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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党在陇东的组织建设

第一节  中共陇东特委和陇东统战区的形成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了维护和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进一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边区实行普选的议会民主制度，促进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陕甘宁边区各级工农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并接受国民政府的指导。

陇东统战区是陕甘宁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过渡地区，党专门成立了陇东特委领导这一地区的工作。陇东特委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且一度受到王明右倾错误影响，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很快纠正了错误，为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巩固边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一、中共陇东特委的成立及沿革

1937年7月，为了加强对陇东国民党统治区党的领导工作，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陇东特委，机关驻庆阳县城，袁国平任书记，李铁轮任组织部长，任质斌任宣传部长，黄欧东任秘书长。陇东特委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领导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固原五个县委和驿马关、西峰两个工委的工作，党的基层组织在陇东特委的领导下逐渐增加，党员队伍迅速壮大。1937年8月，为了加强平凉、泾川、崇信、隆德、华亭、庄浪等地党的工作，中共陇东特委决定将镇原县委改为中心县委，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9师留守处”。9月，又改为“八路军129师办事处”，陈仁麒任书记，王水平任副书记。同年12月，驿马关工委撤销，所属党组织并人西峰工委。到1937年底，陇东特委领导的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发展，党员由原来的500余名增加到2900多名。1938年春，陇东特委改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袁国平调离后，李铁轮任书记，黄欧东任副书记兼秘书长，陈仁麒任组织部部长，段德彰任统战部部长，吴铁鸣任宣传部部长。与此同时，中共陇东特委决定任质斌以中共陇东特委常委身份兼任镇原中心县委书记，负责指导平凉、泾川、华亭等县党的工作，并成立了中共平泾工作委员会，就近开展党在平凉的工作。7月，中共陇东特委决定成立中共平凉市委，张可夫任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赵守一任宣传部部长。平凉市委隶属于中共镇原中心县委领导。至此，中共陇东特委主要领导上述五县二委及平凉地区党的地下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陇东地区的统一领导，1938年7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形势的新变化，决定将陇东特委与负责领导陇东根据地的庆环分区党委合并，马文瑞担任书记，使统战区的工作和边区的工作统一起来。第二次陇东事变后，为适应陇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新形势，遏制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倒行逆施，巩固和发展陇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另行组建陇东分区。1940年4月，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庆阳县城成立，陕甘宁边区党委随即建立陇东分区特委会(简称陇东分委)。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决定，将庆环分区并人陇东分区，庆环分区党委随之并人陇东分区特委会，组成新的中共陇东分委，马文瑞、段德彰先后担任书记。边区党委十分重视陇东党的工作，加强了陇东分委的领导班子，在原庆环分区党委的基础上，增加了三八五旅王维舟、耿飚、甘渭汉为分委常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陇东分委隶属于西北局，下辖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合水、镇原6个县委及宁县、平东两个工委。

二、陇东统战区的形成和对敌斗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后，陇东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地区。一种是华池、曲子以及合水、环县、新正、新宁等部分地区的老革命根据地，这类地区不仅建立有苏维埃政权，而且大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革命。另一种是统战区。统战区又有两类不同的情况，一类是由红军西征时收复的苏区和新解放地区，这类地区大多建有苏维埃政权，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另一类是西安事变后由国民党统治区转变为统战区的地区，这类地区仍然存在着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地方保安部队，也有党的地方组织、八路军驻军和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而且一些抗日救国会已实际掌握和行使当地政权。这两类地区交错存在，使陇东地区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因此，国共双方共管和双重政权并存，是陇东统战区最基本的特征。陇东统战区的形成是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结果，它扩大了党在陇东的活动范围，壮大了抗日力量，有利于陇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能较好地合作抗日，陇东统战区国共双方基本相安无事，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发展。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国共双方在抗战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尖锐，在陇东统战区国共双方的矛盾日趋凸显和激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派员到属于陇东统战区的庆阳、合水、镇原、宁县、正宁等县任职，由在西峰设立的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并扩充地方保安团队，实行编组保甲管制。1938年冬，又在属于边区管辖的环县甜水堡设立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此外，国民党还增加了驻陇东的军事力量。至1939年11月，全区共驻扎6个保安大队、19个中队、1个骑兵队、1个迫击炮分队。同时国民党第一六五师、九十七师等部队先后驻防陇东庆阳、西峰、镇原、宁县等地。

在陇东统战区，国民党陇东地方政权逐渐开始阻挠和压制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和八路军开展的民运工作进行种种限制和刁难。国民党陇东地方政权还支持和唆使属边区政府管辖的环县、华池、新正等地地主势力反攻倒算，强迫农民退还已分配的土地、房屋，继续偿还已废除的债务；在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和阻挠减租减息政策，增加粮款捐税，加重人民负担。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行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党加强对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的领导，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把形式上是群众团体的抗日救国会，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人民政权性质的机构；并按照1938年5月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从既成事实出发，重新收回地主夺去的土地、房屋和强收的租债等，退还给农民；在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有步骤地进行减租减息，实行群众合理负担，实行“二五”减租，打击地主势力的复辟活动。同时积极支持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政府征收苛捐杂税、加重人民负担的斗争，保护人民的利益。

三、纠正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

1938年夏季，由于受到党内王明右倾投降错误的影响，陇东统战区的工作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指导下，中共陇东特委在具体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一些党组织和群众团体被破坏，党的队伍也受到削弱。如：把抗日救国会改为抗敌后援会，把抗日自卫军改为自卫队，并且要群众团体不得抓坏人、查禁赌博等等，也不得干涉政府工作，还取消了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组织。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向国民党顽固派示弱，纵容其恣意妄为。面对这种情况，不少干部情绪消沉，感到革命没有前途，许多群众失去信心。陇东统战区的形势很快逆转，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嚣张起来，他们在庆阳办了《新陇东报》，谩骂和攻击中国共产党。他们还通过区长、联保主任、保甲长恐吓群众和积极分子，限制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并通过兵役人员抓壮丁当兵，妄图搞垮抗日自卫军。在环县、曲子等根据地，有的地主反攻倒算，收回已经分配的土地财产，有的地方反共势力抬头，而党的组织却不敢公开领导群众进行坚决斗争，造成了消极影响。

