梯的办法攻破寨子，但土豪劣绅及民团团丁已从地道逃跑了。第三团缴获银元、元宝一驮，粮食100石，还有许多布匹和衣服，补充了部队给

养，基本解决了全团3个连的冬衣问题。战斗中没收的牛羊分给了当地贫苦群众。攻克沈家寨后，第三团在毛井、黑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这一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条件异常艰苦，尤其是吃水很困难，第三团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不久，东北军3个团前来“围剿”第三团。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第三团撤至曲子，后又转移到木钵；东北军步步进逼，第三团边退边阻击敌人。在此前后，第三团还承担了收容掉队的长征红军战士的任务，先后收容掉队的长征红军战士500余人。

陕甘宁独立师第四团组建后，先随独立师师部在曲子镇附近驻防，清剿土匪，担任警戒任务。1937年7月18日，土匪张廷芝部进犯陇东苏区，红四团在团长黄克秀的率领下，投人了剿除这股土匪的战斗，给来犯的敌人以迎头痛击。二将川一仗，红四团旗开得胜，击毙敌团长李向银。7月20日，张廷芝土匪武装败逃华池县老爷岭一带，凭借天然屏障，据险抵抗。适值大雨倾盆，黄克秀命令第四团冒雨冲锋，连续突破敌人四道防线，当攻击第五道防线时，由于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火力封锁道路，第四团屡次冲锋都不奏效。在团长黄克秀的率领下，第四团战士毫不退缩，奋勇冲杀。战斗中，年仅27岁的黄克秀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参谋长何家流也血染疆场。黄克秀和何家流牺牲后，红四团指战员满怀悲愤，又向敌发起猛攻，并将敌包围在山上。穷途末路的张廷芝设假投降的骗局派人谈判。谈判中，张廷芝乘机潜逃。后来，陕甘宁省委军事部研究决定，由罗得胜接任第四团团长。

陕甘宁独立师的剿匪斗争，对于保卫陇东新苏区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陕甘宁独立师的打击下，这一带的小股民团和土匪多数被消灭，大股顽匪虽未被彻底剿除，但都受到有效打击，其气焰也大大收敛。剿匪战斗中，由于条件非常艰苦，陕甘宁独立师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一团团长杨瑞森、政委刘禄昌，第四团团长黄克秀、参谋长何家流等4名团级干部牺牲，第二团政委刘英负重伤，连排干部和战士的伤亡也很严重。陕甘宁独立师经过战火的洗礼，愈战愈强。抗日战争开始后，陕甘宁独立师一、二、四团被改编为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三八五旅警备第七团，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辎重营，继续驻守陇东，后来在反磨擦战斗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解放战争中又为解放大西北立下了不朽战功。

第三节 山城堡战役

一、红一、二、四方面军集结陇东新苏区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静宁、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决定一面以部分兵力逼向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并在行进中拖延时间，争取控制西兰大道；一面迅速集中红一、四方面军主力进占黄河以西有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的各个战略要点，并于11月10日以前完成攻打宁夏的一切准备。宁夏战役的意图是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兰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同心以南、环县以西消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作为宁夏战役的第一步，中央决定实施海(源)打(拉池)战役，由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正面阻击尾追之敌王钧部，红一方面军从其侧后进攻、将敌消灭在打拉池一带。但由于张国焘的于扰，失去了战机，宁夏战役计划落空。

1936年11月8日，鉴于敌情快速变化，中共中央提出新的战略计划，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均移至同心、环县一带待机。11月15日，根据胡宗南第一军加紧进攻，已进至豫旺堡地区的情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再次指示，“敌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于统一战线。”彭德怀在给各部首长的指示中也明确提出：“敌胡(宗南)、王(均)、王(以哲)有分三路向东追击可能”，“豫旺县豫旺堡以东山城堡、环县、毛居井地域人烟稀少，土塞亦多，地图与实地多不符，极有利于我军作战。我们应在上述区域威胁该敌二、三个师。”据此，彭德怀命令少量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其他各部分别按照指定路线向该地区集中。中央同意了彭德怀的作战计划，并在复电中指示：“我军应于豫旺、洪德城间各个击破该敌，不击破则不能南进，因敌将继续穷追。”部署“一、四、十五、三十一共四个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靠近，集中全力准备打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二方面军到环县附近休息，准备作打第二仗主力。”为集中指挥作战，军委主席团指令：“各兵团作战由彭德怀指挥之”。中革军委还决定，集中主力打击追击速度最快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军。对东北军则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东北军参加抗日阵线。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彭德怀选定位于环县以北的山城堡为战场，寻机歼敌。

