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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梦想行走(闫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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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真正的开始。

    40年后回望,1978年,是一个如此遥远而模糊的从前。

    高考制度恢复后,1978年,我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了高考。因缩短学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九年时间就从高中毕业了。我16周岁,有幸从宁县第一中学考入甘肃农业大学农机系学习。入学不久的12月18日,在河西寒冷的冬天里,当从学校的高音喇叭里,听到播放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那篇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当然我也不明白,北京城里发生的这一切,将对我们国家乃至每一个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然而,一切的改变,将从这里开始。一个即将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告别吃不饱、穿不暖贫穷日子的历史大剧就要拉开序幕。

    40年来,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故事,也是这个时代的故事。

    一

    甘肃省宁县第一中学,是一所建立于1942年的老学校,建校历史长,师资力量雄厚。当年生源曾辐射甘肃庆阳、平凉,陕西长武、彬县、旬邑等陕甘两省10多个县。1978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有五个班300多人参加高考,本科只考上了两个人,一名被西北师范大学录取,我考取了甘肃农业大学。

    收到录取通知书,父母高兴自不用说,也成了整个家族中的一件大喜事。母亲满面欢喜地领着我去跟亲戚告别,谁家都要留着吃顿饭,款待一番。舅家做臊子面,姨家给炸油饼,姑家要洗面筋,感觉比逢年过节还隆重。二爸让二婶给我做了一顿搓搓面,二爸圪蹴在炕上,一边抽旱烟看着我吃,一边说,你这了不起,这要放在过去,就跟中举考状元一样的。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我吃下的那碗白面搓搓,是二婶从邻家借了一碗面粉,只做给我一人吃的。

    临走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家门中大哥、二哥三个人睡在黄土窑里的土炕上拉家常。黑黢黢的窑洞里一盏煤油灯昏暗如豆,光席下面是烙人的热土炕,空气中弥漫着炕洞里溢出的柴草烟味儿。几个人东一句西一句的胡扯,不知怎么就说到了一点上:“啥叫个好日子?”大哥说,听生产队里在旧社会做长工的德财爷说过,像地主一样,身上穿的绫罗绸缎,嘴里吃的细米白面,走路四个人用轿子把你抬上,你嫌快了让他慢些,你嫌慢了叫他快些,三九天有个二毛子皮袄穿,三伏天能蹲在荫凉处扇子扇上,再品个茶壶喝茶,那就算把人活成了。说到这儿,几个人齐伙声笑了,说谁还能过上那么美的日子哩,只有神仙才可以。

    1978年以前,中国在世界上还是一个人口众多、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以苏联老大哥为模式,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有统计资料记载,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不到2.6元。全社会物资全面紧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了问题。

    当时我父亲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攒上一年的钱,回家过个年,走时常常路费还要向人借。每年春节回家探亲,从乌鲁木齐到西安,三天三夜的火车,他经常是一路站着回来的。我母亲在基层供销社工作,我们家算是双职工家庭,吃国库粮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定量供应的粮食不够吃,有两年记得还吃过国家供应的红薯干。家里房间的墙壁上,常年挂着个布口袋,里面装着农村亲戚送的黏糜子炒面。我跟着母亲上学,在单位灶上吃饭,打两份主餐费用太高,常常是只打一份主餐,再加个机动馍,菜让我吃上大部分,母亲少吃些,没有吃饱,回家了再拌上一碗炒面吃了充饥。

    去大学报到前,要出远门了,母亲给我买了一条绒裤,一身线衣,都是我平生第一次穿。买的那身线衣是枣红色的,穿上的第二天下雨了,怕把裤子淋湿,我就把外面的裤腿挽起来,走在大街上,低头一眼望见露出的那截儿红裤腿,扎眼中觉得温暖又卖派,终于有线裤穿了。上高中时,母亲买了几条装过日本尿素化肥的化纤袋子,染色以后给我缝了一条裤子,很深的藏蓝色中,隐约还能看见“尿素”两个字。就那样儿,穿上裤子,骑上自行车行走在上学的公路上,风一吹,裤腿鼓起,呼啦啦作响,引来的都是羡慕的眼光。父亲把单位发的劳保手套,省下来不用,用拆下的线找人给我打了个线裤,穿上感到暖和舒适,美得很。厂里发的一套劳保工作服,大学四年,都是我换洗穿的一身好衣裳。到了大学一看,好多同学都是穿着带着补丁的旧衣服来报到,开始校园新生活的。

