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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党领导的反磨擦斗争

第一节 战略相持阶段陇东的复杂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虽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携手抗日。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其反共立场，对中国共产党存在着极强的排斥心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防共、限共的政策和措施。国民党顽固派也极力推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天水行营制定了《处理异党实施办法》的“绝密”文件，称陕甘宁边区为“伪边区”。政治方面，在边区周围各县“充实力量，逐步削弱伪边区”，“由陕甘省府督饬各该省保安处积极加强所有沿边各县之保安团队，并严限完成。万一有不能充实之县份，则调国军补充之”，“限期切实整编沿边区县份之保甲”。军事方面，为了“巩固沿边区各县，应由陕西保安处调保安团4团分别布置，以两团配备于南线之旬邑、耀县、洛川、宜川一带，以两团配备于北线之定边、横山、米脂、绥德、延川一带，并择适当地点屯驻统一指挥，期以实力推行政令”，“至宁夏之盐池、豫旺及甘肃之环县、庆阳、宁县一带，亦应同样办理，并得酌驻国军辅助之”。教育训练方面，要停办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结束八路军的“募补区域”，成立“陕北师管区”。12月，陕西省政府提出了《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制定了限制中共的目标：“(甲)消极的：防止异党活动，维持现状；(乙)积极的：制裁异党活动，恢复原状。”陕西、甘肃两省制定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共同认识、情报沟通、军事联防等办法。在军事上：(甲)两省毗连各县，应择定若干地点，实行联防会哨；(乙)一方如采取军事行动，对方应予以声援；(丙)异党如有进攻某方之企图，应事先通知防范。如时间紧急时，亦得呈令有关区县遵办，不受省区之限制；(丁)保安团队及军事配备，应采取密切之联系与合作；(戊)原管县政府因情况混乱，指挥不便时，得由毗邻之县政府暂行指挥，不受省区之限制；(己)因联防所需之给养，由两省政府负担，事机紧迫时，得先有地方筹措，再行归报。

这两个办法的出台表明陕西、甘肃两省联合起来，共同从政治、军事方面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武装力量，而重点就是处于两省交界地区的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

一、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积极准备反共磨擦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为调查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活动，于1939年8月在庆阳设立了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区党务通讯处，该处对内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陇东包围区调查统计室”，直接受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领导。主要任务是：“防止异党活动，搜集异党情报；从事社会调查，建立通讯网络；发展特情人员，训练特工人员。”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该组织在庆阳各县设有通讯员。1940年10月，陇东调查室与中统局西北督导区举办了“甘肃省陇东党务调查工作人员训练班”，至12月，共举办两期，训练特工182人。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如镇原县党政部门有国民党县党部执委、干事、区分部书记、镇长、县政府科长等。他们在学校也建立了组织，如在镇原中学发展成员10人，任务是监视进步教师、学生，防止共产党活动。

军统和其他军事系统也在庆阳建立了特务或情报系统。1938年2月，西峰建立了军统陇东组，逐渐渗透到各个部门，主要收集陕甘宁边区的各类情报。1941年，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在西峰设立邮电检查所、西峰稽查所。1942年，第三十八集团军调查统计室建立了西峰小组。这些特务组织“白日在各路口哨卡盘查过往行人，搜身敲诈；黑夜到各村打门卸户，搜捕共产党员和区乡干部”。国民党在庆阳建立的各种特务组织，主要任务是搜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当时的国民党报纸《新陇东报》披露，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每月拨款3000元，以救济边区难民的名义，实行所谓“生产救济”和“难民训练”。实际上，对所救济的难民均施以政治训练，作为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刺探消息、当向导、做宣传之用。

伴随着政治上的斗争，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主要是胡宗南的部队，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以国民党正规军为主，各省地方团队为辅，构成沿边区的军事封锁线。(2)沿边区修筑内外层碉堡。内碉驻正规军，外碉驻地方保安队。以保安队为进入边区机动部队，如与边区发生军事冲突，正规军须立即出动支援(在抗日形势下，如共产党方面指责，责任由地方团队出面承担)。(3)在陕西三原、甘肃庆阳分设军事封锁指挥部。以彬县、洛川、宜川、庆阳、正宁为据点，各常驻师长以上军官一人，作为前线临时指挥官。(4)严禁正规军和地方团队沿封锁线补充兵员，并要注意军队风纪和军民关系。(5)沿封锁线各交通要道，设置盘查站，严密盘查出入边区人员。“以上由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负责执行，并计划相机‘扫荡“囊形地带’(即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然后逐步向边区进攻。”军事封锁的具体落实情况是：国民党军队在边区周围构筑了5道封锁线。每道之间相距数十里，整个封锁线的纵深达百里以上。每道封锁线由一个接一个碉堡群组成，每个碉堡群有1—2个母堡，还有若干个子堡。每座碉堡的周围有一道道散兵壕、外壕和鹿砦。每个碉堡群之间，有战壕相通。碉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仅在洛川至中部(今黄陵)相隔不过80里，第一道封锁线的碉堡就有518座之多。和这些封锁线相呼应的是包围边区的军队，国民党军队在边区的北、西、南三面(东面是日军)部署了19个步兵军，2个骑兵军，3个保安旅和17个保安队，共计40多万兵力。其中，封锁和包围边区南边的主要是胡宗南部，其部署是：第八十军以同官为中心，守备从宜川、洛川、耀县以北及其以西地区一线；第七十六军以三原、彬县为中心，右接八十军，守备淳化、三原、旬邑、彬州地区一线；第四十二军以平凉为中心，右翼联系七十六军，守备宁县、西峰镇、镇原一线；第五十七军则从固原到黑城镇、同心城一线担任守备任务。陕甘宁边区南面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发端

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消灭边区、限制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主要目标。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制造磨擦完全是受国民党中央和甘肃省政府的支持和指使。

早在1938年2月，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不久，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即通令陇东各县不得与边区政府发生关系。同年4月，为限制甘肃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下令查封了60余种进步书刊和十几种进步报刊杂志，并指示陇东各县对八路军部队派员进行民运工作进行种种限制。同年11月，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为限制共产党领导民众的抗日活动，强行解散了镇原各地的抗敌后援会、农会等民众团体。国民党庆阳县县长下令解散各地群众抗日组织。国民党宁县县长取缔抗日救国会，禁止民间成立抗日救亡组织。