11月16日，红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结。红一方面军向环县北部山城堡方向运动，红四军、三十一军向萌城、甜水堡方向运动。17日，敌中路第二旅在萌城被红四军、三十一军击溃，伤亡600余人，一架敌机被击落。此役大大迟滞了国民党军的疯狂追击，使其他红军从容进入山城堡地区。

二、山城堡战役

1936年11月18日，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联合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指示“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械，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二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这个动员令对鼓舞红军将士的士气起了重要作用。

为吸取宁夏战役计划落空的教训，保证山城堡战役的顺利进行，11月18日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连夜赶到洪德河连湾，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和慰问红二、四方面军，并协助彭德怀指挥山城堡战役。19日，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周恩来与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会面，协调各方面军作战，并对这次战役做了部署：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四、第三十一军在山城堡之东、南、北地区隐蔽，担任主攻任务，十五军团以小部分诱敌深入；红二方面军主力在山城堡和洪德城之间的水头堡集结，准备策应各方；第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敌左路军第一旅；二方面军六军及一方面军八十一师、特务团、教导营，在洪德城、环县城以西地区，迟滞东北军；陕甘宁独立师在环县城以北八里铺打阻击。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山城堡东南吕家湾。

11月20日，胡宗南部左路第一旅进占红井子，第九十七师跟进至大水坑；敌中路第一师第二旅撤回豫旺县城休整，第四十三师接替第一师向保牛堡推进；敌右路第七十八师推进至山城堡、小台子、风台堡等地，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傍晚，胡宗南部七十八师的二三二、二三四旅进入山城堡红军伏击圈。21日下午2时，红军对山城堡之敌形成包围态势。随即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向山城堡发起攻击。当日黄昏，敌人开始向山城堡以北曹家阳台一带撤退，红军乘机发起总攻。红一军团一、四师一举攻占敌前沿阵地马掌子山、山城堡内，并歼灭了哨马营之敌，敌军顿时全线溃退。红军发挥近战、夜战优势，大胆穿插，分割消灭敌人，并对逃跑之敌实施追击，将溃敌大部压迫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与此同时，向盐池、定边方向进攻之敌，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经过一昼夜激战，敌大部被歼。

山城堡战役共歼灭胡宗南部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两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装备物资。23日午后，红军在山城堡旧庙里由杨尚昆主持举行了“庆祝山城堡决战伟大胜利大会”。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左权、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参加。朱德、彭德怀、贺龙分别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这次战役中，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委陈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二七九团团长高廷成等壮烈牺牲。

三、山城堡战役的意义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歼灭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邓小平、左权、杨尚昆、李富春、徐海东、黄克诚、萧劲光、陈赓、罗瑞卿、王震、邓华、刘亚楼等等20多位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都参与了这次战役。山城堡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与广大红军将士努力作战分不开的，也是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军事战略思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陇东苏区人民全力支援的结果。为保证山城堡战役取得胜利，红军一进入山城堡地区，当地群众就把自家的窑洞腾出来让红军住，锅让出来给红军做饭，水窖也让出来供红军饮用，还给红军送去了粮食、银元、牲口，派熟悉地形的群众担任向导。

甜水堡附近的群众慰问粮食20石，羊100多只、银元300块；曲子县八珠区赶运粮食50多驮；环县、固北县派出100多人为红军带路。战后，当地群众又积极配合红军打扫战场，抬运护理伤员。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会师后的红军休整和重整力量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山城堡战役结束仅20天，即1936年12月12日，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全面抗战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第四节 红军主力部队驻防陇东和奔赴抗日前线

