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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年 简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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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野

编者按: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马野,笔耕不辍,近期创作完成的3万余字的非虚构作品《童年简史》是其又一力作。全文分为“我是公社的小社员”“奔跑在广阔的田野上”“我们是被放养的”“背着书包上学堂”“居大不易”等五节,全视角呈现了一代人传统的农耕方式、传统的居住方式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谓浓缩了一个时代、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该作品不仅是作家的一部童年史,更是陇东黄土高原特定时期的乡村史、发展史。本期“北地风”节选第四节“背着书包上学堂”,以飨读者。

我们大队有7个生产队,分布在两条长咀上,山坡和山底都坐落着一些人家。咀,就是黄土山梁。一条长咀一所五年制小学。我们这条咀又有一个分叉,岔开两个生产队,我的小学在另一支叉上。与我们家隔沟相望,走起来有五六里地。

学校设在一处土庄子里。据说曾是一户人家,这家人不知什么原因绝户了,就成了学校。又据说,放学以后,经常可以听到“哐当哐当”的箩面声。不上学的时候,没人敢去这里。

庄子里有五孔窑洞,向阳三孔大窑,两孔做教室,一孔比较破烂,堆放杂物;朝东是两孔小窑,一间是老师办公室,一间是五年级教室。

在每个教室窑掌的土壁上,修出一块长方形,刷上墨汁,就是黑板。没有墨汁了,老师就让学生从家里带一些锅底灰,和上水刷一刷,这倒不难,谁家锅底都是黑的,锅底灰不缺。黑板擦也是学生轮流自制,或者是做好事的同学主动制作,剪一片家里的烂羊毛毡,用绳子或铁丝一扎。粉笔只能花钱买,没有粉笔的时候就用土块替代。满学校最光鲜亮丽的是一把小铜铃,放在老师办公室外的窗台上,初升的太阳一照,耀眼夺目。老师拿在手里一摇,以“仓啷啷、仓啷啷”、“叮当、叮当”的不同声音,发布上课、下课、放学的指令。

老师都是本大队社请的,初中毕业或肄业,与农民一样在本生产队记工分,还有几块钱的补贴。课程基本只有语文、算术两门,四年级加了一门《常识》,记住了风的分级,“六级举伞难”。学校就是算数和背书。算术就是计算,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那么多绕人的东西,非常单纯;语文就是背,就是写。我至今都记得一年级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开始“a,o,e”,还记得一篇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中国人民志气大,群策群力把桥架”,还有“在内蒙古草原上,有两个一心为公的小姐妹,大的叫龙梅,小的叫玉荣……”我们一个最年长、也最严厉的老师,抽烟很凶,一年四季咳嗽,一听到这个老师咳嗽着走出办公室,正在大闹天宫的教室,无论谁从哪里起个头,大家就跟着齐声朗读起来了。一学期只有一个本子,一根铅笔,家长削了铅笔以后要留一个记号,用的不能越过这个界限。写字和演算基本在地上,老师在院子划出一些条块,一人占据一方。随手捡一根树枝就是笔,如果能有一根电池的芯,划在地上,黑黑的,清清楚楚,那风光不亚于马良的神笔。家庭作业也是在地上完成。

学校的崖背,就是操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体育课叫军体课,上中学以后的军体课,投掷过手榴弹、标枪,还进行过实弹射击,小学就是走队列。操场有一个四分五裂、摇摇欲坠的木头篮球架,满学校有一只跑气的篮球,其他的体育器材没有见过。劳动就是最经常、最有效的锻炼。

音乐课就是唱歌,《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公社的小社员》都会唱,放学以后的路上,路队不散,歌声不断,至于唱的对不对、准不准,不好说。我至今不会唱歌。很多年前,被逼无奈唱过一次《我爱北京天安门》,完全赶不上趟。

因为没有那样的笔,没有那样的纸,也没有那样的老师,美术课从来没有过。我上中学以后,画三角形,总是画不出等腰、等边,画抛物线从来都不像抛物,像是鸡毛上天。就像我的拼音,至今分不清前后鼻音,也一直把“O”读作“欧”。

学校里没有火炉,冬天到来之前,老师带领学生下沟斫柴,堆放在那孔放杂物的窑里。特别冷的时候,抱一堆放在院子里点着,大家围着,烤了前胸烤后背,热的快,凉的更快。平常的时候,小孩子在崖根下,排成一排晒暖暖,跺着脚、嘴里还唱着歌谣:太阳太阳晒我来,我给你担水饮马来;马不喝,驴不喝,两个新媳妇偷着喝。大孩子则是挤暖暖,也在崖根下站成一排,用力地挤,被挤出去了就叫“挤鳖子儿”。手冻烂,脚冻烂,脸冻烂,耳朵冻烂,裂口流脓,每一个孩子都如此,上中学以后也是如此。

我们的小学学制五年,十岁半我上了初中。毕业的时候,全校四个老师和五年级九个学生,一起到县城的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是我人生第一张照片。

