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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戈

前汉时，庆阳涌现出一批壮怀激烈、抗击匈奴、屡建战功而封侯拜相的赳赳武枭，如公孙昆邪、公孙贺、公孙敖、李息、傅介子、甘延寿、王围、喻仟等等。这应了《甘肃省志》：“汉武拓境开边，北地良家子军功尝最” 及民谣“关东出相，关西出将” 之言。在这其中，若以道德、武功、胆识、成果、功勋、封爵诸方面论评，甘延寿应为翘楚。

甘延寿，字君况，出身于名门，武功盖世，功勋卓著。他是今庆城县人。若从现有地名看，应出生在距县城西川四十多里地的甘沟门、甘沟店一带。

笔者现将他的德行及武功作以简要述评。

一、武功盖世

延寿自小练有绝世武功，不仅善于骑射，而且还有过人之技。《汉书·甘延寿传》说他：一是力大无穷。他投掷石块或拔举重物，无人能超过，军士与其徒手相搏，无人能胜出；二是练有轻功。他可以踰越羽林军驻地的楼台、阁亭，就是说有飞檐走壁之能。作为一名军士，能练有这两种技能，可谓凤毛麟角。因此，招得上司、甚至皇帝的垂爱，先提拔他为御林军的郎官，后出任辽东太守，成为一方守疆大吏，很不简单。他的上升，完全靠的是他无与伦比的武功；也说明他并非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夫，而胸有韬略，文武双全，具有一定管理地方的行政才能。

二、具有真正军人的素质

延寿年轻时就被选拔到羽林军，大部分时间在军队中生活，养就了军人的令行禁止的严格纪律性。当他的副手陈汤建议：动用西域的屯军，先发制人，进攻匈奴时，他非常赞同陈汤的意见，但不愿独断妄行，擅自行动，主张上奏朝廷同意后方能实施。他这样做，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人素质。自古以来，军人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如果一个军队没有铁的纪律，这个军队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丝毫战斗力。他更考虑到自己所统领的汉军身处险境、孤悬于外，如果开了坏头，就会使军队分崩离析，在西域站不住脚，这是大事。他要从自身做起，为军队作出严守纪律的典范，方能统领好军队，实施守卫国家的使命。虽然他未将陈汤的意见马上实施，但并未拒绝陈汤的建议，而且考虑上奏朝廷在取得同意后，再不失时机地实施。到后来箭上弦、不得不出兵时，他还上疏自劾了擅自出兵之罪。作为统帅，他的这种做法无可指责。

三、有大局观念

正当他准备将攻灭匈奴的计划上奏朝廷时，突然病倒。他正在养病时，陈汤假托君命，发布诏书，将军队调集了起来，候他发布进击匈奴的命令。陈汤的这种行为古称为“矫制”，犯的是杀头之罪。延寿是汉元帝任命的西域都护骑尉，相当于现在的司令官，陈汤仅为副校尉，是他的副手。陈汤虽然可以借用朝廷的名义调集军队，但无权发布进军命令，军队不听他的，而听都护的命令，还需要延寿出面行使职权，才能进发。此时延寿心里明白，陈汤已犯“矫制”之罪，又给自己出了个难题：要出兵并无圣旨，不出兵，军士已调集，怎么办？另外，他患病未愈，能否受得征战的艰辛，也未可知，并未在考虑之列。在这种情况下，延寿肯定作了认真的思考与权衡。向朝廷奏报取得同意固然重要，但军队已调集起来，鼓起了士气，造成了一定威势，他深知士气可鼓而不可泄、威势可立而不可散，而且此时攻灭匈奴是个极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的大局意识占了上风，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大军一动陈汤犯的“矫制”之罪理所当然由他来承担，不顾究孤军深入会遇许多不测之因素的干扰，更未考虑万一兵败作为统帅会首当其冲遭受诛灭九族之惨烈后祸，毅然决然下令出击。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想，这个决定的作出，是多么的沉重艰难。