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陕甘宁边区党委派王若飞到陇东检查工作，纠正在王明右倾错误影响下的错误做法。庆环分区党委及时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参加分区党委扩大会议的有分区党委委员、各县县委书记以及八路军驻陇东部队的领导干部王维舟、耿飚、谢扶民等。王若飞在会上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要坚持统一战线，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能迁就国民党。会议着重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提出在统战区积极地、主动地开展民运工作，巩固庆阳、合水等地的民运团体，普及群众工作在区乡的斗争策略，推动党在陇东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会后，陇东各级党组织正确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统战区恢复和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民众运动。陇东党的组织得到巩固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四、中共陇东特委在陇东统战区的工作

中共陇东特委成立后，主要完成了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在八路军驻防的统战区，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争取民主，改善民生，发展独立自主的民运工作，建立、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把陇东统战区发展成为民主、进步的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是向友区(即非八路军驻防的邻近地区)进行统战工作，扩大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主张，建立和发展党的秘密组织，把党的影响扩大到全陇东地区。”抗战初期，中共陇东特委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各县委的领导机关以八路军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出现，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陇东特委书记袁国平以教导师师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公开活动，积极开展国民党上层公职人员的统战工作，并在国民党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公开演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各县委的领导干部也以民运会或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和国民党县区官吏直接打交道，减少了民运发展的阻力。1937年9月国共合作宣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公布后，特委及时发出《中共陇东特委给国民党部的公开信》，协商共同领导陇东各县抗日民众运动的问题。同时，特委还利用一切可能在国民党部队中进行统战工作。1938年春，甘军新11旅(刘玉堂部)开赴抗日前线路过庆阳时，由抗敌后援会出面，对他们进行支援慰问，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该军有不少原红西路军被俘战士逃跑出来想回到革命部队，经特委做工作说服他们又回去，这做法不仅对抗日友军起了巩固作用，也给友军留下了良好印象。甘肃地下党员张友生与该军秘密党组织联系，热情接待并鼓励他们在前线为党工作。

第二，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除奸反霸斗争。陇东特委发动群众揭发和斗争了庆阳城内“八大家”(大地主)的首户冯翊清的罪行，并将其惩办，伸张了革命正义，打击了反动势力，对地主士绅也起了分化作用。此后，一部分地主持中立态度，一部分表现得比较开明，支持民众运动。与此同时，陇东特委还支持群众反对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并对群众进行有组织的领导。经过斗争，一般以国民党政府作出让步达成协议而告终。在此基础上，陇东特委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国会，动员群众踊跃参军支援抗战，同时争取民主、改善民生，在基层乡镇大多实现了保甲长的民选，开始实行“二五”减租。

第三，加强党的建设。到1937年下半年，陇东特委下辖的庆阳、合水、驿马关、镇原、固原等县委领导下的地区，普遍建立了支部和区委组织，绝大多数村都有支部、党小组或者有个别党员，空白点很少。为了开展白区党的秘密工作，陇东特委在平凉也建立起党的支部，并准备向西兰公路一线发展党组织，该支部曾介绍几个中学生到抗大学习，取得了一些成绩。1938年夏，陇东特委遵照中央的指示，以张国焘叛变逃跑为教训，进行了以反对思想麻痹、提高警惕性为内容的党员干部队伍教育工作。

第四，大力进行宣传教育，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为了使人民群众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政治影响，陇东特委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陇东特委创办了《庆阳人民》(后改为《百姓的话》，开始为油印，后改为石印)报，不仅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在国民党军政团体中也有影响。该报宣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刊登的有关时事新闻、八路军胜利等消息，无不深人人心，家喻户晓。为了发展新阵地，打开新局面，特委还派遣一些同志去平凉开书店，销售合法的进步书刊，接近和争取进步青年。特委在新安旅行团到陇东演出时，热情接待，具体帮助，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

总之，这一时期，中共陇东特委抓住当时国共合作抗战的良好时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统一战线、民众运动、党的建设、宣传工作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1937年冬，特委书记袁国平去中央汇报工作，得到了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说：“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无原则倾向(迁就倾向)，重新开展了群众斗争。在陇东，情况和西安大体相同。”

在统战区公开活动的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会(有的地方称抗敌后援会)，主要工作是“教育群众，团结各个爱国阶层和民主人士，一致做好抗日后援工作。它在县委的领导下，统一管理着农会、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联合会、民众自卫军、民众教育馆、商人救国会、民众纠纷调解委员会等”。在党没有建立政权的统战区，抗日救国会很好地发挥了地方政权的作用。各地抗日救国会的成立，为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庆环分区成立后的主要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陇东地区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分属于庆环分区和关中分区(今庆阳地区的环县、华池属于庆环分区管辖)。这一时期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由普选产生的，做了许多有益于民众的工作，深得群众的拥护。

一、庆环分区的成立及沿革

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撤销了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将其所辖地区分别划归三边分区和庆环分区管辖，同时成立了庆环分区党委和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机关设在曲子。新成立的庆环分区党委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负责陇东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马文瑞任中共庆环分区党委书记，李景膺任组织部部长，李生华任宣传部部长，李瑞山任青年部部长，孙君一任秘书长。马锡五任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王世泰任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专署下设机构有民政、财政、教育、粮食、法律等处。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初期，管辖华池、环县、曲子、固北、定边、定环(同年10月撤销)等县。

