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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母亲已76岁了，独自居住在陇东高原一个贫瘠的小县城里。我曾多次劝母亲来荆州，和我们一起生活。可她每次都说，人老了，在老家习惯了，城里楼太高，住不惯。

母亲的一生十分清贫，经受了许多苦难。母亲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姐弟四人，母亲排行老大，从小就跟着父母干农活，做家务，没进过学校，也不识字，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嫁给父亲后，由于奶奶早逝，加上两个姑姑年龄小，还得供二叔上学。母亲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得做繁重的家务。后来，有了姐姐、我和弟弟，母亲更是劳累不堪，白天要劳动挣工分，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缝补衣裳，做鞋，常常一熬就是深更半夜。

随着时光流逝，二叔高中毕业参加了工作，两个姑姑相继出嫁，我们姐弟三个也渐渐长大，生活也好了许多。然而，1980年深秋，在一个连续下了数日中雨的深夜，可怜的父亲突然走了。父亲走的那一年，刚好是农村包产到户第一年。在西北黄土高原，人们都习惯把男人叫“外天人”，把女人叫“屋里人”。男人永远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繁重的农活比如耕地、播种、收麦、扬场等，一般都由男人来承担，女人则以相对轻松的农活以及做饭、洗衣、带小孩等家务活为主。

父亲这一走，家里的顶梁柱断了；爷爷年纪大了，也干不了重活；姐姐在十公里外的乡中学读初一；12岁的我和10岁的弟弟都在读小学。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艰难境况，许多乡邻都劝母亲改嫁，可母亲强忍巨大的悲痛，独自一人挑起了家庭全部的重担。母亲起早贪黑地辛勤劳作，她既要耕种十几亩地，又要操持家务，还得供我们姐弟三个上学。看见本来就瘦弱的母亲愈加憔悴，姐姐不得不弃学回家，帮助母亲干农活。后来，姐姐已过了出嫁的年龄，母亲不忍心耽误姐姐的婚事，便催促她出嫁。再后来，弟弟也不愿上学了，和母亲一起劳作，支撑我们多难的家庭。那时候，为了买一袋盐，扯几尺布，得攒够鸡蛋提到十几公里外的县城去卖。养鸡，喂猪，卖杏仁，满山遍野挖药材，什么办法都想遍了，也凑不够一年的花销。

1987年，高考落榜的我外出打工。过了几年，省吃俭用的母亲终于给弟弟娶了媳妇，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再后来，弟弟的孩子一天天长大，终于上小学了，母亲也一天天苍老，干不动田里繁重的农活了。

当时，我和弟弟都已经成家立业，完全可以为母亲养老，母亲也该安享晚年了，可是，为了减轻我和弟弟的负担，母亲竟然决定在她年近60岁时改嫁。所有的劝阻都无济于事。母亲最终改嫁到县城，照顾一个年老多病的已经退休的粮库保管员。我们管他叫任叔，他人很和善，为人处事通情达理。刚开始，母亲每天只是陪任叔一起买菜，给他做饭洗衣，料理家务。然而三年后，任叔不幸患上了白内障，去西安做了手术，病情还是不见好转，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吃饭要端到眼前，就连上厕所也得扶着。再后来，任叔患病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吃饭也得一口一口地喂，上厕所得端着便盆接，洗澡、更衣、翻身等等，都得靠母亲帮忙。

母亲毕竟60多岁了，饱受了多年来的劳累与煎熬，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可她从未在任叔的儿女和我们面前抱怨过。中年丧夫，独自养育子女，母亲本来就经受了太多的痛苦与磨难，也应该享享清福了。看着母亲一天天消瘦，我们曾多次劝她回到我们身边，可她怎么也不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整整八个春秋，母亲都是这样陪伴任叔度过的，直到亲手为他穿上寿衣，送他上了山。

任叔走后，我和弟弟都要接母亲和我们一起生活，可她却说自己能照顾自己，让我们不要操心。

勤劳善良的母亲一生总是处处为他人着想，却从未考虑过自己。多苦多难的母亲劳累了一生，患有胃病，而且经常头痛失眠，的确需要我们照顾。今年清明节放假，我特意赶回老家，要接母亲过来，可她还是不肯。她说，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生活还能自理，让我们不要牵挂。

母亲的一生如同一棵崖边的树，几十年来，她的身躯虽然被狂风吹得弯弯曲曲，可她始终忍受着狂风暴雨的侵袭，依然顽强地挺立着。我们姐弟三个，仿佛三棵依偎在母亲怀抱的小树，在母爱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

而今，每当我想起遥居家乡的母亲，想到她孤单的身影，以及她苦命的一生，我深感愧疚，我只能遥望北方，默默地祝福我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平安快乐，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