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网首页

第十二章  陇东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

第一节  建立党的组织与扩大党的队伍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在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陇东地方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在党组织广泛建立的同时，党的队伍获得巨大发展。至1945年3月，陇东分区共有党员5051人，其中抗战期间发展党员4342人，约占党员总人数的86％，。在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建设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走向成熟。

一、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党组织的发展，认为要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建立强大的党组织是必需的。中共中央清醒地意识到，当时党的组织力量落后于党的政治影响和形势需要，许多重要地区党组织力量弱小，甚至尚无党的组织。因此，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员队伍，成为当时迫切而重要的任务。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要打破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打破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甚至取消党的发展的倾向，要大胆地把党组织的大门向积极进步的工人、雇农、革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及勇敢坚决的下级官兵敞开。要使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1939年9月2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组织部发出《关于巩固和扩大党组织的指示信》，再次要求严密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对此前工作中不敢介绍学生及知识分子入党等倾向作了批评，强调有计划地发展党的组织，必须把发展组织当成一项经常的工作，每个党员必须把发展组织当成经常的责任。

陇东地处抗日后方，又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东党组织肩负着领导陇东人民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从财政、物力、人力各方面支援抗日前线的重要任务。所以，这个时期尤其注重和加强党组织建设，并获得快速发展。当时，庆阳地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实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如庆环分区和关中分区所属各县；一部分是在西安事变后新开辟的地区，实行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区别于苏区或老区，叫统一战线区。根据这两类地区的不同情况，陇东党组织采取不同形式和策略，建立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建设。

陇东党组织不断发展的同时，名称和隶属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抗战前期，陇东党组织主要包括：庆环分区党委(1937年9月一1940年8月)、隶属于关中分区的新正和新宁县的党组织、中共陕甘宁省委(1936年5月——1937年9月)、中共陇东特委(1937年7月建立，1938年7月并入庆环分区党委)。1940年9月以后，主要是中共陇东分区特委会(简称陇东分委，1943年改为陇东地委)以及由其领导的建立在陇东根据地周边国统区的宁县工委、平东工委等。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党组织得到巨大发展，基本构建起县、区、乡、村党的组织系统，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保障了各项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

各级党组织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精神，陇东党组织对发展党员工作高度重视，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39年底，“友区和新区新发展党员有1000多名，全分区共有党员7000多名”。

1942年，陇东特委书记马文瑞在工作总结中，将工作成绩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打下了党的工作基础，发展党员五六下名，在干部本地化的过程中，提拔和培养了大量本地党的干部，县政府、区乡级干部和群众团体主要南本地干部担任，有利于党的工作开展。第二，根据中共中央和边区党委的部署，完成党在各个时期工作中心任务，如1939年党中央号召生产自给，“陇东党认真执行了中央这一号召，开始了生产自给运动。几年来，已经达到了生产自给的目的”；1941年工作重点是为克服困难，进行运盐、征粮和送粮以及推行国债，1942年工作重点是审查干部等。陇东党组织都按时完成任务，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财政动员任务，如征粮、运盐等”。第三，领导陇东人民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做出了相当成绩，“如农业上开垦荒地达30万亩，合作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增办国民小学100多所，还有7所完全小学，一所中学”。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陇东根据地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不仅得到发展壮大，而且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坚领导力量，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国统区党组织的发展

1937年7月以后，在陇东特委的领导下，党组织在陇东抗日根据地周边国统区得到迅速发展，到1937年底，在庆阳、合水、宁县、驿马关、固原、西峰等国统区发展党员1500余名。

1939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代理书记罗云鹏前往延安，参加西北工委召开的会议。会议对中共甘肃工委的工作进行了讨论，根据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日益加剧的形势，指示工委注意改变工作方法，采取措施开展秘密活动。罗云鹏回到兰州后，积极贯彻会议精神，为能多渠道与党中央保持联系，除继续通过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党中央保持联系外，决定再开辟一条从兰州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经讨论研究，建立地下交通线的任务由工委委员兼靖远县委书记郑重远负责。经过郑重远等人千里跋涉、依靠群众、实地勘察的不懈努力，一条从兰州经靖远、海原、固原、庆阳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终于在1940年初开通。党中央的指示和工委的信件，通过交通员不断传递于兰州与延安之问。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到破坏，这条交通线受到严重影响。

中共甘肃工委遭到破坏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与上级失去联系，面临的形势和所处的环境十分恶劣，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处于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甘肃党的领导机构。1942年3月，西北局民运部部长贾拓夫主持召开原甘肃工委负责人座谈会，当时在延安的原甘肃工委负责组织工作的郑重远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甘肃工委的工作经验和教训，提出恢复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领导机关的建议。4月1日，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提出：“为了甘肃工作能与宁夏工作密切配合，并帮助宁夏工作的开展，同时由于甘肃宁夏两省的地理历史的相属关系，以及少数民族的普遍分布关系，应设立一甘宁工委，以指导甘宁两省工作。”座谈会后，西北局在庆阳专门设立“陇东调查站”，由朱敏、方晨等人负责，调查中共甘肃工委被破坏后，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及党员的情况，为恢复党在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机关做准备。