1939年3月10日，甘肃省民政厅厅长施奎龄给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的签呈中说：“本厅认为对于陇东纠纷，应力使其地方化，严重化，即中央卸责于本府，本府诿之于三区专署，由三区协地方驻军和保安队予以抵抗之，殆事态扩大，则申请中央制止。以此办理，可驱其势力出陇东，败则由中央出头制止，且有词可假。其结果……将八路军调开陇东，共产党当俯首听命，如不服从，则中央有词可依据制裁。”3月13日，朱绍良将该计划电告行政院孔祥熙，孔给蒋介石的电呈中说：“陇东形势日趋严重……据钟专员来电，职意较易伸缩，不但中央可诿为不知，本府亦可处于斡旋地位，既不失国际之同情，又可留收拾之地步。”5月31日，蒋介石复电称：“所援第i专员应付八路军机宜甚妥，仍希饬令力行。”6月2日，孔祥熙复电第三区：“缜密周详，至是佩慰，即督饬所属妥为应付。”在得到国民党中央和省政府支持后，国民党第三区专员钟竞成肆无忌惮地和八路军搞磨擦，立即下令：“凡未经事前呈准在案，而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新四军等名义擅自组织武装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遣散，不得有误。”“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课罢工、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应一律依法从严制裁。”

为了达到限制、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国民党甘肃省当局专门规定了所谓的“八项方针和十二项原则”。其要点是：边区组织，在未奉中央明令及正式委派负责人时，应认为非法，不予承认；对于边区政府，应绝对避免行文关系。如必要时，亦应函由当地驻军转达；对于与特区接壤之地域，应遴选干员，充任联保主任保甲长，县长不时巡视，以提高人民信仰；县境驻有八路军地带，应严密监视，并随时注意其行动；八路军如派员赴县进行民运或其他工作，应竭力防范，以能不令参加为原则，但万不得已时，应会同县党部或其他机关，据理交涉，依中央法规办理，并由县党部指导及县政府监督为原则。为了达到限制八路军的目的，一方面，国民党甘肃当局“调整专员县长人选，该省三区专员钟竞成、庆阳县长王致云、宁县县长方镇五等，皆属本党忠实党员，服务多年，志虑忠诚，堪资倚畀。”另一方面，整理保甲，“并举行公民宣誓，借以组织民众之效。”④同时，恢复曾于1936年6月被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地群众推翻的国民党环县政府，县治设在甜水堡。这些都说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甘肃省地方当局在限制、取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方面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1938年，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在陇东制造磨擦事件。1938年3月，国民党驻合水县店子区区长王永清阻碍八路军购买军粮，七七〇团三营派士兵与其交涉，王永清将士兵“缴械扣留”。三营八连连长亲自去交涉，对方“不但不给购买，并反而大骂‘土匪’，将我连长捆去，缴去武装。我罗营长闻讯率大兵一排前往救济[援]，该城上保安队当即开枪射击，并投手榴弹”。同年12月，国民党军队一五六师鲁敏团部抢占八路军七七〇团一营在白马铺、赤城一带防地，声言要消灭八路军。1939年1月15日，国民党同心县第二区区长白学士率民团抢劫环县毛井区六乡，拉去群众16名，锄奸主任1名，当做商品卖给该县政府充军。1939年1月至4月，类似的抢劫事件在庆阳县发生2起，环县发生1起，镇原县发生2起。此后各地类似的磨擦连续不断，逐渐演化为军事冲突。

第二节 陇东两次磨擦事件与反磨擦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地区制造磨擦事件的目的就是要威胁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陇东军民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反磨擦斗争，这些斗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一、第一次陇东磨擦事件

1939年4月8日，国民党第三战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钟竞成派西峰镇保安队到镇原县屯字镇，将中国共产党派去做民运工作的6名工作人员及当地抗敌后援会主任逮捕，押往西峰镇专署严刑审讯。随即又到中原镇(南三镇之一)逮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敌后援会3名工作人员。八路军忍无可忍，遂将国民党南三镇助理员扣押。4月21日，国民党第三区专员钟竞成将西峰保安队100余人及驻西峰镇的一。五师1个营开进太平镇，又调集其他各县保安队900余人及西峰镇2个班，分头向镇原县城进发。国民党镇原县保安队为配合军事进攻，开出城外，城内的国民党机关也搬出城外。八路军因国民党保安队出城，遂将城门关闭。25日，留守城内的国民党保安部队20余人和常备队60余人，配合外部攻城，袭击八路军守城部队。八路军奋起还击，将其大部俘获，缴获长短枪42支。城内国民党保安部队被缴械后，城外围城部队对镇原城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事件发生后，八路军坚持守城，国民党军队一六五师及平凉方面约3个团的兵力向镇原城周围运动，双方形成对峙之势。

在镇原磨擦事件发生的同时，国民党在宁县也挑起了磨擦。早在1937年10月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团一营驻防宁县时，就遭到国民党宁县当局的反对，在住房、购买粮食方面处处刁难。胡宗南部形成对边区的包围后，国民党宁县当局一直想把八路军挤出宁县县城。因此，方镇五就任国民党宁县县长后，多次提出八路军退出宁县县城。其无理要求被八路军拒绝。1939年4月，镇原发生磨擦事件期间，国民党军队在宁县也做军事准备工作。21日，国民党军队一六五师一部进驻宁县，一部分驻于庙坪，一部分驻于五里铺，一部分驻于迕逭，合水县保安大队也进驻南义井，对驻防宁县的八路军形成包围之势。方镇五决定以保安队的力量消灭驻防宁县城的八路军七七〇团一营。中共地下党员将方镇五动手的消息告诉了一营，一营决定先发制人。4月29日，双方在宁县城发生冲突。在战斗中。方镇五的保安队被打死6人，伤12人，被俘400余人，缴枪400余支，方本人亦受伤。八路军完全控制了宁县县城，并打开县政府收缴了县府、党部及保安大队的文档和印信，方镇五率余部死守辑宁楼，双方成对峙局面。

