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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反复“围剿”，习仲勋深入基层，关心群众，时刻把人民的冷暖挂在心头，始终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一面，成为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在陕甘边人民心中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

习仲勋对群众的感情至深至厚，随时随地都有故事。1930年，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陕西国民党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后改为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开展兵运活动，并任该营党委书记。该营驻防凤县期间，陕西军阀顾鼎新率部由关中调汉中抵御川军北犯，路过凤县，所到之处，打骂群众、敲诈勒索、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农民惊恐不安，到处躲藏。习仲勋等闻讯后，连夜书写和张贴“打倒奸淫掳掠的顾司令”等许多标语。顾鼎新看见这些标语后，为了保全面子，不惹是非，随即下令不准士兵在此地胡闹，并派清查队日夜纠查，凤县群众得以免遭一场大灾难。当时，凤县有一个靠卖菜为生的李老汉，在街市上卖莴笋，恶霸地主龙文明依仗权势，抢夺李老汉的莴笋不给钱，李老汉前去索要欠款，龙文明蛮不讲理，逼迫李老汉缴纳十块大洋税款。李老汉万般无奈，痛不欲生。习仲勋知道此事后，对李老汉说：“不要给他钱，有我承担。”第二天，龙文明派家丁来收税，并要抓走李老汉。习仲勋挺身而出，以军人身份阻止了恶霸的不法行径，打击了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坚定维护群众利益，彰显党的形象。

习仲勋始终与群众以心交心，赢得了群众的真心维护和信任。1933年11月，大病初愈的习仲勋来到南梁，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中，“他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1934年2月25日，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新的边区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不满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被根据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回忆说：“习主席就是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我们虽没见过面，但听老百姓们说他是一个‘娃娃主席’。到边区政府所在地荔园堡以后，习仲勋马上来看我们，我一看心里想：‘这可不就是个娃娃。’那时他只有20岁，还一脸稚气。”习仲勋回忆说：“1933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年的红军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了起来。”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1934年11月7日，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工作重心由军事斗争转为地方建政和发展经济。他主持颁行土地、财经、粮食、军事等十大政策，将严惩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头等大事，履行南梁政府职能，配合刘志丹军事反“围剿”，全面建设保卫陕甘边区，促进了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走出了一条具有陕甘边区特色的革命根据地创建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到达陕甘根据地后，非常赞赏南梁政府面向群众开展的工作，他说:“我们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

在长期革命生涯里，习仲勋一直视人民为父母，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甘愿把屁股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因而赢得了群众的真心爱戴。

习仲勋的档案中存有一份1942年秋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对其所做的鉴定：“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

“他过去领导群众斗争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1933年3月至10月间，习仲勋先后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身负创建照金苏区的重任。其间，习仲勋多次身负重伤，当地群众郑老四夫妇、陈秀贞、于得海等救助了他。

1933年5月底的一天，习仲勋、黄子文带领政治保卫队到薛家寨东南十多里外的北梁开会，并顺便在附近征收驮运粮草。部队行进到陈家坡附近时，突然遭到敌人重兵伏击。习仲勋果断决定，让黄子文带队伍迅速撤离现场。自己带着一个班的战士留下负责掩护，阻击敌人。在激烈的战斗中，习仲勋身受重伤，被国民党地方民团抓住。后在同情革命的民团小头目周致祥帮助下乘机逃脱。习仲勋脱险后，因流血过多难以正常行走，只好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支撑着身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艰难地爬行。傍晚时分，习仲勋挣扎着来到柳林村贫苦农民郑老四家中，受到郑老四夫妇的精心照顾，他们用土方为其治病，千方百计为他改善饮食。但是，由于受伤严重，血流不止，伤口溃烂并发烧。习仲勋回忆说：“这天晚上，他(郑老四)就把我送到了南边四五里的一个地方。由于一路上我两手捂着流血的伤口，在河里喝了些冷水，近十天时间大便不下来，头比碌碡还大，那时多亏年轻，要不就没命了。”

一次，村民于得海帮助受伤的习仲勋转移到老牛村，途中遇到民团盘查，于得海告诉团丁这个人是自己雇的小工，团丁认为习仲勋手上连茧子都没有，不像做庄稼的。于得海说这是自己雇的放羊娃，是拿鞭子的手，怎么会有老茧，团丁们无话可说，只得放行。此后，于得海又在敌人搜捕松懈时送习仲勋去薛家寨继续养伤。后来，于得海还曾给习仲勋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特务队带过路，做了许多有益于红军的工作。受习仲勋影响，于得海的弟弟于得水也经常为红军带路、送信，后被国民党民团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于得海几经思想斗争，写信给习仲勋，希望组织能给弟弟一个公正的结论。

1961年10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给于得海回信：

得海老兄:

你的来信和你弟被害材料都收到，已转交旬邑县人民委员会查处，俟有结果时，再函奉告，请勿远念。

顺祝健康!

弟:习仲勋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於北京

时任国家领导人的习仲勋与于得海并没有血缘关系，却以兄弟相称。这封简单复信反映出来的是不同寻常的革命友谊，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习仲勋与人民群众如鱼似水般的感情。

此外，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中习仲勋还多次写信问候，请曾经救助掩护照料过他的干妈陈秀贞去北京居住。他在信中说：“您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如今年事已高，该享享清福，做儿的也该尽尽孝道了。”1958年10月，陈秀贞在儿子王治洲陪护下，去北京住了三个月。习仲勋和家人轮流陪陈秀贞母子看戏、看电影、游览风景名胜区，尽了一个干儿子的孝道。1960年10月，陈秀贞病逝，习仲勋发来唁电，表示深切哀悼。

习仲勋还委托夫人齐心代表他回到延安、绥德、照金、南梁、正宁、马栏等地，慰问老区干部群众。2000年6月，齐心专程到照金北梁小学、南梁列宁小学看望师生，随后以习仲勋、齐心名义为两所学校各捐资15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习仲勋还亲笔给南梁列宁小学新落成的教学楼题写楼名。

1999年10月1日，习仲勋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时饱含深情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最大底气。习仲勋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毛泽东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红色故事编委会编著的《南梁红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