一、红一方面军进驻陇东

山城堡战役结束后，红军各部均在陕甘宁边境的盐池、定边、环县之间休整待命。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支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粉碎何应钦“讨伐军”的进攻，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红二方面军第二军、第六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经庆阳、合水、宁县、正宁，进至蓝田、商县以南，协同东北军、十七路军防御敌东路集团军，力求歼其大部或一部；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陕甘宁独立师，在环县附近牵制敌第一军；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在定边、盐池、吴起警戒宁夏之敌；红八十一师(后恢复红二十七军番号)东进延安。

红军南下途中，曾经今天的庆城、合水、宁县、正宁等地，并短暂驻防。彭德怀和左权曾率前敌总指挥及所属部队经南义，于1936年12月25日到达宁县城。国民党县长王序宾亲笔书写“欢迎赴陕与张、杨两将军助力的千辛万苦的彭总指挥”等标语，组织夹道欢迎。我军战士在城关张贴抗日标语，高喊抗日口号，向欢迎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彭德怀与王序宾专门谈话一小时许，重申中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勉励其为合作抗日尽心。第二天离去后，王即将宁县自卫队改为“西北抗日联军第一支队三营八连”，并在训话中称彭德怀率领的是抗日的部队。

12月26日，红军主力进至庆阳、正宁地区时，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敌东路集团军由潼关东撤，红军即在该地休整待命。但是，蒋介石被释放后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并指使其部队对西安进行军事压迫，以东线10个师、西南和西北线15个师向西安合围。1937年1月，国民党中央军重新进逼西安。1月5日，杨虎城领衔在西安发表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1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坚决要求南京政府立即下令停止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高级将领在杨虎城的主持下，共同协商并拟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红一军团主力奉命进至淳化、三原、耀县地区布防，红十五军团进至西安东南地区，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进至崇信、灵台地区，红二十七军(即八十一师)进驻洛川，准备支援东北军、十七路军作战。

由于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做了对付蒋介石“讨伐军”进攻的准备，加上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杨虎城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国内外舆论压力，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1937年2月初，进至淳化、耀县、三原一线的红一军团返回正宁、宁县以及旬邑一带驻防，军团司令部驻正宁宫河镇(时属宁县)北头村，政治部驻王录村，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住农户王度家，后勤部驻核桃峪；第一师驻正宁罗川春场村，所辖一团驻山河镇，三团驻罗川高家台村，十三团驻代家店村；第二师驻宁县早胜镇，所辖五团驻中村，六团驻新庄；第四师驻句邑县境内。不久，进至商县地区的红十五军团也返回陇东，进驻庆阳和西峰之间的驿马关一带，军团部驻驿马关，直属骑兵团驻庆阳桐川一带，七十三师驻西峰什社，七十五师驻镇原孟坝镇，七十八师驻彭原义门村。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在陇东开展了大量的扩红、补给、筹粮、整训等一系列战备工作。

当时，西峰镇是国民党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为甘肃地方军阀鲁大昌所盘踞，红军未能进驻，但红十五军团的驻防分布实际上对西峰构成了包围态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37年8月6日，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全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富平、泾阳地区，整装待命，并进行改编，做好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8月上旬，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奉命先后离开正宁、宁县，开赴陕西三原、富平参加改编。8月25日，中央军委将红一军团、十五军团及陕南七十四师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其中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编人一二九师)后，奔赴抗日前线作战。

二、红军援西军进驻陇东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及四方面军直属机关和直属部队也先后渡过黄河，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的部署。因计划落空，西渡黄河的军队因国民党重兵阻拦无法返回，11月11日，中央批准渡河部队请求，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总指挥徐向前为副主席，组成西路军，向西打通国际通道。此后，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遭到马步青、马步芳10万军队的“围剿”，激战古浪、永昌、山丹、临泽、高台等地，节节失利。

