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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许多人许多事，都是清清淡淡的，例如我爹，例如一锅豆腐。

爹没上过学，就连自己的名字都是用线条拼起来的。但这并不影响他算日子。其实，冬月天日短夜长，用不着算，一起身天就擦黑了。冬天的泉塘村，土房子、砖房子都僵硬着，刺骨的风穿过树梢，踩过屋顶，没事找事。泉塘村看似死水一潭，其实很多事都在风里抖开了。

天黑下来的时候，爹算准了老贵麻子要来。蜷缩在火塘边的老黄狗兀地起身吠了一声，老贵哆嗦着身子就进了屋。他一边往灶膛里捅柴火，一边对爹说：

“你家豆子泡好了吗？”

“子丑寅卯辰巳……六个时辰，应该好了。”

“大后天就是小年，明天去周古湾吧？”

周古湾在隔壁的周古湾村，村里有家做豆腐的。腊月年关将近，这家人就开门做豆腐生意。平时，泉塘村的风里只传本村杂碎的事，这当口，泉塘村的风里多了周古湾的豆腐味。

我和爹是在一个大清早去周古湾的。我不明白去周古湾这二三里地，为啥要赶那么早，我把身子从温暖的被窝拔出来的时候极不情愿。爹担着锡水桶，桶里的豆子泡得圆鼓鼓的。我挑着一担干稻草，跟在身后，踉踉跄跄。一路上，我呼出一口一口的白雾，路边冻了霜的枯草在脚下吱嘎作响，冰冷的霜风刮得耳垂撕裂般的疼。肩膀被不规则的木棍卡进肉里的时候，爹说，到地方了。

做豆腐的人家殷实。红砖青瓦，两层楼，比我家那流转了几代的土坯房阔绰得多。迈进堂屋，里面灰蒙蒙黑压压，熏烟和雾气混作一团。来这做豆腐的人多，有泉塘村的，也有外村的，他们似乎都认识，一个个弓着身子，咧着僵硬的笑。

爹叫我在堂屋里排队，他和老贵去隔壁屋磨豆子。我在生产队见过磨豆子，似乎并不累。两个中年男子握着手推磨盘的把手，同时用劲，逆时针一起推，其中一人顺手舀半勺黄豆往磨眼里倒。磨盘沙沙转动，两扇石磨间便漏下乳白的豆浆。一个男人兴奋起来，嘴里唱道：“推呀石磨，磨呀豆浆，做出来的豆腐水泱泱。”其他男人唱和起来，声音干燥得有些像灶膛里的柴火。

堂屋正面墙下是一方高大的柴火灶，灶膛里的松针叶燃起猩红的大火，一个头发蓬乱的妇女不停地在灶膛里翻扒。灶上，一口大铁锅腾腾地冒着热气，从房顶上吊下来一个十字木架，一个白色纱布袋捆在架子的四角。做豆腐的师傅是一个高瘦的男人，他手抓十字架两角，一高一低地摇着荡着，纱布袋子下白色的浆液便汩汩流入锅中。

烧火的妇女一边不停地往灶膛里塞松针，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师傅从锅里舀起白色的泡沫往外倒。当她正夹着一大把松针要往灶里送的时候，那师傅大吼一声：“停火！”他一瓢一瓢地把锅里的豆浆舀进一口大瓦缸里，这叫舀浆；然后端起一碗石膏水，一边往缸里滴，一边用竹制的漏勺均匀地搅动。末了，他点燃一支烟，往人群里望了望，仍然一脸的严肃。

来做豆腐的人都在等时间，瓦缸里的豆浆也在等时间。几分钟后，原本还哗哗响动的豆浆凝结成水嫩嫩的豆腐花，躺在微黄的水里冒着热气。过了一会儿，师傅将豆腐花舀到早已准备好的托盆上，用早先铺在托盆底的纱布将豆腐花包好，盖上木板，压上一块大青石，沥干后就成了水豆腐。

轮到我的时候，我腿都酸得有些不听使唤了。我学着那妇女的样子，大把大把地往灶膛里塞干稻草。可灶膛里只出烟，不起火，呛得满屋子的人直擦眼泪，隐约还有人嘀咕了几句骂声。爹从一旁跑来说，娃，看着。他把灶膛里的稻草抽出来，一撂一撂打成宽松的结，扔进去就是一团旺火。那火映在爹满脸胡茬的脸上，爹顿时显得威武起来。

爹担起豆腐出门的时候，我闹哄哄的耳朵里突然清净了许多。一抬头，远处的泉塘村淹没在淡淡的暮色里，与村后深黑的大山融为一体，模糊了自己的样子。偶有人家微弱的灯火透起来，闪闪烁烁的，像一只俏皮的眼。

我默默地跟在爹的身后，在细碎的砂石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脑子里一直在纠结松针叶和干稻草在灶膛里到底有何区别。爹趿拉着一双旧解放鞋，鞋帮早已磨平，干巴巴的噼啪声打出均匀的节拍，在这个年关的夜里显得很脆，很尖，像炸油豆腐般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