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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陕甘红军部队。袁鹏飞 绘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由党中央授予正式番号，在中国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一支正规的红军部队。中共中央指出：“陕甘边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的创造，燃烧起了北方苏维埃的火把！”^①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区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指出：“应该清楚的提出：在积极地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②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议题时，会议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又作出决议，明确提出：“在新胜利中创造陕甘边新苏区，成立英勇的红军第二十六军。”^③按照中央和陕西省委的《决议》指示精神，陕甘边区党和游击队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筹建红二十六军的艰苦斗争中。

　　12月18日，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南下陕西耀县照金地区，开辟新根据地。部队行进至淳化县境内时，接到陕西省委要陕甘游击队开赴宜君(今旬邑县)转角镇休整待命的指令。此时，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和中共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来到部队驻地耀县衣食村。12月22日，杜衡主持召开陕甘游击队全体党员大会。会上，杜衡首先宣布党中央、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红二十六军的指令，接着大讲一通“全国大好形势”，在肯定了部队的英勇战绩后，他声色俱厉地列举刘志丹、谢子长和阎红彦等人的所谓错误，给其扣上“梢林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省委正确路线”等大帽子，坚称必须彻底改组领导班子，当场宣布撇销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的职务，强令他们离开部队去上海中央局受训。^④23日，杜衡又在杨家店子主持召开游击队指战员代表会，对刘志丹、谢子长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出开除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党籍和军籍的错误决定。结果，对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正规红军，指战员无不衷心拥护，但对于强加给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游击队负责人的罪名并要撤职调离的做法，大家除了困惑不解，更多的是不满和反对。特别是多年跟随刘志丹、谢子长的老战士，在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艰苦岁月里，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深知刘志丹、谢子长等对党忠心不二，对杜衡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不少战士找刘志丹、谢子长诉说愤怒和不平，强烈要求撤销对刘志丹等领导的处分。刘志丹、谢子长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顾全大局，对战士们晓之以理，让大家服从党的决定，劝大家千万不能闹事，稳定了部队的军心和情绪。迫于压力，杜衡被迫撤销了开除刘志丹等人党籍军籍的处分，调整处分决定为：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阎红彦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谢子长、阎红彦即刻去上海中央局受训。后来，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实真相，撤销了杜衡给谢子长、阎红彦的错误处分决定^⑤。

　　24日，陕甘游击队开拔到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马栏镇)，在此举行了红军改编仪式。由于“左”倾冒险错误的指导，陕甘游击队南下韩城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失利，部队由1500人锐减为200余人，无法实现中央《决议》提出的首先组成一个师的要求。杜衡只好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团，作为红二十六军的骨干。改编过程中，杜衡大搞宗派主义，为排挤陕甘游击队领导人进入红二团领导层，提出“团长不能从原指挥员中产生”，“必须在班长和战斗员中产生”，须先经党员大会提出两个候选人，由政委确定其一，再经军人大会选举产生。规定排以上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并由政委任命产生。此外，杜衡还把杨重远、吴岱峰、杨琪以及排以上干部的枪全部没收，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选举共举行了两次，一次是在党内选举，一次是由军人大会选举。党内选举提出两个候选人：中队长曹胜荣和步兵大队班长王世泰。刘志丹、谢子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全力影响部队服从省委的决定。谢子长还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把刘志丹留在部队^⑥。

　　对出任红二团团长一职，王世泰自感能力不胜任，在任命前找杜衡表示坚决不当红二团团长，理由一：一直是战士、班长，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本领和经验；理由二：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盘、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杜衡听后大怒，不容分辩地说：“这是党的命令。”王世泰说：“不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我干不了。”杜衡又给王世泰做工作说：“你的团长是党委研究的，民主选举的，不干怎么能行？”王世泰考虑了一下说：“要我干也行，得把志丹、子长这两个老司令留下一个才行。”杜衡不懂军事，也怕军心不稳，部队不好掌握，问王世泰：“你看留下谁合适？”“留志丹。”因为谢子长也提议留下刘志丹。杜衡最后只好把刘志丹留下来，但不让他管军事，给了个政治处长的职务。

　　选举后，杜衡正式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第二团，并当场拿出由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署名的红军番号任命书^⑦。

　　接着杜衡以军政委名义任命红二团各级领导：团长王世泰、团政委杜衡(兼)、团参谋长郑毅、团参谋处长杨重远、团政治处处长刘志丹、团经理处处长刘约三、团管理处处长杨琪、团党委书记汪锋、共青团团委书记师克寿；红二团下辖三个连，步兵连连长李亚夫、指导员李秉荣、骑兵连连长曹胜荣、指导员张秀山、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福和指导员魏武。

　　会后，王世泰又找刘志丹谈：“你了解我，打仗行，带部队不行。让我当团长，不是那块料。”刘志丹笑着说：“边干边学嘛。你打了几年仗，总还是个老兵吧。我要不走，会帮你的。”^⑧这样，才给了王世泰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红二团建团伊始，全团200余人，枪150余支，战马60余匹，还有部分刀矛。会后，刘志丹留在了红二团，谢子长、阎红彦则被强令离开部队去上海“受训”。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刘志丹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和职位高低，积极帮助王世泰开展工作。他为红军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参谋工作制度》《红军纪律》《训练方案》《战略战术教材》等制度，尽一切可能来维护部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协助团长、参谋长拟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争取打胜仗，减少损失。由于刘志丹的崇高品格和出色工作，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给国民党反动当局在西北的代表势力极大的震慑，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政治影响，让陕甘大地上的劳苦大众看到了争取翻身解放的希望，更加坚定了广大军民战胜一切反动势力的信心和决心，为陕甘革命斗争走向胜利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红二十六军成立以后，就开始肩负起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重大使命。

完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维埃新苏区的决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3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的决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页。

　　④王世泰：《回忆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页。

　　⑤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旬邑历史(第一卷)》，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页。

　　⑥王世泰：《陕甘边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

　　⑦王世泰：《陕甘边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310页。

　　⑧王世泰：《刘志丹与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红色故事编委会编著的《南梁红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