四、勇建百世千载的功勋

在他的指挥下，面对汉王朝的百年宿敌——匈奴，不调取国内一兵一卒，不费国内一粮一草，团结与调用西域诸小国的一部分兵力，在副手副校尉陈汤参谋下，兵分六路，义无反顾，进击匈奴。他与陈汤各率三路，分头进入康居国内，围攻匈奴郅支单于居住的都城赤谷城（又称三重城、郅支城）。当康居国万名军队援助匈奴时，汉军在城下背腹受敌。他鼓舞士气，镇定指挥，与士卒并肩同战。经过血战，战胜匈奴与康居国的联军，斩杀了郅支单于，俘虏了单于夫人、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人，生擒番目百四十五人，收降胡兵千余人，取得彻底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巨大，出乎人们的所料，不但雪了原西域都护、后任为卫司马的谷吉和以江乃始为首的汉朝廷百人使团被杀的耻辱，而且威震天下，弘扬了汉王朝的威严。西域各国纷纷表示臣服，连匈奴呼韩单于也愿累世称臣。这是立了百世千载之功。

甘延寿同副手陈汤向汉元帝上奏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混，同也）。昔有唐虞，今有疆（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犯罪）大夏之西，以为疆汉不能臣（臣服）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悬）头槖街蛮夷邸间（汉长安城内有橐街，多住外族人），明（表明）犯疆汉者，虽远必诛！”（摘自《前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1986年12月第一版643页）

此句威震千古的硬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流传至今，变成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回想一代天骄——汉武帝集毕生之力，指挥百名将官，包括庆阳籍的战将如公孙贺、公孙敖、李息等，征战匈奴，仅打了个平手，而且使国内财空民困，怨声载道。名贯千古的名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只起到驱赶匈奴于大漠之北的作用，丝毫未伤匈奴的元气。更不用说汉将李广利，损失了五万军人的生命，耗费亿万钱的资费，经过四年的辛劳，仅仅获得三十匹骏马。虽然斩了宛王母鼓之头，但他远不如郅支单于名号重要，大宛国疆域也大不过康居国。他所获成果远抵不上花费的资财，要论罪是很大的，但汉孝武皇帝不说他的罪而重赏了他。俗言：没有河川不显高山的竣伟。同样，没有以上的对比，就不显出延寿的功勋至高至大。

兰州大学历史专家刘光华先生称这次战斗为“郅支之战”。他认为郅支之战的胜利对汉朝来说意义重大。简要地说，其意义有三点：首先，基本消灭了对抗汉朝的匈奴郅支部的势力。匈奴在后期共分为两支，一曰呼韩单于部，势力相对弱小；一曰郅支单于部，势力较强。两支匈奴部水火不相容，争斗不已。郅支单于因强势原占有单于庭，后为避免与呼韩单于部争斗，放弃了单于庭，向西移居，多次打败乌孙国，又乘胜攻打坚昆、呼揭、丁零等小邦，在西域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他们自恃强盛，飞扬跋扈，不仅欺压西域诸国，而且继续与汉朝廷为敌，为乱西域。公然“囚辱汉使”，杀害了谷吉，又将此事暴扬于西域，严重地损害了汉朝的权威。 郅支之战中甘延寿、陈汤“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消灭了郅支部的匈奴势力，可谓在异域为国立威，为民立功。其次，消除了匈奴对葱岭以西国家的威胁，提高了汉朝在这一地区的威望与地位。西域是一个地理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在葱岭以东，主要指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地区，当时分布有三十六个国家。张骞通使西域，主要是这里，仅为初步的联系与了解。汉武帝征讨匈奴的战争，在正面战场上取得胜利后，从元封三年（前108年）开始，又在西域同匈奴进行了长达五十年的缠斗，互有消长。在后期，汉朝廷设西域都护府，以管理西域的事务，但鞭长不及葱岭以西地区。汉武帝在晚年曾派兵攻打过葱岭以西的大宛，“捐五万之师，穈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汉书·陈汤传》）可以说此战是场劳师靡费、得不偿失之战，仅仅威慑了三十六国,对于葱岭以西各国的影响甚微。只有汉元帝竟宁元年的郅支之战，影响力巨大，威震葱岭东西广大地区，开启了葱岭以西诸国诚心“尊汉”的历史。第三，安定了匈奴，基本和解了汉匈关系。郅支单于部被灭，呼韩单于“且喜且惧”。（《汉书·匈奴传》）喜者，以郅支既被诛而己无后患也，且余部尽归呼韩单于，匈奴达到一统。“惧者，以汉威强，惧复得罪而灭亡如郅支也。”（学者胡三省语）呼韩单于自知其众力不敌汉朝廷，“愿入朝见”。他见到汉元帝，请求“愿婿汉氏以自亲”；“愿罢边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见前）汉元帝“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汉书·匈奴传》）这就是王昭君出塞和亲、远嫁匈奴单于的故事。从此汉匈和解，进入一个和平发展时期。（见刘光华《关于西汉郅支城之战》）