1939年4月，由国民党挑起的国共两党军队发生在镇原、宁县的冲突，被称为“镇·宁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高度关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就“镇·宁事件”指示周恩来等人向蒋介石提出交涉：“(甲)饬一六五师遵蒋前令返防全部退出陇东五县。(乙)庆阳、合水、镇原、环县、宁县仍属八路军驻防，任何友军不得进驻。(丙)令饬朱绍良速即电令西峰钟专员，撤退保卫镇原之各地保安队，停止进攻宁县之挑衅行为，一切问题听候双方派员秉公调查解决。”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分别致电蒋介石、朱绍良等人，说明事件真相，要求双方派代表调查处理。蒋介石、朱绍良回电，表示同意派代表谈判。八路军派王观澜为代表，朱绍良派谭季纯为代表，双方于5月7日在庆阳驿马关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国民党不断挑起事端，致使谈判中断。为了给八路军施加压力，国民党代表谭季纯谈判中途返回兰州，后经八路军再三电邀，朱绍良又令谭季纯返回西峰继续商谈。6月9日，方镇五企图内外夹攻八路军，导致冲突再次发生，谈判不得不再次中断。6月23日，共产党提出了4项具体解决办法，并于26日派人到西峰欢迎谭季纯来庆阳，双方重开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为谭季纯、一六五师政治部主任任冠军、庆阳县县长王致云等4人，八路军方面的代表为王观澜、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七七。团团长张才干等4人。6月29日，国共双方达成了《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镇原和宁县恢复磨擦以前的状态，即镇原恢复4月20日以前的状态；宁县恢复4月23日以前的状态。

根据协议，八路军三八五旅镇、宁两县驻军打开城门，恢复原来状态，交还所缴获的国民党军队枪支、弹药，释放被俘人员，主动调整了两县的驻军。7月1日，第三区驻西峰保安队撤离镇、宁两县。2日，国民党一六五师撤回原防西峰镇、肖金两地，镇原和宁县两县县长也分别回城行使职权。国民党一六五师在给陈诚的报告中也说：“一、驻镇原之保安队均于七月一日晚回抵西峰；二、一六五师部队于三日晨撤回西峰镇及肖金镇各防区；三、邹县长已入城，方县长已行使职权。”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第一次陇东磨擦事件终于平息。

二、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

第一次陇东事件后，国民党第三区专员钟竞成不但不吸取教训，反而积极筹划，准备更大规模的反共磨擦。钟竞成在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制定了《奸党对陇东之阴谋及我方对策之概述》，其中说：“九月间我方决定以全力确保镇原，政治军事各方面力量均集中于此。十月伺加派大批民运及特工人员，前赴镇原开展工作。”工作方法包括4个方面：(一)毁灭中共在群众中的威信，使其一切工作无法发展，并进而瓦解其原有之各种组织，同时提高政府威信，扩大一切民众组织，使全体民众均在政府正确领导下组织起来。(二)对中共政工人员除以一切比较和平之方法(例如禁止民众与其往来等)加以封锁，使其不能下乡活动外，同时利用其本身之某些弱点，进行分化，以加深其动摇。(三)发展通讯网，采取复层组织，使中共一有行动我方立即详悉。在消极方面可以立即予以周密之监视，积极方面更可迅速而正确的决定有效之对策。(四)一切工作均以武力掩护进行。其步骤是：“第一步以义警出面执行，保安队在幕后策应，表面伪作不知。基此要求，故积极充实义警力量，加紧训练，补充弹药。如义警万一力量不足，第二步方以保安队出面执行，即发生冲突亦所不惜。盖此时我保安队每至一镇，首先构筑坚固工事，以资防御，每处均驻一中队至少两分队，集中镇内，所有给养及下乡逮捕奸徒训练壮丁等，均由义警担任，保安队决不分散。”同时，为了牵制镇原方面的八路军，特令合水、庆阳两县县长恢复合水及庆阳三、四区的国民军训练。

1939年10月，为了加强对八路军的军事封锁和打击，限制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不力的镇原县县长邹介民被调走，中统派分子孙宗濂被任命为镇原县县长。孙宗濂到任后，积极限制、镇压我党在当地举行的各种活动。11月19日，党领导的镇原县群众团体组织3000余人去县城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要抗战，要自由，强烈抗议当局镇压民众抗战，取消民众团体，破坏国共合作等做法。孙宗濂表面上答应了群众的要求，但事后逮捕了组织活动的王天林、陈三新等6名共产党员，并将其中4人活埋，1人枪杀，1人后死于狱中。

1939年冬，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掀起和全国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的发生，陇东国民党地方当局再次行动，边区基层政权、八路军驻军都成为国民党驻军、地方武装力量和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土匪袭击的目标。

国民党宁县县长方镇五反共最积极，也最坚决，第二次陇东事件首先从宁县爆发。1939年12月10日晚，方镇五率领保安队，在胡宗南第九十七师一部的配合下，突然袭击驻宁县八路军警备七团三营，挑起了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庆阳地方当局一味扩大事态。11日，钟竞成先后派保安第十二、十三、十六中队增援宁县。12日，胡宗南第九十七师1个步兵营前往宁县增援。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警备七团三营撤出宁县城，随之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在宁县事变发生之际，钟竞成与合水县县长翟大勋密谋，准备袭击驻合水县城关的警七团团部及特务连，钟竞成派第六保安大队十五中队进驻何家畔。12月11日，八路军警七团特务连1个班在去庆阳返回的当晚，被第六保安大队无理扣留，警七团团长袁渊与合水县长兼保安大队长翟大勋交涉，没有结果。因此，八路军先发制人，命令特务团包围了合水县政府及第六保安大队部，将30余人缴械，俘虏县长翟大勋等12人。12日下午，钟竞成派李鸿轩挑选精干保安队增援合水，在半路得知八路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合水县城，只得返回西峰。

同时，镇原的八路军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镇原、宁县事件”后，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团二营奉命接替三营进驻镇原县城。就在国民党军攻打宁县城后，12月14日深夜，国民党镇原县县长孙宗濂率保安队400余人，突然袭击驻防的七七。团二营，双方展开激战。次日晨，国民党九十七师五十八团1个步兵营、1个炮兵连，由屯字开赴镇原城东南，隔河用迫击炮向七七。团二营阵地轰击，二营被迫放弃西城楼。双方激战两天后，因实力悬殊，八路军于16日撤出县城，镇原县城被国民党军占领。