大地上的读物

我们家世代务农,整个家族也没有几个识字的人。奶奶去世早,爷爷带着只有十几岁的父亲给人拉长工,唯一的姑姑寄养在别人家,我们的阶级成分属于下中农。住在这个干旱黄土山岭上的,没有地主,一户富农也没有富到哪里去。我们家除过一套《毛泽东选集》和我上学以后的课本,再没有一本书。其他人家也大致如此。我偏偏对阅读有浓厚的兴趣,对文字有特殊的敏感。认识几个字以后,脑子里经常在琢磨着一些人的称呼、一些事物的名称应该怎么写。我们把外奶叫“为奶”,我就一直想为什么是“为奶”,“为”是什么意思,怎么写?直到几年后才搞明白。锅台上,锅与墙之间的空间应该是“锅巷”,我还没有“巷”这个概念,认识一个“项”,我们读作hang,又觉得意思对不上,纠结了好长时间。那时候没有电视,家家都有有线广播。每晚七点报时以后,一个高亢嘹亮的声音宣布: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新闻”两个字听得很清楚,意思也模糊知道,因为不懂普通话,关键是平常把纸叫作“子”,就把“报纸摘要”听成“帮时山要”,始终不解其意。上了初中以后,第一节课上的是历史,历史老师是女的,外地人,第一句话拖着长音:“这一节我们上历——史——,历史是——”下课以后,满院子都在学老师这句话。下一节上课的时候,老师说:我说的是普通话。我才第一次知道普通话,同学们谈论的时候一时还搞不明白到底是“普通话”还是“朴素话”。

虽然家里没有书,大地之上,到处都有可读之书。几乎每个路口都有语录碑,一面是毛主席画像,一面是毛主席语录。梯田的地埂,就像今天城乡街道不断变换的横幅,“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九八〇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家里的墙上贴着宣传画,糊着报纸。宣传画上有样板戏,人物形象至今烙印在脑海中,还有“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将近五十年后的今天,写起来也不用查资料。报纸上评论《水浒》、批林批孔、斗私批修、三要三不要,没事就趴在墙上看,瞎琢磨,尽管连《水浒》是什么、宋江是谁也不清楚,只知道宋江很坏。爷爷是生产队的养马人,生产队订的报纸邮递员就送到爷爷的饲养室,爷爷经常让我读报纸,能读出那么几句,爷爷的眼里就满是慈爱、满足和自豪。广播上几乎每天都在说齐奥塞斯库、卡斯特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他们熟悉得像老朋友似的。“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亚非拉,手拉手”、“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口号术语,让我深处偏远山村,也知道世界很大,麻烦事很多。街道上机关单位的大门两旁雕刻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商店门上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剧院舞台两边都有红色的对联: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也会排着队,打着红旗,参加大队和公社的集会,跟着呼喊口号,听领导讲话和群众发言。也曾有几次跟母亲要过几分钱,买过几本连环画,一本《杨根思》七分钱,七分钟就看完了,觉得不值。有一次买了一本四届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手掌大小,红色塑料皮,大概一毛钱,字很多,觉得很值。“届”字不认识,问了村里一个初中生,说是读“屈”,觉得讲不通,也找不到正确答案。小学的时候,好像不知道有字典这么好的书,上初中以后知道了,跟父亲要过多次都没有买,直到上了高中,姐夫给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从别人那里给我要了一本旧《成语小词典》,我把它们基本都背过了。

大地上的书都很革命,只有一次,我一个人在路上孤独地走着,发现电线杆上贴着一片黄色的纸,写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课文上学过《刘文学》,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觉得问题严重,可能是反动标语,或者是阶级敌人的联络暗号,急匆匆地回去给母亲说了,母亲说只是治疗小孩子晚上哭闹不睡觉的偏方。虽然仍然属于封建迷信,但失去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有点泄气。

现在的孩子牙牙学语就背会了“床前明月光”,我记不清自己什么时候知道这首诗的,但清楚地知道初中以前肯定没有听过唐诗宋词。即使上了初中,一周六个早自习,三个早自习必须学“毛选”,还要抄笔记。我自己把父亲带回来的《论十大关系》,读过好多遍,主要内容能够背过。上初中那年,打倒了“四人帮”,县委的巷子贴满了大字报,揭发谁谁是“四人帮”的代理人,谁谁是“四人帮”的爪牙,火药味很浓,我都要一一看完。我下午饭后,在学校报栏前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大块头文章,我基本都生吞活剥地看过。遇上重要的庆典活动,机关单位和学校各班级都要办墙报,贴在街道和学校房子的后墙和码头上,我是热心又忠实的读者。