1942年8月，西北局作出《对甘肃工作的决定》，认为“甘肃党自1940年领导机关破坏后，两年来由于某些暴露干部的撤退及组织关系的隔绝，所以基本上保留了党的组织基础，正因为如此，一般干部党员对党的‘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还未深刻了解或不知道。因此，党员中表现‘乱冲乱闯’的左的毛病者有之，表现‘没有前途’的消极情绪者亦有之。党的组织上的混乱状态还未结束，党外的社会群众活动也是非常薄弱的。此种情况，要求党迅速的整顿甘肃党的工作。”“为了有计划地整理与推进甘肃的工作，决定重新建立甘肃工委，驻在边区境内，领导外面甘肃党的工作。”并要求甘肃党组织“应设法在宁夏、青海建立党的组织”。根据西北局这一决定，贾拓夫派陈成义、李仰南到庆阳先行开展工作，不久又派孙作宾、刘杰、丁志明、万良才等到庆阳开展工作。1942年10月，中共甘宁工委在庆阳正式成立，书记孙作宾，委员陈成义、李仰南等。中共甘宁工委成立后，派李仰南、穆德彪到盐池和三段地调查了解宁夏情况。1943年7月，因受“抢救失足者运动”影响，甘肃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甘宁工委负责同志几乎都被隔离审查。甘宁工委的工作暂时由陇东地委统战部副部长朱敏负责。后来，朱敏也被隔离审查刚刚打开局面的中共甘宁工委的工作被迫中断。

中共甘宁工委从成立到结束仅存在几个月，所做工作虽然有限，但它认真总结了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的经验教训，明确了工作任务和方针，为后来发展党组织工作提供了借鉴。

同一时期，为了打破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共平泾工委、新区工委和后来的中共平东工委先后在镇原新城、三岔、马渠等地建立秘密交通站和联络点，承担与兰州、西安、重庆等地的联络、部分物资采购及护送人员出入延安等任务。

在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不断挑起磨擦事件的复杂严峻局面下，国统区党组织在搜集传递情报、营救党内被俘同志、采购急需稀缺物资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第二节 党的宣传教育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和党员队伍的迅猛壮大，对新党员加强思想教育，进一步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针对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承担的重要任务，陇东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结合党员干部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等实际情况，开展了大量具有针对性和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

一、干部的教育培训

1937年9月，庆环分区党委在曲子县东沟岳王庙创办分区党校，庆环分区党校是陇东地区创办最早的一所干部学校，也是党在甘肃省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分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彭飞兼任校长，教员由分区党委委员、党委各部门和专员公署各负责同志兼任，主要有吴广文、李景膺、马仰西、孙明等人。培训对象主要是庆环分区所辖各县属科、部、局以及区级干部。在教学安排上不仅重视理论学习，还注重社会实践活动。1937年12月，庆环分区党校选派部分学员前往华池、曲子、环县等地开展征粮、征兵的宣传动员工作。经过一段社会实践活动，又返校学习，使理论辅导与工作实践密切结合，庆环分区党校以岳王庙三间破庙和四孔菩萨土窑洞为教室、宿舍，在缺少桌凳、纸笔等学习用品的艰苦条件下，坚持开办了两期学习班，为根据地培养德才兼备的党政干部近100名，至1938年夏停办。

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对党的建设作了全面部署，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时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制定了党员队伍建设的方针、政策，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决定加强党对干部的教育，加强党校教育，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提出了党的宣传方针。1938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陇东根据地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在职干部教育，主要是提高地方党政、军事干部的文化、政治、军事素质，以适应革命战争和政权建设的需要。各级党组织根据当地干部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政策理论水平不高的实际，采取在职学习和离职培训相结合的形式以提高干部素质。在职学习主要是通过办夜校、办补习班，学习文化和政治理论，离职培训主要以举办培训班的形式进行。

1938年至1939年底，庆环分区党委先后举办7期区、乡干部培训班，培训区乡干部149人；共举办各种长短不一、不定期学习培训班28期，离职参加学习和培训的各级干部1046人(次)。同时还选派干部离职参加边区党校、分区党校、陇东中学干训班的学习和轮训。对干部教育一般是先从学习文化人手，逐步过渡到历史、地理、政治理论的系统学习。1939年，陇东各县的干部教育机制初具规模，仅环县就成立区级干部识字组11个，乡级干部识字组40个。在干部教育中还注重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1940年，陇东分委组织分区、县两级干部系统地学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下册)、《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等理论书籍，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1940年下半年，陇东分委制定干部教育长远规划，加强干部正规化教育，积极为全分区培养德才兼备的地方干部。1941年至1945年，中共陇东分委和陇东地委共举办干部培训班12期，先后培训县、区干部3000多名。