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为了接应救援西路军，决定组成“援西军”急速西进。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左权 (后改为李达)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军：红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周纯全；红i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军直属骑兵一团，团长孔令甫，政治委员高锦纯。援西军组建后，立即由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于3月中旬到达镇原、固原一线。这时，西路军彻底失败，援西军再继续西进已无意义，中央军委指示援西军就地驻防，一面收容和营救西路军失散返回以及被俘人员，一面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补充物资，开展地方工作。援西军在镇原的驻防大致是：司令部和随营学校驻镇原县城，红四军驻屯字镇，红二十八军驻开边，红三十一军驻平泉、中原、新城，红三十二军和骑兵团分驻三岔、太平、孟坝、马渠一带。

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首先尽最大的努力救援收容西路军战士。镇原位于西(安)兰(州)公路北侧，南面就是靠近西兰公路的平凉和泾川。援西军利用驻防地的地理优势，一方面在县城及平泉、中原、新城设立秘密接待站，一方面由政治部派出大批人员分散活动在泾川、平凉、固原和西兰公路沿线，设法收容失散的西路军人员，并书写和张贴了许多标语、通告，向失散人员指示联系红军的路线和地点。在援西军的帮助下，西路军许多失散人员经由镇原回到了延安。从河西化装只身返回的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就是途经镇原然后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吴起镇的。

援西军规模最大的一次救援活动是1937年5月的平凉救援。当时，国民党军队九十八师派一个营将被关押在兰州的1300多名被俘西路军战士分军官队(130多人)和士兵队(1200人)押往西安。援西军侦得详情后，准备在平凉至四十里铺相机营救。援西军派出人员装扮成卖茶水的、卖“锅盔”馍的、赶脚的，分布在平凉至四十里铺沿线，把联络信号夹在“锅盔”馍里，与被押的军官队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被俘官兵又互相传送消息，约定在四十里铺分散逃奔镇原。当晚恰巧遇上风雨交加天气，军官队和士兵队的人员在援西军联络人员带领下，有400多名官兵逃出四十里铺回到镇原。援西军前后共救援和收容西路军官兵1000余人。对于归来的西路军人员，援西军非常关心，刘伯承、张浩、宋任穷等首长亲自接见并经常去看望和慰问。在援西军的照顾下，归来人员理发、洗澡、换衣服、调剂和改善生活，体力得到很快恢复。同时，援西军政治部遵照中央指示，迅速进行审查甄别，除了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外，一律予以信任，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问，还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得到了较大提高。1937年3月31日，中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全党和全军中展开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4月，中央委派任弼时到镇原，向援西军正式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援西军中的大部分官兵如红四军原属于红四方面军，而张国焘的错误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是很深的，因此，在援西军中深入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使广大官兵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划清界线，成为援西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在中央作出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后，援西军就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开始部署动员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批判运动中，刘伯承等援西军领导人严格坚持把张国焘错误路线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开始有些同志思想转不过来，就采取正面教育，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使这些同志在思想上逐渐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和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在学习批判运动中，采取和风细雨的说服教育，通过讨论、谈心等办法，使同志们的思想觉悟有了较大提高。红四军还写了《四五六三个月四军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的总结，跟张国焘错误路线划清了界线。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刘伯承还加强了军队的整顿和军事素质的提高。

援西军在镇原期间，国共合作已成大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援西军广泛开展了民众运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提出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团结抗日”的口号，得到镇原人民的广泛响应。为了搞好民众运动，援西军设了民运工作部，帮助地方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在平泉、中原、新城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为镇原县委的建立和成立镇原县抗日民主政府创造了条件。民运工作部还召开了全县抗日民众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镇原县抗日救国联合会，贾联瑞任主任，各区乡都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在援西军的号召下，镇原县民众积极为抗日救国捐献物资。红四军在屯字整训的5个月中，当地民众向部队捐献小麦2000多石，糜子1000多石，还有草、料、骡、马等。阎盂村的孟耀祖把家里的碉堡让出来做军部，又将周围40亩耕地让出来供部队做操练场，还捐献小麦500多石。为表彰其抗日爱国精神，盂耀祖的父亲去世后，第四军军长陈再道亲笔写了碑文；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时，陈再道代表第四军给孟耀祖赠匾两面，一面书写“爱国可亲”，一面书写“民族先锋”。白把村的段乾元，是个骨科医生，陈再道和耿飚住在他家，对他的教育影响很大，他积极为红军伤病员诊病治疗，并捐献小麦50石。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时，陈再道给段乾元赠“民族先锋”匾一面。开城乡(今属宁夏固原)张村张天和，给红军捐献小麦250石，活猪2头，上肖乡西岭村邢殿元，给红军捐献小麦30石，糜子10多石，麦草10万多斤，马1匹。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也表现出红军和庆阳人民的鱼水之情。