从小喜欢文字,爱认字,尽管到现在认识的字也不算多,但对文字的敏感一直保留,电视上飞播的字幕,一眼就能看出错误,对于网络上习以为常的错别字、错用词,胡乱生造的字、词,尤其深恶痛绝。小时候形成的阅读饥饿,比生理的饥饿更加根深蒂固,只要是一片写着字的纸片,就要拿起来看一看;买一本书,无论多烂,都要坚持看完。大学毕业,用了五年的烂被褥全扔了,从有限的生活费中省出的钱,买的书,订的《诗刊》《散文》,装了几纸箱,带回来了。就像从不愿浪费一个馒头一样,不愿浪费一张纸,一本书。

我也曾经很文艺

我生长于革文化命的时代,我人生留下的第一个记忆是,炎热的夏天,母亲拖着我的手,走在县城的街道上,突然过来一辆蓝白的大轿车,有人从窗户向外抛洒花花绿绿的纸片,路上的人纷纷跳起来抢。那大概是1967、1968年,我两三岁,可能是哪个造反派队伍散发传单。虽然在革文化的命,农村的文化氛围却特别浓厚。生产队的大场里,有仓库,有饲养室,还有一间专门的文化室。也是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大人们下午收工以后,回家吃了饭,安顿好鸡呀狗呀的,烧好炕,都要集中到文化室,识字,唱歌,学文化。我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就是在这个文化室。大队经常举行各种会战,现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大喇叭里歌声高亢昂扬。一个生产队向另一个生产队挑战,要写红色的挑战书,要在大喇叭上慷慨宣读。我读书识字以后,宣读过挑战书,也代表学生多次发过言。

家乡是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红白喜事蒸的花馍馍,炕腰上、窗棂上贴的纸花花,端午时孩子们戴的绌绌,吹的唢呐,演的皮影戏,随口哼的曲子,包括祖辈居住的窑洞,现在都是世界级、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村里放羊的、喂牲口的,都会吼几句戏文,许多人会吹笛子、拉二胡。我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字,象棋会下,麻将会打,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别说队里的会计,据说包村的干部、下乡的知青都比不上。孩子的生活虽然贫穷,但并不贫乏。过罢年之后,门上的对联撕下来,握上剪刀左扭右转,不用停顿,就是一副风车图样,粘在秸秆做的架子上,在风中跑起来,呼啦啦地转。数九寒天,坐在崖头晒着太阳,在秸秆堆里找寻甜而多汁的甜秆秆。高粱秆末端光滑端直的那一截,如箭秆一样,我们就叫箭秆。把表皮破成细篾,用软的芯串成一副眼镜戴上,觉得趾高气扬。把箭秆的表皮破开一点,插进另一根箭秆,土口唾沫,来回拉动,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就是一把二胡。用一节芦苇,烫几个眼,吹起来就是竹笛。水窖的底需要用胶泥去钉,防止渗漏。大人们钉窖,我们把胶泥团成圆锥形,把中间掏空,打几个眼,晒干,吹起来“哇呜”“哇呜”响,名字就叫哇呜。后来读贾平凹的《废都》才知道,这是中国一种非常古老的乐器,名字叫“埙”。现在,陕西的旅游景点都有卖的。

大队里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参加公社和县上的会演。表演一些快板、对口词、三句半、小合唱、表演唱,主要是配合形势的政治宣传。表演唱《四个老汉学毛选》,是久演不衰的保留节目。四个男娃娃,头上扎白毛巾,粘上假胡须,一手拿烟锅,一手背到身后,弓着腰,边唱边摇晃着出来,滑稽又可爱。每次出场,都能引起一场爆笑。我除过参加表演,还一直担任着报幕员的角色:唐旗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现在开始演出,第一个节目……遇上大型的庆祝活动,要画上红脸蛋,拿着纸糊的花环,在街道走十字步,扭秧歌。街道虽然不长,但一趟扭下来,也常常两腿肿胀。

有一年,大队从县剧团请了一个演员担任导演,要给我们排演《沙家浜》的一场,给我分配的角色是沙四龙,第一句台词是:“妈——我回来了”,我怎么说都不能令导演满意,很令人沮丧。这场戏最终没有排成。我们经常在县城广场的舞台演出,还在剧院演出过一次,那是我“演艺”生涯最辉煌的一次。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在剧院举行全县会演,真是座无虚席。我表演的是相声《帽子工厂》。

上了中学以后,人才荟萃,我除过参加过朗诵、歌咏比赛之类的集体节目,基本就淡出舞台了。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师生中藏龙卧虎,排演的《长征组歌》气势恢宏,吹拉弹唱,样样俱全。每年的春季运动会,开幕前一天进行入场式预演,一位教化学的老师即兴介绍每一支入场的代表队,一口秦腔,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第二天开幕的时候,一位女语文老师正式登场,字正腔圆,庄重大气。两个高中女生晚上在宿舍打架,第二天课间的大喇叭上,还是那位化学老师,就以一首打油诗,给予批评和讽刺:海霞和海燕,打架为晚饭;一个揪帽辫,一个抠脸蛋……很长,流传了很久,我现在已经记不起很多了。

编辑:吴树权责任编辑:吴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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