妇女干部的培训培养受到格外重视。1938年到1939年底，庆环分区党委以及曲子、华池、环县、庆阳等县举办了妇女干部培训班，共培训妇女干部67人。1941年陇东中学代为培训妇女干部24名，1943年陇东中学对教学进行调整时，更加注意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和提高，专门开设妇女干部培训班，对妇女干部进行妇女运动史、政治常识、妇女卫生常识等方面的教育。

1942年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共陇东分委贯彻《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精神，把干部教育与整风运动紧密结合，认真学习整风文件，联系实际进行思想、工作检查，使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陇东分委主要领导干部普遍到中央举办的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离职学习。1943年以后，陇东地委、专署为使在职干部教育正规化、制度化，在分区和各县、区成立学习指导委员会，各乡成立学习小组，建立健全各项学习考核、奖惩制度。规定在职干部可根据自己的文化水平及其他具体条件，选择学习科目，但每人至少必须学习一门。规定地、县级干部每人每天学习两小时的学习制度。县以上干部除进行业务教育外，还进行理论学习；区级干部以学习文化为主，政治教育与业务教育为辅；各级县委分期分批组织训练团深入乡村，巡回对区、乡、村三级干部进行训练。乡村干部以识字、扫盲为主。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陇东分区各县举办的区、乡干部训练班共培训区、乡干部522人。

1943年，陇东地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第一”的指示，对陇东中学的教学进行调整，增加对于部教育的任务，开设地方干部训练班(简称地干班)。地干班培训的对象主要是区、乡级干部和少量的县级干部，教学原则是“因人施教”、“学以致用”和“理论联系实际”，目的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增强群众观念和革命观念。陇东中学地干班从1943年招收第一届学员开始，到1947年上半年，共培训干部308人。

陇东党组织除了加强正面教育外，还通过对犯错误干部的严肃处理，进行反面教育。经过严密审查，陇东党组织对犯有严重错误的10名区级干部、21名乡级干部分别给予党纪处分，对个别违法乱纪的干部予以法律制裁。

陇东党组织通过干部教育，纠正了影响党内团结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错误倾向，增强了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培养了各级干部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和扎扎实实开展工作的作风，各级干部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有了普遍提高。

二、党员的教育培训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各根据地党组织大力加强发展党员的工作，党员队伍得到急速发展。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陇东地区各级党组织在工人、雇农、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中，大力宣传教育，培养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至1937年底，庆环分区党委和陇东特委已有党员6000多名，1938年到1939年上半年又发展党员1600多名。由于短时间内党组织急速发展，党员队伍迅猛壮大，出现了在新发展的党员中搞突击、审查不严、普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等问题，如环县某支部书记在一天之内就发展5名党员。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造成了党员队伍不纯，使党的组织与抗日群众团体的区别在某些方面模糊起来，严重影响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针对党组织和党员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使党组织的发展回到正确轨道上。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提出已有相当数量党员的地方一律停止发展，集中进行巩固工作。1939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后，陕甘宁边区党委开始部署巩固党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陕甘宁边区的部署，陇东分委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以进行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为基础，开展对基层党组织的巩固工作。在发展党员时，尤其注重党员的培训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在巩固工作中，各级党委举办了两期以上区乡干部培训班，提高区乡干部党性素养和工作能力；对党的干部进行了审查；召开了分区党员代表大会和各级支部党员大会。

陇东分委把支部教育当作对党员教育的基础工作之一，重视对党员的思想和作风教育，重视和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明确规定党支部教育的方针是：提高支部和党员文化水平，使每个党员懂得怎样做一个合格党员。在党支部教育中，根据每个党员的政治素质、文化程度和实际工作表现，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思想和作风教育。

1940年2月至8月，庆环分委、陇东分委在党员中普遍开展了一次审查工作，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作风进行整顿，纠正强迫命令、贪污腐化、违反群众纪律等作风问题，进一步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加强党员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在审查工作中对缺乏党的知识、不了解党纪党规、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党员，进行帮助和教育，提高对党的认识；对那些突击发展、经过教育觉悟仍很低的、不起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劝其退党；对少数立场不坚定者、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坚决清除出党。陇东分委派干部深入群众，对基层干部进行说服教育，对有些错误严重的干部给予纪律处分。乡级干部受撤职处分的有21人，区级干部受处分的也不少，个别错误十分严重的，不仅给予党内处分，还受到法制制裁，合水某区委书记就因贪污了二三十两鸦片及数百元被判刑3年。

1942年，陇东分委书记马文瑞在总结陇东党的建设工作时指出，陇东分委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从分委到各县委，开办训练班，对区乡级干部进行训练。第二，在区乡支部中办流动训练班，对党员进行教育。第三，继续审查党员干部的工作。第四，在友区继续加强党的秘密工作。”

通过整顿、教育和学习，清除了不合格党员，纯洁了党的队伍，加强了学习和教育，提高了党员队伍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统一了思想，教育了干部，陇东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变得更加巩固、成熟，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陇东报》《关中报》等报刊的创办

