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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匍匐于原野大地，将根须探入其深处，与谷物的眼光同步，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幽深的世界，纹理里藏匿着格局恢弘、精神澄明的风骨和气节。

        第一个出场的必须是它，就像一场演出中的大戏，必须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而水稻，自然是谷物大军中那个首当其冲的领军人物。

春风给自然万物群发了一条信息，花草树木昆虫鸟兽如约醒来。

        是三月。父亲将晒了一天的稻种装在麻袋里，袋口系好绳子后浸泡在池塘里，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棵歪脖槐树上。两天后，父亲将它打捞起，码放在屋角，盖上稻草，不时给它喷水。几天后，潮湿的稻种被焐得纷纷开了口，露出嫩黄的弯芽。父亲的手在侍弄那些带着温度的稻种的时候，温柔得如同在抚摸我们的脸庞。他将稻种挑去田边，再装在篾萝里，卷起裤管，挎着篾萝沿着田埂或是下到田沟里，将稻种一把一把地撒在之前整理好的秧田里。

        秧田整齐得如一块块漂浮在水面上的黄豆腐。

        合格的农人都是田野里的设计师，目光就是他们的测量工具，诞生在他们手中的菜地、秧田，却都是一件件线条流畅，拥有美学效果的艺术品。

        稻种在柔软的黄泥上落地生根，长出秧苗。秧苗长到一拃多高的时候，就要拔秧移栽了，拔秧的早晨父亲会在秧田边燃放一小挂鞭炮“开秧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里显现出几个月后的大丰收情景。父母弯腰弓背在田里劳作的样子，充满了对大地的敬畏之情。

        我不会插秧。我曾经插过大约一平方米的秧苗，虽然之后我每次注视着它们的眼光都充满祝福与怜爱，希望它们长大后抽出的稻穗力压群雄，好让我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我插的秧苗，长出的水稻又多又好。但水稻收割的时候，我栽的那些，显然比其他的水稻要低矮一大截，稻穗干瘪。母亲说是我栽的时候按压得太深，泥巴淹没了秧苗的心。心被蒙尘的人是生活的傻子，看来水稻也是。

        阳光雨露、日月光辉是上天给人间最好的恩赐。

        水稻怀孕的时候最美。水稻怀孕的时候，我蹲在田埂边，看着它肿肿胖胖的身体在碧绿的稻叶下面沉睡，总是忍不住要去摸摸它。不消几日，它们挣脱束缚，探出头来，惊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那时候的稻谷是青绿色的，瘪巴的。水稻抽穗扬花的时候，最好是风和丽日没有雨水的日子，授粉均匀，秕谷才会少。

        稻叶变黄，稻穗弯腰的时候，如人知天命，学会了弯曲，但骨子里穿行的是浩然正气，不然它纤细的腰身，怎么能经得起稻穗的沉重。

        农历六月，双抢季节。田野里的景象真的能用热火朝天来形容。天气太热，父母在田间劳作，我在家熬好一锅绿豆汤，再提来沁凉的井水“冰镇”后，送往田间给他们解暑。

        捆扎好的水稻堆码在稻床上，静静地等待着稻草和稻谷分离的疼痛时刻。

        我家的谷仓在厨房里，靠着墙角用青砖和水泥修砌的，在正面开了一个约六十厘米见方的仓门，平时用木板封上，防止老鼠潜入。扒稻谷出来碾米的时候，父母总是派我们进谷仓，稻谷进入鞋子的感觉不好受，但我踩在那些像流沙一样的稻谷上时，有很大的满足感。我知道，我们一家人的口粮，都存在这个谷仓里了，那些黄灿灿的稻谷，是我父母挥汗的成果，也是我们健康成长的后盾。

        很多时候，我端着一碗雪白的米饭，总是想到它的前世。一粒水稻，经过风吹雨打和时间的洗礼，经过暴晒和机器无情的碾压，经过高温的蒸煮，才蜕变成白皙的米饭粒儿。

        水稻占据了家乡田野的大半江山，所以小麦只是田野里诗意的配角，从不与水稻争锋。

        我对于麦子的所有印象，大都定格在冬日被白雪覆盖的场景上。或许，与小学课本里那句“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有着莫大的联系，于是在白雪中沉睡的麦苗的样子，捷足先登，霸占了我对它的记忆。

        雪霁，整个世界是静的，大地从没那么干净过。青绿的麦苗尖隐约在白雪间，随着日照，一寸一寸露出身子，羞涩而内敛，像闺中女子一步一顿走下阁楼来。

        种植麦子，无需像稻子那样繁琐地育秧，也无需给它侍弄一块豆腐脑一样的秧床。晚稻收割之后，简单地翻下田土，直接将麦种撒下，任由它自生自灭。不过它们顽强得很，要不了几天，麦田里就会竖起无数支嫩绿的小短笛。种植在地里，要繁琐一点，但这样生长出来的麦苗要茁壮一些，也便于收割。

