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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的耀县起义。袁鹏飞 绘

　　1933年7月21日拂晓，耀县古城枪声大作。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驻扎耀县县城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千余人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震撼西北，意义重大，推动了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开展。

　　王泰吉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入校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1927年，王泰吉率部发动了麟游起义，意图建立陕甘边游击根据地，但起义因国民党镇压而失败。1928年，王泰吉又参加刘志丹、唐澍领导的渭华起义，任西北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被国民党逮捕押解南京，受尽刑讯折磨，他坚贞不屈，“革命精神炼愈坚”^①。后经杨虎城力保而获释。杨虎城素闻王泰吉博学多才，骁勇善战，非常欣赏他。王泰吉出狱后，即留在杨虎城的十七师第二补充旅任副旅长兼参谋长，之后又调任新兵训练处长。新兵训练处改为骑兵团后，王泰吉继任骑兵团团长。王泰吉虽然已经同党失去联系，但是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信仰未曾丝毫动摇。

　　1932年秋，王泰吉的骑兵团由西安移驻三原县。翌年春，国民党调集四个团的兵力“围剿”陕甘边照金苏区，王泰吉任“剿共”总指挥，率部移驻耀县。受命“剿共”的王泰吉在行动上采取策军缓行、敷衍应付，始终与游击队保持一段距离，有时双方佯装不知，相安无事，使得这次“围剿”草草收场。王泰吉身在敌营，但以特殊方式保护根据地和红军的行动，使身为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习仲勋特别感动，深为敬佩。王泰吉虽然受到杨虎城的信任和重用，但也遭到一些反动军官的攻讦与排挤。特别是他那颗共产党人始终不改的初心，一有机会就想着把队伍带出来，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到耀县后，王泰吉通过同学兼挚友何寓础联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报告自己准备率部起义的打算。中共陕西省委和耀县党组织获悉王泰吉起义计划后，积极开展争取配合工作。中共陕西省委派余海丰同何寓础联系，于6月中旬到耀县骑兵团驻地秘密协商行动计划。6月下旬，在王泰吉侄子、骑兵团班长、中共地下党员王英的秘密接洽下，陕西省委领导杜衡、刘映胜，红四团团长黄子祥及张仲良等在耀县召开秘密会议，对配合起义行动进行研究和分工。会后，派刘映胜去王泰吉部队参与领导起义。起义中，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高岗来到耀县，住在耀县县城王泰吉部队政治部参与领导起义工作。

　　7月21日中午12时，王泰吉率领十七路军骑兵团全团官兵在耀县宣布起义，树起“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旗帜，将骑兵团改编为第三路义勇军，下辖五个大队（含特务大队），共计1200余人。王泰吉自任总司令兼第三路义勇军总指挥，刘映胜任政治部主任。王泰吉随即恢复了党组织关系。

　　起义之前，王泰吉集合全团起义官兵讲话，宣传抗日形势，揭露蒋介石集团投降卖国罪恶，号召全体起义将士忠实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任务，忠实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讲话一结束，起义部队立即收缴了驻耀县县城的国民党反动武装胡景铨民团、雷天一民团和县政府、公安局的枪支，收编了他们的部队，控制了县城，并张贴布告、标语，对外发表通电。中共耀县县委全力配合起义行动，组建起耀县游击队，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在起义部队配合下逮捕了城内几个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召开群众大会，镇压了几个反动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组织贫苦群众分了城里最大的地主雷、段两家的财产和粮食，释放了监狱的全部犯人。

　　由于王泰吉部队内部革命力量比较薄弱，为了加强党的力量，红二团南下失败最早返回来的部分干部被派到义勇军中去。为了巩固部队，配合行动，红四团也派去了一部分党员和骨干人员。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城内驻扎了七天。7月28日，王泰吉率起义部队离开耀县，经三原向淳化转移，沿途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给部队送来鸡蛋、瓜果等慰问品，大大鼓舞了部队的革命士气。7月30日，在三原县桥头镇辘轳把村，起义部队与奉命前来“追剿”的十七路军孙友仁特务团遭遇，双方展开激战。由于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龙韬阵前率部投降，起义部队损失惨重。当日黄昏时分，起义部队撤退到耀县小丘镇，敌追兵又至，义勇军又向照金方向转移。