1937年10月，陇东特委创办了《救亡日报》，张文华任社长兼主编。报纸八开两版，开始每周出一期，后改为五日刊，每期发行300多份。当时陇东特委对外名义是“陕甘宁边区陇东办事处”，报纸“以激进的民主主义抗日态度出现”，主要以农民、商人和军队干部战士为读者对象，发行范围在陇东特委所辖各县，刊登的主要内容为抗战前线的消息和地方民众运动、地方工作情况等。陇东特委与庆环分区党委合并后，《救亡日报》出版175期停刊。1938年3月，陇东特委在原《救亡日报》基础上创办《救亡报》，作为特委的机关报，该报出版474期后，1942年7月改版为《陇东报》，毛泽东亲自为其题写报头。次年，陇东特委改为陇东地委后，《陇东报》成为地委机关报，陇东地委宣传部部长吴铁鸣任社长。

《陇东报》是在《救亡报》的基础上创办的，但期数从第一期记起，扩大了版面页，为四开四版，出版周期先为周报，后为五日刊。《陇东报》创刊时正值根据地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办报经费、场地、人员都比较紧张，如报纸是用质地较差的土纸印刷，编辑、刻钢板、油印都在一个大房间，工作人员包括社长、编辑、记者和刻钢板的工人总共不过五六人。后来随着根据地经济的好转，《陇东报》也有所发展，1945年抗战胜利前，印刷由原来油印变为石印，发行量也增加到1000份左右，人员增加到10余人。解放战争开始后，随着战争环境的到来，《陇东报》随陇东地委机关转移到华池一带，毛驴驮着印刷机、油墨、纸张，石印机过于笨重，在转战中不方便，就改为油印。尽管人员减少到五六人，但报纸没有停办，到1949年8月3日庆阳全境解放，《陇东报》共出版408期。

抗战时期，《陇东报》是庆阳最有分量和影响力的报纸。作为党报，主要职责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人民，武装人民，提高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宣传陇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宣传形势，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反映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成就。总之，《陇东报》在宣传政策、教育群众、鼓舞人心，建设发展和巩固陇东革命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9年，为了指导关中分区军民建设边区和进行反封锁、反磨擦斗争，时任关中分委书记的习仲勋决定创办分委机关报，以利于坚持长期斗争。他的提议得到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同意。1940年4月，《关中报》创刊于关中分委机关驻地新正县雷庄村，并组成关中报社，分委宣传部部长高仰云兼任社长，胡炎任主编。《关中报》创刊时，报头由习仲勋题写；后又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题写。该报最初是油印、四开两版的周刊，1941年4月创刊1周年时，改为日刊、两版，毛泽东欣然执笔为其题名。1944年9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办的《部队生活》与《关中报》合刊，改为五日刊、四开版的石印报。警备区政治部派出3人常驻报社，专门负责“部队生活”专版。后来又兼出《学习导报》《大众读物》《时事要闻》等油印报。此时报纸的发行量由400份增加到800份左右，1945年达到1400多份。1945年7月，《关中报》又改为三日刊、两版。抗日战争胜利后，还不定期编发《时事要闻》，每期发行400多份。

《关中报》结合各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办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良好口碑，被称为“黄土地孕育的红奇葩”、“战火中飞出的金凤凰”。在西北局召开的宣传部长会议上，它被一致认为是在边区各分区的报纸中办得较好的。1944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会上，它被赞誉为边区地方报纸的模范。12月，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也给予它高度评价——“《关中报》办的最好”!《关中报》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动群众支援边区建设的热情，鼓舞抗日胜利的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中报》是党和人民的连心桥”的比喻，生动地概括了它的历史使命和作用。

此外，陇东、关中的各级政府、八路军和解放军驻军以及各机构还创办了各种报刊。如红军教导师驻防庆阳期间，政治部创办了《火焰报》，主要任务和内容是报道部队的工作和活动，并对陇东统战区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民众运动等主要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八路军三八五旅机关报《民众先锋》，1940年4月创刊，1946年停刊，主要报道部队的军事斗争和部队建设，曾被国民党列为查禁的报纸之一。三八五旅七七。团机关报《大生产战斗快报》，1943年春创刊于华池县大凤川，次年七七。团离开陇东后停刊，以反映七七。团在大凤川的学习、生产和练兵等活动，总结交流典型经验，褒扬英雄模范人物为内容。抗大七分校机关报《抗大》（原名为《抗大生活》，1943年抗大七分校迁至陇东后改名为《抗大》）1945年11月停刊，共出版78期，以宣传抗大七分校的教学、生产为主。中共新宁县委机关报《新宁报》，1944年10月创刊，主要配合全县工作进行宣传和报道，1946年停刊，共出版50余期。此外，还有中共镇原县委宣传部的《群众生活》、中共陇东地委统战部主办的《陇报简讯》、中共陇东地委秘书处的《工作参考》、三八五旅政治部的《部队通讯》、三八五旅警七团的《边防战士》、八路军教导旅的《战旗》及该旅一团的《前哨》、新四旅的《反攻》、十六团的《冲锋报》、警三旅政治处的《战士导报》、七团的《战士先锋》等。

