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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一起案件的法庭审理，庭审尚未结束姐姐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我知道父亲病情可能进一步恶化。闭庭后，我直奔医院。父亲深度昏迷，偶尔喃喃地问“来了吗”，姐姐轻声地告诉他“已经到了”。我绕到父亲床前，看着他被病魔折磨的身体，瞬间饥饿感全无。

半小时后，父亲又一次陷入昏迷，我生怕他腹部受凉，轻轻地为他拉上被子，一会儿父亲突然清醒过来问我“你上午干吗着”，我小心翼翼地说“您生病半年多了，很多案子都一推再推，推不下去的今天开庭了”。父亲点头，对我责备之意瞬间烟消云散。随即我轻轻地为父亲冲了半袋奶粉，一勺一勺喂他，直到他抿上嘴示意不喝了。

2020年1月23日春节将至，父亲感觉胃部胀疼，饭量开始减少，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肝实质弥散性病变”。我暗暗发誓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救治好父亲，后我和弟弟带父亲到兰州一家医院，医生对父亲进行化疗，原以为这次治疗父亲的病情能够缓解，但熟料此后父亲的病情反而继续恶化，肝部疼痛夜不能寐。父亲可能预感到他的疾病已无药可治，多次向我交代后事，并执意回到老家，叮嘱我为患有脑梗的母亲寻找保姆。

我希望借助先进的医疗技术延续父亲的生命，我们又去了西安。父亲的饭量开始有所增加，我悬着的心终于平静了许多。出院回家的父亲常在傍晚时分带着母亲下楼散步，对我说如果他病好了，他买一辆电动汽车载着母亲去我舅家及其他亲戚家；甚至为减轻我的经济负担，提出辞掉保姆由他给我患病的母亲做饭。那段日子我提着的心放下了，我相信父亲还将陪伴我们很久很久。

一月后按照医院的医嘱需要二次化疗，凌晨3时父亲早早地打电话叫醒了我，睡意蒙眬的我又像往常一样提着陪员住的小床，提着父亲的行李和衣物，搀扶他并肩下了电梯。晨曦中我突然感到原本肥硕的身体已经越来越瘦小，行走中宽大的裤管飘动，我知道四个月来父亲没有足够的营养补充，体能已经大量消耗，身体已弱不禁风了，他依然保持坚定和从容。

这是西安的第二次化疗之行，8时许我们顺利住进原来的病床。然而，静谧的病室已物是人非，在物品分拣中，我意识到上次住院的同室病友已悄然辞世，内心不禁一阵酸楚和悲凉。

忙碌的工作加上医院陪员的限制，我只好返回了庆阳。父亲情绪异化，每天都不下几次打电话给我，埋怨这埋怨那。电话那头除了对他的精神安慰和鼓励，我也只能一边安排手头的事务，并采取隔一天去一趟西安的方式去探视。此后的半月，起早贪黑，风餐露宿，每次到达医院附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父亲打来的，电话那头充满了对疾病的无奈和对生活期盼，那时我感觉到父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父亲心情差到极致，开始责怪医生并自暴自弃，无奈，在征求主管医师的意见后办理了出院手续。父亲打来电话让我给他购买生活用品，并称他要回原宅居住，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我竭力劝阻，但为时已晚。固执的父亲已搬回了原宅单独生活。

七天后，异地出差归来的我扔下行李，驾车一路狂奔赶回老家，他躺在土炕上。瞬间我看到父亲更加消瘦，苍白脸色已经没有往日的气色，餐桌上摆放着的案板和没洗的碗筷，菜叶呈枯黄色，堂弟家过事送来的烤鱼已经微微发黑；烤鱼的尾巴处两个指头大小坑，显然是父亲偿食的，他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我的内心像被人狠狠地捏了一把，酸楚、愤怒和责备瞬间占据了我。半小时后我控制情绪回到父亲身边，为他倒了半杯热水，劝他跟我回城里住院治疗，这一次倔强的父亲顺从了我的意愿，默默地起身叮嘱我锁好房门，我们在夜色下驱车离开了老家。

次日，我带父亲再次住入市中医院，经医师20多天的精心治疗，父亲的肝疼得到了控制，按医院的要求我为父亲办理了暂时离院手续。此后父亲萌生回老家请法师看病的心愿，为了照护他的情绪，我一一答应并和姐姐、弟弟购买了生活和祭祀用品，花费数千但毫无效果。事后为了照顾父亲我有将他接回城里，但父亲已不能独立起床和大小便了，每天早晚我都放下手中的工作，照料他的生活和起居，并不时帮他按摩积水隆起的胸腹部，以缓解肝部疼痛并为他热上牛奶，但他喝了就吐，身体机能开始衰竭。

为了挽救父亲我联系医院欲再次入院治疗，但倔强的父亲认为治疗已经没有必要，之后偷偷地回了老家，我知道父亲的日子越来越少，他怕突然去世在城里给我带来不便。

2020年7月19日晚，父亲体能已经消耗殆尽，尽管如此他还不停地叮嘱我收拾好老家的农具，唯恐后面过事丢掉了，并叮嘱我安排好母亲今后的生活。我再次说服了父亲将他送到中医院治疗，7月20日下午当我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数度昏迷，输入的液体不能吸收，病魔吞噬了他的整个躯体。次日凌晨2时父亲在我熟睡中，在姐姐撕心裂肺的痛哭中，带着病痛走到了他71岁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