    二

    那时,甘肃农业大学还在河西走廊的武威黄羊镇。到大学去报到,从庆阳到武威,700多公里的路程,现在多半天也就到了,那时候路上得走三四天。第一天坐班车从县上到西峰住一宿,第二天星星还挂在天上,四五点就要早早起床,赶到西郊长途车站去排队购票,去的迟了排到后面当天的车票买不上,就只好又等到第二天了。客车早晨七点钟发车,中途还要在定西或者华家岭住上一晚上,次日才能到兰州。到了兰州就要从汽车站直奔火车站,又要挤上半天排队购火车票,就这样,最终也只能抢购到一张没有座位的站票。从兰州出发,晚上九十点上火车,火车每小时只能走五十多公里,见站就停,在咣当咣当的车轮同铁轨的碰撞声中,火车如老牛喘气,一声汽笛跟着一声汽笛。过打柴沟火车还要换头加水,翻乌鞘岭,穿古浪峡,到黄羊镇已是天色放亮,得走整整一晚上。好不容易挤上火车,火车厢里到处都是人,座位下面躺的,过道里站的,有时候行李架上也都坐的人。人挨人站着,挤得连身子都转不过去。也没有办法上厕所,因为厕所里也坐满了人。能乘上车都算是幸运的,再不管其它。四年大学生活,八个寒暑假,来回乘火车,尻子能挨上座位的,记得起的也就仅有一两次。有中途到站的旅客下车了,碰巧离下车旅客留下的空座位很近,就势坐下,坐上一段儿。

    第一个学期结束放寒假回家过年,当时天气很冷。在黄羊镇火车站,一晚上三趟过站火车我都没有挤上去,在候车室里一直挨到天明,第二天在火车站又等了一整天。车站连个卖吃食的地方都没有,中午饿了,我们几个同学沿着铁路走了五里多路,找到一家国营食堂,每人吃了几毛钱的一大碗白皮面,又返回到火车站继续等车。一直到了晚上两点多钟,乌鲁木齐到上海的一列火车进了站,才从一扇打开的窗户里,几个人相互配合,连滚带爬的上了车,一路站到西安。次日傍晚下了火车,要赶到玉祥门长途汽车站去买回西峰的班车票,从火车站往玉祥门汽车站走,沿路有十几家旅馆,都是逼仄的门厅下,吊着一盏昏黄的低瓦数灯泡,一张三斗桌子横在门前,桌子上放着个“客满”的牌子,家家客满。实在找不到投宿的地方了,就到玉祥门汽车站,在站满人的间隙中找了点儿空地,在满是泥水的脏地上铺了几张报纸,和另一位同乡同学背靠着背,在地上坐了一晚上,第二天才坐班车回到西峰家中。

    在农大上学期间,我享受的是每月12元的三等助学金,一月35斤定量粮,其中百分之三十的杂粮,百分之七十是麦面为主的细粮。现在回忆起来,记得好像每年冬季只吃过一样菜,就是莲花白炒粉条。排队买饭时,打饭的师傅用一个铁勺,从直径一米多大的铁锅中撸一勺,丢进饭盒中有半盒多的量,就是一份菜,没肉的素菜一份一毛钱,有几片肉的一份一毛五。有时候下课迟了,菜就没有了,四两一个的大蒸馍,打上两个,用筷子串起,再买上一份用酱油和水做的“高汤”,用饭盒一端,吃一口馍,喝一口汤,边走边吃,等走回宿舍,馍吃完、汤喝净,一顿饭就算解决了。父亲到河西出差,母亲做了一大盆猪肉臊子带给我,宿舍七八位同学,吃饭时你一勺我一勺很快就吃光了,改善了大家的生活。灶上吃一顿面条像过年,要早早赶去排队,最后一锅面一开卖,一看快没了,往往秩序大乱,只有力气大、气势强,不怕饭浇头的同学才抢得到。后来成了夫妻的几对同学,说起最初的好感,就有因为男同学累次不辞辛劳为女同学抢到面条而成就了好姻缘的。那时候上午到最后一堂课,我常常注意力集中不起来,只盼着早点下课,可能是与那时的伙食营养跟不上有一定关系。