《陇东报》《关中报》等报刊，虽然出版时间长短不一，但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陇东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社会和人民生活情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陇东新闻事业的先声。这些报刊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政策，表彰了模范典型，鼓舞了民心士气，不仅记录了陇东革命历史，而且还充当了时代的喉舌，吹响了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号角。

第三节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坚持团结抗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战胜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攻势、经济封锁和军事挑衅，使陇东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陇东革命根据地，陇东各级党组织严格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政策上作了一系列规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形成了各阶级、各阶层、各领域、各民族团结合作的良好局面。

政治上，实施抗日民主政治制度。陇东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与边区其他地方一样，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建立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代表抗日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意志。在实行普选的议会民主制度的指导下，地主、富农、绅士、资本家等也享有公民权，团结了一切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人们，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扩大。

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陇东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有四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陇东分区党委和专署高度重视普选工作，把普选工作作为加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大事来抓，在各次普选工作中成立“陇东分区选举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对各县的选举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安排和指导，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宣传，保证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陇东根据地人民把普选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积极参与，并在选举实践中创造出各种适应当地民主选举的方式。三是在政权人员结构组成上贯彻“三三制”原则，各级参议会、政府委员会人员组成都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政权人员中共产党员的比例都在三分之一以内。四是在1942年的改选中，贯彻了抗日政权建设中“精兵简政”的方针，于1943年完成了对政权机关的精简整编，使陇东各级政权机构设置更趋合理，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加强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经济上，实行统一战线的经济政策。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确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为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已分配土地的地区，保证农民已分得土地的既得利益，颁发土地证，承认地权；在没经过土改的地区，停止分配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保护地主土地的地权和佃户的租佃权，调整租佃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缓和阶级矛盾，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从1937年到1940年初，陇东根据地开始宣传和实施“减租减息”政策，由于当时存在统战区等特殊情况，减租工作开展得不彻底。1940年9月，陇东根据地全面开展减租减息工作。1942年至1943年，陇东根据地又进行了大规模认真细致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和地主的利益都得到保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陇东根据地在全面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同时，还贯彻中共中央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实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一致的发展工业、商业贸易、财政税收、金融以及奖励和保护私人工商业等方面的政策。

民族关系上，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平等团结工作。陇东分区及新正、新宁县境内有一些回族居民，其中一部分聚居在镇原县三岔乡和新正县的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曲子、环县等地也有散居户。到1941年，陇东根据地回族居民总计约350多户，1500多口人。陇东、关中两分区及当地党和政府，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政治上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他们的民族自治权利，尊重其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帮助他们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在生产、生活上给予大力扶持与照顾，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陇东根据地在民族工作中，按照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精神，把实行民族自治，建立民族自治政权，作为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治保障。早在1934年冬，新正县龙嘴子回民乡就成立了临时革命政权。1936年7月，关中特区的新正县成立了龙嘴子回族自治乡，建立了陇东第一个民族自治政权。在1941年边区第二次普选中，陇东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镇原县三岔回族自治乡、关中分区新正县一区一乡等回族自治乡，回族群众自己选举产生乡议会、乡政府和出席县参议会的议员。新正县还推选出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回族特邀参议员。陇东分区各县共有6名回族县参议员。1941年，新正县帮助回族群众修建一座清真寺，组建回族抗日游击队。为更好地开展民族工作，1942年边区政府在陇东分区专署、关中分区专署设立民族事务科，镇原、曲子、环县等县政府第一科设有民族事务科员1人。

陇东根据地党和政府还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1937年秋，新正县在回族聚居区的龙嘴子、杨家台成立两所伊斯兰小学，还在各村开设读书班、夜校，请回族教师任教，教授回、汉两种文字。1940年，新正县政府第三科成立回民教育管理委员会，聘请两名阿訇参加管理，并拨款修缮了龙嘴子清真寺。镇原县政府在回族聚居区三岔乡创办一所伊斯兰小学。1939年至1941年，陇东分区为方便回族群众，先后在曲子市、环县庙儿掌、镇原三岔建起3座清真寺。1941年，新正县成立边区文化协会关中分会回民支会，1942年成立回民研究会，专门研究回族历史文化与宗教信仰等。由于陇东根据地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但本地的回族群众在这里安居乐业，还吸引着根据地周边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回族群众陆续进入根据地生活。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当地汉族群众十分注意民族团结，回、汉群众和睦相处，形成了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局面。

在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了陇东根据地内部各阶级、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缓和了矛盾，减轻了阻力，使广大群众团结一致，一心一意投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中。

