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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军

我把母亲接到小城来过年，母亲知道在我这里住的时间不长，但是走的时候，还是用两个大包，一个小包，把认为贵重的东西包好，带上来，这样她才觉得安心。

母亲不是第一次来我这里，但是每次来都好像是第一次的感觉。

母亲不喜欢住城里的房子，认为这是一个加固的笼子，里面缺少早早就该有的新鲜空气，似乎呼吸起来也得费些力气；没有老家那般宽阔的视野，目光总是被对面的高楼折回来，落在窗玻璃映出的自己的脸上；尤其嫌空间小，从卧室出来还没走几步就到了卫生间，就到了厨房和客厅，还不如老家的一间大瓦房，走起来感觉通透，自由。有时，她想把腿和胳膊伸一下，没想到就碰到了白色的墙壁上；她想打个喷嚏，声音都会一波三折地又回到她那儿；她想找个角落想点心事，也能被我们发现或者惊扰到。因此，母亲的一些想法和行动，被无形中的什么东西禁锢了，就像一对翅膀被紧紧收拢一样，没了方向，独自打着卷儿，失了光彩。

平时吃饭，我们就把饭菜摆在茶几上，边吃边看电视。母亲来了，我把平时不用的折叠饭桌，摆在客厅的过道处，四个人，一人坐一边。饭菜摆好后，母亲却总要把她坐着的凳子，往左挪挪，坐到方桌的一个尖角处。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让她坐过来，坐到方桌的正面处，方便抄菜。母亲说，坐这好。我坚持让她再挪过来时，她扭头问我儿子，是不是把你挡住看不成电视了。

母亲的饭量小，吃饭时，很少抄菜，或者只是夹着近处的一两个菜，似乎觉得把筷子稍稍伸远一点，就要被谁看不起一样。我总是把她没有碰的菜，挪到她碗边，才轻轻夹一两筷头。我说，妈，好好吃菜。母亲嘴里应承着，再夹一两筷子，却不能像我们吃饭时，随心所欲的样子。母亲习惯把碗端在手心里，眼睛盯着碗沿，自顾自地用筷子把面条挑起来，怕烫似的吹吹，再送进嘴里。母亲把食物送进嘴里后，抿住嘴悄悄咀嚼着，一点咀嚼食物的声音也听不到。我想让她把碗放在桌上，好好吃菜。母亲却怕低头吃饭时，鼻腔里的鼻涕不受控制，悄悄溜出来，而她要吸溜吸溜鼻子的声音，会惹我们烦。

母亲细腻的心思，让我很难过。

每次回到老家，我们就像度假一样，在熟悉的环境里，霸占着唯一温热的土炕，霸占着唯一明亮的电视机。有时，她把别人看望她拿来的好东西，一股脑摆在炕头上，我们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母亲则站在炕边，或者坐在低处的凳子上，给我们说些新鲜事。我们把母亲住的地方当成了自己温暖快乐的家，而母亲来到我家后，就好像到了亲戚家一样，处处小心，生怕做错了什么，生怕弄坏了什么。她似乎要把自己看成个外人，似乎要把自己放在卑微的位置上。许多时候，连我也走不进她的心思里去。

母亲喜欢听秦腔戏，她对电视机、收音机上什么时间哪个频道播放秦腔戏，都能记下来。村里放羊老汉，拉羊从老家门前来回经过时，他拿的“黑匣子”里，有母亲喜欢的秦腔戏的声音。母亲见了后，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黑匣子”。

那天天气好，想叫上母亲去逛街，出去晒晒太阳，看看街道上许多人办年货的热闹场景。母亲以腿疼为借口不愿去，我和妻子动员了几次，母亲勉强同意。走时，母亲弯下腰，在她带来的小包里搜出几张纸币。我不知道她准备买什么东西。母亲说，碰见合适的东西买一点。街道上行人稀疏，除了几处卖对联、卖冥币的摊子之外，其他什么也没看到，街道上没有我想象的那般热闹。母亲也没有对什么东西产生兴趣，她把几张纸币攥着出去再攥着回来。

第二天中午下班前，我给妻子打电话，问需不需要给家里带点什么东西，妻子电话里说，她和儿子在百货大楼上，准备给母亲买一个“黑匣子”。我就往她说的地方赶。远远看见妻子和儿子在百货大楼下等我。他们似乎已经买好了“黑匣子”。

回来路上，我儿子说了买“黑匣子”的缘由。昨天下午我的母亲在我叫她逛街时，忽然想起放羊老汉手里拿着的“黑匣子”，她原以为这东西在街道就能买到，结果，在小区周围转了一圈，也没有碰见这东西。我母亲问我儿子，哪里有“黑匣子”，给我买一个，钱不用你掏，用我的。我儿子给我妻子说，我妻子就领着儿子去大楼上，看看有没有这东西。

我儿子笑着拿出“黑匣子”给我看。其实这不是什么“黑匣子”，而是插卡式播放器，具有收音机和插卡播放两种功能。一张小小的卡上储存了一千多首秦腔牌子曲。我儿子试放了一下，声音清晰，音质好，试放的几十秒唱腔瞬间把我拉回到童年时代。

小时候，每年正月，大队要请剧团来唱大戏，长则七天到十天，短则三五天，父母每回去看戏会领着我。大人在看戏，我们小孩没有那耐心，早早溜出来到戏院里转悠。戏院里有卖麻花、油糕的，有卖花生、瓜子、麻子的，还有卖布匹、衣服的。我们不管什么布匹与衣服，我们嘴馋，只关心那些吃的。一群小伙伴，从这家摊子前走过去，又从那家摊子前溜过来，只为了麻花、油糕上冒出来的那一股清香味道，只为听听人家孩子把秤盘上一堆大瓜子装进口袋里的声音。羡慕归羡慕，家里穷，父母亲不愿意让我们把钱糟蹋掉。也有小伙伴能从父母处要来一两毛钱，买来一半两瓜子，在我们面前炫耀。时间长了，我也向父母讨要，结果是不但要不来一分钱，有时还能讨来一顿打。等到上学后，为了一块橡皮或喜欢的本子，总得缠着父母亲要好几天，十天半个月后母亲给一个鸡蛋，我拿到供销社，换来一毛几分钱。那时，不管什么东西，都得从大人那里要。

现在，母亲老了，想要一个“黑匣子”，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生活似乎掉了个个，我成了当年身强力壮的母亲，母亲成了当年只知道缠着要东西的我。

见到播放器，母亲很高心。我儿子把播放器打开，一个男声高亢的唱腔合着板胡悠扬的旋律，马上冲出来。声音有点大，母亲赶紧说关小点关小点。我儿子给她说了怎么开关，又示范了一下。母亲把播放器拿在手里，小心地试了试，又怕自己记不住，要我儿子手把手再教她一次。

这个时候的母亲，就像我小时候缠着她要来一两毛钱那样，快乐从心底升起来，微笑似乎溢满全身，在脸庞上荡漾。不知是因为房子热，还是什么原因，母亲的脸上红红的，惯常见不到的笑容从她深深的皱纹里爬出来，给我的房子染上了一抹暖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