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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井坳曾经有一位人物叫刘景林，由于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八，人称八先生，按辈分我叫他八爷。1977年夏天，将要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到我们井坳，我晚上便在煤油灯下偷偷翻弄我收拢起来的一摞中学课本。但令人痛苦的是，复习根本无从着手，特别是翻开数理化课本，简直头疼得要命。第二天下午，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中间休息时我突然看见了远远地一个人坐在架子车辕上的八爷。八爷这时还是人群中的异类，没有人愿意和他走近，他在休息时也知趣地不往人堆里去，一个人坐享孤独的世界。我想，八爷不是曾经的数学老师吗，我为什么不去和八爷聊聊呢？

    我走到八爷面前蹲下来，先试探着问：“八爷，直角三角形的面积怎样计算，您还记得不？”八爷可能没有想到有人会突然问起他有关数学的问题。他惊恐地看了看我，在确认我不是在调侃他时，虔诚而愉悦地说：“底乘高折半。”说着用手指头在地上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在三角形的三个角上标上了英文字母A、B、C，在图形的下面写出了公式。我一时觉得非常惊奇，受尽委屈和磨难的八爷，脑子里对数学的记忆竟然还这么清晰！数学公式竟然还可以用口语来表达，把“底乘高除二”说成“底乘高折半”！

    我惊诧地望着面前的八爷，由于秃了头，宽大的额头上的两道皱纹越发地明显，浑黄而黯淡的大眼睛里，渗出一层薄薄的热泪，说完“底乘高折半”，他的嘴里似乎含进了一颗果糖，一豆口水从左嘴角里溢出，慢慢地滑向黑中透黄的稀疏的胡须……

    我和八爷近距离接触，大概是在1970年春天我上小学三年级时。那时我们井坳隔几天就开一次批斗会，八爷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是被批斗的重点。每次批斗会上，都有我们井坳的几个积极分子狠狠地把八爷咒骂一通，然后是八爷自我咒骂。八爷生得魁梧高大，身长七尺有余，穿着一身手工黑布衣服，剃着光头，宽阔的脸庞上充满着憨厚，如果不是偶尔抬起头来，你不会发现他的一双眼睛里无可奈何的忧伤。但骂来骂去，大家似乎也没有揭发出八爷有什么具体的反革命行为，唯一的依据，就是八爷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在旧学校里教过书。

    然而尽管如此，生于斯长于斯的井坳，对八爷的惩戒却是令人难忘的。我虽然多数时间都在学校里读书，只有在放寒暑假时才回到村子里，但也亲眼经见过几次。一次是在暑假小麦入仓时生产队的麦场里。那时生产队有两种型号的粮食口袋，一种是装200斤的黑毛线口袋，大约有五六条，一种是装120斤的翻布口袋，大约有十五六条。在往仓库扛装满麦子的粮食口袋时，即使是年轻力壮的棒小伙，也只管扛装120斤的翻布口袋，那装200斤小麦的黑毛线口袋，只有八爷一个人来扛，而且从来没有人去帮着扶他一把，任他哼哼呵呵地去玩命，在场的男女老幼，似乎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一次是在冬末春初的麦地里。那时在冬末春初大地解冻后，为了抗旱保墒，生产队都要套上牲畜拉上石头碾子碾压麦地。在套牲畜时，总是大家先挑好使唤的牲畜套，剩下的最难使唤的牲畜才是八爷的。这天八爷更倒霉，剩下了一头老驴和一头老牛，这两个家伙套在一起，左一拽右一拧的，碾出的地一绺一绺之间总剩一道或宽或窄的土梁。放工后，生产队长将指头指在八爷的脸上破口大骂，硬生生逼着八爷自己拉上碾子把那十几道土梁碾平，任凭八爷怎样地呻吟着被汗水浸透棉袄，怎样地泪湿满面，也从来没有人觉着有什么不对。

    另一次是在秋天打机井时。那时县上的机井队给生产队里打机井，先要在机井偏旁人工打一眼辅井。我们井坳会打井也打过井的人当然大有人在，但自从八爷回到生产队，这种苦差事就非他莫属了。大家都知道井下作业不光是苦，不光是危险，关键是要身材瘦小而且行动灵活，而八爷虽然以教书为本行，却生得身材高大，毫不适宜井下的作业，但尽管如此，也没有人愿意替换八爷，八爷只能皱着眉头接受指派。至于他在井下是怎样适应的，那就只有八爷自己知道了。

    我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八爷的前半生的。八爷1946毕业于武功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八爷大学毕业后完全可以留在西安，实现他的科技梦想，但他却自愿申请回乡，支援家乡建设。当时我们井坳属于宁县政府管辖，宁县政府便派人拉上枣红马，披红戴花把八爷从西安接回宁县，分配到宁县早胜中学教数学。八爷分配到早胜中学后，教学成绩非常突出，两年后就担任校务委员，成为教学骨干。1950年民政部调整行政区划时，我们井坳又被调整为正宁县管辖，八爷也被调回正宁县罗川中学任教。

    据八爷的学生说，他上课从来不翻教案，也不看教材，但讲得和课本上的完全一样，他已经将教材背下了。讲解中口若悬河，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他上课虽然也带着圆规，但他从来不用。侧着身子用手在黑板上画出的圆，下课后学生用圆规来等量，不差分毫。1952年县政府新修罗川南北二山的道路时，就是请八爷作的规划。这条道路后来成为国道211线的一部分，六十多年间曾三次拓宽改造，都没有改变八爷当年规划的线型。1957年反右倾时八爷被划为右派，离开课堂回乡参加生产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和惩罚。

    我于1978年春天离开井坳到外地去求学，很长时间再没有见到八爷。后来听说八爷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公职还补发了工资，安排在正宁县第五中学工作。但令人遗憾的是，梅开二度的八爷，并没有像当年第一次走上讲台时那样才华横溢，使学生领略数学的神奇魅力。八爷在讲台上讲得汗流浃背，学生在下面听得昏昏欲睡。习惯了自我咒骂，释放了精神压力的八爷，满肚子的数学原理和公式仿佛被谁设了密码锁住了，怎么也打不开，昔日的名气甚至加深了人们的失望，不久以后便黯然地离开了讲台。

    1993年的夏天，我最后一次见到八爷时，八爷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老年性脑退化症和糖尿病，昔日结实的身板已经伛偻不堪。他见到我后，竟然已经忘记了我是井坳的后生，当然更是忘记了当年那“底乘高折半”的故事，说了几句话，也是前头不对后尾。大约半年后，他就像一颗难以复活的病树倒下去了。最近我回到井坳，闲聊期间，大家都憧憬着我们井坳人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我问小时候一块玩耍的伙伴，还记得八爷不、记得我们井坳的八先生不，大多数人都说不记得了。我说我们井坳人不应该忘记八爷和有关八爷的往事，在追求美好未来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八先生这颗井坳身上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