二、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6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争取友军，孤立反共顽固分子的策略》。1940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争取友军的问题，指出：必须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而在友军中则须开展交朋友工作，以便争取200万军队继续抗日。但是国民党政府不断制造磨擦，破坏团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屡屡制造事端。从1943年冬开始，国民党从河南抗日前线调第十七军高桂兹部驻防固原，执行包围、封锁、蚕食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4年，第十七军移驻平凉、固原一线。第十七军是一支陕北的老牌部队，其各级军官和士兵大多与陕甘宁边区有乡土、血缘关系，而且他们还曾在北岳地区与八路军共同抗战。为了争取这支部队，中共陇东特委统战部于1944年冬在庆阳专门成立中共十七军工作委员会(简称十七军工委)，由统战部部长朱敏及中共环县委员会书记李世臣、镇原县委书记陈致中、三八五旅四团团长白寿康、中共甘肃工委军事科长丁志民等人负责。

通过中共十七军工委的大量工作，第十七军从军、师、团、营、连各级军官到士兵，很多人与边区建立友好关系。陇东地委还多次派环县干部齐应凯去固原，通过该军辎重团团长、高桂滋的亲信齐天然(齐应凯叔父)与高桂滋建立联系。并给高桂滋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通过长期做工作，高桂滋表示他的部队绝不打八路军；齐天然还帮助边区建立了由固原经王洼子至三岔的秘密交通线。

十七军四连排长许建章，曾是山西牺盟会决死队员，国共合作初期曾在山西国民党军官教导团受训，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深恶痛绝。十七军工委派镇原县保安科侦察员孙克录深入固原第十七军驻地，与许建章建立联系。经边区党组织做周密细致的工作后，许建章决定弃暗投明，率兵起义。1944年6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绝大多数官兵已决意参加革命，许建章召开起义士兵动员会，宣布起义。在八路军接应部队的帮助下，起义军顺利到达董家渠。中共镇原县委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起义取得胜利。会上，县委书记陈致中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高度赞扬起义官兵的革命精神，并代表中共十七军工委和陇东地委向他们表示问候和敬意，热忱欢迎他们加入革命阵营。这一天，镇原四乡群众听到国民党部队起义的消息后，纷纷赶至会场，敲锣打鼓，喜庆联欢。

取得策反工作胜利后，为了继续加强对国民党第十七军的统战工作，十七军工委又分别在镇原三岔和环县苦水掌设立两个联络点，通过各种渠道与国民党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副军长兼新编第二师师长高增基及第八十四师师长艾杰山等接触。经过数次主动联络和沟通，中共十七军工委与高增基、齐天然等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党组织及时派出一名地下工作者，常驻高增基家中，保持双方的密切联系。此后，在高增基和齐天然协助下，国民党第十七军将驻扎在王洼子一带的部队撤至固原北川一带驻扎，陕甘宁边区西线对峙缓解，再未发生战事。由于这一地区的封锁减弱，周边的商贸活动日益频繁，边区内的土特产可以运出去，边区外的日用百货布匹也可以送进来，当地的经济有所恢复，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除争取国民党第十七军外，陇东根据地还贯彻中共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精神，做了大量争取友军的工作。关中分区在新宁县的盘克、新正县的湫头以及职田镇等地设立“收容友区官兵招待所”，收容和教育在反顽斗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并规定凡国军官兵携枪投归者，发给路费5元，奖励30元，仅在1940年7月中旬，国民党预三师周开勋部士兵投诚者就有15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中共十七军工委的统战工作得以延续。1945年12月，中共十七军工委委员丁志明和陇东地委秘书长孙君一派遣环县县委统战部干部艾青山到居住在固原县的国民党十七军副军长高建白家中，向中国民主同盟西北负责人杜斌丞传递了解放区党组织的秘密信件，加强了解放区党组织、固原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十七军三方面的联系与合作。不久，国民党十七军与陕甘宁解放区保持的友好关系，引起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怀疑，于1946年将该军调往甘肃武威驻防。至此，中共十七军工委的历史使命也告完成。

为了做好边区周围国民党地方公职人员及各方面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陇东根据地除统战部门单独活动外，还通过边区的商业贸易部门、设在红白边界的检查站以及保安部门开展工作。如1940年以后，陇东特委曾派统战干部窦志安任镇原三岔贸易公司副经理，指定三岔独立营参谋高俞修负责孟坝、马渠、三岔等各检查站工作。他们通过做生意与国统区商人、军政人员广交朋友，宣传边区情况和各项政策，通过他们采购运进边区所需物品。为了争取中间人士和进步分子，关中分区发布《告友区公正绅士书》，晓以民族大义，宣传团结抗日。通过团结和争取工作，使国统区的一些上层进步人士与边区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关系，做了许多有益团结抗战的工作，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

关中地区的地下交通线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派出联络员建立党的地下联络点(情报站)100余处，建立了一条由西安通往边区的地下交通线。在正宁县，党组织团结争取为人正派、交际甚广的国民党正宁县商务会长、山河镇“大顺通”商号张振襄(字赞臣)，在他的牛坡酒坊成立秘密联络点，为游击队传递情报。他还购运物资，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多次出资疏通关节，掩护营救干部战士10余人。