    人人经济拮据,班上从农村来的几位老三届同学,自己要上学,又没有收入,还要照顾家庭小孩,就越发困难。虽然每月拿着二十几元的最高助学金,自己却舍不得花完,还想省下几块钱,寄回家中补贴家用。为节省路费,四年间假期也很少回家。放了假,就到学校实验室帮忙,或者给老师刻蜡版、印讲义,挣点零用钱。学校大门口的传达室外面,挂着一块小黑板,专门用来写汇款通知单的。在新疆工作的姑姑,一次给我寄了50块钱,这是我上学期间收到的数额最大的一笔钱。拿到汇款单,高兴地不得了,一下子觉着自己成了富翁。中午下课吃了饭,一路小跑直奔邮局,取下钱后,下狠心买下一套想了很久都没钱买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厚厚的五本子书,一下子花了九块八毛钱。又到商店买了一斤点心,胳膊夹着书,两手托着点心,一边往学校走,一边吃点心,没等回到学校,一斤点心就吃完了。吃的时候没觉着,等最后一个点心吃完,扔掉手中的包装纸,才感到肚子胀得难受。吃得撑着了,胃开始发酸作痛,晚饭也没有吃。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一直都不爱吃点心、月饼之类的甜点,可能就是那次吃多伤着胃的缘故吧。

    三

    高考制度部分恢复是在1977年,而全国性的高考正式举行则是在1978年。从这年起,全国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组织命题,各省组织考试。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不是外语专业的,外语可以免试,参加了考试的,成绩不计入总分。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那年的录取分数线好像是250分,我以288分的总分,考入甘肃农业大学农机系。农机系有三个专业,分别是“农机制造”“农机修理”“农业机械化”,当年农大农机系只开设了偏重应用的“农业机械化”专业,招了两个班。

    也许是命运巧合,也许是偶然,当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有一道题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而内容恰好是和农业机械化有关。后来我才知道,这段文字选自全国第三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主席的一段讲话:

    “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重担的”

    现在回看,这段试题文字内容,在乍暖还寒的春天,带有明显的时代气息,代表当时最主流的价值观:思想的解放和对左倾的、僵化教条主义的余毒肃清,是经济发展最首要的前提。国家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解决吃饭问题,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当时能考上农机专业的大学生,能够把自己学习的专业同国家要实现的大目标结合起来,不管将来的结局如何,可能很多人为此暗自窃喜过。所以开学都快一学期了,我们班上还从其他系调换专业转来几位同学。农机专业是农业院校里的工科专业,毕业以后可以到工厂去工作,那时候还是很热门的。

    生活条件艰苦,学校的各项基础设施也残缺不全,入校时许多建筑的墙壁上还随处可见残留的标语口号。冬天来了,我们班教室破损的玻璃还没有安装上,用横一道竖一道的木板条暂时钉在窗户上,遮风挡寒。我住的宿舍暖气不热,恰有一位同学进校前在工厂里干过水暖维修,看到学校锅炉房的煤堆上堆放着一些比宿舍安的长些的暖气片,我们谋划了好几个晚上,决定用那种大暖气片偷偷地换掉宿舍里的暖气片。先是从学校锅炉班的工人师傅处借来管钳,中午不休息,把宿舍的暖气片给换了。晚上我们上自习完了回到宿舍,一开门“呼——”一股热浪涌门而出,整个宿舍都笼罩在了热气腾腾的水汽中。弥漫的水蒸气刺得人睁不开眼,一摸床,铺盖全成了湿的。原来我们换上的暖气片,是有砂眼被换下来已经报废的坏暖气片!赶忙跑到堆放废暖气片的老地方,想找回原来宿舍的暖气片,却发现它不在了。没办法了报告班主任,班主任批评了我们私自换暖气片的行为,又让全宿舍的同学写了一份检讨,这才给学校后勤上说,派修理工给我们重新把暖气片装上。折腾了差不多一周时间,挨了批评,写了检讨,当时也没觉得有啥,只感到好笑,自作聪明该挨批受罪。再说有啥哩,自己家里冬天都烧的是火炉子,这里有暖气,强到哪里去了。

    四

    尽管上课还要坐在窗户上没有玻璃钉着木板的教室里;

    尽管从牛棚里刚解放出来的老师,业务生疏到要和学生一块儿讨论作业中的难题;

    尽管因为缺教材,有些课本还要用文革前从苏联翻译过来十几年前的老课本;

    尽管没有计算器,要用计算尺查对数表计算,搞机械设计;