1937年10月，庆环分区党委在曲子召开第一次分区党代会，总结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工作经验，研究部署了征粮工作和领导抗战工作，决定在庆环分区各县进行抗日民主政权的选举工作。会后，庆环分区党委为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极其复杂和艰苦的环境下，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促进了党员队伍的迅速壮大，到1937年底，庆环分区党员人数由2000多名增加到3000多名。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庆环分区行政区划做了调整，定边划归三边分区，同时撤销固北县。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行政区划变为曲子、环县、华池3个县。1938年7月，中共中央和边区党委根据形势的新变化，对陇东党的组织作了适当调整，决定陇东特委并入庆环分区党委，组成新的庆环分区党委，仍由马文瑞担任书记。庆环分区党委统战部仍以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的名义驻庆阳县城，领导原陇东特委所属统战区党的工作。

1940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庆环分区与陇东分区合并，原庆环分区各县统一受陇东专署直接管辖，庆环分区随后撤销。新成立的陇东分区机关设在庆阳，专员王维舟，副专员马锡五；公署由秘书室、民政处、财政处、教育处、经建处、粮食处、保安处等机构组成，并先后设立了边区银行陇东分行、陇东贸易分局、贸易分公司、税务分局、陇东法庭和邮电局等涉及金融、贸易、邮政、法律等各个领域的管理机构。下辖庆阳、合水、镇原、环县、华池、曲子6个县抗日民主政府。随着陇东分区的成立和两分区的合并，以庆阳为中心的陇东抗日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二、庆环分区第一次普选运动

1937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召开行政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法规。《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乡长、区长、县长、边区主席由各级议会选举”，“各级政府直接对各级议会负责”，“选民对所选代表认为不称职的，得随时撤回改选之”。根据上述原则，《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进一步规定：“采取普通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关于选举资格规定，除汉奸、法院判决剥夺公民权者和精神病患者外，“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十六岁，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规定体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恢复了地主、富农、绅士和资本家的公民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拥护抗日的党派都有竞选和参政的自由，从法律上确定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这两个文件的颁布，为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奠定了法律基础，由此，陕甘宁边区普选的议会民主制度初步确立。根据《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的规定以及为了实现由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从1937年7月开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乡级的选举工作。

为了做好这次选举工作，陕甘宁边区党委指出“这次选举从本身讲，是由工农民主转到一般民主，由宝塔式的选举转到直接选举。政权形式也是由苏维埃转到民主共和的形式。”可以看出，一方面通过选举要实现根据地的政权由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过渡；一方面，通过选举加强党在各级政权的领导作用，并通过选举把各阶层群众动员起来。

在庆环分区，1937年9月开始普选，共选出乡人民代表3332人(除华池外)，候补代表811人；乡一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区正式议员1511人，候补议员132人；县正式议员363人，候补议员92人；区、县召开议会，选出边区正式议员40人，候补议员15人。在普选的基础上，庆环分区各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1937年10月，环县在洪德河连湾召开第一届议会，选举成立环县抗日民主政府，刘昌汉当选为县议会议长，选举产生了由杨玉亭、陈玉山、宋飞等11名委员组成的环县抗日民主政府，杨玉亭任县长，县政府设有秘书室、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6个科和司法裁判处、税务局、合作联社等工作机构。环县抗日民主政府开始下辖环城、洪德、虎洞、山城、耿湾、马坊原6个区公署，后经过调整合并，1940年2月，甜水区收复后，归环县政府管辖。

1937年10月，曲子县第一届议会在曲子县纸坊沟召开，选举产生了曲子县抗日民主政府，苏耀亮当选为县议会议长，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马锡五当选为县长(兼)。曲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与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合署办公，庆环分区各科长兼任县政府各科长。曲子县先后管辖八珠、曲子、天子、木钵、合道、土桥、马岭、三岔8个区公署及1942年1月成立的曲子市(区级市)政府。

1937年10月，固北县第一届参议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固北县抗日民主政府，阎志尊当选为县长，县政府设有秘书室、民政、财政、教育科和保安科、司法裁判处等6个工作机构，下辖毛井、车道、庙耳掌3个区公署。1938年4月固北县撤销后，其辖区并人环县。

1937年11月，华池县第一届参议会在大沟门召开，李湖当选为县议会议长，会议选举成立了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李培福当选为县长，逯月喜为副县长。县政府设有秘书室、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粮食、保安科和裁判处等8个工作机构。县政府机关初驻温台大沟门，后迁至悦乐镇。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最初管辖白马、林镇、柔远、温台、悦乐、元城、吴旗、水泛、白豹9等个行政区。1940年6月，边区政府批准成立二三边分区吴旗县，将华池县所辖吴旗、水泛两区划归吴旗县管辖。

1937年的选举运动，使党领导的原陕甘边苏区各县顺利完成了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而陇东三县的普选工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边区具体实践的成功范例。

三、环县、曲子、华池等“老三县”在抗战初期的工作

陕甘边苏区各县完成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后，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较大成绩，展示了边区政府的新面貌。

环县在制度建设和民主建设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在制度建设方面，到1938年11月，各项会议制度、巡视检查制度、报告制度都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在民主建设方面，1938年6、7月问，改选和调换了群众不信任、工作有问题的乡长9人，9月又改选了2个区长。经过9月份的宣传，从10月开始，环县召开了复选会和乡代表会。此外，环县还对干部进行了审查和教育，处罚了一些错误严重的干部，其他干部经过教育，均有所进步和提高。

