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起一把树木的果核,随手撒在一个犄角旮旯,用铁耙子划拉几下,果核的梦就生长了。暮春时节,雨水渐多,经几场雨的滋润,旮旯里便会探出几棵、十几棵嫩绿的小脑袋,在风里娇羞着。或怜惜一棵几近风干的幼苗,弯腰捡起,在叹息中找一方僻静处埋植,不抱希望的祈福最易被日子濡淡,忘记来得很快,偶尔的再相遇,竟发现一簇两簇……更多簇的新叶在叶托处睁了眼。不经意的播撒、栽植成就了一把种子或挽救了一个生命。
我家老宅的院子里除了两棵钻天杨外,还有一棵核桃树。每年阴历八月十五一过,我们这群孩子大清早一睁眼就期望有一个、两个脱了皮的核桃落在院子里,一旦捡到,就会视作尤物,想到核桃仁的油酥,涎水从舌头两侧沁出却强忍着咽下去,就是舍不得吃。这是儿时我们每个孩子最垂涎的食物。
尽管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春华秋实”,但树木在我们眼里已经很神圣了。我们得必须敬着树,又期盼着得到三个核桃两颗枣。
以后,每每撒了树木的果核或移栽了桃树杏树的幼苗,我们就期待着果核发芽或幼苗长大,就像刚过了年就又期着年来到一样,愿一旦种下,便会心心念念。大人们逢年必说的“年好过,月难过”,于我们而言便是塬上的风,是留不住记忆的,况且这样含义高深的话语,我们不理解。
过年,在我们这群孩子眼里就是穿新衣,踩新鞋,吃垂涎的核桃枣和糖。腊八一过,大人们就忙起来了。他们把平时衣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那点麦子从囤底搜扫出来,筛土拣石头,弄干净后醒点水,第二天天未明就拉到村里唯一的一台磨面机上排队磨面。这时候,孩子们都乐意做个跟屁虫,跟在大人身后张个口袋口或当小帮手。白白的面粉粘上额头、鼻尖、脸蛋,就成了一只只小花猫。年在大人们忙碌的脚步里走近,在孩子们的期盼中梦化成圆圆胖胖的白面馍馍。年在孩子们的眼里就是最实在、最具体的东西,因为够得着,他们才盼得真,盼得切。
磨面机忙,石碾子也忙,大人孩子也会眼巴巴地仰望石碾子。特别是一上腊月二十,村里唯一的石碾子天天都哼着曲儿丰盈着村庄的梦。月上柳梢了,昏黄的油灯把碾曲儿衬得更悠远,摇曳的烛苗把一老一少的影子印到窑壁上。天真的我们跟在大人们身旁也推起石碾子来,影子在窑壁上变高又变矮,变胖又变瘦,变大又变小,我们正看得出神时,大人们一声吆喝,我们一惊,影子就跟着一抖。
对联贴上门框,年味更正。村庄人敬先生,特别是年节上能讨得先生亲笔书写的一副喻义美好的对联,那脚底都生着风。我们这些贪玩的男孩此时会停止玩耍,十分乐意地跟着父亲夹一沓红纸去找先生写对联。再调皮的我们只要一到先生的屋里,靠近放于地上的方桌或放于炕上的炕桌,看到先生挥毫写字时便都屏息凝神,不敢造次,直到拿到自家的对联,一个转身,一溜烟似得跑出屋门,跑到塬上,洒下了一路的兴奋、一路的欢笑。
象仰望树一样,仰望石碾子,仰望先生,是过年时村庄里最隆重的事情。
不管日子顺意或煎熬,树总向高处长,长到窑顶的天窗,长过崖畔,将头探上大塬,迎着鸟雀惹着风,逐向天空。树引着我们这群孩子长,我们也长到大塬上,但年味是埋在树根里的,永远滋着我们的脚板。不管日子笃定还是飘摇,被搬到村口高台上的石碾子卧得执着,与身下的土地粘得更紧,把根扎得更深,风雨再狂,体肤依然故我,细小的毛孔里仍有米香幽幽沁处。石碾子安着村庄,守着年味,永远拴着我们的脚踝。不管日子富足还是饥馑,先生都是村里人养孩子的榜样,咬文识字,拨拉算盘,看事明理高人一筹成为村庄的秤星。即使就是到了现在,村里人仍然把识文断字的人还尊称为先生呢。
树被砍了,只要根在,旧根上仍可以长出新芽;石碾子退出了烟火日子,只要石碾子在,碾盘上仍会有米香氤氲;对联不写了,被印制品替代,先生失业,但先生的名还在村庄的风里。
日子的浓淡,年节最懂得。它该是烟火人间的永恒命题,题解就是日子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