1937年7月底，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刘伯承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宣布取消援西军，部队立即开赴三原接受改编。8月，援西军离开镇原开赴三原，途径西峰肖金、宁县、旬邑、淳化等地，于8月下旬到达泾阳县桥底镇，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奔赴抗日前线。援西军改编后，在镇原县设立了“援西军驻镇原留守处”(对内称中共镇原县委)，后改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驻镇原办事处”，主要负责指导帮助当地民众救亡运动和后方动员事宜，代表一二九师对外接洽以及收容西路军失去联络的官兵，并开展与国民党镇原驻军的联络工作。

三、红军中央教导师在庆阳的活动

1936年6月红军中央教导师进驻木钵时，曲子一带刚刚在西征战役中解放，地方政权尚未建立，股匪流窜乡里，袭击地方干部和红军，抢劫人民群众的财产，扰乱社会治安，妄图颠覆新苏区的人民政权。在木钵以南的马岭、庆阳一线还驻有东北军。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中央教导师担负三项重要任务：一、学习训练；二、维护社会治安，肃清匪患，宣传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健全地方政权；三、防止南线东北军进犯，并与之接触，开展统战工作。由于中央教导师同时又是抗大第三科，所以教学工作是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毛泽东曾给“红大”校长林彪写信指出，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在教育和训练工作中，中央教导师按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政治与军事并重、文化学习与军事训练并重的原则，积极开展教学活动。学习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游击战争和一般军事常识等。在教育中特别重视政治思想教育，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边学习，边战斗，边劳动。中央教导师在完成培训干部任务的同时，还注意开展地方工作，广泛发动和团结各阶层群众，为陇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西安事变后，驻庆阳的东北军一。九师撤往西安，中央教导师遂离开木钵迁往庆阳接防。1937年春，中央教导师与红二、四方面军的两个随营学校合并组成抗大第二校，3月改称“抗大步兵学校”，对外仍称红军中央教导师，学员扩大到1400余人，多系红军中的班、排干部。学校主要领导人员未动，师部设在庆阳城内“永茂隆”商号院内。中央教导师迁到庆阳不久，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率一个工作团也到了庆阳城。工作团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影响，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党的组织和民众武装，开展反霸斗争；中央教导师的任务是完成自身训练学习任务，配合工作团开展工作，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打击地方土豪劣绅，向国民党政府及其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在省委工作团、中央教导师的组织和领导下，庆阳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省委工作团和中央教导师的主持下，通过宣传发动使群众逐渐觉醒之后，以庆城为中心的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相继成立，包括青年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商人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等。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庆阳县各界救国联合会，陆为公任主任，其职责是负责领导各界救国会的工作。在抗日民主政权未建立之前，各界救国联合会实际上起着行政部门的职能作用，是代表老百姓说话的地方政权组织，老百姓有事不再找国民党衙门，而是找救国会，救国会也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在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上，省委工作团和红军教导师筹建了庆阳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对内称中共庆阳县工委)，蔡畅任书记，陈时夫任组织部部长，赖传珠任军事部部长。工委成立后直接领导庆阳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工作。

中央教导师和工委直接领导了庆阳人民的“反冯灭霸”斗争。庆阳当时有八个大富豪，被称之为庆阳“八大家”。“八大家”不仅在庆城开有商号，在农村占有数千顷良田剥削农民，而且和官府相勾结，在政治上欺压老百姓。“八大家”之首冯翊清作恶多端，百姓十分痛恨。为了打击恶霸势力，中央教导师和工委决定发动群众开展“反冯灭霸”斗争。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反冯斗争既要打击地主恶霸势力，又要有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所以，中央教导师和工委对“反冯灭霸”斗争进行了极为严密的部署：一是组织各界救国会整理揭发冯翊清贪污赈济款的罪行材料；二是培养好积极分子；三是利用中小地主、绅士同冯翊清的矛盾，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发动这股力量起来反对冯翊清。救国会把冯翊清等人的罪证材料送到师部、工委、国民党各级政府，控告冯翊清等人的罪状。