华池县在工作中坚决贯彻了民主制度。在选举过程中，真正体现了无阶级、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许多无党派人士当选为乡议员和乡长，甚至地主和富农也有被选为乡县议员的。从1937年到1940年，县、乡议会均开过两次，乡级议员及乡政府委员改选及调整过两次。在每次会议上，县、乡政府均向人民代表作了工作报告，欢迎大会的批评和指示。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政府还问计于乡村群众大会。如征收救国公粮、羊毛税、发展牛羊、开荒计划等大小事情，都会在人民代表会议里讨论，甚至牛马吃田等群众争执，也是经过听取群众的意见来解决。各级干部的优良作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上至县政府，下至乡长，都是穿着粗布衣，背着棉背包，靠双腿翻山过洼，工作中和老百姓食宿在一起，耕地种菜、看牛、养猪、喂鸡是政府的日常生活。一般来说，老百姓的生活要比政府工作人员好得多，老百姓感慨地说：“自古以来常说升官发财，八路军是升官不发财。”

曲子县在工作中调整了各阶级的利益。一方面对土地革命时期群众已得的土地，政府负责保障；另一方面对没地耕种的农民，实行减租减息等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一方面对未开垦的荒地，发动群众开荒，3年不交租金；另一方面保护富有者现有财产的所有权。曲子县将以前百货销售的税收完全取消，使外面的商人陆续来到曲子经营，繁荣了当地经济。在实施民主制度方面，曲子县各级政府机关实现了平民化；人民热烈参加选举，乡村问题取决于乡参议会和村民大会。政府保证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和居住的自由。截至1941年，共有767人参加了工人组织，3357人参加了青年组织，5484人参加了妇联组织。

“老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初创时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没有经验，也存在着工作责任不明确，干部素质参差不齐，工作方法简单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民主政权建设。这些问题在第二次普选之后基本都得到了克服。

第三节 关中分区成立后的主要工作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由陕西省委领导的关中特区划归陕甘宁边区领导，关中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关中分区地处桥山山脉南端，北与陕甘宁边区相连，东、西、南三面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所辖赤水、淳耀、新正、新宁4县和双龙中心区，分属陕西旬邑、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宜君、黄陵和甘肃正宁、宁县各一部分，总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为一北宽南窄、狭长的囊形地带，是守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南大门。

一、关中分区的成立

1937年10月，关中分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将关中特区委员会改为关中分区委员会，习仲勋任书记，分区机关驻新正县马家堡(1941年迁至马栏镇)；将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霍维德任专员；将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张仲良任司令员。关中分区委员会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归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隶属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关中分区下辖新正、新宁、淳耀、赤水4县和淳化、旬邑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底，关中分区所辖各县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完成了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这一时期，关中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顺利发展的环境中，对外与邻县友方都建立了良好的统一战线关系，设立工作机构，大量开展友区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对内则消灭了任雨霖、苟鸿运、夏老幺等股匪，安定了关中社会秩序，奠定了和平建设的基础。

为适应新的形势，担当起组织团结全分区党员群众迎接更为艰巨复杂的斗争任务，关中分区于1939年9月在旬邑县职田镇上墙村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关中分区成立以来的工作，并讨论决定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贯彻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和策略。大会选举产生了由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张凤岐等13名委员组成的中共关中分区第二届委员会，习仲勋再次当选为关中分区委员会书记。

这一时期，关中分区各级党组织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灵活多样地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分子，使统战关系遍及国统区国民党党政军机构和地方绅士、知识分子、商人、哥老会及其他社会组织。

为适应战争需要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抗战要求，结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中分区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大量地，十倍地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知识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的指示，积极而谨慎地在工人、雇工、青年学生中和战士中吸收了一批党员，使分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正确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维护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对周边地区国民党武装的统战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亲自与正宁县民团王大牙、寺村民团萧恩多、彬县民团李仰之、旬邑县民团郭相堂、太峪镇民团文干卿、宁县民团庞铭胜、同官民团夏玉山等民团头目多次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工作。在新的形势下，这些民团头目除少数顽固分子外，都对抗日工作起到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减少了边区的压力。旬邑县驻职田镇民团头目马宏德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习仲勋的多方争取下，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25支，装备了分区部队。国民党驻武家堡保安团一个班长扛着一挺机枪投奔关中分区，习仲勋亲自同他谈话，并勉励说：“这样的好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这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

同时，关中分区委员会还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知名地方人士、社会贤达，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此间先后将赤水县的士绅景玉田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新正县老中医张

治平、旬邑县的肖芝葆被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关中分区委员会领导经常深入各个村落，走家串户，调查了解社会现状和群众情绪，深入细致做抗日宣传工作。一次，习仲勋同关中分区委员会秘书长杨再泉到另外一个村庄看望群众，当他得知该村有位叫穆润身的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时，便主动到穆家登门造访。他诚恳地对穆的父亲说：“国共两党的仇恨，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就一笔勾销了，你儿子在国民党任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只要我们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你儿子回家，我们还欢迎他，也保证他来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尽量帮助。”一席话使这位老人深为感动，表示一定要为抗日出力。

二、新宁县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工作

1937年2月，国民党宁县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权进行了划界谈判，沿庞家川、黑庄子、马家崖一线，以东属苏区新宁县管辖，以西属国民党政府管辖。1937年9月，新宁县在下齐家召开第一届议会(当时称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穆天祥当选为县长(未到职，由陈含玉代理)。县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科和保安科、司法裁判处等6个工作机构，辖九岘、金村、湘乐3个行政区，14个乡。1940年先后成立了盘克区和宇村区。