　　得到起义部队受挫消息后，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照金根据地的领导人非常焦虑。之前在陈家坡遭民团伏击受枪伤的习仲勋忍着伤痛，亲自带领游击队紧急前往接应。当日傍晚时分，王泰吉带领部队来到绣房沟，习仲勋带领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远远地疾步迎上去，握着王泰吉的双手久久没有松开。习仲勋声音洪亮地说：“泰吉同志，欢迎你，党和同志们都欢迎你和抗日义勇军！”连日行军作战显得憔悴的王泰吉，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激动地说：“是啊，不容易，今天我总算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习仲勋接着说：“在目前这样的形勢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很大！”王泰吉回转过身子，指着正在休息的300余义勇军战士，充满内疚和自责地说：“你们看，这才带来这么一点人！”习仲勋深为王泰吉为党工作的赤诚所感动，宽慰他说：“兵不在多而在精。与起义时相比，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高了。想跑的跑了，坚决革命的都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以后就好大发展了。”^②

　　王泰吉遂转身对士兵说，弟兄们跟我到了这里，愿意干革命的留下，不愿意干的不强迫，我发给你们路费，但走时把枪留下。这样，一部分又回了家，最后剩下10余人。次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和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及张秀山、李妙斋等党政军领导在会上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王泰吉和全体起义官兵加入红军队伍。

　　王泰吉率部进入照金，为根据地带来100挺没有安装的手提式机枪和几门迫击炮，还有不少当时较为先进的轻重武器装备，有效提升了红军游击队的战斗力。

　　不久，因三原、耀县一带敌情严重，黄子祥所率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和张邦英、陈学鼎所率的耀县游击队先后到达照金。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几支革命武装队伍，坚持照金根据地的斗争。在红二团南下失败，陕甘边革命斗争遭受重大挫折的严峻形势下，三支革命武装力量会聚照金，迅速缓解了苏区的危急局面，成为保卫陕甘边苏区的坚强后盾。

　　耀县起义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一样，都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习仲勋后来说，耀县起义意义重大。当时，正是红二团南下失败，杜衡又在西安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王泰吉毅然率领骑兵团起义，“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贼的器张气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于后来加强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到了重大作用。”^③

　　习仲勋还认真地总结了耀县起义失败的原因：“就起义部队内部而言，缺乏坚强的党的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王泰吉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而又富有情感的人。他本人在一度脱党、部队中党的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与部属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基础上。他原想带出两三千人投奔革命，可是那些人在拿到了一笔钱，腰里装满了银元、元宝、大烟土后就跑了。这件事再次证明，革命，特别是在那生死相搏，条件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情操，是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只相信和依靠个人情感是维系不住的。”^④

　　事实也证明，留下来跟着王泰吉参加红军的义勇军战士，个个是英勇善战、顽强不屈的革命勇士。包括王泰吉本人，他们绝大多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33年10月，红四团、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在王泰吉、刘志丹率领下向南梁进军。部队到甘泉下寺湾时，遇井岳秀部一个营堵截。战斗中，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英雄场面：一个在耀县起义中随王泰吉参加红军的李姓战士，当敌人冲上来时，他端枪向敌人猛烈扫射。突然，一颗子弹打在他的小肚子上，肠子一下掉了出来，他双手把肠子往裤带上一别，又向敌人打了几枪，然后才倒了下去。像这样的英雄战士，实在少见，充分展示了红军战士威武不屈、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⑤。

完

　　①王泰吉：《狱中诗》，张桂山、吕律主编：《庆阳老区红色诗歌（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②《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

　　③习仲勋：《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人民日报》1984年3月3日。

　　④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回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页。

　　⑤黄罗斌：《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页。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红色故事编委会编著的《南梁红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