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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川里汇洪流。袁鹏飞 绘

　　林锦会师，义结同盟。

　　1931年5月上旬的一天，“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山西省孝义县大麦郊娄底村（今西泉村）一家老乡的大院子里成立了。这支游击队，简称“晋西游击队”，领导者分别是:大队长拓克宽，政治委员黄子文，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党总支书记杨重远。

　　晋西游击队成立后，开始在吕梁山区广泛发动群众，抗粮抗捐，开展游击战争。不久，队伍就扩大到100余人。

　　1931年8月开始，国民党山西当局调集晋军及地方民团共一万余人，对晋西游击队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因敌强我弱，晋西游击队的活动区域逐步缩小，处境极为艰难和险恶。8月下旬，游击队西渡黄河，伤亡惨重，到达陕北时仅剩下30名共产党员^①。

　　9月4日，晋西游击队到达安定县的南沟岔柳树滩。在此，游击队改选了领导成员，阎红彦任大队长，吴岱峰任副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游击队下辖四个班。5日，到达安定县西区的枣树坪，游击队与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取得了联系，又通过马文瑞与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陕北特委十分重视这支队伍，特委书记赵伯平派张资平到枣树坪传达特委指示，要求游击队在安定、清澜、延长、延川、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这期间，陕北特委又动员强龙光、强世清、马云泽、惠泽仁等一批共产党员加入游击队，使队伍发展到100余人。

　　晋西游击队到了陕北之后，师储杰、杨琪、杨鼎、肖永胜等率领的几支烟商保运武装，也因为在山西无法立足返回陕北。他们当中有些人与阎红彦、杨重远、强世卿、马云泽等人都是亲戚或朋友关系。

　　刘志丹、谢子长也曾派干部对这些队伍进行争取改造，使他们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因此他们要求和游击队一块行动。9月14日，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孙家河接收了烟商保运武装杨琪、杨鼎、肖永胜等部100多人。双方约定，烟商保运武装暂不编入游击队序列，在三个条件下方可联合行动:其一，听从队委会领导;其二，不抢穷人的东西:其三，不强奸侮辱妇女^②。晋西游击队还给杨琪、肖永胜部派去政治指导员，并成立执法队，监督执行约法三章，如有违反纪律者，按红军纪律处理。10月7日，游击队又以同样条件在安定县南沟岔接收了烟商保运武装师储杰部百余人，并派雷恩钧、李宗白、白雪山、惠泽仁、陈玉清五人到该部任政治指导员。10月上旬，根据陕北特委指示，在安定县南沟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晋西游击队与保运武装改称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为阎红彦，副支队长为吴岱峰，政委为杨重远。烟商保运武装编为一个大队，师储杰为大队长(人称“师大队”)。其时， 陕北游击支队有步兵和骑兵300余人，在安定、清涧、延长、延川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屡战屡捷，给敌人以有力打击。

　　陕北游击支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也招来敌人重兵的尾追攻击。游击队在转移到安定县凉水湾时，接到陕北特委的指示信，要求游击队避开敌人主力，可转移到甘肃陇东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并通知中共陕西省委，游击支队西向甘肃陇东去了，可派人接洽^③。陕北游击支队的行动遂即转向陕西、甘肃交界的子午岭，在永宁山渡过洛河，经白沙川、瓦子川，到甘肃合水平定川、葫芦河。为了寻找在陕甘边开展游击战争的刘志丹，游击队派出了由马云泽带领的20多名骑兵。

　　刘志丹和谢子长是陕北革命运动的杰出领袖，他们和当地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能找到他们，游击队就更有立足之地^④。其实，对于陕北游击支队的动向，身在南梁的刘志丹是掌握的。当陕北游击支队在安定一带活动时，刘志丹就对身边的同志说，杨重远、阎红彦等同志从山西打回陕北，正在打瓦窑堡，若攻不下就很可能奔太白川（葫芦河）而来。于是，刘志丹当即决定集中南梁游击队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个大队的全部人马，到陕甘交界的太白川一带迎接陕北游击支队^⑤。此外，还派马锡五到林锦庙一带动员群众，筹备粮草，为两支队伍的会合做好准备。当听到陕北游击支队到达太白的消息后，刘志丹立即派刘景范前去迎接，在东华池见到了师储杰、杨重远、白锡林、杨琪等人^⑥。