在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中，“环县事变”造成的影响最大。1939年12月31日半夜，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派赵思忠率部150余人攻打洪德区，抓走并杀害了河连湾小学教员王佑、洪德自卫军营长高三德，抢劫区政府公物以及工作人员未带走的被毯、衣物等，并将各种文件焚毁；“合作社完全(被)抢去，并抢劫大洋五百三十五元七角，内有兵站计洋一百八十元。”在抢劫了洪德区后，1月1日赵思忠带领300余人，直达县城，“企图消灭本县保安队，捉杀工作人员，占据环县”。党领导下的县保安队出城迎战，“当场击毙六名，追至途中击毙四名，共十名，被捕十三名，负伤者十余名，并将赵老五之马亦击毙。该匪首亦负伤，收枪七支，并获锚(矛)刀、皮袄、手榴弹等”。1月3日，虎洞区的合作社、学校，第一、六乡政府也遭到抢劫和破坏。1月4日至10日，虎洞、洪德、毛井等区又遭到赵思忠等股匪180余人的袭击，3个区政府的文件、桌凳、布匹等全被烧毁，附近群众损失大洋800余元，毛驴18头，骆驼12峰，麦子12石。15日至2月1日．赵思忠、张廷杰策动耿湾、车道、洪德、虎洞、环城5个区21个乡政府的自卫军叛变，先后杀害各级干部47人，抓走20余人，抢去步枪29支，合作社股金和抗日经费3600元，公粮130余石，群众牛羊万余只，粮食财物计数十万元以上。根据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调查，从该事变发生到2月，环县损失巨大，主要包括：“(1)摧毁我区乡政府共十八处，其中区政府四处，计洪德区、虎洞区、耿湾区及车道区，乡政府十四处，计环城区四、五、六、七乡，洪德区一、二、四、五乡，耿湾区三、四、五乡，车道区二、三、四乡。(2)杀死、拉去我方干部共二十人。(3)摧毁我方学校四处，计：环城区一处，洪德区二处，虎洞区一处。(4)抢去我方合作社五处，共计五千元：环城区一处，损失千余元；洪德区一处，损失千余元；虎洞区一处，损失八百元；毛井区一处，损失千余元；车道区一处，损失千余元。(5)抢去我方公粮：洪德区八十石，耿湾区八百元(粮代金合二十多石粮)。(6)抢去我方枪支：长枪二十二支，计车道区八支，耿湾区十三支，环城区一支；短枪四支，计车道区一支，耿湾区一支，环城区二支。”另外，这次事变中，全县有17个乡的自卫军叛变，“共强迫领去自卫军人数约二千余人。”可见这次事变对党的基层政权的危害之大，环县北部党的基层政权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三、陇东的剿匪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活动着一些依附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政治土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些活动在陕甘宁边区的土匪受到沉重打击，有的退出边区，有的蛰伏下来，有的被国民党军队收编。抗日战争初期，红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一些土匪又活跃起来，“张廷芝、李继俊先后脱离国民党部队，窜扰陕北西地及陕甘宁边区一带；范玉山骑匪窜扰三边一带；陈老大匪部窜扰清涧周围；关中夏老幺、陕甘宁赵老五两匪，名为民团，实际上完全是土匪行为，进行破坏边区活动”。据统计，抗日战争初期，在边区23县境内活动的土匪有40余股，4000余人，2000多支枪。这些土匪有的被国民党中央军收买、唆使，窜进边区境内进行袭扰、破坏，有的则受边区境内国民党县长和保安队支持、庇护，为非作歹，寻衅闹事，其中有些就是保安队“哗变”为匪的。活动在环县甜水堡和宁夏交界地区的土匪赵思忠是边区境内最大、也是危害最严重的一股。1939年，国民党依靠其势力恢复了环县政府，赵思忠也依靠国民党地方政府获得了“合法”的地位，被国民党环县政府任命为保安大队副大队长。

除了赵思忠股匪外，陇东还活动着一些股匪，如耿子平股，有25人，枪20支，在赵思忠领导下单独成股，活动于环县黑城岔、姬家原一带；缪福禄股，有30多人，依附于赵思忠，活动于环县姬家原一带；陈彦科股，有9人，枪8支，在环县一带活动；张生明股，有20人，枪20支，活动于华池与志丹交界地带；毛老九股，有16人，枪13支，与赵思忠有勾结，活动于环县虎洞一带；冯德禄股，有14人，枪14支，与赵思忠有勾结，活动于环县一带；耿天海股，有10余人，枪7支，与赵思忠有勾结，活动在环县一带。陇东的土匪主要活动在环县一带，而环县的土匪大多与赵思忠有联系。此外，在宁夏等地还活动着一些股匪，如豫旺二区周秉林、刘生德二匪有四五十人之众，有二三十条枪，自称民团。这些股匪经常越境抢劫边区民众财物和破坏党的基层政权。

活动在解放区及其周围的股匪，给党的基层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威胁。1938年4月12日，赵思忠部袭击了驻环县河连湾中共环县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县保安中队长张俊禄等7人牺牲。1938年12月，豫旺县的土匪周秉林、刘生德，勾结耿子平等匪，“乘隙人我车毛二区，捣乱行政组织，劫夺群众毛驴10余头，奸淫妇女”。活动在环县耿湾一带的“缪福禄、耿子平、史彦芳股匪横行，摧毁耿区组织，戕杀工作人员”。1939年6月，环县车道区自卫军连长乔炳章被土匪赵思忠杀害于苦水掌。同年9月23日至10月18日，环县耿湾、毛井、虎洞等区遭受土匪赵思忠的袭击，虎洞区乡长张建珍等人被俘虏，庆环分区保安科干事林有月被杀害，群众衣物、钱财被抢劫。12月，环县朱尾山土匪李彦才股80余人到毛井区仓库抢劫粮食，被八路军独立五营截击，缴获李匪步枪30余支，马10余匹。

对边区政权和民众生活危害最大的是那些依附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政治土匪，每当国民党地方当局制造磨擦事件时，这些政治土匪都是急先锋，如环县事变，即是政治土匪赵思忠所为。这些土匪的抢掠烧杀，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党地方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破坏边区基层政权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对陕甘宁边区一种变相的军事进攻。

因此，在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除了在政治上求得有利地位外，在军事上对那些死心塌地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土匪也坚决予以消灭，以削弱国民党顽固派的力量。政治土匪赵思忠是对陕甘宁边区危害最大的一股，边区政府对消灭这股土匪十

