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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方针建红军。袁鹏飞 绘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根据地领导人，坚持从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在创建革命武装和根据地过程中，提出和实施了许多具有开创性、前瞻性的思想理论。其中红、白、灰“三色”建军方针充分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光芒。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在1927年10月到1928年夏季先后由唐澍、谢子长、刘志丹等组织领导了清涧、渭华、旬邑等武装起义和暴动，但都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而失败。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决定，把党的中心从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上来，中共陕西省委随之把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兵运工作。随后，陕西省委相继派刘志丹、谢子长到中共陕北特委工作。1929年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杨国栋、贾拓夫等十多人。为了确保与会同志的安全,中共陕北特委把会议地点选在比较偏僻、便于隐藏的红石峡,并要求出席会议的人员化装、分散进入会议地点，会前特委在红石峡沿线设立隐蔽岗哨,以防发生意外。

　　红石峡会议集中讨论了加强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等问题。会议决定刘志丹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上，刘志丹提出了通过兵运活动“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主张。会议接受了刘志丹提出的“三色”建军方针:“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搞武装斗争，即: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可以有红色的（建立革命武装）；以搞白色的形式为主。”^①

　　“三色”建军方针是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根据陕甘地区早期武装斗争的实际提出的重要建军思想。“三色”建军方针的确立和实践，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地区革命武装的创建和发展，对于当时处在低潮的陕甘革命形势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红石峡岩壁上镌刻的四个大字——“力挽狂澜”。

　　红石峡会议后，兵运工作成为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用兵运活动的方式来创建革命武装，是刘志丹对当时全国普遍采用的工农暴动方式创建红军思路的一种创新。然而从当时陕甘地区革命斗争形势来看，“白色”斗争方式是最为艰苦，而且最为危险的。因为陕甘共产党人在发动清涧、渭华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失败以后，要想再次进入国民党部队开展活动，其难度和危险性都非常大。但当时陕甘共产党人在经过渭华等起义和暴动后，党的军事人才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所以利用兵运工作培养军事骨干成为革命武装斗争的迫切任务。为此，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带头打入国民党队伍中开展兵运活动。

　　根据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中共陕北特委的安排，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高岗、张秀山、贺晋年、王世泰、焦维炽、张东皎、高鹏飞、杨林等一大批共产党员相继进入陕甘宁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如1929年秋，刘志丹、谢子长带领数十人，以率部来投的名义进入宁夏苏雨生骑兵第四师做兵运工作。不久，中共陕北特委又先后派出共产党员张秀山、王世泰等50余人，进入苏雨生部。随后刘志丹、谢子长以他们的军事经历和个人威望积极在国民党其他各部军阀中谋取军职，以合法军职为基础，又安排了一大批共青团员、青年学生打入国民党陕北高自清、杨庚武和甘肃陇东谭世麟部，以及黄河岸边杨琪、杨鼎、师储杰等人的商贩武装部队中开展兵运活动。

　　为创建革命武装，陕甘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地区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兵运工作，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的足迹遍及陕西保安、榆林、旬邑、宜君，甘肃两当、庆阳、合水、正宁、南梁，宁夏平罗等广大地区，历经险恶，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②陕甘兵运活动虽然屡遭挫折，但却为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储备了大量军事骨干，他们在后来的陕甘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兵运活动失败的沉痛教训，使陕甘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利用地方军阀只能是权宜之计，只有走井冈山式的道路，陕甘革命武装斗争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陕甘共产党人在积极进行兵运工作的同时，一直非常注意汲取兵运活动的深刻教训，积极探索采用“灰色”方式创建革命武装的道路。

　　1928年至1930年，持续三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当时老百姓流离失所，饿殍载道，甚至易子而食。饥荒之下，地主豪绅乘机兼并土地，变本加厉盘剥农民。饥民们走投无路，或聚众占山为王或当兵为匪。

　　关于民团与农民武装，毛泽东指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③1929年6月，中共中央要求陕西省委“加紧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灾民都投入土匪中去，党要深入群众中去，获得群众，使之变成农村的武装。”^④1929年秋，刘志丹主持中共陕北特委工作时也多次强调:“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⑤

　　为更全面地了解陕甘地区灰色武装情况，刘志丹从葫芦河畔到三嘉塬边，从桥山之巅到萧关古道，踏遍陕甘边界桥山山脉，在勘察和革命斗争实践中了解到陕甘边界特别是子午岭山区，有很多民团、农民武装，大都是因生活所迫才铤而走险成为绿林武装。这些武装力量生存力强，适应陕甘边地区社会地理环境。同时，这些武装力量与豪强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又被地方军阀看中,成为扩充实力的目标。因此，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积极致力于领导和教育改造陕甘地区的绿林武装，努力使其在政治素质上不断得到提高。这种构想在开始时是作为“兵运”的补充提出来的，随着“兵运”屡屡受挫，这种方式终于成为创造陕甘红军的主要策略和方式。

　　为了教育引导灰色武装，刘志丹曾派霍维德、李力果等共产党员装扮成“皮货商”“说书匠”到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麓的南梁地区，串连贫苦农民，进行秘密革命活动。1930年前后刘志丹还多次到南梁一带， 深入了解哥老会和民间武装的情况，引导改造赵连壁、杨培盛等饥民武装走革命道路，启发教育哥老会成员郑德明、朱志清^⑥等克服封建思想，维护穷苦百姓的利益，为创建革命队伍准备群众基础。

　　在开展兵运工作和积极引导争取绿林武装的基础上，刘志丹于1930年10月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太白起义，创建了南梁游击队。这是共产党人在西北建立的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

　　当时南梁游击队的核心是刘志丹等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及党在几年兵运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基本成分是受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而破产的贫苦农民。这部分人如赵连璧、杨培盛、同守孝等，当时被称为土匪；贾生财、唐青山是民团团总。在刘志丹等人的帮助教育下，赵连璧等贫苦农民武装逐渐树立起革命思想，表示坚决要跟着刘志丹为穷人打天下。所以在太白起义时，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同守孝等人就参加了起义部队，成为南梁游击队的骨干。

　　1931年2月，南梁游击队在张皮塬被军阀打散，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人返回南梁、合水一带，又拉起了三支农民武装，共约300人。当时陇东军阀陈珪璋曾以营长之职位诱编赵连璧，赵连璧说:“我宁愿跟着刘志丹当兵，也不给陈珪璋当营长。”^⑦同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来到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部驻地，将三支农民武装进行了整编，使南梁游击队得以恢复重建。

　　南梁游击队的重建，是“三色”建军方针经过反复的“兵运”挫折和持续的“绿林”改造，走出的一条符合陕甘地区实际创建红色革命武装的成功道路，是党在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从兵运向武装斗争过渡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党在陕甘边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通过灰色方式建立红色革命武装的艰苦实践过程中，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先后遭受了张皮塬遭袭、彬县扣押、早胜事件等多次严重挫折，其间无论是南梁游击队初建、固城整编还是倒水湾整编重建游击队，每一个关键时刻，灰色武装力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志丹始终坚持不懈地积蓄革命力量，始终坚持改造灰色武装，使之成为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为公开“打红旗”创造了条件。到1931年冬，南梁游击队与转战来到南梁的陕北游击支队，在庆阳新堡整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翌年2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又在正宁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从此，镰刀斧头红旗在陕甘边界高高飘扬。

完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②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⑤马文瑞：《群众领袖 革命楷模》，《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⑥郑德明、朱志清：后分别为赤卫军副总指挥、总指挥。

　　⑦刘凤阁 任愚公：《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红色故事编委会编著的《南梁红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