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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在庆阳老区的革命活动及其伟大贡献

　　——纪念刘志丹诞辰100周年

　　中共庆阳市委庆阳市人民政府

　　甘肃庆阳老区，是刘志丹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北开辟的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从1930年到1935年，刘志丹在这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长达6年的艰苦卓绝的“工农武装割据”，创建了西北红军，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培育了艰苦朴素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在纪念刘志丹诞辰100周年的时刻，庆阳老区人民更加深切地思念他，缅怀他的伟大历史贡献和崇高的领袖品格。

　　一、依据西北的社会自然环境，创造性地开拓陕甘边界武装斗争的新局面，这是刘志丹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杰出贡献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因居陇山之东习称陇东，位于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子午岭森林贯穿南北，且距西安、兰州、银川等中心城市较远。20世纪30年代，这里豪绅恶霸肆虐，兵匪强盗横行，人民群众困苦不堪。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领导人民群众创造性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刘志丹等共产党人领导了渭华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不幸这次起义遭到了失败。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刘志丹清醒地认识到，要取得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拥有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可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来创造红色武装呢?当时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刘志丹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1929年初，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在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提出利用陕甘两省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争取士兵，掌握兵权，发动起义，创建红军。当时的陕甘特委负责人畏惧敌人的白色恐怖，反对开展“兵运”，以保存力量为借口，要党员都隐蔽起来停止活动。刘志丹批评了这种右倾思想。会议最后采纳了刘志丹的主张，决定派一批党团员和革命同志打入军阀部队，从事“兵运”活动，为创造西北红军做准备。用“兵运”活动的方式来创建红军，这是刘志丹对当时全国普遍采用的工农暴动方式创建红军思路的一种创新。他为此进行了长达三年不懈努力，历经险恶，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30年夏，刘志丹受党组织派遣，打入庆阳地主军阀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开展“兵运”。他利用公开身份做掩护，寻找散落各地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在陕甘边地区秘密开展革命活动，陆续聚集起了一团人马，准备暴动。但不幸在庆阳北部的三道川，遭到惯匪张廷芝的袭击，“兵运”工作受挫。10月，刘志丹参加了在绥德召开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开展“兵运”，待条件成熟时再举行兵变，建立红色武装。会上，成立了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正副总指挥。会后不久，刘志丹即回到陕甘边界开展“兵运”。刘志丹经过周密部署，率领29名骑兵，武装奇袭合水县太白镇，消灭了陇东民团军第24营，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这就是著名的“太白收枪”。1931年1月，军阀高双城率部前来“围剿”，起义部队在宁县张皮塬战斗中失利，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这时，刘志丹决定暂时利用军阀苏雨生部来保存革命武装。经过谈判，刘志丹的部队被编为苏雨生部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同年春，刘志丹在陕西旬邑县职田镇，利用补充团名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被苏雨生发觉诱捕，后经杜斌丞等营救获释。同年夏，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又来到陇东，在军阀陈珪璋部从事“兵运”。陈珪璋任命刘志丹为其第11旅旅长，驻防宁县早胜镇。刘志丹到宁县后，很快又集合了失散的革命同志，部队发展到300余人。8月，由于军阀之间发生冲突，刘志丹部遭到袭击，部队被打散，刘志丹、马锡五等人脱险进入子午岭山区，这就是“早胜事件”。这样，从1930年8月的“三道川事件”，到1931年8月的“早胜事件”，陕甘边的“兵运”工作一年内连续遭受重大挫折。失败的沉痛教训使刘志丹深刻认识到，利用地方军阀番号做掩护，只能是权宜之计。必须把革命武装的建立同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结合起来，互相支援，共同发展。要想在陕甘边开展革命斗争，必须走毛泽东的井冈山道路，采取“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部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只有想方设法独立自主地发展革命武装，陕甘边革命斗争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在汲取“兵运”活动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刘志丹又积极探索，采用改造绿林武装的办法创建革命武装。

　　刘志丹了解得知，在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和陕西黄龙山区，有很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因受不了剥削压迫，生活无着，才被迫铤而走险，上山为匪。这些绿林武装与豪强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道路。这种构想在开始时是作为“兵运”的补充提出来的，随着“兵运”屡屡受挫，这种方式终于成为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创造西北红军的主要方式。1931年9月，刘志丹来到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集合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率领的三支农民武装和失散的我党兵运工作骨干进行整编。整编后全军共400余人，下辖3个大队;第1大队队长赵连璧，副队长刘景范;第2大队队长杨培盛，副队长白冠五;第3大队队长贾生财。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终于诞生了。