    尽管没有电视PPP演示器,一些复杂的教学图,助教老师要提前一两小时到教室,在黑板上把图画好……

    条件差不算什么,所有的老师都教得认真,同学们学习刻苦。

    教数学公共课的王老师,数学分析课上边讲解边用粉笔写板书,写了擦,擦了写,一节课要写满满几黑板演算公式。一堂课下来,粉笔灰把人都弄成个白头翁了,满头满肩的粉笔沫子,像从古装戏里走出来的,鼻梁杆子上都是灰,那情景许多同学说起来至今记忆犹新。

    同学们相互之间不攀比谁吃得好,谁穿得好,就看谁学习好。那时候没有人追星,班上的学习尖子就是大家中间的明星,人人看得起,个个受崇拜。学校不准女同学烫头发抹口红,发现了,校长在师生大会都要批评。

    星期天的校园里,你经常会见到有人背着五六个书包,那不是卖书包的,那是替同学去图书馆占座位的。上晚自习,教室里天天都是座无虚席,代课老师也常来到教室,给同学做辅导。十点统一熄灯,人才走出教室,回宿舍休息。

    国门打开,各专业都说要选派出国研究生,许多同学都拼命地恶补英语,因为在中学没学过。生活费那么紧张,新华书店一旦有新英语教材面世,几天就让人给抢脱销了。我也每天六点钟定时起床,先到操场跑上几圈,晨曦微露,能看见字的时候,就去找个避风人少的角落,大声念上一会儿《新概念英语》,再回去洗脸吃早饭。平时,用硬点的纸裁成两指宽的小条,正反两面都写上英语单词,就连上厕所的功夫,都摸出来看上两眼。电教室中午播放北大郑培蒂老师的电视英语讲座,许多同学都牺牲午休时间去听课。三间大的教室,人常常坐得满满的,去得迟了,都是站着听的。郑培蒂老师说英语声音柔美标准,成了同学们心中的女神偶像,我们互相开玩笑说,没听过郑老师课的人,都不算是学英语的好学生。

    为学习英语大家下了苦功,个别优秀的同学后来考上了研究生,出国深造,现在成了著名的大科学家,还有成了院士的,让我们农大学子引以为骄傲。

    我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除了在兰州大学读在职研究生那两年,重新捡起英语又学了一段时间外,实际工作中,正儿八经的一次都没有用上过。学习时下了些功夫,但一直是个“半瓶子水”,随着年岁变老,现在连一些最常用的单词也差不多忘光了。偶尔想起老师在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英语时,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是啊,如果人生中需要这样一种武器,对我而言,打比方说,它就成了一支断了枪头,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长矛。虽然在人生战场上,没有潇洒地挥舞过,但习武过程中所付出的激情和努力,也锻造了青春期思想的魂魄和精神的肌肉,滋润了那段无悔的日子。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同学们都激动地彻夜难眠,敲着脸盆饭盒在校园里彻夜狂欢游行。和学习英语一样,都让人不由自主地怀念起充满激情和梦想的美好青春,逝去了,才知道它的宝贵。

    五

    在上大学期间,母亲每月都要给我写一封信。在那饱含着母子亲情的一封封书信中,除了嘘寒问暖的关爱,叮嘱用功的教诲,也传来了在解决温饱路上的一个个家庭喜讯—— 家里新买了一台座式收音机;父亲自己包了一对单人沙发;姨父家里的牛下了个牛娃;舅家盖了几间新房……

    一切都让人那么兴奋不已,高兴多日。

    四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

    当我们年华渐逝,鬓角泛白,在感叹时间都到哪儿去了的时候,40年的改革开放,已将中国从国家贫弱、人民困苦、孤立于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境况,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生了历史上最令人感到惊讶的转型和变化。

    信息高度通畅,飞机在天空翱翔,高铁在大地飞驰,公路已经通到村组,就连出趟国外,有时候一日即可抵达,真让人有坐地日行八万里之感喟。

    新世纪短短十几年功夫,家庭轿车差不多已经普及,买车不是问题,能摇上号挂牌成了问题。到什么地方去开车不是问题,啥地方停车成了问题。但凡城市,高楼林立。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住房价格虽然节节攀升,但背着房贷,购一套住房,居者有其屋,不仅让城里人早已成为现实,而且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也已经是可企及的梦想。冬有暖气供暖,夏有空调降温,住楼房上下电梯,使上世纪中国人民刚站起来时,曾经憧憬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朴素而又原始的共产主义梦想,变成再普通不过的现实。