        年轻时候的麦子我是喜欢的，长得半人高了，绿油油的，站在老家门前的塘埂上，环视整个田野与山冈，成块成块绿色的麦苗在风中摇曳，麦浪传递过来的青草香与大地的深情，此一时，闭上眼，我似乎还能闻得、感受到。

        麦子老了，锋芒毕露，扎人得很。

        我不喜欢年老的麦子。从前，麦子脱粒不能依靠脱粒机，只能将它们平铺在稻床上晒干，母亲挥动着竹制的镰枷，一下又一下地拍打，直到那些麦粒脱离麦穗。我看到母亲脸上大颗大颗的汗珠滴落在麦子上，我不知道那些麦子作何感想，但我的心是疼的。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活，母亲的胳膊第二天肯定会痛得举不起来，往往在这样的劳累之后，体质不好的母亲总会生场小病，头疼脑热，食不知味。我穿过宽阔的田野，轻车熟路地去另外一个村子找赤脚医生。吊瓶挂在床头，透明的葡萄糖液体顺着滴管流入母亲的体内。母亲睡着了，但眉头紧蹙，翻身的时候发出痛苦的呻吟，我从那呻吟声里感知到了母亲身体里那些疼痛的因子正在肆无忌惮地蚕食着她。

        那个时候，我恨透了那些麦子。

        麦子刚收上来，乡亲们总会第一时间去磨面粉，然后每天早晨和面后用油煎成小麦饼配稀饭食用，能够抵挡一上午劳作所产生的饥饿。

        那时候的面粉不如现在的精细洁白，少许油煎出来的小麦饼粗糙板结，让我难以下咽。但爷爷不这样认为。他说，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吃。然后又说起那些陈年往事，说他们那个时代连稀粥野菜都没得吃，树皮都吃过，说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和姐姐上学之前，他总要往我们手中塞一块小麦饼，不敢触怒他，我们只能接过，但往往我们走到半路的时候就扔了。那时候却没有一点儿愧疚感，无论是对小麦饼，还是对爷爷。

        我读三年级的时候，爷爷去世了。他塞给我们小麦饼时的情景，永远定格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

        多年以后，父母都离开了乡村，母亲再也不会因为繁重的农活而累病了。同样脱离农村的我，对成熟的麦子的憎恨之情也慢慢淡了，甚至对年老的麦子的颜容也慢慢淡忘了。

        市场里只有经过深加工的麦子——精面粉，但那已经不是最初的麦子了，我知道。

        寒冬腊月，岁将尽，年的味道愈发浓了。村子里因为外出务工人员的归来以及放寒假在家的孩子们而变得生动热闹起来，烟火味也更浓了。腌制腊味、蒸米饼、蒸米面、裹粽子、做豆腐，乡亲们忙碌了一年，稍闲了，似乎要把所有的美食都集中在春节时食用。除了做豆腐，其他的美食都可以在家自行制作完成，唯独豆腐，需要去豆腐坊制作。早晨，父亲挑着一桶已经泡发好的黄豆和一捆干柴去往豆腐坊。

        做豆腐第一步是磨豆子，用的是石磨。父亲推磨，我往石磨里添加成比例的豆子与水，经过碾压，豆子粉身碎骨，与水融为一体，乳白色的生豆浆从石磨边缓缓流出，淌落在下面的木盆里。

        黄豆打碎了自己，一去不复返，再也回不到从前，但它重新塑造了自己。豆腐块静谧的呼吸中，隐藏着它的前世。

        寒风呼啸，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木桌上的火炉里，以豆腐为主，素肉为辅的火锅正热气腾腾，涮上一点香菜、菠菜，那是能够驱赶寒冷的最佳美食。暖暖的气流在屋子里游弋，环流，不动声色，但肆无忌惮。

        就像此刻，暮色四合，我坐在这里与这些横竖撇捺方块字痴缠，厨房里的玻璃碗里，正浸泡着一些黄豆，明天早晨会成为我们的豆浆。  

        我们对自然的认知其实是浅薄的。就像一棵豆苗，一枚豆荚，一粒豆子，一块豆腐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看到的，而那些隐秘的精神连牵，是神没有赐予我们发现的权利。

        当下的我生活在被钢筋水泥包裹的城里，偏爱养花草，有时我想，我所爱的或许并非是花草本身，而是在我的呵护下，花草在泥土中茁壮成长，开花结果的过程，一如看着那些农作物在我童年的时光里葳蕤生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