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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7日中午12时许，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一辆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冲出路边护栏，坠入虹山湖中。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7日下午17时30分，共搜救出36人，其中21人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全部转往医院救治。岂料，此通报发出后，就引起网友热议：这则通报“对灾难的描述仅用了三行字，涉及各级领导的内容，用了十三行字”。

　　其实，类似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不少地方，突发事故发生后，当地的一些媒体在报道中，或多或少都存在“各级领导重视”的现象，比如一一罗列各级领导的官阶、姓名以及批示、讲话，非常细致，而对公众关心的事故原因、救援、伤亡等情况，却仅有寥寥数字。

　　事故新闻报道之所以“官话”十足，关键是与事后事故责任认定有关。每一次重大事故所引发的伤亡，往往会牵扯到当地政府责任。“官本位”意识之下，为了统一“口径”，不论是官方通报还是媒体报道，也就习惯性站在“领导”角度，把相关领导都“考虑”进去。领导占据了事故报道的重要版面、重要画面，成为事故救援“主角”，造成公众关注焦点倒置，这种考量自然不够人性化。

　　当然，第一时间启动事故紧急救援，“领导重视”是其自身职责之所在。至于说各级领导在组织或者参与现场救援过程中，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否科学、反应是否迅速，都应该在实际行动和具体成效中均有全面呈现。也就是说，具体到事故救援报道中，领导不妨将自己置身于“幕后”，并注意自我定位、表达、语态、神情等细节，遵循现代政治传播逻辑，这才是应有取态。

　　相反，不能站在公众立场发声或者报道，所引发的尴尬事例不在少数。2012年被网友所指的“表哥”杨达才，在交通事故现场莫名的微笑，其实就是属于“神情不当”。同样，2017年11月15日，安徽高速阜阳段发生震动全国的30余辆车连环相撞事故，致18人死亡21人受伤。然而，颍上县交通广播电台87.7频率主持人凌某某却在车祸现场喜笑颜开，比V字手玩自拍，此举引发网友震怒，媒体人的职业素养和新闻伦理受到双重拷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国务院发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如果地方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少说一些“官话”，就会多接一些地气。应对事故报道，当地政府恰当的姿态，应该尽可能客观迅速反应，允许当地主流媒体报道的触角延伸到救援的各个角落，让当地主流媒体“近水楼台”抢先发声。唯有如此，不仅能够避免域外大量媒体记者蜂拥而至，而且有利于当地事故救援有序开展。

　　因此，不论是站在新闻伦理的角度还是法规的立场，官方通报与媒体报道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应该是一致的，目的都是第一时间澄清事实，安定民心，将公众普遍关注的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公之于众。否则，在过多“官话”的迂回之中，对于媒体和政府公信力将是双重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