罪证确凿后，中央教导师迅速抓了冯翊清，并向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西峰专员公署和国民党庆阳驻军发了通电，还向社会散发了大批传单，把冯的罪行宣传得家喻户晓。冯氏家族的罪恶主要是：1、破坏抗日运动，破坏统一战线；2、贪污赈款，剥削灾民；3、勾结军队，虐掠商绅；4、依持权势，迫害乡民；5、假借公名，放赌抽利；6、破坏红军军誉，图谋不轨。公布冯翊清及其儿子冯榘、冯柴等人的罪状后，在1937年4月14日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声讨大会。5月6日在新城街口正式审判冯家父子。会场上悬挂国共两党党旗，审判会由国民党庆阳区公署代区长蔡用之主持，红军教导师政治部干部任质斌宣读起诉书，原告依次出庭作证。冯家父子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5月8日正式作出判决，判处冯翊清有期徒刑15年，剥夺公权10年；赔偿办理不力的赈款7000元，应计利息6300元，本利共计13300元。之前，因陈琏璋破城，冯翊清借势私收的2000元，由冯翊清如数交清，作为办理地方公利事业之用。冯翊清长子冯榘平日剥夺他人钱财、粮食，由其如数偿还，并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10年。冯翊清次子冯綮作为公务人员，滥用职权，故意杀害良民，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10年。在中央教导师和工作团的主持下，作恶多端的冯氏父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反冯灭霸”斗争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庆阳人民起来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许多积极分子都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党在庆阳的群众基础更加坚实。

为了把反冯斗争进行到底，教导师于同年4月创办了油印小报《庆阳人民》，不定期出版，其主要内容是刊登反冯斗争中群众的控诉书和冯氏父子的罪行，以及有关冯案的布告等。“反冯灭霸斗争”取得全面胜利后，《庆阳人民》报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被改刊为《百姓的话》。不久，陇东特委创办《救亡报》，《百姓的话》随即停刊。

在中央教导师和工委的领导下，庆阳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蔡畅和红军女战士深入妇女之中，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妇女加人妇女救国会。为了帮助妇女学习文化，重新办起了庆城女子小学，鼓励女孩子冲破封建势力进学校学习文化。蔡畅和红军女战士积极倡导妇女放足，在女子学校成立了“剪脚布”小组；废除买卖婚姻和童养媳陋习，争取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在蔡畅和教导师的帮助下，庆阳县妇女运动成为陇东历史上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觉醒的女性在参政参选、争取婚姻自由、开展放足运动、学习文化知识、拥军支前、救护伤病员等方面积极行动，涌现出一大批女性革命青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努力。

教导师和工作团还办起了“庆阳县民教馆”，馆内设有图书馆、阅览室，收有图书几千册；开办了夜校和识字班，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开展了扫盲识字活动，宣传革命道理，提高人民觉悟。

红军中央教导师在庆阳的活动，有力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激发了庆阳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抗战开始后，教导师学员也相继毕业，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教导师撤并后，一部分干部进入八路军随营学校(韦国清任校长，张平凯任政委)，开赴山西继续办学，一部分留陕甘宁边区工作。

第五节 陇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一、庆阳各地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5年夏秋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庆阳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兴起。

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根据地后，党的中心工作仍然是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特别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争取和平民主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党的中心工作。1936年12月27日，《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中指出：“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巩固和乎”、“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红军各主力部队进驻陇东后积极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增进陇东人民对红军基本政策的了解，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在驻防陇东期间，红军各部队组成了流动宣传队，深入山区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边宣传、边肃清匪患的同时，开展减租减息等工作，使群众认识到红军纪律严明，爱护老百姓，是真正为穷苦大众谋利益、诚心抗日救国的军队。在红军的影响下，群众纷纷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从中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党组织及时吸收他们人党或参加红军，壮大了抗日力量。