　　为了将从未受到大革命风暴洗礼、成分复杂、作风涣散、纪律松懈的旧式农民武装，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刘志丹始终坚持党对部队的统一领导，使南梁游击队成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1931年8月“早胜事件”后，刘志丹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党的组织和从事“兵运”的党员干部。他在合水脱险前，委托同情革命的陈珪璋部警卫团团长刘保堂对我党从事“兵运”的同志加以保护，并安排张秀山负责党的工作，魏佑民负责行政工作。这样，不但避免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遭受损失，而且保持了与上级党委——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系。由于刘志丹的精心安排，在三年“兵运”活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坚强的我党军政干部，在南梁游击队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保证了党在组织上对部队的政治领导，同时还使一批党员骨干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这些干部在后来的陕甘边革命斗争乃至西北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刘志丹始终坚持对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努力使其在政治素质上不断得到提高。早在“太白收枪”时，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人就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起义部队。1931年2月，起义部队在张皮塬被打散后，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人返回南梁、合水一带，拉起了三支农民武装，共约300人。他们聚集在子午岭梢林，杀富济贫，反抗国民党反动官府及豪绅的压迫。8月，刘志丹奔走于这三支农民武装之间，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贾生财、赵连璧、杨培盛等人提高思想认识，树立了革命信念，为倒水湾整编奠定了思想基础，保证了整编的顺利进行。当时，军阀陈珪璋曾以营长头衔来诱骗收编赵连璧的队伍，赵连璧斩钉截铁地说：“我宁愿跟刘志丹当兵，也不跟陈珪璋当营长。”

　　刘志丹始终坚持不懈地积蓄革命力量，为公开“打红旗”创造了条件。刚刚诞生的南梁游击队虽然没有被正式命名，但它毕竟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公开打红旗闹革命。她是我党在陕甘边第一次抛弃军阀番号而创建的红色武装，首开创建西北红军先河，使陕甘边的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1931年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转战来到南梁，与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在林锦庙会师，红色力量进一步扩大。同年冬，这两支革命武装在合水县柴桥子村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总指挥，全军下辖两个支队。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陕西省委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从此，镰刀斧头红旗在陕甘边界高高飘扬。

　　刘志丹以一个年轻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胆略、气魄和无畏精神，经过反复的“兵运”挫折和改造“绿林”的成功实践，结合实际，开拓创新，百折不挠地推动西北革命武装斗争，发展了我党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探索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道路，这是刘志丹在革命实践中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思想原则

　　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初期，刘志丹已认识到地处陕甘边界子午岭中段的华池县南梁一带山区，是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的理想地方，并着手创建工作。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大举围攻陕甘游击队。刘志丹等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灵活游击战术，指挥红军开展反围攻战斗。至5月底，红军取得歼敌1400余人的辉煌战绩，粉碎了敌军的围攻，陕甘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随即开始在正宁县寺村塬创建陕甘边第一块游击根据地。正当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初步开展之际，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陕西省委强令陕甘游击队于1932年6月脱离陇东，东进陕西韩城平原地区，结果遭受强敌围攻，红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回陇东。7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下，陕甘游击队又在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退出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进入子午岭密林。在经过了一个难以忍受的严冬后，陕甘游击队转战至宜君县转角镇，在这里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红26军的诞生，将陕甘边界的武装斗争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刘志丹积极率领陕甘边的党组织和红军投入到创建照金苏区的斗争中。不久，因坚持“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者，反对在山区建立根据地。1933年6月，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在敌重兵的围追堵截下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厄运。6月13日，陕甘边特委得到红26军失败的消息，即在三原武字区焦村将渭北游击队扩大后编为红4团，共120余人，80余支枪。8月，渭北游击区丧失，红4团转入照金苏区。10月中旬，敌军又集结4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6县地主民团共6000余人向照金苏区发起进攻。10月15日，中心区薛家寨失陷，照金苏区陷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处于危险关头。如何重建26军?如何重建根据地?如何坚持游击战争并取得胜利?这些关乎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和艰巨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的肩上。

　　刘志丹认为，陕甘边红26军之所以遭到惨败，是因为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干扰，未能实事求是地解决好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方向问题。照金苏区陷落，陕甘边红军已无立足之地;陕西省委被破坏，陕甘边党和红军与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严酷的现实给陕甘边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但坏事往往能转变为好事。没有了后方依托，却更坚定了刘志丹和红军指战员创建根据地的信心;与当时的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却摆脱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干扰。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成功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使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工作真正转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刘志丹及时提出了研究西北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和根据地建设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的建议，得到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赞同。于是，在刘志丹的主持下，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这次会议做出了三项重大决策：一是恢复红26军，成立42师;二是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坚持在南梁地区开创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三是为确保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将陕甘边区划分为三个游击战略区，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26军居中策应，并沿山脉向南北发展。

　　包家寨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正确地解决了陕甘边根据地发展的战略方向这个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为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基本格局勾画了新的蓝图。包家寨会议是一次历史性会议，会议作出的正确决策，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成熟，从而使陕甘边党和红军进入了实事求是的发展时期。

