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网首页

　　张 锋

　　1935年秋，正当陕甘革命斗争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一股逆流袭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妄加罪名，把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的骨干领导逮捕入狱，惨遭迫害。霎时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晴朗的上空乌云翻滚……

　　对于这段历史，笔者早想把它整理出来，但一直未能如愿。1980年，华池县委县志编写组邀请到部分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座谈。得到消息，笔者立即赶赴华池县采访，与王殿斌（1931年参加红军，曾任南梁政府警卫班长）、张钦贤（1934年南梁政府成立时，任劳动委员会委员长）、蒋承英（1935年参加红军，曾任华池战区警卫队队长）、武海潮（1935年参加革命，曾任南梁乡苏维埃主席）、马正元（1935年参加游击队）、李树林（1934年参加革命，曾任庆北办事处主席）6位老同志座谈了这件事，现将他们的回忆归纳整理于后。

　　1934年秋到1935年春，是南梁革命根据地迅猛发展的时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在北区保安一带成立了赤安县革命委员会，西边在柔远、悦乐一带成立了庆北革命委员会，南区的正宁、旬邑一带也成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在所属的各区也都建立了区苏维埃政权和区人民武装——游击队、赤卫队。当时除正规部队红二十六军的红三团、骑兵团、抗日义勇军外，各县、各区的大小游击队就有几十个。在不断发展革命武装和建立人民政权的基础上，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正式成立，选举习仲勋同志为政府主席，刘志丹同志为军委主席。此后，南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掀起了新的高潮，党的组织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雇农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的活动相当活跃，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搞得热火朝天。

　　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1935年初，宁夏马鸿宾部队配合庆阳民团头子谭世麟的地方军万余人对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围剿”。3月11日，敌人乘我主力部队不在之机，数千骑兵冲过老爷岭，直犯南梁政府。当时，刘志丹带领的红军正规部队转入外线作战，南梁政府所在地只有少数警卫部队和赤卫军、游击队。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习仲勋同志带领南梁政府机关和少数警卫部队及部分群众钻进梢山，后撤退到子午岭以东的洛河川，未及撤退的干部和赤卫队员就地隐蔽或转入地下活动。

　　留在当地的干部、赤卫队员钻在梢林里，隐蔽在群众中，神出鬼没地扰袭敌人，貌似强大的马家军既找不到红军，又不得安宁，浩劫一空后，是年9月撤离了南梁根据地。

　　这时，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华池战区，派来了崔凤鸣任战区党的书记，王德胜任第五路总指挥（此时华池游击队编为第五路游击队）。但此时，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在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盛行的时期，他们无理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

　　先说这位总指挥王德胜，作战胆小怕死，带着部队不打反动民团，却借打土豪为名，勒索群众财产，到处游逛抽大烟，深为群众不满。此人后来叛变当了土匪，被红军打死。

　　再说这个崔凤鸣，是陕北靖边小桥畔人，老粗、不识字。逃荒到南梁落户，靠给人揽工为生，1934年参加革命后，分田地时还积极，当过南梁政府土地委员。他被任命为华池战区的书记后，一回到南梁，以“动摇”“贪污”“诈骗”的罪名，杀害了南梁政府财政委员武生荣。接着又以“怀疑通敌”的罪名，杀害了警卫第二连连长王二鸿，又杀害了赤卫队员高有福。还杀害了李兴和、齐聚贵等三人。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一名在马鸿宾部队工作的地下党员，姓李，是个大学生，历尽艰辛，将马家军的一个连拉出来。这支起义部队已拉到根据地的大门口——庆阳土桥野狐沟。这名同志带3名起义官兵，来接头找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也被崔凤鸣拉住杀害了。结果，这支起义的部队因失掉联系，被马匪一个骑兵团包围消灭了。当时，这位同志再三申明自己的身份，痛心地说：“你们把我们杀了是小事，党交给我的任务还未完成。请把我们送到上级党组织，我们完成了任务，就是砍成肉泥也心甘情愿。”但崔凤鸣还是一点不动心，不由他们分辩，仍然把他们作为“奸细”，命令砍了他们的头。

　　当时，党组织不健全，又是战争年代，崔凤鸣独断横行，想杀谁就杀谁。这年10月间，南梁政府的保卫队长王占元同志有病，在二将川养病时，一天转到我赤卫军经济员贺兴礼同志的家里，顺便吃了一顿饭，但这家过去曾被打过土豪，有人报告了崔凤鸣，崔凤鸣说王阶级阵线不清，派人抓来，当晚决定第二天早上杀掉。王占元闻讯，这天晚上借上厕所之机乘押解人员不备，跳崖钻进梢山，采野果度日，直到1937年才回来。南梁政府的劳动委员会委员长张钦贤同志被崔凤鸣诬为叛徒，逮捕入狱。因这个同志打土豪、分田地中做了许多工作，在当地群众中影响大，几个区的群众知道后数百人联名写保状，向上级党组织上诉，经陕甘省政府主席李生华同志亲自批审予以释放。

　　这样盲目杀人，杀得人人自危，如履薄冰。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同志之间的手足关系，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同志痛心地说，敌人越杀我们越坚强，内部这样杀下去革命就完了。

　　本来，在刘志丹、习仲勋同志的领导下，参照毛主席在井岗山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南梁政府制定了“十大政策”。这个切实可行的政策，使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土改工作搞得既红火、又扎实。但崔凤鸣等搞了个查三代二茬土改，过去定的中农大都定成了地主富农。这样破坏政策，树敌过多，脱离了群众，把革命推到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但是，“黑云总归遮不住太阳”。正当南梁根据地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来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被解救出狱后，上级党组织从四位兵变工作同志的枉杀事件中了解到崔凤鸣的问题，撤了崔的职，捕办审查。派张建业同志担任华池县委书记，组成了新的县委。

　　正如刘志丹在狱中对捕押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归遮不住太阳。”

　　作孽多端的崔凤鸣1936年4月被陕甘省政府关押教育后释放回家，在区上当一般干部，以后又混上了白马区委书记，但因其恶性不改，又胡作非为，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后在南梁慕家沟乱搞女人，被群众打死。

　　横行一时的第五路总指挥王德胜，后来叛变为匪，被我军击毙。

　　（作者时任中共庆阳地委报道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