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在陇东期间，亲自向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启发群众的抗日觉悟。1936年12月底红军南下途中，红一军团政治部在宁县南义井召开军民大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演讲，宣传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为了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邓小平还在南义井听取了宁县组织部部长王秉祥、统战部部长李积成的汇报，对党的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为解决部队供给不足，邓小平向长乐村村民穆平辉借粮26石。借条中承诺“将来按时价由本军政府负责归还。”借条上署有邓小平及正宁县县长朱门的签名。

红十五军团的群众工作开展得十分出色。军团民运部发动群众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各界群众救亡团体。还根据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揭发清算了恶霸地主杨奎隆、汉奸特务谢富民的罪行．并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劳苦人民群众。驻孟坝的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与援西军一起在当地建立了群众抗日团体和基层党政组织。由于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抗战爆发后，这些地方成为陇东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红军部队在驻防陇东期间普遍把扩大红军作为重要工作，积极动员贫苦农民青年参加红军。仅陕甘宁省就在半个月内扩军700余人。1937年2月，新正、新宁两县的所有地方游击队被整编为关中第四游击大队，共计400人。3月，第四游击大队在富平补充到红四师中，扩充了红军主力。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陕甘宁地区的红军发展到74000余人，40000余支枪。

红军各部队在积极开展“扩红”运动的同时，还进行了投弹、射击、刺杀和攻防等学习训练，开展了体育、文化娱乐竞赛等活动，在各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经过半年多的训练，红军素质大大加强，战术水平明显提高，成为全民族统一抗战的中坚力量。

二、陇东国统区党的各级组织的建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有利时机，在友军管辖地区积极开展建党工作，派民运干部开展救亡运动，以建立群众组织的方式，培养革命骨干，建立了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

当时，各部队开展工作的主要区域是庆阳、镇原、合水、宁县和正宁一带；党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党组织，先成立县区工作委员会，发展党员，然后再正式成立县委和区委；二是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农会、青年救国会、工会、自卫军等群众组织；三是成立抗日游击队。

经过细致努力的工作，各部队先后在上述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红一军团在宁县建立了早胜支部(书记韩学敬)，在正宁建立了纪纲支部(书记樊振贤)、宫河支部(书记周富选)，在旬邑建立了上官庄支部、太峪区支部等。红十五军团派民运部长张翼成赴陕甘宁省委请示后，建立了驿马关县委，县委内设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武装部和妇女部5个工作机构，组建了义门、什社、驿马关、桐川、王原、马原等6个区委，建立了1支有几十个人的县委警卫队。7月改名为驿马关工委。

三、抗日救亡运动在陇东普遍开展

为了加强与东北军的团结，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专门从事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当时驻陇东的东北军主要是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其3个师分别驻在庆阳、白马铺、驿马关、西峰镇、泾川、平凉、固原一带。受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派遣，中共党员窦志安到驻西峰镇的东北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当时，绥远抗战取得了收复百灵庙的胜利，在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就发动地方和部队，组织了援绥抗日运动，发动群众募捐，青年学生报名支援百灵庙事件。以此为契机，逐渐打开了在东北军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局面。西安事变发生后，原来的抗日救国会甘肃分会被改为“陇东各界各族抗日救国总会”，窦志安任主任，国民党西峰专员戎继五、东北军八六三团团长赵治宗任副主任；救国总会下设人民武装部、组织部、宣传部等机构，创办了《大众日刊》，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陇东抗日救国总会成立后，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起到了调动、督促、训练抗日人员的作用，调动辖区内的军、政、党(国民党)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训练，让他们接受抗日、民主思想。陇东抗日救国总会这一宣传和动员抗日的组织得到了驻庆阳大多数东北军官兵的拥护，因此陇东各地如镇原、宁县、合水、正宁、环县、庆阳以及平凉、固原等地都设立了抗日救国会。党在东北军中的抗日救亡工作不仅推动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运动，也推动了庆阳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基本结束，驻守在庆阳的红军各部队帮助各地人民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陇东新开辟的苏区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经过发动群众和同上层开明绅士协商，在县、区分别建立各级抗日救国会。在工、青、妇、商各界也分别建立抗日救国会。除了红军教导师组织成立的庆阳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外，驻守陇东的其他红军部队也帮助当地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