分重视。1940年1月30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给庆环分区专员马锡五发出指令：“随时选择有利时机，将该匪消灭之。”2月2日，又指出：“对剿匪工作应严密布置，并打击一切汉奸之活动。再对于各惯匪应以肉体歼灭，至[只]对非惯匪而年轻可教育者，才争取之。仰即转饬该环县县长杨玉亭知照为要。”2月3日，再次就剿匪问题发出指令，要求环县“一面发动自卫军、保安队配合警备二团严厉清剿，务期彻底根绝匪患。一面[令]各级政府及群众团体之工作人员提高应有之警觉性，随时注意不测之事变，避免无谓之损失”。按照边区政府的指令，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和三八五旅立即研究制订歼灭赵老五土匪的作战计划，以求尽快剿灭这股政治土匪，平息叛乱。”为了配合剿匪行动，陇东地委和环县县委立即组织工作团全力以赴做好后勤工作，工作团团长由地委秘书处秘书长孙君一担任，副团长由县委统战部部长张镜如担任，县区乡各级干部参加工作团，深入农村积极动员送粮送草、抬担架，担任运输工作。环县、华池两县动员2000多名群众支前，配合部队作战。曲子县2月18日动员担架队员300名，并制担架30副，赴环县帮助军队消灭赵匪。

根据留守兵团的部署，1940年2月，八路军警备二团团长兼政委甘渭汉率1个步兵营、1个炮兵连赴环县剿匪，参加的还有分区独立五营营长刘懋功的2个连。2月16日，集结在环县的八路军警备二团、独立五营奉命进剿长期活动在环县的土匪赵思忠，次日攻打赵匪老巢甜水堡。就在当天，边区政府为配合八路军消灭这股惯匪，就环县清剿土匪及善后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一)环县为赵匪欺压最厉害的区域，非剿灭赵匪不足以巩固该区。(二)军事上剿匪，应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自己、瓦解赵匪同时进行。(三)平日对于赵匪扰乱一次，即应加紧对民众宣传一次，以团结民众与干部，使民众对赵匪痛恨加深，使干部与民众积极起来反对赵匪，而不是消极的畏匪或走到附和土匪。(四)县政府在赵匪每次扰乱后，或干部与群众正在发生动摇时，没有立即派出得力干部下区乡团结干部与民众，提高民众，而似乎应付不来，以至事件不是消灭反而扩大了。(五)目前一切工作是团结干部与民众，以巩固自己而消灭赵匪，征粮与扩兵工作方可完成。”

在这次剿匪战斗中，除匪首赵思忠率少数残匪逃往固原七营外，其余追随赵思忠的缪福禄、万荣昌、耿子平等股匪首领被俘，经过公审后被判处死刑。其他国民党人员如县党部书记张志尹、县保安大队长赵鸣琴、大队副刘永祥等缴械投降，经教育后释放。收复甜水堡后，党建立了环县甜水区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环县统战部部长张镜如任甜水区委书记兼区长。

四、陇东反磨擦斗争的胜利

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陇东军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八路军各级将领发表通电，揭露事实真相，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地位。1939年12月22日，萧劲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各地行政长官与军事长官，说明宁县、镇原事件的真相，希望国民党当局“主持公道，制止异动，恢复团结，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12月30日，《新中华报》刊载了中国共产党12月25日发出的《朱彭副总司令等将领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电文，署名的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师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通电指出：“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为亟之际，稍有人心，诚不至挑拨事端，制造磨擦，更不应枪口对内，遗笑友邦。……所望我蒋委员长国民政府维护法纪于上，全国党、政、军领袖与各界人士主持公道于下，痛亡国之无日，念团结之重要，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过程的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

八路军诸将领的通电，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曾字斟句酌地修改电文，直接领导反磨擦斗争。毛泽东在修改萧劲光的电文时，多次加上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于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在修改萧劲光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曾反复推敲，将其中一段修改为：“目前日寇以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既是对蒋介石进攻边区的揭露，也是对顽固派与日伪勾结的警告。在修改肖劲光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中，毛泽东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在国民党上层是有“根”的。这样写，给程潜、朱绍良一个台阶下，对分化瓦解敌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还在以肖劲光名义致程潜的一份电文中写道：“镇宁两城虽被袭占，无辜官兵虽被牺牲，下级人员虽极愤慨，然劲光至今未增一兵，无非体钧座之意旨，本团结之大义，力求和平解决之道。”“职意公平处理，撤兵为先，进占镇宁两城之兵不撤，即无以示诚意而服人心。专员钟竞成实为肇祸之主谋，庆父不去，鲁难未已，施以撤惩，出自钧裁。”毛泽东修改过的电文义正词严，字里行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以大局为重，忍让为怀和原则问题决不含糊的坚定立场。

在八路军将领的再三要求下，国民党甘肃当局决定派员调处。当时，关于国民党发动的军事磨擦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谈判，一个层次是南方局与国民党高层的谈判，是关于国共整体关系的谈判，一个层次是边区政府派代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在南方局与国民党高层谈判中，中共中央专门提出了陕甘宁边区问题和陇东问题。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南方局的指示中指出，边区“要二十三县，少一县不行……非二十三县，不足保障八路军后方之巩固，且陇东五县、关中二县，绥德五县，久经划作八路防地，惟有直隶边区行政，才能避免冲突。”“陇东事件必须合理解决，我方派谢觉哉为代表。”11日，再次给南方局发出指示：“关于陇东五县自彼方进攻后，我亦开展游击战争，逮捕所有彼方人员，广泛发动民众运动，现彼方九十七师已撤退，表示和平，我亦停止军事行动，与保护已捕人员，但民运仍继续发展，决不停止，现派谢老为代表，一星期内动身去西峰镇与朱绍良所派代表谈判。”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中央的强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地方谈判，成为地方谈判取得成功的保证。

1940年1月，党决定派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谈判，国民党也派甘肃省政府保安处参谋长李学谟为代表，双方准备谈判。毛泽东对这次谈判十分重视，亲自给谢觉哉写信，制定了方略，规定了谈判条件：“(甲)陇东六县(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属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地方行政应即全部移交边区管辖，杜绝一切纠纷之源；(乙)边区及八路军保障[证]不向六县境外越出一步；(丙)在上列两条基本原则下具体解决彼方从六县撤退军队行政机关及此次纠纷中双方交换俘虏等事；(丁)如彼方不愿照此解决，则我只能承认双方停止冲突，暂维现状，交换俘虏，其他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1月27日，谢觉哉到达庆阳，并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做了通报，准备进行谈判。但国民党地方当局反映冷淡。2月3日，谢觉哉带话给钟竞成：“本人奉命来庆调节纠纷，原抱最大诚意，不料政府竞遣调大军威胁，足证毫无诚意。望转知钟专员，迅速派代表来庆谈判，否则本人即回延安。”2月6日，国民党谈判代表、甘肃省政府保安处参谋长李学谟到达西峰。2月12日，双方在西峰镇开始谈判。国民党对武力解决八路军抱有极大希望，在谈判方面没有丝毫准备，谈判方案均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