1937年8月，新宁的宫河、早胜党支部相继成立，周富选、赵国英分别任支部书记，有党员16人(宫河10人，早胜6人)。党支部直属驻军政治部领导。当时，地下党组织主要以抗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配合部队发动群众捐献钱物，支援抗战；举办戒烟所，教育烟民禁食毒品；并了解国民党驻军及其活动情况，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在驻军和地下党组织的宣传鼓动下，许多乡村的佃户、长工纷纷起来与当地土豪劣绅作斗争，使一些大地主不得不作妥协让步。1937年12月，陇东特委决定，在宁县统战区成立中共宁县县委。县委书记冯治国，组织部部长万成章，青年干事龚福清。县委驻地在宁县县城。当时，宁县县城驻有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第一营，县委就和军队住在一起。由于当时刚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以，县委的活动基本上是半公开的，县委负责人对外都有合法身份。冯治国是以陕甘宁边区政府陇东办事处驻宁县代表的名义到宁县的，万成章等是以三八五旅民运部的名义做工作的，龚福清以干部子弟名义送到宁县城关小学扫盲班上学，实际是在学校做青年学生的工作。县委下辖宫河(现属正宁)、早胜、南义井三个区委，300多个党员。冯治国等人利用合法身份，在国民党上层人士里面做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发展统战对象。1938年7月，陇东特委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撤销宁县县委。宁县白区地下党的工作移交中共新宁县委统战部，所辖基层党组织仍有3个区委：宫河、早胜、南义井(一个时期内曾与南义井区委失掉联系)，以后又接收了平子区委。当时，国共磨擦尚不明显，基层区委、支部还能经常开会，了解情况，上通下达，防奸除特，并配合三八五旅七七。团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使全县党员发展很快。到1939年初，党员人数增加到近600人。但是，由于在发展过程巾审查不细，教育不严，有一部分党员质量较差。

1939年3月，上级党委决定，将宁县白区地下党的工作移交庆环分区党委。4月，中共庆环分区党委又决定，成立中共宁县工作委员会，并委派了组成人员。主要负责人3名：工委书记杨应志(又名杨宣武)，宣传部部长张彦博，组织部部长李正良。工委驻地在宁县城，与三八五旅普备七团一营住在一起。工委下辖宫河、早胜、平子、南义井、西区、城关6个区委。早胜区有早胜、中村、院子3个支部，60多名党员；城关区有城关、连追(今春荣)两个支部，60多名党员；南义井区有南义井、寨沟、肖咀、什社4个支部，80多名党员；西区有和盛、太昌、新庄3个支部，50多名党员；宫河区有宫河、北极两个支部，80多名党员。县工委与区委秘密接头，单线联系，区委与区委、支部与支部没有横向联系，上下级彼此来往化装成小商贩或赶集卖柴草的，通报情况，联系工作。

宁县磨擦事件后，党员人数由原来的500多人猛然下降到不足300人，此后又有所减少。中共陇东特委决定对宁县工委领导成员适当调整。次年2月，工委书记杨应志调回，由刘国升(又名刘辉)任工委书记，王作义任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仍为李正良，不脱产委员刘永康，通讯员王文学，还有一名管理员兼炊事员。工委机关设在湘乐付家山一座古庙中，掩护名称为“陇东救亡书店”。工委下辖平子、早胜、宫河、和盛4个区委，每区约有党员30人左右，共有一百二三十人。县工委与我方驻军紧密团结，积极与敌人开展斗争。1941年，国民党在宁县搞社训，有的党员装扮成卖柴草的、说书的、算命的，进城了解国民党机关内部情报。1941年11月，宁县工委领导成员再次调整：李正良任工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刘永康，宣传部部长田生发，工委委员王培宵、董虎山。工委驻地迁至西华池。

三、新正县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工作

1937年2月，国民党正宁县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地方政权进行了划界谈判，划定了正宁县与新正县的界限，双方以东起五畔、半川，西南至西沟、上南坡头为界限，西北属国民党政府管辖，东南属苏区政府管辖。1937年7月，新正县在民主普选的基础上，在阳坡头召开第一届议会(当时称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左怀玉当选为县长。县政府与关中分区专员公署合署办公，专署的各个科就是县政府的各个科。1941年7月与关中分区专员公署分署办公，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科及保安科、武装科、裁判处7个工作机构，县政府驻阳坡头。新正县辖湫头、三嘉、长舌头、湫坡头、底庙5个行政区。1940年3月，湫坡头、底庙两个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同年7月，新正县又建立了马栏区。

1937年7月，新正县委驻地由岘子村迁至车家沟，同年12月，迁至湫头镇。1938年5月，县委驻地再迁至马家堡。县委辖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军事部、青年部、妇女部6个工作机构，另辖5个区委。1938年7月，关中分区党委撤销新正县委，新正县5个区委归关中分区党委直接领导。1938年8月，关中分区党委设中共新正_丁委，田润芝任书记，驻地仍然在马家堡，新正县5个区委隶属新正工委。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新正县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和对建立人民政权的热忱被极大地激发出来。而抗日民主政权内民意机关的建立，司法制度的改进，学习、检查、报告等制度的建立，干部的培养和深造，官僚作风的克服，都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威信。新正县还取消了24种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税制，并减低税率，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

四、中共关中地委的成立

1942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关中分区警备第一旅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合并为警一旅关中警备司令部。警一旅旅长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张德生、副司令员汪峰、王近山、杨拯民，副政治委员晏福生、徐立清。同月，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物力”的指示精神，决定将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合并为中共关中地委。

1943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正式成立，由常委张德生(地委书记)、汪锋(统战部长)、张仲良(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文年生(警一旅旅长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和委员张中(地委秘书长)、惠庆琪(组织部长)、晏福生(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张鹏图(副专员)、杜平、牛书申组成。地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和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地委机关仍驻马栏镇。

这一时期，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及学校全部迁驻马栏镇，相继成立了保安处、八一剧团。同时，为加强马栏根据地的基础建设，结合大生产运动，在关中地委的领导下，党政军群齐动员，在马栏相继建成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厂和仓库。修械厂主要是为红军和游击队修理、制造枪械和弹药。他们研制的“麻辫手榴弹”威力强大，在多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至1944年关中分区还组织军民在马栏修建了大礼堂、小会议室、工字房和马栏七孔石桥。马栏由此成为关中分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四节 党在庆阳领导的武装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庆阳地区领导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八路军三八五旅和地方保安部队。三八五旅驻防庆阳正值八年抗战的艰苦时期，内外部环境恶劣，生活物资匮乏。面对困境，三八五旅不畏艰难困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动广大官兵、团结各阶层群众，积极改善生活条件，大力发展地方革命武装，肃清边区匪患，遏制了日本侵略者西渡黄河的企图，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和军事磨擦，保证了边区的生产自给，保卫了陕甘宁边区西南大门，经受了磨练和考验，为全国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党领导的地方保安部队积极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为保卫边区、维护治安，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事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成立与三八五旅进驻庆阳