    40年前,谁能想得到,今天的一帮朋友聚会,围坐在一起,你穿着德国产的皮鞋,他挎着意大利的皮包,这一位抹着日本的口红,那一位洒着法国的香水,吃着泰国的水果,品着美国的咖啡,听着俄罗斯民歌、音乐,朋友拿着韩国三星手机出去打电话。加入世贸,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词汇,而是如此深地嵌入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乘着祖国母亲的这艘航船,不知不觉地驶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对绝大多数人来讲,穿衣吃饭,再也不是盐醋辣子不配套,缺这少那,有了上顿没下顿,四季服饰“老虎下山一张皮”。服装好坏的标准不是舒适而是舒适的前提下能否跟上时尚的潮流。二毛子皮袄再暖和,今天谁还愿意穿上招摇过市呢?女人们常常是衣橱塞满了,临出门还找不见合适的一身衣服。姐妹们聚会最大的尴尬,不是因为堵车来得迟了,而是聚到一起时,却发现有人穿着和自己款式颜色一模一样的衣服。这和40年前全国到处一片黑和蓝,样式单调的制服相比,简直成了两个世界,恍若隔世。

    没有的有了,有了的有了更多更好的,这种“加法”式的增加幸福指数的变化,40年来填满了每个家庭和社会的角角落落。

    六

    白驹过隙,韶华已逝。人入晚境,更爱回忆。

    常常想起母亲,想起40年前上大学时的点点滴滴,想起将要去学校离家时吃的最后一顿饭,想起母亲用商店买来蛋壳碰破降价的鸡蛋,炒的那一大碗蛋炒饭。感受40年的沧桑巨变,让人感慨万千。

    或许是行走太快,灵魂没有跟上肉体的步伐;或许是出发太久,我们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在40年的前行中,在不断追求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许多不该失去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变得如此胆小怕事,以至于该挺身而出,倾力相助时却绕道躲着走,传统美德中的见义勇为行为,都要政府设立专门的奖项,用金钱奖励人站出来。人与人,心与心之间从相互关心体贴,变得如此遥远和冷漠,以至于有人轻生跳楼,不去搭救也就算了,还要去起哄围观看热闹,手机拍着,嘴里喊着,把美好生命的陨灭当作无足轻重的娱乐。有人为了多赚钱,敢给娃娃吃的奶粉掺假,敢制造不预防疾病却给人种病的疫苗,直接挑战人类诚信的底线。开车把人碰了,怕后期治疗赔偿,一见周围无人,竟然能把车倒回去再压一次逃之夭夭。穿着光鲜却随地吐痰,西装革履也违章闯红灯,有人站在电梯里还抽烟,有人坐公交车还去同司机抢方向盘,最后连自己带一车乘客都掉进江中去。

    有时候我们变得如此斤斤计较,没有报酬的事能不干就不干,能少干就少干。自己家里窗明几净,公共楼道却肮脏不堪,谁也懒得多动一下手,爱自己远远胜过了爱他人。

    诚信友善的缺失,常常使得人们陷入了莫名的焦虑之中。上馆子吃饭怕吃到地沟油,去医院看病怕遇到开提成药的大夫,孩子上学怕遇到色狼教师,老人上街怕被恶人冲撞。陌生号码的来电不敢接听,怕受到电信诈骗。网络文章不敢相信,怕被忽悠。

    诸如此类现象,尽管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正数中的负数,但也反映出,在新时代来临的时候,社会对人性美好、诚信友善的急切呼唤!

    1985年母亲病逝时才42岁,我大学毕业工作刚三年。母亲早逝,让她没有看到、更不用说享受到今天世界如此丰裕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成果。她去世时,家里的电视机还是黑白的。工作了二十多年,她没坐过一次飞机,没有出门旅行过。当我趴在书桌上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母亲的遗像就在我面前的书架上,用几十年不变的目光注视着我,慈祥中充满着一种永远的牵挂。

    我想说,妈妈,站在你们的肩膀上,40年我们随时代前行,跟着梦想行走,有过磨难和困苦,也有时代变迁带来的某些困扰,但更多的是收获和喜悦。在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接力奔跑中,我们还会继续往前跑,洗尽铅华,初心不改,永远向前。像你们一样,给后辈儿孙跑出一个好成绩,跑向新的梦想指引的远方。

编辑:张楠责任编辑: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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