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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兔三窟”真高明。袁鹏飞 绘

　　南梁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过程中，最富有独创性的战略思想，就是实行“狡兔三窟”的武装斗争模式，成功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有利态势，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武装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认真总结兵运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极端重要的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先后以甘肃正宁寺村塬、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影响和敌我力量悬殊，寺村塬、照金革命根据地相继陷落，红军处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难境地。

　　寺村塬和照金两次根据地创建工作受挫的教训，使陕甘党组织和红军开始认识到，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条件下，“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我们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①“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②

　　为此，刘志丹明确提出：“要到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根据地要建立几处，使革命武装有回旋的余地。”^③习仲勋认为：“‘梢林主义’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把苏区叫作‘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④

　　张策回忆说：“刘志丹是一个有胆有识的革命家，他早就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他曾多次提到，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就难免处于困境，甚至要遭受失败。而且他认为在革命力量暂时还很弱小的情况下，根据地只能建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⑤

　　1933年11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恢复红二十六军和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意见，决定把工作重点由照金转向南梁。明确提出狡兔三窟策略，决定在安定、南梁、照金依次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路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分别在陕北、陇东和关中开辟游击战略区，达到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战略目的。

　　提出在陕北、陇东、关中等多个区域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是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在认真分析陕甘边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审时度势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这个决策符合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的道路理论，不但可以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有利条件，实施战略协同，避免不足因素的影响，而且可以扩大游击战争的范围，打乱敌人的部署，增大敌人“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困难，促使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赢得战略先机，推动陕甘边区游击战争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1934年2月，陕甘军阀纠集重兵一万余人，兵分八路，向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当时，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仅500余人，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形势比较严峻。刘志丹、习仲勋分析认为，国民党军优势明显，但骄狂冒进，协同混乱，于是部署第二路(南梁中心区域)和第三路(关中区域)游击队、赤卫队在内线牵制打击国民党军，亲率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乘隙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转到外线作战。经大小30余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在中心区域，以南梁为中心，东起蔡家沟，西至五蛟堡，南到固城川，北抵吴旗镇，方圆200多平方公里内的国民党据点都先后被拔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1935年2月，国民党军采取“围剿”中央苏区时的堡垒主义方针，集中5万余的兵力对陕甘边(主要是南梁中心区)和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此时，陕甘边红二十六军、陕北红二十七军主力有3000余人，敌我力量对比仍然十分悬殊。刘志丹、习仲勋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地分析敌情，决定发挥陕北、陇东、关中三大游击战略区优势，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刚刚入陕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人地生疏，没有同红二十六军作战的经验，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乘胜打通陕北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红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于是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各战略区内的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五个月的反“围剿”斗争中，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红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迫击炮8门，先后解放了安定、延川、延长、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打通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联系，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北至长城，西到环江，南到淳耀，东临黄河，形成了南北1000余公里，东西500余公里，包括30余个县的广大的红色区域。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

　　陕甘边区第三次反“围剿”之初，刘志丹周密地分析敌情，认为打退西渡黄河不久、态势孤立、立足未稳的晋绥军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具有关键意义。1935年8月20日，刘志丹率部在绥德、吴堡地区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发起定仙墕战斗，歼敌一个整团和旅直属部队，打死打伤敌人200余人，生俘晋军1800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这次战斗，是“狡兔三窟”理论的成功实践，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大长了陕甘红军的军威，大挫了晋军的锐气。从此，晋军除留下部分部队龟缩在宋家川、石堆山等据点外，其余全部撤回了黄河东岸，消除了红军侧翼威胁，完全达成了红军主力出击东线的目的，同时为下一步在南线打击东北军创造了有利条件^⑥。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立的“狡兔三窟”多区域武装斗争模式，对于粉碎敌人多次大规模“围剿”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正是由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从而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之地。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毛泽东将这种以一个根据地为主，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模式推广到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实践中，并将这种模式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称之，形象地说明了多个根据地的相互依托、相互配合，敌我相互包围和反包围的态势^⑦。

　　历史证明，“狡兔三窟”战略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展。这种根据地创建的“陕甘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提供了来自陕甘地区的智慧和经验。毛泽东赞扬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⑧。

完

　　①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版，第6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229页。

　　③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④习仲勋：《历史的回顾(代序)》，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⑤张策：《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⑥黄罗斌：《忆定仙墕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1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⑧《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红色故事编委会编著的《南梁红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