谈判内容主要是：陇东六县本属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以内，六县范围内国民党军队及行政机关应即撤退；陇东六县在未明令划归边

区前，暂维现状；释放被俘人员等。谈判期间，根据达成的口头承诺，八路军释放了被捕获扣押的部分国民党人员，包括原合水县长翟大勋。谈判一直持续到2月20日，因国民党地方当局把希望寄托在武力解决上，对谈判毫无诚意，因此谈判并无实质进展。

第二次陇东事件中，国民党虽然占据了宁县、镇原两座县城，但政治上显得愈加孤立被动。通过这次事件，中国共产党在陇东的力量得到了巩固和壮大，正式建立了庆阳、合水、镇原三县抗日民主政府，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也得到了发展，八路军警备一团700余人，主力驻定边，一部分出人环县边境；警备二团900余人，驻环县甜水堡和曲子一带；警备八团1100余人，驻新正县湫头镇和新宁县九岘一带；辎重营200余人，驻新宁县襄乐镇、鲁家原等处。同时扩充了地方保安队、游击队和自卫军。这样驻守陇东的八路军主力部队达3000人，地方武装1000人，比事变前增加了一倍以上，成为巩固和维护陇东根据地的主要力量。

第三节 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囊形地带，东、西、南三面处于国民党胡宗南部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中。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分区制造磨擦的同时，在关中分区也制造了一系列磨擦事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关中分区军民齐心协力，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

一、土桥事件和旬邑事件

1938年12月15日，因黄河防线吃紧，八路军原设在黄河边上的荣誉军人学校(原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以下简称荣校)南泾阳县云阳镇向关中分区转移。路经旬邑县城南的土桥镇城下时，遭到城内国民党保安队的袭击。次日，国民党保安队将部分八路军荣校伤残人员包围并强行扣压了路条。荣校在多方解释无果的情况下，被迫退回原来的防地。12月18日，国民党旬邑县政府又下令各保甲不准卖给八路军伤员粮食和蔬菜。荣校因粮草断绝，于1939年1月12日奉命向土桥开拔，又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包围，荣校派去谈判的人员也被扣留(后释放)。1月16日，国民党当局调集旬邑、正宁、彬县、淳化等5县保安队300余人及壮丁队500余人先后集结于土桥。22日，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与三原、泾阳的保安团也相继赶到土桥，在国民党彬县保安司令郑伯庸的指挥下，以2000之众将荣校伤残人员重重包围，并鸣枪胁迫退出该地，为了避免被顽固派军队无故屠杀，荣校伤残人员被迫退至旬邑县城以北十里处的看花宫一带。这一事件时称土桥事件。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为此事致电蒋介石，蒋介石回答说：“已告陕西省政府制止矣。”

1939年5月下旬，驻看花宫的八路军荣校采购员陈应通由云阳返回旬邑，途径甘峪坡时，被国民党驻旬邑保安大队暗杀。事件发生后，国共双方共同查验现场，确认系枪杀，子弹为陕西保安团配备的步枪所特有，且有群众证明为三个身着陕西保安团服装的士兵所为。因此，荣校派校务处副处长董志强等人和县长张中堂谈判，要求公开承认暗杀罪行，惩办凶手，赔偿损失，隆重安葬陈应通，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国民党县长拒不答应，斗争越来越激烈。在谈判尚在进行的时候，张中堂又密令将从乾县返回的关中分区参谋张科科在途经县城时抓捕，八路军驻旬邑办事处知道以后，即派办事处主任田润芝前去县政府谈判交涉，提出立即释放，张中堂当面答应，但田润芝刚一离开，就枪杀了张科科。

5月25日下午，荣校30多名学员前往国民党旬邑县政府请愿，要求交出杀人凶手，国民党当局拒不答应，且命令陕西保安第六团向请愿学员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学员代表9名。随后张中堂又率大队人马，向驻旬邑县城的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一营进攻。同时还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配合国民党保安第六团围攻关中分区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荣校请愿人员以手榴弹还击，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一营闻声参战，双方展开激战，持续了七天七夜。后来国民党又调来陆军二十八师的八十一、八十二两个团增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经请示上级同意，八路军于6月1日晚被迫撤出县城。3日后，又撤至关中分区所在地马家堡。撤离县城时，荣校有17名重残人员掉队，被国民党保安部队杀害。这就是国民党顽同派蓄意制造的“旬邑事件”。

党中央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和平解决这一事件。关中分区委员会书记习仲勋和分区保安司令张仲良致信国民党保安九团尤奉山，晓以民族大义。信中说：当前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为前提，而后方少数顽固分子，无端造谣，祸起萧墙，日寇高兴，汉奸窃喜，你应明察实情，悬崖勒马。尤奉山回信表示：作为中国军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惭愧。但我保证，在我的防区，绝不再向贵区前进一步。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根据关中分区报告和党中央的方针，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发了急电，谴责了张中堂一伙制造杀人掠地惨案的罪行，要求陕西省政府派员查处此案。电文指出：“查敝军残废兵员，以抗敌余生，养息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

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文之后，要求肖劲光同时致电蒋介石和程潜。肖劲光还就旬邑事件向全国发了通电，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国民党顽固派杀人理亏，不得不派人调查处理。中国共产党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揭露了顽固派破坏团结，残杀抗日伤残兵员的罪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二、反蚕食斗争

1940年3月30日下午，关中分区军民在马家堡举行反汪拥蒋大会，驻旬邑职田镇国民党预备第三师补充团一营突然用火炮和重机枪轰击马家堡。同时，向新正县四区看花宫一带进攻。关中分区委员会停止开会，分区部队紧急出动，击退来犯之敌。鉴于顽固派有大举进攻之势，经军政领导研究决定，分区各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及二师学员转移至距马家堡以北十余里的长舌头。