1937年初，红二师进驻宁县中村，3月帮助成立了中村抗日救国会，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维持地方治安，团结教育群众，书写标语和给部队动员粮草、保障生活供给。中村救国会还颁布了救国条约，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实行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生活，加强锄奸工作，铲除汉奸分子，巩固抗日后方，爱国人民团结起来救中国，救国会的会员都要参加本会的工作，拥护救国会，绝对接受救国会的领导，拥护国共合作，取消苛捐杂税，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南京出兵华北迅速抗日，驱逐日本强盗出中国，欢迎烟民迅速到会报告戒烟等。

红一师驻正宁罗川期间，帮助建立了各级抗日救国会，如正宁县抗日救国会(会址设在罗川)、联保抗日救国会(会址设在东山头)、保抗日救国会(分别设在彭家川、雷村、东山头、南北堡子)等，其中的保抗日救国会仍由当时的保长执行事务，但必须南抗日救国会通过。各级救国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群众建立救亡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等。1936年12月，陕甘宁省委工作团在合水县组织成立了各界群众抗日救国联合会。1937年4月，援西军在镇原县帮助成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贾联瑞任主任，并在新城、平泉、中原、屯字、太平、临泾、孟坝、马渠、三岔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会。

抗日救国会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参加救国会的不仅有共产党人士，也有国民党人士，既有贫苦农民、工人，也有开明地主、富农。如正宁县抗日救国会里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意在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正宁县抗日救国会成立时，国民党县政府机关、学生、部队及周围群众都参加了大会，会议由共产党员冯树勋主持，国民党县长讲了话，共同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抗日救国会是具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凡是成立抗日救国会的地方，许多地方事务均通过救国会来解决。同时，抗日救国会也是抗战前夕党在国统区开展地方活动的主要方式，一些地方建立了不公开的党的基层组织，也是以抗日救国会名义公开活动的。这些组织的成立，一方面宣传了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团结了一批爱国人士，成为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范例。另一方面，抗日救国会不仅宣传了抗日，为红军筹集了粮饷，提高了群众觉悟，而且通过组织抗日救国会培养了一批抗日救国积极分子，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从事革命工作的骨干分子。抗战期问，庆阳各地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大都是在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产生的。

四、国共两党地方政权在陇东的划界谈判

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后，为了巩固关中特区和消除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避免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保证苏区政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1937年夏季，双方开始在关中进行划界谈判。西北办事处和关中特区派杨载泉、郭廷藩和红一师政治部主任邓华与国民党正宁县县长朱门进行谈判；王子宜、杨载泉、王秉祥与国民党宁县县长王序宾谈判。

经过谈判，双方就正宁与苏区的新正、宁县与苏区新宁的划界问题达成了协议。正宁与新正的谈判协议规定：新正县地界东起五畔，西南至半川、西沟、上南坡一线，东南为新正县，西北属正宁县，将原属苏区五区的长乐、西王阁、西五畔划归正宁。新正县辖5个区，28个乡，87个行政村，146个自然村，5193户，33468人。新宁与宁县的谈判中，双方议定以西安事变当天双方占据区域为准确定归属，新宁县将潘村岘子以西包括盘克镇归还宁县；平子半坡村虽在1934年就属于苏区但因未建立政权而归宁县，除此沿庞家川、黑庄子、马家崖窑一线，东为新宁，西属宁县。在达成协议后，因南仓群众强烈要求脱离国民党统治，进行协商后将南仓划归新宁县。划界后的新宁县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3个区，14个乡，人口1．3万余人。

这次划界谈判是在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的。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在有原则有条件的前提下，向国民党做了许多必要让步，把原属苏区的一部分让了出来，既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获得了社会的好评，又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此为标志，陇东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