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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文字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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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疾病,酒功尽废,然酒肉江湖仍在,每每置身其中,只有默默啜茶,静静吃菜,闲闲地听酒客们豪言壮语、甜言蜜语,一直到胡言乱语,终于无言无语。狂欢之后的寂寥像夜色一样悄然升起,弥漫了心境,荒芜了归路。大凡人间欢场,莫不如此,过程的热烈映衬得结果更为寂寥孤独。时间久了,开始回避甚至拒绝这样的场合,日子过得愈发寡淡。

曹阿瞒请刘玄德青梅煮酒,面座对酌,纵论天下英雄。一个玄机暗藏,隐隐杀气,呼之欲出;一个装聋卖傻,滴水不漏,王顾左右而言他。幸亏老天帮忙,雷霆震怒,帮着孱弱的刘玄德掩饰了惊慌,藏住了峥嵘。然到底辜负了一段好时光,冲淡了一瓮好酒浆,大煞风景。

和政治角逐、刀光剑影相对照的,还有那么一群嗜酒如命、佯狂如风的文人,沉浮于文字和酒浆之中,长歌当哭,演绎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抒发着“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的胸中块垒,堪称一道亮丽的风景。透过墨韵酒香,那些天涯羁旅、风雨鸡鸣,官场蹭蹬、载酒江湖,似乎成了锻造大诗人、孕育大诗篇的必要环境。可以想象,远离了庙堂上的勾心斗角和纷纷争争,厕身天地之间,潇洒林泉之下,凄冷的肉身需要酒浆的温暖,荒寒的心境更需要文字的慰勉,把两样加起来酝酿炮制发酵,便成就了一碗破除愁牢的琼浆玉液、一味疗救孤闷的药饵。酒的如火燃烧,让沉重的肉身暂时脱略,灵魂得以放逐;文字的如花绽放,却帮人完成了情感的救赎和思想的升华。文人嗜酒如命,大略都是这样的心迹。唯有太白居士最是潇洒不羁,醉卧长安酒肆,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晋书·毕卓传》里说毕卓:“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螫,拍浮酒船中,便了一生足矣!”则活脱脱一副饕餮客的形象。

现代人浮躁得很,但有文字佐酒,唇齿流回间,也能说出“回忆若能下酒,往事便是一场宿醉”这样的绵绵情话。林清玄“坐拥青山,剪几缕清风,掬几片月光,温上一壶酒,尔后,在文字里不醉不休”。扑面清风里,荡漾着悠悠酒香;缱绻月光下,摇曳着万千风姿,颇有古风。更有人把酒临风,吟出“把你的影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这样情致沈婉的好句子来,教人鼻子酸酸地,不忍细品。

文字与酒结缘,固然相得益彰,最能醉人。这世间却还有一类人,不凭借酒精的诱因,依然能妙语迭出,片言解颐,教人不饮自醉。

黄梅留美毕业回国,去看望钱钟书和杨绛先生,钱先生笑着对他说:“这下好了,你痘也出了,可以安心读书了。”黄梅没有读过钱先生《围成》里的那个著名的句子“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因而少了绝妙的应答和会心的微笑。所谓拈花微笑,迷人的正是那一刹那的心领神会。这样的睿人妙语,在钱钟书先生那里自是信手捻来,不期而至。

一九七九年,钱钟书与费孝通先生同行访美,钱先生每天写详细日记,预备归来时给杨绛先生看。费先生不明就里,主动送邮票让钱先生寄信。钱先生想想好笑,借用《围城》中赵辛楣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盖因费先生一生单相思于杨绛也。老一辈学人就这么可爱,做人和做学问一样好,不佩服不信。

当代楹联大家王翼奇先生原名萧佛寿,字羽之,祖籍福建南安,才华横溢,出口成章,且妙语迭出。说有一人惧内,俗称“气管炎”,却包了二奶。谁知这人惧内成性,连二奶也怕。人问怕二奶该怎样称呼,翼奇先生说:“支气管炎。”有人捧一盆“文竹”问作何对,先生不假思索,说“武松”,人问“祖冲之”,他对“孙行者”。端的是舌华灿灿,虽三嚼依然回味悠长。

这样的妙文字,最宜作为酒后茶余的一道甜品,嚼出一团活泼泼的喜悦,不仅照亮醉步阑珊的归路,而且温暖荒村独卧的梦境。

中国人向来不缺乏幽默天性。有人说,所谓幽默的最佳效果,就是把两种天壤差别的东西放在一起类比,强烈的反差,增益幽默的效果。冯小刚的电影,给了人们这样不期而遇的快乐。说穿了,人们对文字的欣赏,怦然心动者,无非是情感的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本无雅俗之分,只有高下之别。若面目狰狞,语言无味,虽浩浩典籍、煌煌讲章,依然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虽俚俗巷议,民间语词,往往让人捧腹一笑、击节叫好。

“翻书蓬窗遮老眼,沽酒野店浇残年。想见新春花欲然,君应醉倒春风前。”日子像流水一样淡淡流走,只有文字默默给我们心灵以慰藉;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却忘了为什么出发。能与清淡岁月相守终老,能与曼妙文字缠绵厮磨,就是人间难得清福,当浮一大白,且慢慢消受了。


编辑:刘家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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