郅支之战的意义非凡，然而遗憾的是，史书上将这一功勋主要记在陈汤的名下，而且将延寿指挥的这场攻灭匈奴的战争过程写在了陈汤的传记里，显然不公。诚然，主意是陈汤出的，军队是陈汤以“矫诏”调集的，但没有延寿的胸怀若谷、善纳建言的品德，没有延寿的大局意识，没有延寿勇于承担擅自兴兵罪责的无私，没有延寿果断地颁发命令，军队不可能出发，出发后无主将甘延寿的统一指挥，不可能战胜敌军。在这场战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司令官延寿，而非参谋陈汤。

五、指挥艺术高超

匈奴人久经征战，异常强悍。虽然经过多年的战争消毫，人员与战斗力有所削弱，但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又有康居国的相助，如虎添翼，万不可小觑、掉以轻心。当汉军抵达郅支城后，受到匈奴军队的顽强抵抗。在战斗胶着不分胜负时，康居国王率大军前来为匈奴助威，将围攻的汉军团团围住。前有匈奴军队以城顽抗，后又康居国军队的围攻，在一般情况下，汉军必败无疑。在这种背腹受敌的极险情况下，延寿命令汉营坚守不出，用强弓硬箭射杀，用长枪大戟猛刺，任他康居兵多次冲突，均被击退。这说明汉军素质高，团结一心，坚持战斗，没有平时的严格训练，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也说明延寿在军中的威望，有他这个主心骨在，将士不溃不散，愿团结在他周围，出死力抗敌。他又出奇兵，绕到康居兵之后，待天色将明，康居兵疲倦之时，突然汉营中鼓钲大作，军士杀出，背后也火光四起，烟焰中拥出汉兵无数，前后夹攻，康居兵死伤无数，只有少部分抱头鼠窜而去。延寿如此指挥，将战斗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延寿的镇定自若与巧妙指挥，非一般庸帅懦将可比，也是未经征战的书生陈汤难以做到的。

