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一起案件的法庭审理,庭审尚未结束姐姐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我知道父亲病情可能进一步恶化。闭庭后,我直奔医院。父亲深度昏迷,偶尔喃喃地问“来了吗”,姐姐轻声地告诉他“已经到了”。我绕到父亲床前,看着他被病魔折磨的身体,瞬间饥饿感全无。
半小时后,父亲又一次陷入昏迷,我生怕他腹部受凉,轻轻地为他拉上被子,一会儿父亲突然清醒过来问我“你上午干吗着”,我小心翼翼地说“您生病半年多了,很多案子都一推再推,推不下去的今天开庭了”。父亲点头,对我责备之意瞬间烟消云散。随即我轻轻地为父亲冲了半袋奶粉,一勺一勺喂他,直到他抿上嘴示意不喝了。
2020年1月23日春节将至,父亲感觉胃部胀疼,饭量开始减少,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肝实质弥散性病变”。我暗暗发誓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救治好父亲,后我和弟弟带父亲到兰州一家医院,医生对父亲进行化疗,原以为这次治疗父亲的病情能够缓解,但熟料此后父亲的病情反而继续恶化,肝部疼痛夜不能寐。父亲可能预感到他的疾病已无药可治,多次向我交代后事,并执意回到老家,叮嘱我为患有脑梗的母亲寻找保姆。
我希望借助先进的医疗技术延续父亲的生命,我们又去了西安。父亲的饭量开始有所增加,我悬着的心终于平静了许多。出院回家的父亲常在傍晚时分带着母亲下楼散步,对我说如果他病好了,他买一辆电动汽车载着母亲去我舅家及其他亲戚家;甚至为减轻我的经济负担,提出辞掉保姆由他给我患病的母亲做饭。那段日子我提着的心放下了,我相信父亲还将陪伴我们很久很久。
一月后按照医院的医嘱需要二次化疗,凌晨3时父亲早早地打电话叫醒了我,睡意蒙眬的我又像往常一样提着陪员住的小床,提着父亲的行李和衣物,搀扶他并肩下了电梯。晨曦中我突然感到原本肥硕的身体已经越来越瘦小,行走中宽大的裤管飘动,我知道四个月来父亲没有足够的营养补充,体能已经大量消耗,身体已弱不禁风了,他依然保持坚定和从容。
这是西安的第二次化疗之行,8时许我们顺利住进原来的病床。然而,静谧的病室已物是人非,在物品分拣中,我意识到上次住院的同室病友已悄然辞世,内心不禁一阵酸楚和悲凉。
忙碌的工作加上医院陪员的限制,我只好返回了庆阳。父亲情绪异化,每天都不下几次打电话给我,埋怨这埋怨那。电话那头除了对他的精神安慰和鼓励,我也只能一边安排手头的事务,并采取隔一天去一趟西安的方式去探视。此后的半月,起早贪黑,风餐露宿,每次到达医院附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父亲打来的,电话那头充满了对疾病的无奈和对生活期盼,那时我感觉到父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父亲心情差到极致,开始责怪医生并自暴自弃,无奈,在征求主管医师的意见后办理了出院手续。父亲打来电话让我给他购买生活用品,并称他要回原宅居住,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我竭力劝阻,但为时已晚。固执的父亲已搬回了原宅单独生活。
七天后,异地出差归来的我扔下行李,驾车一路狂奔赶回老家,他躺在土炕上。瞬间我看到父亲更加消瘦,苍白脸色已经没有往日的气色,餐桌上摆放着的案板和没洗的碗筷,菜叶呈枯黄色,堂弟家过事送来的烤鱼已经微微发黑;烤鱼的尾巴处两个指头大小坑,显然是父亲偿食的,他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我的内心像被人狠狠地捏了一把,酸楚、愤怒和责备瞬间占据了我。半小时后我控制情绪回到父亲身边,为他倒了半杯热水,劝他跟我回城里住院治疗,这一次倔强的父亲顺从了我的意愿,默默地起身叮嘱我锁好房门,我们在夜色下驱车离开了老家。
次日,我带父亲再次住入市中医院,经医师20多天的精心治疗,父亲的肝疼得到了控制,按医院的要求我为父亲办理了暂时离院手续。此后父亲萌生回老家请法师看病的心愿,为了照护他的情绪,我一一答应并和姐姐、弟弟购买了生活和祭祀用品,花费数千但毫无效果。事后为了照顾父亲我有将他接回城里,但父亲已不能独立起床和大小便了,每天早晚我都放下手中的工作,照料他的生活和起居,并不时帮他按摩积水隆起的胸腹部,以缓解肝部疼痛并为他热上牛奶,但他喝了就吐,身体机能开始衰竭。
为了挽救父亲我联系医院欲再次入院治疗,但倔强的父亲认为治疗已经没有必要,之后偷偷地回了老家,我知道父亲的日子越来越少,他怕突然去世在城里给我带来不便。
2020年7月19日晚,父亲体能已经消耗殆尽,尽管如此他还不停地叮嘱我收拾好老家的农具,唯恐后面过事丢掉了,并叮嘱我安排好母亲今后的生活。我再次说服了父亲将他送到中医院治疗,7月20日下午当我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数度昏迷,输入的液体不能吸收,病魔吞噬了他的整个躯体。次日凌晨2时父亲在我熟睡中,在姐姐撕心裂肺的痛哭中,带着病痛走到了他71岁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