为了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从三个主力师中留下部分兵力留守陕甘宁边区，成立留守处。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留守处设在延安。八路军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萧劲光担任司令员兼政委。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成立东西两个地区留守处，“以神府、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郧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以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副之，驻洛川；以定、盐、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旬邑、淳(化)县等县划为西地区留守处，以王宏坤为主任，王维州(舟)副之，驻防正宁。”①12月，留守兵团颁布命令，实行新的编制序列，将留守部队改为8个警备团，加上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部及所属七七。团、富甘独立营和绥德警备区，共约1.5万人。留守兵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37年10月，王宏坤、王维舟率领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部及所属七七。团驻防在西地区留守处。三八五旅原为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改编为留守部队后到庆阳换防(这里原来驻守的是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旅部及直属队进驻庆阳县城北关田家城附近，附属机关住在附近。七七。团(团长张才干)团部驻防驿马关，一营营部驻宁县城，各连分驻宁县城和正宁县城；二营随团部驻驿马关、赤城一带；三营驻镇原县城。除了八路军主力部队外，还有地方部队警备二团和警备七团。警备二团是由延安警备部队派出并加入三八五旅建制作为预备队组建的，团长周求保；警备七团是由红军教导师和环县、曲子、华池等县的保安队合并改编的，团长袁渊，分别驻防庆阳、环县。1938年夏，警备七团改为隶属三八五旅，驻合水、宁县等地；1940年春，警备二团亦归属三八五旅，驻环县、曲子等地。

二、三八五旅在庆阳的主要工作

三八五旅在庆阳发动群众，团结抗日。三八五旅驻防庆阳之前，红军教导师曾在这里驻防。三八五旅接防后，一边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团结抗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成立宣传队、影戏团，发动群众，传播抗日思想，坚持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边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做不懈斗争。

为了搞好抗日宣传工作，三八五旅成立了民运指导科，具体指导民众的抗日运动。民运科的同志深入群众，访贫问苦，采取多种措施，照顾生活困难群众。他们出面和地主交涉，买回土地，分给农民，号召老百姓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减轻了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困难，缓和了地主同农民的矛盾，推动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广大民众参加抗日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为了动员一切抗日力量，三八五旅模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势利导，帮助地方建立抗日自卫队，开展各种抗日活动。部队首长还主动给地主、土豪、绅士赠送进步书刊，鼓励他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经过教育争取，一部分地主、绅士开始觉悟，主动减租减息，募捐物资，为抗日救国做贡献。到1940年普选时，许多党外民主人士被选进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任职。

当时，驻守陇东的国民党顽固派口头讲抗日、讲团结，却常常蓄意制造磨擦事件，挑起双方争端。驻西峰镇的国民党专员公署，经常向驻地派遣特务，组织国民军训练，同抗日自卫队分庭抗礼，在庆阳组织了一支对付抗日自卫队的“壮丁队”，每当民运科组织自卫军训练或集会，“壮丁队”就攻击其“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抗日”，甚至带上“壮丁队”冲进会场捣乱、示威。面对“壮丁队”的破坏，三八五旅民运科积极和国民党政府交涉，并给予必要的还击。

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进一步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三八五旅更加注重文艺宣传工作。三八五旅初到庆阳时，由于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地主“八大家”的残酷剥削，庆阳广大农民的生活极其贫苦，反抗剥削和抗日救国的意识还很淡薄。面对这一情况，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着手成立了三八五旅文艺宣传队，把宣传工作视为与敌人斗争的武器，自己动手制作灯光、道具、服装、布景、化妆颜料等演出必需品，利用军民集会、重大节日、乡间庙会、下基层慰问驻军等机会，采取话剧、歌剧、舞蹈、秧歌、讲演、快板、皮影等形式，为驻地军民演出以宣传抗战为主旋律的文艺节目。有一次在庆阳西门外庙会上，国民党县党部派人演出一些麻痹人民抗日斗志的剧目。宣传队队长何德庆立即带领宣传队员赶去进行抗日宣传。他们针锋相对，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战形势，演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保卫祖国》等救亡歌曲，很快把一部分观众吸引过来。在与敌面对面的斗争中，不仅锻炼了每一个宣传队员，而且加强了他们与白区人民的思想感情。驻防庆阳8年问，三八五旅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了话剧《逃难曲》《反抗》《抗日去》《送郎上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歌剧《松花江九一八》，歌舞《工人舞》《农民舞》《儿童舞》《纪念列宁》《面包舞》《东渡黄河》，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我们是抗日先锋》等，宣传了党的团结抗日方针和农村减租减息政策，发动群众起来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动员群众发展生产、缴粮支前、锄奸防特、破除封建迷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八五旅在庆阳亲民爱民，树立典范。三八五旅留驻庆阳期间，全体指战员自觉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尽量减轻群众负担。旅团首长身先士卒，带领干部战士苦干实干，自行解决驻防期间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同时，关心照顾当地群众，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谊。