国统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有效开展，缓和了根据地周边环境，促进了商贸交流，活跃了根据地经济，缓解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扩大了党的影响力。

第四节 陇东党组织的整风运动

遵义会议以来，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同时随着大量新党员的加入，党组织的不断壮大，抗日形势的日益复杂，中国共产党面临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严峻考验。为了解决新问题，迎接新任务新挑战，巩固抗日根据地政权，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提高党员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已经势在必行。陇东根据地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上述问题，有些方面还表现比较突出。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思想上进行一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统一认识，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

一、整风运动的发动

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针对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重要任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毛泽东又在宣传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党开始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党建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陇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队伍迅速壮大。新人党的同志大部分出身农民，思想上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陇东是革命老区，许多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因此，有个别党员摆老资格。同时，由于处在抗战后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派遣特务，用各种方式对革命队伍进行分化瓦解和破坏活动，陇东解放区个别党员干部在新的斗争形势下没能经得起考验，丧失了革命立场，甚至公开投敌叛变，在党内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如在陇东反磨擦斗争严酷而复杂的环境中，原八路军驻镇原县城的七七。团第三营营长张怀兴，被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用“美人计”拉下水，泄露军事机密，幸好被及时发现未造成重大损失；原中共镇原县委宣传部部长赖辉煌、新城区委书记陈贵起等40余人公开叛变投敌，使镇原县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陇东根据地党的工作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对干部的思想作风教育不够，干部工作中的“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作风还很严重，表现在掌握和执行政策上经常发生左或右的偏差”。显然，陇东党组织和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等问题，干扰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引发了一些问题。正如李卓然在分析总结环县事变教训时所说：“三年来和平环境所产生的太平观念，自满自足、因循苟且的倾向及边区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影响到少数党员思想上的蜕化变节，影响到商人道德与资本主义思想在党内的某些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便利于外来敌人的侵袭，替外来的坏分子开辟道路的根源。”

根据中共中央整风运动的部署，结合陇东党组织和党员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陇东地区及时进行了整风运动。1942年2月下旬，关中分区党委在马栏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精神和部署关中分区的整风运动；3月18日，陇东分区党委召开全区干部学习动员大会，部署整风运动。同时各县也相继召开会议，进行整风动员，整风运动在陇东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二、整风运动的开展

1942年4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准备整顿三风工作致各地党委的信》，对边区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具体部署，要求“各省委、分委、县级组织，自六月一日起到八月三十日止为各地方学习和研究中央决定的二十二个文件的期间……到九月一日以后各地开始检查工作。这样各地方的党在时间上有了充分的准备，且随时可以把延安的经验运用到各级党的组织中去，使各地整顿三风工作获得更大的成功。”5月30日，西北局再次发出《关于在各分区和各县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等22个文件的指示》，规定整风学习时间为6个月，自1942年4月1日开始。

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部署，陇东的整风运动做得很扎实，学习阶段从1942年3月开始至1943年3月结束。陇东地委专门成立了由马文瑞、王维舟、马锡五、段德彰等人组成的学习总委员会，组织指导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22个文件。特委、专署等机关及各县相应地成立学习分委会，进行组织指导学习。同时，陇东特委将《救亡报》改为《陇东报》，刷新内容，扩大篇幅，增加副刊，以配合整风运动。各学习单位建立了秘书制度，“负责分配与保存文件、会议记录、搜集质疑问题，检查学习笔记，汇总讨论情况，向总学委汇报”。

在整风运动初期，陇东解放区主要采取集中学习的办法，组织学习班，如分区政府系统的各个学习单位根据文化程度的不同，分成两个学习小组，提出不同要求；曲子、环县、镇原也按干部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两个组，“甲组采取听报告，自学讨论的方式进行学习，乙组采取上课的方式进行”。区、乡整风运动开始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学习方法，庆阳县、曲子县“或召开联席会议，以会代训；或开办训练班，培训力量”。关中分区的新宁县“以区为单位，由区委组织进行，县委抽调部分干部和小学教员赴各区帮助学习，县委领导经常巡视检查。在学习方法上，根据绝大部分区乡干部文化程度低，采取上课的方式进行，边学习边讨论”。

6月，在学习整风文件的基础上，针对党组织内部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不正之风，陇东分区各级党委展开了全面的思想检查和工作检查。此阶段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和教育相结合，反省与批评相结合，运用中央整党文件的精神来检查党员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错误，查找不正之风存在和滋长的根源。通过查找和揭露三股歪风，在陇东分区各级党组织中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老干部中的经验主义倾向，新干部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反对宗派主义，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个别党员干部存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闹独立性的倾向；以及反对党八股的斗争。

陇东分区党委还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发财、贪污腐化行为和对落后意识倾向的斗争。为了巩固整风所取得的成就，陇东分区党委制定了工作制度、纪律守则和奖惩制度，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执行党的政策。

