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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起一把树木的果核，随手撒在一个犄角旮旯，用铁耙子划拉几下，果核的梦就生长了。暮春时节，雨水渐多，经几场雨的滋润，旮旯里便会探出几棵、十几棵嫩绿的小脑袋，在风里娇羞着。或怜惜一棵几近风干的幼苗，弯腰捡起，在叹息中找一方僻静处埋植，不抱希望的祈福最易被日子濡淡，忘记来得很快，偶尔的再相遇，竟发现一簇两簇……更多簇的新叶在叶托处睁了眼。不经意的播撒、栽植成就了一把种子或挽救了一个生命。

我家老宅的院子里除了两棵钻天杨外，还有一棵核桃树。每年阴历八月十五一过，我们这群孩子大清早一睁眼就期望有一个、两个脱了皮的核桃落在院子里，一旦捡到，就会视作尤物，想到核桃仁的油酥，涎水从舌头两侧沁出却强忍着咽下去，就是舍不得吃。这是儿时我们每个孩子最垂涎的食物。

尽管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春华秋实”，但树木在我们眼里已经很神圣了。我们得必须敬着树，又期盼着得到三个核桃两颗枣。

以后，每每撒了树木的果核或移栽了桃树杏树的幼苗，我们就期待着果核发芽或幼苗长大，就像刚过了年就又期着年来到一样，愿一旦种下，便会心心念念。大人们逢年必说的“年好过，月难过”，于我们而言便是塬上的风，是留不住记忆的，况且这样含义高深的话语，我们不理解。

过年，在我们这群孩子眼里就是穿新衣，踩新鞋，吃垂涎的核桃枣和糖。腊八一过，大人们就忙起来了。他们把平时衣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那点麦子从囤底搜扫出来，筛土拣石头，弄干净后醒点水，第二天天未明就拉到村里唯一的一台磨面机上排队磨面。这时候，孩子们都乐意做个跟屁虫，跟在大人身后张个口袋口或当小帮手。白白的面粉粘上额头、鼻尖、脸蛋，就成了一只只小花猫。年在大人们忙碌的脚步里走近，在孩子们的期盼中梦化成圆圆胖胖的白面馍馍。年在孩子们的眼里就是最实在、最具体的东西，因为够得着，他们才盼得真，盼得切。

磨面机忙，石碾子也忙，大人孩子也会眼巴巴地仰望石碾子。特别是一上腊月二十，村里唯一的石碾子天天都哼着曲儿丰盈着村庄的梦。月上柳梢了，昏黄的油灯把碾曲儿衬得更悠远，摇曳的烛苗把一老一少的影子印到窑壁上。天真的我们跟在大人们身旁也推起石碾子来，影子在窑壁上变高又变矮，变胖又变瘦，变大又变小，我们正看得出神时，大人们一声吆喝，我们一惊，影子就跟着一抖。

对联贴上门框，年味更正。村庄人敬先生，特别是年节上能讨得先生亲笔书写的一副喻义美好的对联，那脚底都生着风。我们这些贪玩的男孩此时会停止玩耍，十分乐意地跟着父亲夹一沓红纸去找先生写对联。再调皮的我们只要一到先生的屋里，靠近放于地上的方桌或放于炕上的炕桌，看到先生挥毫写字时便都屏息凝神，不敢造次，直到拿到自家的对联，一个转身，一溜烟似得跑出屋门，跑到塬上，洒下了一路的兴奋、一路的欢笑。

象仰望树一样，仰望石碾子，仰望先生，是过年时村庄里最隆重的事情。

不管日子顺意或煎熬，树总向高处长，长到窑顶的天窗，长过崖畔，将头探上大塬，迎着鸟雀惹着风，逐向天空。树引着我们这群孩子长，我们也长到大塬上，但年味是埋在树根里的，永远滋着我们的脚板。不管日子笃定还是飘摇，被搬到村口高台上的石碾子卧得执着，与身下的土地粘得更紧，把根扎得更深，风雨再狂，体肤依然故我，细小的毛孔里仍有米香幽幽沁处。石碾子安着村庄，守着年味，永远拴着我们的脚踝。不管日子富足还是饥馑，先生都是村里人养孩子的榜样，咬文识字，拨拉算盘，看事明理高人一筹成为村庄的秤星。即使就是到了现在，村里人仍然把识文断字的人还尊称为先生呢。

树被砍了，只要根在，旧根上仍可以长出新芽；石碾子退出了烟火日子，只要石碾子在，碾盘上仍会有米香氤氲；对联不写了，被印制品替代，先生失业，但先生的名还在村庄的风里。

日子的浓淡，年节最懂得。它该是烟火人间的永恒命题，题解就是日子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