由于国民党西安当局供给的军饷和物资犹如杯水车薪，随后又纯粹停止供应，致使全旅官兵的吃饭问题成为影响边防守卫和军事训练的一件大事。为此，全旅干部战士自己开荒种田，种菜养畜，开办磨坊、油坊、豆腐坊、粉坊等作坊，仅一年时间，就从根本上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条件。为了改变当地军巨捕病没处治疗的状况，1939年9月，三八五旅在庆阳马祖庙组建野战医院(系三八五旅卫生部下属单位，人员由旅卫生部部分人员与原中央红军教导师医院人员合并而成)。当时医院器械就几把镊子，药品只有十几种，仅有医务人员十余人，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自己调配膏药、泡制中药，推广西医，热情为当地大批贫苦农民和军烈属病人免费治病。既为部队指战员提供了服务，也为当地群众患者解除了病痛，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给陇东人民留下了一个个难忘的印象。

旅长王维舟在陇东驻防的八年中，时刻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拥政爱民，做到军民一家。对于人民群众的疾苦，王维舟更是时刻放在心上，关心如同亲人，他专门从延安请来医生给当地一老太太治疗甲状腺肿大疾病，为挖“白板土”充饥的民兵史华的妻子发救济钱粮和衣服，并给背柴人让路，被陇东人民誉为“王善人”。

三八五旅留守陇东期间，旅部直属机关先后帮助群众收麦达1.8万多人次，锄草达3000多人次；义务为群众治愈病人达1000余人；自运粮、炭，给群众节省人工、畜力各21626个。战士们还经常给群众挑水、扫院、打围墙、修房子。三八五旅对庆阳民众的深厚情谊，彰显了人民军队人民爱，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宗旨，给陇东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三、陇东根据地的保安部队

1937年9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独立营、警卫队进行集中整编，成立保安部队，陕甘宁边区设保安司令部，高岗任司令员兼政委，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边区保安部队组织上受边区党委和留守兵团领导。

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成立于1937年9月，隶属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驻曲子镇，下辖曲子、环县、华池、固北、定环、盐池、定边中心县的保安队和第五保安大队(1937年9月建立，1938年3月改为独立第五营，1940年8月隶属陇东保安司令部，1941年1月编入警备二团)、骑兵营(1937年9月建立)、教导营(1937年9月建立)、警卫队 (1937年9月建立)。1938年，三边分区成立后，盐池、定边划归三边分区，4月，固北县随之撤销。之后，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只管辖环县、曲子、华池3个保安大队，黎林、王世泰、吴岱峰先后任司令员，马文瑞任政委。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决定成立陇东特区军政委员会，管理庆环、陇东两分区的军政问题。8月，庆环分区与陇东分区合并为陇东分区，原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改为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机关驻庆阳，下辖合水、庆阳、曲子、镇原、环县、华池6个保安大队，吴岱峰任司令员，马文瑞兼政委，白寿康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1年1月，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并人三八五旅，以三八五旅为主组建陇东军分区，管理庆阳、合水、镇原、曲子、环县、华池6县地方武装，王维舟任司令员，马文瑞任政委(后为甘渭汉)，耿飚任副司令员(后为陈伯钧)，甘渭汉任副政委(后为方强)，耿飚任参谋长(后为刘随春)。当时，陇东军分区辖陇东独立营(营长马福吉)、陇东分区警卫队(队长王福贵，指导员孙世英)、回民骑兵团(团长马思义，参谋长杨静仁)。1945年11月陇东军分区改为陇东警备区。

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成立于1937年10月，张仲良任司令员，习仲勋兼政委，下辖3个保安大队。次年6月，奉边区保安司令部命令，第一、第二保安大队改编为独立第一、第二营，不久两个独立营与第三保安大队合编为关中保安第三团。194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部队，贺龙任司令员，徐向前、肖劲光任副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高岗、林枫、谭政任副政委，张经武任参谋长，谭政兼政治部主任，傅钟、甘泗琪任政治部副主任。联防军司令部成立后，将陕甘宁边区划分为陇东、关中、延属、绥德、三边5个警备区。12月，关中警备司令部与关中保安司令部合并，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文年生任司令员，张德生任政委，汪锋、王近山、杨拯民任副司令员，晏福生、徐立清任副政委。关中保安第三团改为警备三团，关中警备司令部下辖警备一、二、三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还建立了县级军事指挥系统。抗战初期，中共庆阳各县委员会成立了军事部，作为各县军事的主管部门，1937年7月至12月，合水、镇原、环县、曲子、定环、固北等县委先后成立了军事部。关中分区新正、新宁两县也成立了相应的军事机构。县级武装力量除了保安大队外，主要是自卫军、武工队、游击大队等。

陇东的保安部队在协助八路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维持地方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11月，林伯渠在第二届参议会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边区的保安部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保安队是从过去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它是边区的子弟兵团，是在地方生了根的。它的特点，是富有地方性，长期艰苦斗争的锻炼，使它惯于分散行动……它配合了正规兵团保卫了河防，肃清了边区境内打家劫舍具有强大背景的土匪，铲除了他们在边区地界上的支点，如赵老五的甜水堡子，张廷芝的阎家寨子，使边区秩序获得了安全。”

四、陇东分区自卫军的组建

自卫军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赤卫军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分基干自卫军和普通自卫军。1937年8月2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作出《关于改造赤卫军的决定》，指出：“为了适应抗战环境与民主制度，赤卫军改名为抗日自卫军，它是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它是保卫边区的武装力量，它是抗日的后备军，这是自卫军目前阶段的性质。”为了便于集合起见，自卫军的编制一般以地理上接近为原则，按照班、排、连组织队伍。妇女单独编制，以便利工作和训练。自卫军以营为最高组织，直接归当地政府管理军事的人员指挥与领导。根据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决定，赤卫军相继改编为自卫军，截至1938年底，陕甘宁边区自卫军人数发展到14.5万余人，其中基干自卫队有2.18万人，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指挥系统”。