三、审干工作与抢救运动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各地党政军民机关中，已被混人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要求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运动，以检查工作和纠正错误思想。根据中央决定精神，1943年4月，陇东根据地整风运动进入审查干部阶段，直至当年10月底结束。

5月7日，西北局发出指示，要求进行系统的干部审查和工作检查。陇东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安排各县重新组织干部整风学习。9月6日，陇东地委举办整风训练班。审干工作初期，陇东地区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和风细雨”式地教育干部，对有错误的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让那些犯有错误的干部向各级组织交清问题，不隐瞒个人的历史和错误，基本上达到了弄清问题，坦白错误，提高思想认识的目的。

随着审干运动的开展，由于对敌特分子的渗入和破坏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审干工作出现了一些偏差。1942年11月，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原甘肃地下党、陕北公学学员张克勤承认是“特务”，进而制造了所谓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意指党组织外红内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冤案。“红旗党”事件波及到甘肃省的大部分党组织，许多在陇东工作的原甘肃工委的领导和党员被打成“红旗党特务”。康生在延安的做法，纷纷为各地审干所效法，用“逼、供、信”的方法迫使怀疑对象坦白。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此后，根据地开始了“抢救失足者”运动。

由于受“甘肃红旗党”错案的牵连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影响，陇东的审干运动由原来的“和风细雨”转变为举办训练班，大抓“特务”、“反革命分子”，以“抢救失足者”。9月16日，整风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要求参加训练班的同志向党说老实话”。训练班的开学，标志着陇东“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被送到训练班受审的干部主要是从国统区投奔到边区的同志，如“镇原县的干部中，凡是从国统区来的都集中到地委训练班去了”。审干运动中，陇东分区许多干部受到打击和伤害，训练班的人数从9月份的23人上升到11月份的129人。在各种各样的审查之下，一些人被迫承认是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成员、CC分子、日特、蒋特、阎特或者是“托派”等，各县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造成了严重后果。如原华池县县长第五汉杰在审干运动中自杀身亡。“抢救运动”不仅发生在机关单位，而且在乡村也多次召开“现场坦白大会”，迫使一些农民也交待自己是三青团、复兴社成员或者是CC分子。有的采取划指标的方法，如华池县“有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复兴社’，也被列为怀疑对象，强迫交待。这样的人全县达四百多人。”

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关中分区也出现了扩大化现象。1943年8月23日，关中地委在对新宁县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认为，“国民党反动派敌探奸细，在新宁已有相当普遍的组织基础，反革命活动极为严重”。要求“目前新宁党的工作应以锄奸防奸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错误地认为新宁“特务如麻”，在审干运动中按比例划分特务数量，使大批干部和群众被当作“暗杀队”、“便衣队”、“CC系”成员进行批斗，并逮捕关押20余人。新正县也同样出现了偏差，县长郭存信等5人被判为特嫌，停职反省。

随着“抢救失足者运动”问题的不断暴露，党中央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断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最后决定停止运动，进行甄别工作。7月30日，毛泽东及时发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指示。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纠正逼供信的错误。10月9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1944年2月，西北局转发《中央书记处关于审干的指示》指出，对各种情况如果不加分析区别，将所有坦白分子都认定为特务分子，就会犯严重错误。5月，陇东地委召开分区干部大会，提出“加速甄别工作”，要求“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做出合乎事实的结论”。对错划为“特务”的，要“恢复其名誉，尽可能恢复其原职或相当于原职的工作”。6月，陇东地委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提出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进行甄别。8月12日，中共陇东地委又发出《为甄别]二作给各县委的一封信》，要求各县委加速甄别工作，并对如何进行甄别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陇东各级党委通过甄别工作，恢复了错整干部的名誉。

1943年10月中旬至1944年底，是陇东根据地整风运动的总结提高阶段。陇东各级党委按照中央学习总委员会部署，组织党员干部重新学习整风文件，根据中央关于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审干方针，认真总结整风以来的经验教训，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犯错误同志进行真诚的批评和帮助，促使他们改正错误，放下包袱，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对错整的党员干部，按照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给予彻底平反；党组织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取得他们的谅解，被迫害致死的给予昭雪。1943年底，陇东地区的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1942年至1944年底的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同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克服抗战中的严重困难，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党在陇东进行的整风运动，虽然后期出现了一些偏差，走了一段弯路，但在清除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方面，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不仅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而且教育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坚持和发扬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使得陇东各级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团结和巩固，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工作深入发展，巩固和发展了陇东抗日民主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是陇东党组织发展史和自身建设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陇东党组织不断发展，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在革命实践中表现优秀的知识分子、农民等被大量吸收入党。同时，陇东根据地积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党的建设“伟大T程”，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健全组织制度，严格组织纪律，审查党员成分和进行整风运动等措施，使陇东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上更加坚定，组织上更加巩固，作风上更加优良，建立起“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组织。正是由于党的建设上取得巨大成效，有了党的坚强领导，陇东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