六、虚怀若谷，善于团结

陈汤是他的副手，是位文人，足智多谋，才能非凡，但不守规矩。对于这样的属下，延寿重用他，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当陈汤以他之名调集军队，在军中这是大忌，但为了战胜匈奴，他并未计较。主意是陈汤出的，但追究“擅自兴兵”之责，延寿是第一人，其次才是陈汤。而延寿甘于冒被第一追责的危险，与陈汤共同兴兵，可见他的胸怀。他在驻守西域时，西域许多小国能出兵追随汉军进攻匈奴，一方面是汉朝廷在西域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二方面是匈奴在西域的霸道行径失去人心，还有一个是延寿平时善于结交西域各国，建立了主帅的威信，到关键时能调来兵而有甘心听其指挥。当延寿率领的三路汉军行军到康居国境内，他约束部众，对平民秋毫无犯，赢得了民心。他还召来与康居国王有隙的康居贵人屠墨，为他讲明利害福祸，并令陈汤与屠墨歃血为盟，管理好部众，不得与汉军为敌。他的这些措施，为战胜匈奴奠定了政治基础。有人或说，战场上，作战的策略都是陈汤的谋略，将这场战斗的胜利归自于陈汤，笔者不能苟同。笔者认为：再好的建议，还得最高统帅采纳。在战场上，命令只能出自于主帅一人之口。毫无疑问，这场战斗，其指挥权属于立于现场的司令官甘延寿，而不是陈汤。陈汤不过是参谋，他的话不通过延寿之口，将士未必执行，正如大军出征时，无延寿亲发命令，大军就会原步不动。这就是说，延寿能虚心听取陈汤的意见并付之于实践，充分显示了延寿的将帅品质和胸怀，其首功只能归于甘延寿的指挥实践。

七、廉洁奉公，一毫不染

在取得了攻灭匈奴的战争胜利后，缴获的物资堆积如山。延寿下令，将金帛与牲畜拿出一部分遍赐从军将士和随征的西域诸国兵士，赢得全体欢呼。又将剩余部分收归于公用，他一毫不取。这正是他品行端正、威望高的原因。相反，陈汤却私取了财物，被人告发。在返回途中，朝廷重臣石显、匡衡建议朝廷查办。本来，陈汤品质就不怎么好，有些做法有违世俗。《汉书·陈汤传》说：“少好书，博达善文。家贫，乞贷无节，不为州里所称。”他被张勃举荐，迁侍中，然“父死不奔丧，司隶奏其无循行，下狱论。”后复荐为郎，“数求出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西域。从这些履历中，看出陈汤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经“数求出使外国”，才到了西域，相助延寿。当然更未见他有征战的经历，很难有战场指挥的才能。史书还说他“素贪”，在郅支城“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如此将两人相比，谁优谁劣，何用言说！

综合以上评述，甘延寿在西汉时是位少有的、独当一面的优秀将领，更是庆阳的骄傲。他在对匈奴战争中，仅靠汉朝廷在西域的屯军，团结诸小国的军事力量，却能攻破匈奴的临时都城，斩杀郅支单于，立下千载百世之功，其功绩应首属于延寿，其次才是陈汤；从品德和军事综合素质来看，延寿要高于陈汤；再从朝廷追责方面，也是延寿是首位；从赏功方面看，延寿被封为义成侯，而赐陈汤为关内侯，“封”高于“赐”，自然延寿是首功。

汉制：列侯是汉朝廷对异姓有功之臣的最高封爵，为第二十级，有封国（邑），可享用封国内的税赋。而关内侯低于列侯，为爵位的十九级，自此以下包括关内侯在内都为赐爵，有其号，无封国，食户另外赐赏，但不会多。义成侯属于列侯，其封国名为义成侯国，在今安徽省怀远县境内。据《汉书·功臣表》载：西汉竟宁元年（前33年）四月戊辰，元帝封出任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因在讨伐郅支单于时，斩获匈奴王以下1500人的功劳为义成侯于此。《资治通鉴注》卷第二十九：“戊辰，封延寿为义成侯【地理志，沛郡有义成侯国】，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大清一统志》第十五部分：义成侯国“在怀远县东北。汉竟宁元年封甘延寿为义成侯，国属沛郡，后汉改属九江郡，晋属淮南郡东。”这说明，汉朝廷视甘延寿为功臣，封爵最高，有封国，而陈汤次之，爵位是赐赏而非实封，是荣誉爵位。但后人在记述中（主要是文人所为），主次颠倒，本末倒置，又失公允。作为古庆阳的后裔，应据历史事实，认真考究，给以拨乱反正，恰当的辨别，达到还本来面目，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