按照陕甘宁边区党委的统一部署，陇东根据地各县相继将赤卫军改编为自卫军或重新成立自卫军，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自卫军领导与指挥系统。1937年10月，庆阳县成立了民众抗日自卫军大队，王兴有任大队长，万成章任副大队长，其骨干力量是庆城中队，下辖4个分队，共100余人，同时各乡、区都建立了自卫队。1937年12月，新正县、宁县分别已有自卫军2430名、1963名。1940年2月，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在原民众抗日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了庆阳县抗日自卫军大队，县长朱开铨兼任大队长，区建立了自卫营，乡建立了自卫连。至1942年，庆阳县自卫军得到快速发展，全县有普通自卫军25个连，2510人，基干自卫军12个连，845人。至1944年，环县基干自卫军有39个排，89个班，898人；普通自卫军45个连，76个排，215个班，2。740人。华池全县编制基干自卫军5个连，15个排，41个班，共486人。普通自卫军32个连，71个排，196个班，2969人。华池县自卫军组建较早，实行以“区组营，乡组连，行政村组排班”的模式组建，发展较快，至1946年，共有自卫军2938名，其中普通自卫军34个连，74个排，197个班，共2557名；基干自卫军5个连，18个排，35个班，共381名。1937年，红军援西军到达镇原后，解放了镇原三岔、马渠、方山等地，同年夏三岔区开始组建自卫军1个营，300余人；8月，马渠组建自卫军1个连，30多人，年底发展到90多人；1939年春，平泉、新城、中原3镇组建了自卫队，队员66人；1940年3月，镇原全县自卫军改编为1个营，各乡设立了自卫队。合水县自卫军建立于1937年9月，普通和基干自卫军被编为5个营，37个连，3053人，有长矛2197支，大刀146把，鸟铳160支。1940年2月，自卫军大队改编为人民武装大队。新宁县的民兵源于1942年成立的九岘井儿原游击队，有指战员23人，装备手枪2支，长枪17支。到1944年已经发展到有基干民兵791人，编为25个排，81个班，有快枪、土枪78支，马刀55把，长矛594杆。

自卫军因不时补充保安队或参军，编制和人数不稳定。据统计，到1942年，陇东分区共有自卫军、少先队14900人，其中基干自卫军4600人，普通自卫军7400人，少先队2900多人。自卫军设20个营75个连，少先队分14个大队69个中队。

抗战时期，自卫军是边区乡村基层社会的武装保卫力量，是在抗日根据地的特殊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是不脱离生产的民众武装，拿起武器是兵，放下武器是民。陇东根据地的自卫军和民兵组织，在发展根据地生产和建设、打击土匪武装、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和保卫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林伯渠所言：“自卫军的普遍建立，使得边区处处成为打击敌人的堡垒。”

五、回民骑兵团的成立

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时属甘肃省的海原、固原(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海原县、固原县)地区的回民组织了3次大规模武装起义。1941年6月，第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马思义等率起义军余部200余人突破重围，进人陕甘宁边区的环县庙儿掌。环县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对起义军的到来表示欢迎，安排他们暂驻砖城子。马思义等三位起义军代表在环县受到环县党政领导和八路军警备二团的热情招待。在庆阳，陇东军分区司令员王维舟、陇东特委统战部领导设宴招待了他们，并详细询问了起义经过和当时的状况。在征求马思义等代表的意见后决定：进入边区的起义人员仍用原建制，不另整编，给养按照八路军标准由陇东军分区供给。

马思义等在庆阳期间，尾随的国民党军队不时侵入边区，偷袭起义军驻地砖城子，为了保护这支起义队伍，陇东军分区让其移驻苦水掌，不久又移驻离国民党统治区较远、条件较好的合水县上柳沟，并在各方面给以帮助和照顾。起义军驻扎上柳沟后不久，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带领来陇东进行慰问演出的延安歌舞团去为他们演出，中共中央还派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从延安专程赶来看望，并赠送“浩气长存”四字锦旗，鼓励他们的斗争精神。

1941年7月，为了把这支回民军队改造为抗日军队，边区党政组织特意安排马思义、马智宽等4位代表到延安参观学习，同时派鲜维俊代表边区回协到陇东慰问他们。马思义、马智宽等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先后接见了他们，向他们宣讲了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表示一定支持和帮助回族人民争得自由和解放，并保证不编散起义队伍。同时，在延安参观期间，经边区联防司令部和马思义等人商讨，将起义部队改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下辖3个连，马思义为团长，直属联防军司令部，由驻防陇东的三八五旅代管，西北局派杨静仁为党代表(对外称政治教官)。但由于起义部队成分复杂和起义军的家属仍滞留西海固，1942年1月，回民骑兵团计划返回西海固地区，再次组织起义。经陇东地委统战部建议，回民骑兵团将老人和小孩留下，在曲子成立留守处。起义军离开边区后，再次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942年初，马思义等率领剩余的30余骑返回边区苦水掌。陇东军分区及时派人接应，给予安慰，安排他们回驻合水县蒿咀蒲。1942年秋，回民骑兵团的人马陆续回归，增加到80余人，重新编为1个连，仍保留原来番号，驻防合水太白开荒生产。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和尊重这支不足百人的回民武装，为了将回民骑兵团彻底改造为人民军队，“对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培养教育：调马思义、周尚义、马希杰等十余人到抗大和民族学院学习；在起义军中向战士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民族政策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教育以及宗教政策和自然科学的教育”。通过耐心教育和各方关怀，“使这支队伍干部和战士的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开始接受党的领导”。后来，马思义、周尚义等起义领导人还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回民骑兵团开赴延安，八路军陕甘宁边区联防军司令员萧劲光接见了全体指战员，并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联防军司令部正式给回民骑兵团颁发委任状，任命马思义为团长，杨静仁为参谋长，部队编为1个连。

1943年，回民骑兵团返回庆阳，仍驻防太白，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2000余亩，实现了粮、油、菜、肉和马草的自给。中共中央和庆阳党政军十分重视回民骑兵团，在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这支队伍的成长，集中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对实践和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