5月8日，国民党陕西保安四支队郭相堂、李仰之、苟福堂三个中队伙同国民党军预三师八团向关中分区新正县六区一、二乡进攻，当地民兵、自卫军奋起反击。5月19日上午，预三师以两个营的兵力会同国民党宁县保安及壮丁队千余人，侵占了新正县的西坡村一带。下午，国民党职田镇驻军又用迫击炮轰击马家堡，炸死八路军通讯员一名，炸伤群众6人。面对新的形势，关中分区委员会认为固守马家堡，不利于反磨擦斗争，为争取主动，决定分区机关和部队主动撤离马家堡。6月中旬，关中分区机关及部队转移至阳坡头村。

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不断加剧。国民党陕西保安队第二旅从马栏向刘家店一带袭击，山河方面的国民党甘肃保安部队向新正一区袭扰，正面以国民党军预三师为主力向关中分区部队进攻。先后占领了正宁、宁县、淳化、句邑4个县城及关中分区新正县四区、六区和赤水县的官庄、梁庄等地6个区43个乡的地域。

为了反击敌人的蚕食，关中分区党政组织号召全区军民为保卫边区进行坚决而有效的自卫战争，各地迅速组织游击队，整顿自卫军，加强盘查放哨，实行坚壁清野。坚决的军事斗争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振奋了全分区军民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信心，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1940年2月，国民党军队在甘坡嘴修筑了一个碉堡，驻一个班防守，关中分区独立营侦知后，派出两个连，以一个排攻打碉堡；一个排深入县城附近活动，阻其增援；另一个连作后备援助。八路军晚上3点进行战斗，仅半小时就全歼敌人，缴获新式步枪12支，拔掉了这颗钉子。

1940年5月下旬，关中分区独立三营300人，由营长吴志升带领，从刘家店出发驻扎在油坊沟，准备消灭占领马栏的国民党一个营。国民党为了增强马栏军事防守力量，又从岘庄调来一个营300多人直接去马栏。当行至转角时，与马栏游击队及独立三营侦察兵接火，三营后续部队立即从油坊沟口绕马儿沟抄其后路，并在马儿沟口架起重机枪设伏等待。马栏游击队侦察部队边打边退，诱敌进入了包围圈，三营指战员发起猛攻，以一个连的兵力攻击正面，其余部队两侧夹击。在强大火力攻击下，将其击溃，俘敌100余人，缴枪200多支。转角战斗结束的第二天，驻守马栏的国民党军闻风逃窜。

1940年5月，四、六区(湫坡头、底庙)失陷，国民党保安团团长李树铭带100余人驻东牛家坡村。为了拔掉这颗钉子，7月15日，八路军后防留守独立第一营营长罗春生，政委王四海，带领三个连400余人，以野外演习为名，到达康家园子驻扎。16日下午，营部作了战斗部署，组成突击组。当晚冒雨出发，天快亮到达东牛家坡村城下，选好突破口，立即架云梯登城攻击。从守军负隅顽抗，突击组战士加强火力反击，一举取得战斗胜利。俘100余人，打死打伤20多人，缴枪100余支，当场处决了团副，李树铭带伤逃脱。

1941年春，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旅奉命开赴关中分区，文年生旅长率部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及国民党地方保安队激战三天，将其赶回夙王山以南，后又转战旬邑土桥镇和正宁县，将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赶回原地，保卫了边区的南大门。

1942年下半年，国民党预备第三师为了巩固崔家河碉堡据点，控制边区前沿阵地，给进犯边区建立桥头堡，派兵侵占了边区范家原村，并修筑了一个大型碉堡，驻一营兵力防守，对边区威胁极大，闹得人民群众不得安宁，纷纷要求将其消灭。关中警一旅决定由三团副团长孙光指挥，一、二营参战，打掉这个据点。战斗打响后，白天攻坚未克，当晚突击队绕边盘山，打人碉堡内部，展开白刃战、肉搏战，加上堡外攻击，很快将敌歼灭，摧毁敌碉堡。

三、爷台山战役

爷台山位于桥山山脉的南端，海拔1313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属于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门户，是楔人国统区的凸出地带，南可进逼西安，东可切断咸榆公路。因此，国民党顽固派一直觊觎这个地区。

爷台山战役的直接诱因是淳化事变和方里事变。1945年，国民

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祝绍周派亲信李静谋接任国民党邠洛区动员指挥部指挥官。李到任后，排除异己，安插亲信，不断寻衅滋事，激起官兵的强烈愤慨。6月26日晚，国民党陕西保安二团团长刘文华组织其部下击溃了李静谋的指挥部，并率部起义，投奔关中分区。这就是淳化事变。淳化事变后，驻防淳化县方里镇的国民党陕西保安三团团长曾海蕃下令捉拿前任镇长张锡畴。张锡畴派人与保安三团进步士兵余增贤联系，准备袭击曾海蕃的保安三团。7月5日，余增贤发动两个连和一个排起义，烧毁了10里封锁线上的碉堡。7月14日，方里镇外围据点被逐一攻克，保安三团团部被包围。曾海蕃于黄昏带20余人逃往耀县。这就是方里事变。淳化事变和方里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当局歪曲事实，大造舆论，说“淳化兵变是共产党给撑腰的”，“共产党遂乘机侵据淳化、通润、方里等要地……欲向三原、同、耀，夺取西安”等。以此为借口，蒋介石命令防守河防的国民党军队9个师，开往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同官、耀县、淳化、旬邑等地，准备从南线进攻边区。

7月21日至22日，国民党三十六军暂编五十九师、骑兵二师向爷台山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关中警卫队、警一旅三团和新四旅七七一团的6个连驻军发起攻击，侵占了爷台山南10多个村庄。八路军坚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与国民党军艰苦战斗七昼夜，因寡不敌众于27日奉命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随后占领了爷台山等地宽100里、长20里的地方。国民党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农具、家具、衣物、住房均被烧毁，人民群众遭受巨大灾难。据不完全统计，仅十里原、西坡、张家岭和刘家堡等村，就抢去小麦300多石，群众损失高达4500万法币。

为彻底粉碎国民党扩大内战的阴谋，防止其发动新的攻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命令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二旅和三五八旅火速增援关中分区，成立了以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的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参战部队。张宗逊、习仲勋等实地勘察了

