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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队领来的一丈五尺布票像蟑螂一样躲在空荡荡的柜子里，这是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板式柜子，外面没有任何彩色的装饰，里面也没有分隔的架板。柜子里的东西之所以放得整整齐齐，除了祖母坚持打理之外，主要是家里能够用来存放的东西少之又少。有一次，趁家里大人不在，我想从中弄点核桃或者枣之类的干果，结果，还没有看出个究竟，就咕咚一声栽进了柜子。

一丈五尺布票，在进入老柜子之前就已经饱尝了无尽的寂寞。早些时候，他被夹在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父亲的口袋不大，但口袋里面比老柜子还要空旷，柜子里起码还有一些用处不大的杂物，姐姐们学习绣花的丝线，还比如从我们棉衣里剥下来的棉胎，还没有成形的鞋面和鞋帮。可父亲的口袋里什么都没有，父亲身上唯一的家什就是一杆烟锅和一条烟袋，可它们被一条老布做的腰带给缠住了。生活拮据的日子，父亲的腰让农活累得细细的，没有烟锅和烟袋，父亲的腰带恐怕就勒不下去。父亲的口袋里，偶然也会溜进一些土块，但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些土块就被粗拉拉的口袋布给筛掉了。如果不是换洗衣服的话，那几张可怜兮兮的布票会一直在父亲的口袋里晃荡。

父亲不是因为不在乎口袋里的布票，才迟迟不把它们放到柜子里去的。春上，父亲去乡里跟集的时候，本来想给祖母扯件褂子，可扯褂子除了布票还要现钱，没有钱的父亲只好把布票拿出来看了看，又放回自己的口袋里。布票们在父亲的口袋一放就是半年，等到深秋换季的时候，一丈五尺布票应该穿在谁的身上，成了最让父亲纠结的问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关于穿衣难题自然就转移到了主内的母亲身上。这倒不是说母亲在家庭的支出上有多大的权威，而是她比父亲更知道把一块布用在什么地方合适。

母亲用心把布票换算成一丈五尺长的棉布，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知比试了多少遍。给家里的主要劳力做两件上衣吧，不光剩余的三尺布有点浪费，父亲和大哥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给嫂子扯件花衫吧，其他人的冬衣就没有了着落。再说，全家十多口人，就嫂子一个勉强还有换季的衣服，这样一来，大家之间的贫富悬殊不是更大了吗。干脆，先给祖母扯件褂子，再做别的打算。谁知，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祖母就数落上了，是不是你们嫌我年龄大多先我，想着法子让我咽气，放着出门出力的不管，却把钱花在一个吃闲饭的身上。父母亲被奶说得没了主意，一丈五尺布票只好继续回到柜子里躺着。

母亲费尽心思地想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按照祖母的意见给办了。除过留上三尺布票买鞋面以外，哥和姐一人一件上衣，其他几个姊妹按顺序一个一个往下传。至于奶和嫂子，等到过年的时候，如果工分上能结算出点钱，慢慢再想办法。二哥一听自然高兴，因为大哥退下来的衣服是最干净的，他的退给我则不同了，不是上树划破了裤裆，就是写大楷弄脏了大襟，这样的衣服对我来说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萤火虫一样的油灯在硕大的老窑里散发着微光，灯光下的母亲，像一名精通艺术的临床大夫，一针一针地拆着从大哥身上脱下来的衣服。她心里明白，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疏忽，都会给即将缝制的棉衣留下尴尬的补丁。那些成色好一点的棉布做了包裹棉胎的面子，质量差一点的薄布和旧布只能做衣服的里子，因为母亲的精心布排，穿在我们身上的棉衣既没有破旧的尴尬，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那些在柜子里躺了半年多的老棉花，被母亲瘦弱的手搓着，从前胸放到后背，从肩肘放到腰身，最后遍及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棉花太旧，粘性不好，一撮棉花和另一撮棉花如果弄不到一块儿，穿不了几天，棉衣内部就会出现薄厚不均。为了不让我们受冻，母亲在填棉胎的时候，总是把每一撮棉花刨了又刨，压了又压，直到每一片棉花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无间，才用线把它们穿引到布上去。

对于缝制棉衣的母亲来说，初冬的夜晚总是很短，满满一灯煤油，缝不了两件衣服就见底了。但不管怎么样，孩子们过冬的衣服必须要穿得棉棉的，否则，就是做大人的失职。

冬天的夜晚，被西北风拍打门窗的声音惊醒的我，一抬头就能想起母亲在油灯下为我们缝制棉衣的情景。昏黄的油灯，照着衣衫单薄的母亲和她身旁的棉花，母亲的脸色有些泛黄，棉花也黄黄的，仿佛一只温顺的小狗或者小猫，乖巧地偎依在母亲身旁。母亲的神情庄严而淡定，目光慈祥而专注，像是在谋划某个重大的工程，又像是完成一件神圣的使命。闪着微光的缝衣针，牵着悠长的线在母亲的胸前上下翻飞，一行行清晰的针脚印在平顺的棉衣上。线用完穿针的时候，母亲的手有些抖，有好几次穿在针眼外边。母亲定了定神，然后把针移到离油灯更近的地方，直到把针穿好。

下雪的时候，我穿着母亲在油灯下缝制的棉衣，坐在烧着火炉子的教室里，一面听老师在讲台上津津有味的分析一首叫《咏梅》的诗句，一面回想着黑夜里母亲的身影。以至于读着“等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老师在我身后站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