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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腊八就是年。

年就是这样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在喝过母亲做的腊八粥后，悄然潜进千家万家。

像被谁暗地里发了声号令，街道上的行人突然就多了起来，那些先前不曾露面的各类吃食，如同雨后春笋般见缝插针地分散在街道人群繁华处，市面上的商铺也及时应着节日的景，纷纷打着年底大促销的招牌，日日叫卖声不断，更有心急的店家，将大大小小的灯笼悬挂于店内，年的气氛越发浓了。

而我永不能忘记的，则是儿时的年，简单而又不失隆重的年。

从腊月二十三的大扫除开始，母亲就将过年要准备做的事情梳理好了。按她的说法，这天必须把家里家外彻底清扫干净，要把旧尘清除掉，这些旧土旧尘是穷土，只有清除到位，新年才会有好兆头。我们把家里的盆盆罐罐搬出来，然后洗洗刷刷。这一天，空气里到处充斥着灰尘的味道。

腊月二十六，父亲去集市上买年货，猪肉、大葱、包菜、粉条、菠菜、瓜子、水果糖、花生、对联等，被父亲用蛇皮袋子装回来，自行车还没放稳，我和妹妹便迫不及待将这些宝贝从袋子里抱出来。然后，顺手摸上几颗糖，溜到大门口，慢慢将糖纸取开，把糖含在嘴里，吸溜一下，抿一下嘴，甜味便顺着喉咙装进肚子里去了，稍一呼气，连空气都是甜滋滋的。

母亲从当天早晨就开始蒸馍头了，圆馍馍、花卷、素包子、肉包子、地软软包子等，就变着花样从她的手心里变出来。我最高兴是给母亲蒸的馒头点上小红点，说来奇怪，一点上小红点，馒头的模样就愈发俊俏了。那时的麦子是用石磨磨出来的，蒸出来的馒头和包子就格外香，母亲每蒸出一锅包子，一定会喊我们过来尝，说是尝，每锅包子，我们定会吃上三四个，一天下来，母亲能蒸六锅包子，我们就能吃十多个。

母亲永远是厨房里最忙碌的那一个，蒸完馒头她就开始做豆腐，炒臊子，煮红白萝卜丁，发燃面糕，蒸玉米面黄，做血条子面。每次她都要我们用煮过萝卜的水泡一下脚，她说这样脚不会生冻疮，我至今不明白这里面的窍门，但泡过脚之后，确实没有在冬天生过冻疮。

一进入腊月二十九，年的脚步更近，更匆忙了，父亲要在这一天赶最后一个年集，把没有来得及置办的年货再补办一下。母亲依然忙碌在她的灶台间，那里的活是永远忙不完的，柴火噼噼啪啪炸响，锅碗瓢盆的碰撞此起彼伏，大铁锅里的猪头肉香让年有了无法比拟的味道。

腊月三十，空气里处处弥漫着香色，年的到来，让一家人从头到脚都是新的，连眉梢里都荡漾着喜气。中午十二点，我们兄妹开始贴对联，对联是哥哥写的，其实大半个村子的对联也是他写的，贴对联的时候，他满眼都是掩饰不住的自豪。我们将大门、粮仓、厨房、灶台、牡口圈、窗户上都贴上了红红的祝福，粮仓要五谷丰登，牡口要六畜兴旺，家宅要平安幸福。

晚上，村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一阵接一阵地响着，像比赛似的，一声应和着一声，我和妹妹通常被吓得躺进被窝里，可又经不住好奇，隔着玻璃看一下正放炮仗的哥哥，又赶紧尖叫着把脑袋伸进被窝。

我家在村子的最东头，电线陈旧老化，一到晚上，电视根本就开不了机，即使开机，也是一片雪花。但我们的乐趣并不在于看春节联欢晚会，而是跟着家族拜年的队伍去串门，我们一家一家地拜，男孩子负责磕头，年长的男子陪着长辈们聊天，而我们呢，就只管收那些奶奶婶婶们递来的瓜子、水果糖、花生和核桃。一圈年拜下来，我们的上下衣兜就装满了各种吃食。

母亲说，年三十的晚上要守岁，千万不能睡觉，母亲年年说，我年年不到夜里十一点，就倒头入睡。似乎是刚迷了一眼的工夫，母亲的臊子面就做好了，我都被母亲派去给爷爷和七奶送饭，我敲门的时候，寡居的七奶还在睡觉，接过我递来的新年的第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七奶说，吃了我母亲做的面，她就把年过了，这样的事情一直延续了很多年，直到他们都去世。

如今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天天都是好日子，天天似在过年，可一到年关，人们还是拼了命地往各大超市里赶，各大商场也是人满为患，传统的年味形式上似乎淡了点，但人们对年的盼望却并没有减少。哪怕回家只待上一两天，叫上几声爸妈，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饺子，看一场春节联欢晚会，就满心欢喜了，这年也才算完整了。

年，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只要是一到年底，人们就开始张罗，然后精彩上演。年，虽无形，却是具体可感的，是永远也抹不去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