　　此后，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1月7日在合水县莲花寺对红军进行了整编，正式恢复了红26军，成立了红42师，并在横扫陕甘边界的反动武装过程中，还建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这样，由主力红军、地方红军、赤卫队所组成的革命武装力量体系形成了。武装斗争的胜利，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1934年2月，在红42师党委的主持下，胜利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土地革命在南梁革命根据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34年春，陕甘两省的反动军阀调集1万余人马，对南梁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命令地方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紧守根据地，在内线牵制打击敌军，亲率主力红军部队和地方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迂回外线，转战千里，经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围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发展到包括淳化、富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耀县、甘泉等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正式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各县区也相继建立了红色政权。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实行土地革命，发展农业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根据地人民广泛掀起了扩红运动，使红26军在原有的红3团和骑兵团的基础上，又在庆阳老区相继组建了红1团、红2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等3个团的建制，兵力扩大到2000余人，各路游击队也发展到2000余人。

　　1935年春，蒋介石集团调集4万余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妄图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扑灭西北地区的革命烈火。为了粉碎敌军的“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统一了根据地反“围剿”作战行动，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及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以刘志丹为首的西北军委的指挥下，红26军骑兵团和红1团坚持在陕甘边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消灭敌军。红26军主力红3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及红2团北上陕北，与红27军第84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经过一系列艰苦战斗，红军歼敌5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军“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安定等6座县城，并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河，东临黄河地域广阔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而且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也是党中央指挥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刘志丹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1936年4月，他率部东征，在指挥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仅33岁。他短暂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愧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三、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这是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陕甘边革命斗争中，刘志丹虽然一直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但他始终实践着共产党人的党性，善于把党性体现于自己的一言一行中，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和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本色。

　　由于刘志丹的培育和倡导，在西北红军中彻底剔除了一切旧军队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的对立关系，建立了红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从而形成了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政治优势。正是凭借这种优势，红军指战员经受住了无数次的考验，发扬了始终如一、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进攻时，勇于短兵相接，刺刀见红。防御时，不畏强敌，顽强抵抗。转移时，行动迅捷，能战胜一切天然险阻。化装进入敌人据点时，沉着机智，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刘志丹同志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与红军战士及广大群众心连心。他和红军战士一样吃野菜，住草棚，钻窑洞，身穿补了又补的衣服，脚蹬麻布鞋。一次，家里来了几个访问他的群众，他想招待却没有东西，最后找到一个南瓜，煮熟后又因缺少碗筷，只好轮流着吃。他的这种简朴作风，感染着根据地的每一个干部群众，至今传为佳话。他时刻将自己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地位和待遇，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他天天与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哪个战士叫什么名字，有什么脾性，全部清清楚楚。部队宿营，他就到各窑洞去看战士，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刘志丹遇事沉稳，成熟老练，战士们平时总是亲切地称他“老刘”。他常常和大家谈心，讲故事，说笑话，彼此之间就像亲兄弟一样。每到一地，刘志丹就深人群众，了解当地的敌情、社情。他熟悉陕甘边区的每一座山岭、每一道水沟、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村庄，指战员们都称他为“活地图”。每当红军因受“左”倾错误的干扰，在战斗中受到挫折时，刘志丹总是和大家同甘共苦，正确引导部队，使战士们相信，困难和挫折只是暂时的，胜利一定属于红军。

　　1932年冬，红军在死守正宁县五顷塬失败后，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一时间部队士气低落，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亲自动手为战士们做饭、打麻鞋，夜间替战士站岗放哨，以他的模范行动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1933年6月，红26军南下渭华，遭到全军覆没。在失败的日日夜夜里，刘志丹艰难地寻找失落的干部和战士，积极做思想工作，耐心地进行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使大家坚持战斗。在终南山，刘志丹患病在身，体质虚弱，干部战士见了都非常难过。刘志丹却鼓励大家：“月亮都有时圆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来呀!咱们道理正，劳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还用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安慰大家：“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在刘志丹的影响带动下，幸存的红军指战员挺起了胸膛，打起了精神，下定决心，返回陕甘边区，恢复红26军，扩大根据地。

　　通过刘志丹同志扎实、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广大指战员建立了自觉的革命纪律，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发扬了不骄不躁、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使整个西北红军犹如钢铁洪流，不可阻挡，成为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部队，从而在艰苦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艰巨任务。

　　今天，我们缅怀刘志丹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学习他勇于实践、善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学习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高尚品质，学习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要抓住历史机遇，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弘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艰苦奋斗的创业作风、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的老区精神，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努力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经受新的历史考验，坚持实事求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创造庆阳老区新的辉煌。

　　(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