地形并分析了敌我态势后，决心趁敌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爷台山守敌，以彻底挫败国民党军侵犯边区的阴谋。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工作过6年，深谙当地地理人情，和当地群众有着深厚感情。在习仲勋领导下，关中分区各级地方政府积极行动起来。赤水、淳耀县迅速联合成立了战地工作团，具体负责担架、运输、向导、军鞋、筹粮、烧水、做饭和抢救伤员等各项支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赤水县就组织支前队员1400人，出动担架400多副，筹集军粮6万余斤，送军鞋1万余双。8月8日晚23时，参战部队全线出击，经过3天激战，终于在8月10日夺回爷台山，赶走了来犯的国民党军队，收复了全部失地，取得了爷台山自卫反击战的彻底胜利。爷台山自卫反击战，重创了国民党军暂编五十九师，全歼入侵之敌5个连，毙敌营长、副营长各1名，俘敌连长以下官兵100多名，缴获轻重机枪19挺及大批枪支弹药。

爷台山战役的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指出：“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爷台山战役的胜利，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粉碎了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的军事进攻，保卫了边区，保卫了延安和党中央，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对巩固边区和随后的解放战争都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节 陇东分区的成立

国民党顽固派搞磨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不仅没有达到削弱共产党的目的，反而使共产党通过反磨擦斗争扩大了在全国的影响，增强了力量，巩固了在边区的领导地位。

一、陇东分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成立

第二次陇东磨擦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将原统战区庆阳、合水的国民党政权“礼送出境”。为了维护边区的安全，巩固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组织陇东分区专员公署，管理庆阳、合水、镇原三县政府，并分别成立该三县县政府”，任命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为专员，朱开铨为副专员兼庆阳县长。并要求：“(一)努力使庆阳、合水、镇原三县之行政完全做到归边区管辖，一切工作制度均能边区化。(二)目前应努力争取群众，巩固内部团结。在庆阳、合水、镇原、宁县等4县之扩军和募捐等，暂时均停止，候群众稳定后再决定举行。在组织清洗隐藏的坏分子。把干部中有政治问题的经过审查后处理之。(三)组织县府的干部待派来之外，可要求庆环帮助外，再不足由边府继续增加。(四)对附近友区，仍应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五)县长就职后施政方针的报告均已拟就，请书写张贴于各要道与村镇。(六)组织县府经过及群众情形，请随时见告。”边区党委和政府还任命了新成立的各县县长和主要科的科长。可见，为了在统战区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边区政府做了周密的安排。

1940年1月，庆阳县政府筹备小组成立，人员以抗敌后援会成员为主。2月，宣布成立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朱开铨到任时，干部奇缺，除了上级派来的保安科长郑自兴和秘书秦平等同志外，仅有秘书姚静波、张冰泉和行政管理员王子厚，通讯员李振海等数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委县政府物色人才，充实各科室人员，组织人力物力重修北关大石桥，调拨粮款，放赈救灾。为了便于巩固新政权，将过去的行政区缩小划分为6个区，后来又设立了庆阳市和新堡区，共辖1市6区45乡政府。

同月，合水县抗日民主政权宣布成立。边区政府任命高朗亭为县长。下设一科(民政)、二科(财政)、三科(文教)、四科(建设)和保安科及裁判处(类似法院)。各科长和裁判员亦由边区政府任命。县政府还成立了临时委员会(参议会未成立前的临时参政机构)，吸收地方公正绅士协助政府各项工作。此时，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仍沿用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直到1941年5月，乡选后才正式更名为区、乡政府和行政村、自然村等。

3月1日，镇原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马渠镇宣布成立，并发布了布告，公布了8条施政方针，主要是：实行总理遗嘱，唤起境内民众，努力抗战救国事业；实行民族主义，讨伐汉奸汪精卫；实行民权主义，民选县、区、乡三级政府，保障人民有抗日救国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实行民生主义，废止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发展农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拥护八路军，巩固抗日后方等。

上述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边区政府要求各县“改选保甲长，以民主方式，洗刷坏的保、甲长；扩大与成立各县保安队；继续开展民运工作。”要求各县以民主的方式迅速实现由旧政权向新政权的过渡。

4月20日，陇东分区正式成立，管理庆阳、镇原、合水3县行政。5月1日，发表了告陇东同胞书，就关于陇东专员公署成立的一些问题向陇东民众做了解释和承诺。专员公署成立的目的是：“第一，为了巩固抗日后方，坚持对日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第二，为了健全边区行政组织，实现民主政治，使整个边区负担起抗战应有的模范作用。第三，为了配合全国进步，克服陇东政治环境中的一切倒退逆流。”专员公署向广大陇东民众作出了三项承诺：“第一，遵循总理遗嘱，唤起陇东民众，为抗战建国事业共同奋斗到底。特别要为彻底肃清汉奸汪精卫及其徒子徒孙们奋斗到底。第二，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除汉奸外，人人有绝对的言论、集会、结社、居住、走路、读书、武装抗日等民主权利。另外，各级政府一律民选，取消过去一切黑暗设施和包办方式，真正做到还政于民。第三，尽量改善抗日人民生活，取消苛捐杂税，实行三成减租，二分减息，优待抗属。开办免费学校，救济失业青年，救济灾民难民，发展工商业，调剂地方经济；肃清汉奸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并对陇东民众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主要包括积极参加抗战动员工作；积极参加宪政运动；积极投资工农商业，发展陇东地方经济；破除迷信，禁止缠足，戒烟戒赌，不买卖仇货，接受教育和监督抗日政府等八个方面。陇东分区专员公署告陇东同胞书充分体现了新成立的政权是一个抗日民主的政权，是一个为民众谋利益的政权。

二、中共陇东地委的成立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级党组织关系的决定》(简称《九一决定》)，强调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对党政军民实行一元化领导，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群团工作的现象。中共陇东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九一决定》精神。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撤销陇东军政委员会，将陇东分委更名为陇东地委，确定陇东地委为陇东分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领导全分区党政军组织，马文瑞、段德彰先后担任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兼任地方部队政治委员，地委领导成员由陇东地方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组成。陇东分区各县县委也按照这个格局进行了调整，确定各县委为一个县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工作上，实行党政分开，党委对政权系统实行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搞包办代替，下级党委认真执行同级参议会及政府的决定和法令，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通过自己的党员去实现。陇东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坚持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教育党员干部把服从党的领导看成是服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与纪律。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上，无论机关、学校、工厂，有3名党员都建立党的支部，农村则以行政乡为单位建立党的支部。通过对《九一决定》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陇东根据地的贯彻执行，使陇东党组织逐步得到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