　　10月中旬，四处寻找刘志丹的马云泽在南梁堡遇到一个农民，打听到刘志丹带二三十人的队伍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这样， 马云泽就在南梁堡南面山湾一个向阳的窑洞里见到了刘志丹。战友重逢，分外高兴。随后，在马云泽的带领下，刘志丹来到南梁堡阎家砭，见到了陕北游击支队全体指战员。10月20日，陕北游击支队和南梁游击队在南梁堡的林锦庙（今林镇乡）会合了。阎红彦、杨重远等人曾和刘志丹在一起搞过兵运工作，看到刘志丹还是老样子，穿着破旧的衣服，头上扎着羊肚毛巾，还是那样的沉着坚定，感到分外的高兴。阎红彦把他心爱的驳壳枪送给刘志丹，作为见面礼^⑦。南梁游击队杀猪宰羊，热烈欢迎陕北游击支队。两支游击队领导人相互介绍了活动情况，部队当日举行了联欢会，战士们唱呀笑呀，说不尽的欢喜。为了助兴，当地一位农民老汉领上自己的两个儿子，敲着小锣小鼓，给战士们表演了南梁说唱。几十年后，这个热烈感人的场面还深深刻在阎红彦的记忆里^⑧。

　　找到了刘志丹，陕北游击支队就像找到了组织和靠山。刘志丹因为在这带打游击，人熟地更熟，不管白天黑夜，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路，被人称为“活地图”。在南梁一带，凡是有陌生人找刘志丹，农民总是详细盘间，不轻易说出他的住处。有百姓的保护，到处都是刘志丹的家，不管大人小孩都知道他，亲切地叫他“老刘”。半夜里，游击队去敲老百姓的门，只要说是“老刘”的队伍，老百姓马上起来请他们进去，腾出窑洞让他们休息。因而到了南梁，陕北游击支队更加放心了。

　　两支队伍会合后，总人数达700多人，在南梁川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一时间，因为害怕游击队，南梁堡一带的地主民团武装都逃跑了，而一些为生活所迫参加民团的团丁则主动向游击队交了枪支，积极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在南梁的几道川里打土豪，分浮财，组织群众抗粮抗租抗捐抗税，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站住了脚，扎下了根。

　　10月30日，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传达省委关于整编部队、建立正规红军的指示，并成立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马云泽、白锡林为委员。随后，部队开到庆阳新堡进行整训。

　　新堡整训期间，刘志丹、谢子长为加强部队的团结，克服会师部队干部特别是烟商保运武装首领人物身上存在的非革命思想和行为，灵活运用党的统战政策，以当地民间习俗举行了十八弟兄“拜把子”香堂大会，义结金兰。现场参加“换帖”的有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刘约三、马云泽、胡廷俊、雷恩钧、白锡林、陈玉清、师储杰、杨琪、杨鼎、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唐青山、刘保堂18人。

　　“金兰谱”由刘志丹亲自书就:“我弟兄志投意洽，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若有中途背叛离情，天诛地灭。”这个“金兰谱”以兄弟感情为纽带，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斗争方向，对坚定会师部队的革命信仰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这18人除个别人外，多数信守并实践了“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的誓言^⑨。

　　为了解决会师部队的供养及过冬面临的困境，队委会采纳了刘志丹提出的“借水养鱼”的建议，即利用陇东军阀陈珪璋扩充实力之机，暂时接受陈珪璋收编。派马云泽、刘约三赴平凉与陈珪璋谈判，同意把会师部队番号定为“陇东暂编十三师警备骑兵第二旅”，暂住庆阳新堡一带。同时商定，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杨重远任参谋主任。于是，陈珪璋拨给收编部队过冬军衣鞋帽1000余套，军饷3000元;拨给修枪造枪工具15驮，修械工人20余名;拨给西药一驮，军医、护士2名^⑩。一切就绪之后，陈珪璋派出自己的警卫团长刘宝堂到新堡点验部队，简单地履行了一个程序，就宣告完成收编。

　　由于陈珪璋送来了40余大车军需物资，会师部队的军装、经费、医药等问题迎刃而解，重新汇聚在谢子长、刘志丹两位革命领袖的身边，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士气随之高涨。

　　林锦庙会师后，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原则，会师部队在新堡进行了集中整训，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认识，纠正了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为后来建立陕甘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1931年12月底，林锦庙会师部队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离开新堡、悦乐，沿子午岭西麓南下，于1932年1月初到达正宁县月明乡北柴桥子村（今属西坡镇管辖）。在这里，谢子长主持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会上，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成立，谢子长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任委员。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共约700余人。此后，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三嘉塬开展部队整编工作。

　　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陕甘边地区第一次公开打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旗帜。

完

       ①阎红彦：《陕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活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

　　②马佩勋：《陕甘边革命斗争片断》，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③吴岱峰：《忆陕甘边革命武装》，姚文琦主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精编（二）》，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④阎红彦：《陕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活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⑤白冠五：《刘志丹烈士事迹片断》，《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 页。

　　⑥《刘景范1983年谈陕甘边早期革命武装斗争》，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⑦马云泽：《回忆陕甘游击队的建立及活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页。

　　⑧阎红彦：《陕甘早期革命军事斗争片断》，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3页。

　　⑨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一说“八大兄弟”“拜把子”香堂大会。见马云泽《回忆陕甘游击队的建立及活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页。

　　⑩高文：《南梁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红色故事编委会编著的《南梁红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